建立集中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适合我国国情和国力_社会保障体系论文

建立集中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适合我国国情和国力_社会保障体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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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参照西方国家的成例,无视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潮流,仓促提出和推行建立中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下简称“统一社保”)。他们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曰有助于国企改革,转移和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包袱;二曰可以保障社会稳定,有助于减轻经济体制转型期的阵痛;三曰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为统一社保是发达国家的标志。我的观察相反:其经济动机是短期的,战略目标是错误的,财政上是无法持续的,在国际竞争中是自损国际竞争力的短视措施。

我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统一社保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行。在区域发展高度不平衡、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建立统一社保,非但无助于国企改革,还会拖垮整个财政体系。第二,将严重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外资将流向没有社保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从而削弱而非加强社会稳定。第三,违背当前“小政府、大市场”的世界改革潮流,在体制上重演西方和东欧一些国家福利社会形式的错误。我以为,中国完全可以依据现有的实际经验,走出比西方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道路。

一、统一社保会严重削弱我国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某些行政部门同意建立统一社保的主要动机,源于对国有企业改革困难的错误诊断。他们旨在用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办法,转移和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包袱,而不是将着力点放在从根本上提高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上。这种做法在短期内似乎可以从新兴民营企业筹集来的资金填补国企社保的欠账和缺口,从长远看则将导致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从而使我国丧失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前苏联和东欧搞全民保健,是计划经济难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本困难所在。西欧的社会保障远比美国“完善”,造成西欧的失业率远比美国高,国际竞争力也比美国弱。中国之所以成为国际资本和劳动力密集产业的转移地,并成功维持了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成本低,社会负担轻。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是没有劳保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中国农业人口比例高,其养老和医疗卫生均为家庭和个人负担,为迅速成长中的各类个体、民营和三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后备军。中国农村和集体企业因为没有社会保障,所以鼓励青壮劳力勇于流动,以追求更高报酬和发展机会,而不会像一些高福利的西方国家,工人们宁愿放弃就业转型可能带来的发展机会、依靠社会保障过缺乏挑战的生活。如果建立和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投资的国外许多劳动力密集产业会立即向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转移。以前的国企尚且养不起局部的社保,进一步扩大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则纯粹是自取衰败之道。

二、福利制度是西方国家家庭瓦解、产业外移的制度根源

企图仿效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无视当今西方社会改革的痛苦教训。北美、西欧“福利国家”的种种富贵病,包括本地工人的怠惰化、日益依靠外地劳工和非法移民、家庭和社区的瓦解、人口增长率降到非持续增长的危机水平以下、产业外移、大政府的低效率和财政负担,根子上都和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社会养老的发端,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使得家庭养老制度开始瓦解。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社会保障体制的性质不同,但其建立和发展都和战争动员体制而非经济竞争机制的需要有关。1889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体制,实际上,俾斯麦走的是军国主义道路,他为了统一德国,打败法国,保证兵源,才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苏联社会保障体制的推广,更是内战和外战的需要。社会保障体系虽在过去半个世纪维持了一些国家内部的稳定,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包袱。冷战的结束加剧了全球的经济竞争。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立即发现他们的国际竞争力输给亚洲四小龙和后起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负担太沉重,增加了劳工成本是一个主要原因。实施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地位。为了提高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以减税为号召,在推行小政府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同时,大力削减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力度、减轻政府和企业的负担。美国像IBM这样的高科技大企业,不仅逐步取消终身雇佣制,而且大力推行合同工制度,意在减少企业的福利负担,让合同工自行购买商业保险,以提高员工的流动性和企业的竞争力。

应当指出,统一社保并不必然能维持社会稳定。北美、西欧实行统一社保的后遗症是:寻找社会保障的贫民从农村向大城市沉淀,中产阶级外逃,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中形成贫民窟和犯罪集团,导致早期核心经济区的衰落。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家庭是基本的社会保障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把养老的负担移交给国家,造成家庭和社区瓦解,多数儿童成长于单亲家庭,从而使青少年产生严重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中年人税负过重,妇女不愿生育,人口出生率下降过度,劳动力严重不足;产业界不得不依靠非法移民,原有居民和新移民的矛盾不断升级;产业外移导致失业压力,客观上导致排外和新纳粹主义的兴起。中国由于地区差距大而没有统一社保,故流入城市的是有竞争力的青壮年劳力。如实行统一社保,会发生贫困地区大量居民移民到沿海发达地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将出现类似纽约的贫民窟,同时边境无人还会造成国防安全问题。中国本来的人口分布就向沿海倾斜,实行统一社保将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其实,抛开上述问题不管,直接去讨论如何建立统一社保时,也会发现中国根本承载不起统一社保。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建立起统一社保制度。美国这样的富国,尚有几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障。中国目前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仅占GDP的15%左右,凡是实行统一社保制度的发达国家,政府税收均达GDP的30%-50%以上,中国如何付得起?另外,新建统一社保体制漏洞多,还将会产生新一轮的腐败,这些现象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促进社会稳定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有效办法

那么,没有其他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办法了吗?回答是肯定的。

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的基础,目前农村的集体土地承担着农民生存的社会保障功能。经济发展需要时,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不景气时,农民回乡种地,不至于当无业流民。

城市居民拥有生存必须的最低财产是城市社会保障的基础。美国在大萧条后鼓励城市居民拥有私人住房。老人向外来学生和劳工出租部分住房成为养老的重要方法。中国国企的低工资政策使工人依靠福利分房,有使用权而无产权,住房的管理和使用效率都很低。对已经退休和下岗的职工,与其用扩大社保的办法长期供养,不如将国企(包括破产国企)的住房抵偿劳保欠债。中国可以仿效美国,对职工居住的第一所住房的购买,实行低利息、低税收的激励机制,将住房变为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工获得住房产权后将投资维修住房,以期房价升值。失业或老病的职工在经济困难时便可以将部分房间出租,以此替代社会保障。

对于丧失劳力的贫病人口,由国家提供最低水平的社会救济和社区提供的社会关怀在中国是行之有效的。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新形势下如能用减税等方法鼓励民间非盈利的慈善事业,提供生存水平的社会救济是不难保持的。

关键的公务事业部门,例如政府官员、警察、法官和公立学校的教师等,可执行中央或地方财政支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这些部门实行规模有限的社会保障,其好处是可以低薪养廉。美国的公务部门一般都比民营部门的待遇低,公务员之所以选择社会保障好的政府机关,是因为“做官稳定但不能发财”,工作稳定的代价是较低的工资。违反道德操守又不属法律制裁范围者,将面临取消年资苦劳换得的退休金待遇,这构成对受贿者的有效威慑。目前国内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在于没有约束官员的有效方式。

至于养老保险,在家庭互助的基础上,也可仿效国外通例,对退休后才动用的养老投资储蓄基金实行减税或延迟付税的鼓励办法,并规定工资中的强迫储蓄比例。自主选择的投资基金的市场竞争和政府统一管理的垄断基金相比,其好处一是投资效率高;二可避免腐败滥权;三能化解地区间平调引起的矛盾恶化,经济增长较快企业或地区可以用较好的福利留住人才,经济衰落的企业或地区可以用削减福利负担的办法加强竞争力。这都比统一社保有利于调动地区的积极性,给企业自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空间。

总而言之,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试验,即使对东欧和西方国家而言,都没有成功的经验。目前还看不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有实行统一社保的可行性。从长期的发展战略而言,中国应当发扬传统文化,尊重家庭互助,重视子女教育,敬重照顾老人,建立以家庭的储蓄养老保障为主,民营的医疗保险为辅,社区的社会救济保底,廉价高效灵活多样的社会保障系统,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城乡人口的有序对流将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降低劳工成本,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化进程,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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