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人道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人道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人道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此，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以马克思历史观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表明，马克思在其历史观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即在其“费尔巴哈派”阶段上，存在着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因素，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占有过主导地位，而在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人道主义的因素成为“弃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的自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
一、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两种不同理解，即人道主义的理解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各有其实际的根据。前者主要以马克思1843～1844年的著作为根据，尤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根据，后者则以马克思历史观的历史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著作为根据，就其创立时期来说，主要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为依据。这样两种不同的寻找根据的做法，实际表现了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在确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性质时，是把马克思看作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是历史地来看待马克思，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不同质的阶段？是以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曾经存在但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否定了的思想为根据，还是以马克思公开与他的先驱者的思想决裂以后所表述、并且一旦确立就成为马克思以后一贯的指导思想的那种思想为根据？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人们通常把他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在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时所提出的方法论对我们是有启示的。他在《狱中笔记》中，专门谈到了“方法问题”，他说：“如果人们希望研究一种从来不曾被它的创始人所系统阐明过的世界观的诞生，那就要做好某些预备性的详细的语文文献学的工作。而且要以极端严谨的精确性、科学上的诚实和智力上的忠诚，没有任何成见、先验的论断或党的偏见地去作这一工作。首先必须重现这位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进程，以识别哪些因素成为稳定的和‘永久的’，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成为思想家自己的思想，同他早先所研究过的和对他起过激励作用的‘材料’有所不同并高于这些材料的因素。只有这些因素才是发展过程的主要方面。可以按照长度不同的时期来作出这种选择，这要由内部因素而不是外部证据来确定（虽然对外部证据也可以加以利用），并造成一系列的‘弃牌’，就是说，抛弃掉这位思想家在某些时期可能曾表示某种同情，甚至一度接受过它们并利用它们来进行他的批评工作（的思想），以及历史的和科学的局部的学说和理论。”（注：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9～70页。）
我以为，葛兰西提出的这种研究方法是正确的，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研究必须遵循客观性原则，尊重作者的实际思想。研究必须有发展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在研究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时，要善于区别矛盾的因素，善于区分哪些因素成为发展中的“弃牌”，哪些因素成为以后成熟的指导的思想。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应当采用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要区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首先要区分马克思处于别的思想家影响下的发展时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时期。当然，还可以对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作出不同阶段的区分。在作出这种划分后，就可以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行比较，区分出马克思受别的思想家影响的思想和马克思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以及成为马克思以后的作为他自觉指导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性质作出恰当的断定。
二、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
马克思并不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马克思并不就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是在其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据这个认识，可以把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分成两个大的时期，即前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和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前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准备时期，在这个发展时期的某些阶段上，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但总的说来，马克思的思想还处在先前时代或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重大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独立形成。
问题在于，前马克思主义时期和马克思主义发展时期的分界线在何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正式诞生于何时。具体地说，1843～1844年间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何种发展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期，还是前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说马克思的思想在1843～1844年间已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那么人们当然有某种理由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人道主义的。只要我们去读一读马克思这个时期的著作，我们就会感受到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如果这时马克思还处在前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还处于马克思主义的“胚胎”发展时期，那么我们就不能立即下断语，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是需要分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自何处，向何处发展，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弃牌”还是稳定的和持久的思想。
由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历史观主要表现在1843～1844年，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理解的人也主要以马克思这个阶段的著作为依据，所以，确定马克思这一阶段世界观发展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
传统的马哲史观点都肯定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一个黑格尔主义的阶段，但否认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人们认为，马克思经过费尔巴哈的影响转向唯物主义，但不是转向旧唯物主义，而是转向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持有此种观点的人把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形象地比喻为“催化剂”的作用。这一观点客观上成为“人道主义理解”的理论根据：既然此时马克思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此时的人道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认为，在前马克思主义时期，马克思不仅有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阶段（此前还有一个理想主义阶段），同时也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青年黑格尔主义阶段是1837年到1842年，接下来的1843年到1844年则是“费尔巴哈派”阶段。
如何确定马克思1843～1844年间世界观发展的性质呢？按一般做法，是根据他的实际思想。但这种做法有一个前提，即人们对这些思想属何种性质的思想的看法并没有分歧。因此，按照实际的思想观点来确定这一时期马克思世界观性质的做法对我们现在是不适用的。不能根据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来确定马克思处在“费尔巴哈派”阶段，然后根据这个发展阶段的性质来确定人道主义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样做就陷入了循环论证。因此，我们必须以别的根据来确证马克思这一阶段的世界观性质。
下面这一点是公认的：马克思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因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是崇拜还是批判——便可以成为衡量马克思思想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如果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还是崇拜的、迷信的，那么，这只能表明马克思这时的思想还处于费尔巴哈的强烈影响之下，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如果马克思开始自觉把自己和费尔巴哈区别开来，开始批判费尔巴哈，这就表明，马克思已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了。
在1843～1844年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是崇拜的、迷信的。
马克思是在1843年初转向费尔巴哈而批判黑格尔主义的。在刚转向费尔巴哈的时候，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曾对费尔巴哈思想有所保留、批评，他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页。）这表明，马克思在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或完全的费尔巴哈主义者。除上述的保留和批评以外，在以后的两年中，从我目前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来看，马克思再没有批评过费尔巴哈，而是对费尔巴哈进行了热烈的颂扬，表明了他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迷信的态度。
毫无疑问，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书信和文章已经表明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但对费尔巴哈进行直接的热烈的颂扬，则主要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给费尔巴哈的书信中。
在《手稿》中，马克思这样赞颂费尔巴哈：“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的唯一著作。”（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5页。）“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给费尔巴哈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对费尔巴哈的崇敬之意。马克思写道：“我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的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很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9～450页。）
在1844年下半年写作、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在费尔巴哈的一切天才发现之后，绝对的批判还竟敢用新的形式来为我们恢复一切陈腐的废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只有费尔巴哈者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1867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承认在写作《神圣家族》的时候，他们对费尔巴哈还是迷信的，他说：“在这里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滑稽的印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页。）
由此我们有理由说，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还处在费尔巴哈思想的重大影响之下，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对这一阶段上马克思的思想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哪些是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哪些是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
三、1843～1844年间马克思历史观上的两重因素
现在我们来具体地看看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派阶段”上的历史观。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历史观上存在着双重的、矛盾的因素，一方面是人道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
这一阶段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历史观主要表现在：
（一）明确地把自己的学说叫作人道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自己的学说叫作“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或“自然主义”，他认为这三者是同一的，他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名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为了与以前的无神论的“理论的人道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把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叫作“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马克思还认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谈到他们写作此书的目的时说：“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二）对人的本质的自然主义的非历史的抽象的理解。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都以对人的本质的自然主义的非历史的抽象理解为前提。马克思跟着费尔巴哈使用“类本质”、“类生活”这些术语。这个“类本质”就是“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重复了费尔巴哈的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中，第一个“人”就是任何个人作为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对“类本质”、“类生活”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把“自由自觉的劳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类生活”。马克思此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之所以是“自然主义”的理解，是因为“类本质”是人固有的，自然地应当具有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之所以是“非历史的抽象的”，是因为这种理解不是从人的具体的历史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把“类本质”看作是人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上应当具有的本质，并从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这种自然主义的非历史的理解特别表现于他当时的异化观上。
（三）对异化的人道主义理解。马克思从1843年转向费尔巴哈时起，就重视异化问题。在1843～1844年间，他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异化的，他把异化理解为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分离。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不是人，不仅工人不是人，资本家也不是人，他们同是异化了的人，是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的人。人为什么会使自己异化呢？异化不是根源于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条件、根源于私有制，而是“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即异化是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是人的发展中存在与本质关系必然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使然。同样，异化的克服也不是根源于人的现实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私有制的废除，而是根源于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关系的必然的“否定之否定”，是异化的自我扬弃。
（四）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和对共产主义合理性与必然性的人道主义理解。在这个发展阶段上，马克思对异化不仅作人道主义的理解，而且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即对异化持简单的批判否定的态度：异化是不合理的，是应当否定的。以前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合理和必然灭亡，是因为这种社会是不符合人性的社会。共产主义之所以合理和必然实现，是因为这种社会是符合人性的社会，是实现了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的社会；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关系经过否定阶段（即异化阶段）必然会再次自我否定，达到否定之否定阶段，共产主义即是这个否定之否定阶段。
以上是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
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已经萌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如：家庭、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历史出发来解释迷信”的思想（《论犹太人问题》），人是社会存在物的思想（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到《神圣家族》），“生产方式”概念的初步提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的思想（《神圣家族》），物质利益原则（“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神圣家族》）的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神圣家族》），等等。
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和人道主义思想是两种对立的历史观因素。但在那个发展阶段上，这种因素的矛盾、对立，是马克思没有自觉意识到的。从他当时对费尔巴哈的态度来看，他把这些东西或者看作是费尔巴哈的思想（确实，在费尔巴哈那里，也有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或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原则的进一步的发展。一旦他意识到这两种意识的矛盾、对立时，他就立即把人道主义思想作为历史观中的“弃牌”加以否定，原来处在不自觉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迅速发展、上升为马克思的自觉的历史观。这一飞跃是在1845年初迁居布鲁塞尔后发生的。
四、超越人道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1845年初，马克思被逐出巴黎，迁居布鲁塞尔。在这里，他重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发现自己的思想已与费尔巴哈的思想相对立，就开始批判费尔巴哈。春天，他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时在和恩格斯会面时，他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包括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的这个清算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9月至1846年夏）中实现的；1847年底至1848年初，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其中再次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思想。以上是马克思清算费尔巴哈思想的主要过程，此后，他就很少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在这个清算费尔巴哈的过程中，马克思最终地超越了人道主义，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概括表述。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他先前曾有过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是对立的两种历史观。
第一，马克思自觉地区分了两种历史观，即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把自己的观点叫作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把人道主义历史观看作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叫作“新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有一个副标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自己的历史观时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是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观中去，形成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名称，但从上述情况来看，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在1844年，马克思认为“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那么，到了1845年，马克思就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
1845年以后，马克思不再把自己的学说叫作人道主义，他把人道主义的历史观看作是一种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在谈到从“类本质”出发来解释历史的人道主义观念时指出：“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一切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77页。）
第二，马克思批判了对人的本质的自然主义的非历史的抽象理解，主张从劳动实践、从具体的人的社会关系来理解人的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撇开历史进程”，“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孤立的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劳动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并且人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人就是怎么样的，他们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5页。）“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第三，马克思不再以人道主义的观点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异化问题。首先，马克思不再把异化理解为是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分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存在不可能与自己的本质相分离，因此马克思把“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人道主义观念称作是“荒谬的判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5页。），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的思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7页。）马克思把异化理解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其次，在异化和私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不再把异化看作是私有制的根源，而是把私有制（强迫性的分工）看作是异化的根源；不是从异化来说明私有制和分工，而是从私有制、分工来说明异化。再次，马克思不再对异化采取简单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是肯定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推动作用。最后，马克思不再把共产主义阶段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是人的异化的自我克服、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而是看作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马克思不再从人道主义的观点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资本主义，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不再从“人性”的观点对资本主义采取简单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是肯定其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宣告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其根据不是人性：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不符合人性才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也并不是因为符合人性才必然胜利。“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生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以上四个方面表明，马克思在1845年已经从整体上超越了人道主义，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超越当然也是一种扬弃。马克思克服的是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的性质。对于人道主义中所包含的某些积极因素，如反对神性尊重人性，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类命运的关注，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给予继承的。但不能因为马克思也关心人，就把马克思主义叫作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解释历史的理论，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实际上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这是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
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理解并推进我们今天的现实的运动。从人道主义出发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现实，就会或者对现实持简单批判否定的态度，或者对现实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把现实看作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理解状态。这两种态度都是非历史的态度，是应当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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