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江文化区的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区论文,长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无疑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虽然，它们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形式、作用和历史发展进程，但却不是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们既相互冲撞、相互对抗，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两支平行发展的、并驾齐驱的文化系统。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的文化联系，在血缘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统一体，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并给周围的海外文化以深远的影响。
长江文化是一种以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优势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长江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和集聚。从其生存空间来说，除传统所谓的长江流域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七省一市外，还应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这不仅因为这些地区是长江水系的干流或支流流经区，而且在文化体系上也同出一辙，同属中国南方文化的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江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既然，我们说长江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那么，我们依据什么来划分长江文化区呢？
所谓文化区，就是指有着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又称文化地理区。在同一个文化区中，其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作为文化特质的区域分类，文化区与行政区不属于同一个概念。行政区是一个行政管理区域单位，而文化区则是不同文化特质的空间载体。前者是人为划分的，而后者则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运用行政区划的概念来代替文化区划，否则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有一些行政区划由于是按照一定的地理环境划分的，加之历朝行政区划的延续性，久而久之也就具有文化区的性质，如四川省的巴蜀文化就是典型代表。但许多行政区划在古代与文化区截然有别，如江苏省虽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但在文化上却以长江为界，有苏南、苏北之别，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区。而苏南地区与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同，在文化上也如出一型，因此在事实上应认为一个区域。又如安徽省也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但在文化上却可根据淮河、长江水系，将其划分为淮北、江淮之间和江南三个部分。淮北地处黄河流域，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而江南的徽州地区由于接近太湖流域，则应归入吴越文化的体系，为江南文化之一支——徽州文化。江淮地区则带有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过渡的性质，但更多地具有长江文化的因素。
同时，文化区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长江文化的发展、扩散和融合，一些旧的文化区衰落或消失了，一些新的文化区却出现了。如在近代，四川文化区、江西文化区等处于衰落或消失之时，上海和岭南文化区却迅速崛起。另外，文化区的文化特质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地淘汰旧的因素，进行更新改造，自我组织，自我完善，形成和造就与传统文化区域性质和面貌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区域。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区的分类和特征的时候，既要考虑传统的文化区域特征，又要认真研究和分析新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变化①。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在长江文化这个大整体中，可以根据流域内局部的和地区的多样性将其划分为相当数量的亚文化区（或称次文化区）：
一、巴蜀文化区
巴蜀文化区又称四川文化区，位处我国西南，地跨青藏高原东缘及四川盆地，与陕西、甘肃、青海、西藏、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区接壤。是一个气候温和多雨的地区，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自古以来便有“天府之国”之誉称。但四川“其地四塞，山川重阻”②，以致大诗人李白在所作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发出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概叹。这种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其文化特征上的开放性，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自然也对巴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种独特而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具有特别稳定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当地文化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发展也有非常不利的地方，由于它地居内陆盆地之中，使该地区的文化很难与周围文化交流，容易形成一种“盆地型文化”，容纳虽多，外射却少；保守意识容易生根，开放意识难以生长；创业精神强烈，外拓意识薄弱；文而不华，柔而不弱；具体而微，绌于宏观；善于筹措现实，不善规划未来；因历史传统的羁绊而生渴求新奇感与怀疑拒斥心；深沉有余而自省不足”③。这种现象和困难，是需要四川人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开放的姿态进行艰苦的努力奋斗，加以克服和扬弃。
从巴蜀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巴蜀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中的主体文化，在长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根据考古资料，四川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说明巴蜀文化是一支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独立发展的区域文化。而从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早期蜀文化遗存的发掘和研究来看，殷商时期的巴蜀文化已与中原地区不相上下了。到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度，青铜冶炼、蚕丝纺织、造船及漆器等手工业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秦汉时期，四川地区的经济已经非常发达，成为统一全国的重要基地。而秦迁民巴蜀及西汉统治者蜀地政治、文化措施的加强，对巴蜀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西汉文翁守蜀立学，更使“蜀学比于齐鲁”④。在词赋、黄老、律历、灾祥等巴蜀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象落下闳、司马相如、扬雄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到隋唐五代时期，巴蜀文化的发展再次形成高潮。在绘画、文学、书法、音乐、舞蹈、科技等方面都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或流派。两宋时期，巴蜀文化继续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与当时号称文化极盛的江南地区不分上下，互为伯仲。但自宋以后，巴蜀文化便迅速衰落，至近代几乎湮没无闻，令人深思。为此，早在元代，袁桷便感叹道“蜀由秦帝入中原，至于宋凡一千五百余年，文物大盛，绝不知有兵革，一旦扫削殆尽，迄今百余年，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⑤
二、滇文化区
滇文化区，又称云南文化区，位于我国南部边疆，西部、南部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越南三国交界；东部、北部，邻广西、贵州、四川、西藏等省区。地形地貌错综复杂，气候属亚热带—热带高原型湿润季风气候，各地差异很大。是我国居住民族最多的一省。据统计，全部或部份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有二十五个民族。
滇文化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东方人”和元谋猿人的发现，表明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云南地区就有原始人群活动。而近年来该地区一大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出土，则有力地推翻了云南地区在史前时期是“茫荒异域”的传统偏见。而这一时期生活在洱海区域“稻作民族”，还创造了非常发达的、丰富多彩的稻作文明，以至国外的“照叶树林文化论”者认为“以刀耕火种为基础的杂粮栽培（包括陆〈旱〉稻和薯类栽培农耕）最早起源于‘照叶树林文化带’的中心——云南地区”⑥。此后，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文化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云南文化史的新篇章。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150年左右，云南剑门地区已走近文明社会的大门。而晋宁、江川、安宁、楚雄、祥云、大理、永胜等地相继发现的大批青铜器，表明云南古代存在一个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⑦，其青铜器的技术水平较之中原和长江流域并不逊色⑧。但由于种种原因，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尚处于“编发左衽，随畜迁徙”⑨的原始社会。楚顷襄王时的庄
入滇，加速了云南地区文化的发展，成为滇文化的最早渊源⑩。秦汉时期，滇文化在接受汉文化辐射的同时，继续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到唐宋时期，云南的“哀牢夷”和“白蛮”等民族在滇文化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南诏文化、大理文化。明清时期，云南在文化方面进一步发展，达到了鼎盛，出现了一些象郑和这样闻名全国的人物，并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滇戏、云南民居等文化丛。
三、贵州文化区
贵州文化区，又称黔文化区或黔中文化区。它位于祖国西南部，是一个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地貌复杂多样的地区。西部与云南高原相接，合称云贵高原；北面与四川盆地相连；东部与湖南丘陵接壤；南部与广西盆地为界。其境内的沅江、乌江和赤水河都是长江的重要支流。
贵州在古代被蔑称为“蛮貊之邦”。但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贵州境内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活。其境内的旧石器时代观音洞文化与湖北大冶发现的石龙头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1)。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贵州境内已有越人先民的分布，他们主要集中在乌江以南地区(12)。这一地区发现的双肩石斧和有段石
，就充分表明了它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古文化的关系(13)。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楚、吴越及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居于这一地区土著民族和越人一起终于创造出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黔文化”（或称“黔中文化”），其主体便是今人所说的“濮文化”和“夜郎文化”(14)。此后，由于各族豪强的割据混战，贵州地区的文化从东汉末年到宋代末年，竟然出现了“千年文化断层”。这种现象直至明代王阳明贬谪贵州时，才有所改变。王阳明在贵州的讲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文化的发展，使贵州文化在文学、艺术和方志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至今，贵州地区的芦笙鼓、玉屏箫笛、茅台酒、蜡染等成为黔文化的主要特色。
四、两湖文化区
两湖文化区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为荆楚文化区、湖湘文化区。地处长江中游，以洞庭湖、湘江为中心，大致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两者。自古以来，这里是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有“楚塞三湘接、荆门九脉通”的说法。
两湖地区的历史可以推溯到旧石器时代。“郧县人”、“长阳人”等的发现，表明早在几十万年前这里就是远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而我国考古学家在湖北江陵鸡公山迄今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的活动遗址，更被列入1992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它为进一步探讨长江文化的渊源，提供了科学实物资料。新石器时代，传说中的三苗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考古发现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和较晚的屈家岭文化以及更晚的季家湖文化、石家河文化，都可能是三苗的文化遗存。夏商时期，通过对黄陂盘龙城、石门皂市等一系列与中原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时代相当，而又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这里也已进入文明时代。春秋战国之际，两湖地区的文化达到了鼎盛。是其“最繁荣、最光辉的阶段。铜器生产登峰造极的发展，促进了铁器的改善和推广。其他各行各业，如丝织、刺绣、髹漆和城市建设等，也欣欣向荣。经济结构方面，封建领主制的普及与家务奴隶制的延伸并行而不悖。政治体制方面，陆续有所改革、有所创造。……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哲学行于前，文学殿于后，这是一个从老子经庄子到屈子，东方的智慧之星一个接一个升起的伟大时代！”(15)但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文化很快衰落，逐渐变成为“碌碍无所轻重于天下”的文化闭塞落后地区。叶适说：“汉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于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今皆为下州小县，乃无一士生其间者。”(16)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说：“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直到宋代，长沙岳麓书院的创立和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书堂讲学授徒，才为这一地区文化的再次崛起创造了条件。此后，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父子讲学南岳，更是“率开湖湘之学统”，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础。而四川绵竹人张栻在湖南的讲学活动，亦有力地促进了南宋两湖地区文化的发展。史称“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但从总的来说，宋代两湖地区的文化远远不及邻近的四川、江西和两浙地区。其文化发达的景象仅在长沙及其周围的少数府州方可见到，绝大多数地区仍是荆榛塞路，教化未开(17)。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跃而成为“湖广熟，天下足”(18)的富庶之地，其文化自然也相应高速发展，以至在近现代变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19)的显赫省份。变化之大着实令人瞩目，值得深入探讨。
五、江西文化区
江西文化区，又称赣文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以南，邻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其分布范围集中在今日江西省境内的鄱阳湖和赣江流域一带。
江西地区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1962年和1989年先后在乐平县涌山岩（洞）和安义县城郊发现旧石器晚期的打制石器，说明距今四五万年前赣江流域已有远古人类活动。而六十年代在万年仙人洞发现的一处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有8000至1万年的历史，对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长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到商周时期，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和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等的发掘和研究来看，远在三千多年以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就已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着与中原殷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个奴隶主政权(20)。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江西被人喻之为“楚头吴尾”(21)，受到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的“左右夹击”，东西方的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给予了强烈的影响，使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干越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贵溪仙岩崖墓的考古资料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原始青瓷器的成功烧制，纺织印花技术的熟练掌握和斜织机的出现，……这些都是江西先民对中华古代文明及长江文化的贡献。秦汉时期，江西文化较之邻近的吴楚腹地要落后，自然更比不上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到了六朝时期，随着江西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腾飞，文化也蒸蒸日上。政治家和军事家陶倪、大诗人陶渊明、科学家綦母怀文等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的江西文化已达到一定的高度。隋唐时期，是江西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以科举考试为例，江西中举入仕者颇多。据《江西通志·选举表》统计，唐代江西共有进士65名。其中以袁州（今宜春）籍的人数最多，共27名；其次是德兴、南昌、余干、高安等地人(22)；故唐人杜佑说袁州“艺文儒术为盛”。有鉴于此，唐代文学家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赞美说：“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五代十国时期，江西为文化繁盛之地。经济发达，佛教盛行，教育昌盛，人才荟萃。宋明时期，是江西文化的鼎盛期。俊彦辈出，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科技、艺术、哲学诸领域均有一批独领风骚的卓著人物，对中华古代文明和长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相继产生了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李觏、朱熹、乐史、刘恕、刘攽、徐梦莘、洪适、马端临、陆九渊、文天祥、吴澄、虞集、揭傒斯、宋应星、汤显祖这样杰出的人物，形成了江西文化中的“儒雅风格”。但自近代以来，随着江西经济地位的衰退和海派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的崛起，其文化地位也一落千丈，不可与往日繁荣景象同语了(23)。
六、吴越文化区
吴越文化区又称江浙文化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日的苏南、皖南和浙江省。东临大海，西临彭蠡与两湖文化区、江西文化区接壤，北与江淮文化区隔长江相望，南邻闽台文化区。
从考古资料来看，吴越文化的渊源可以推溯到旧石器文化时期。1985年春吴县三山岛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长江下游首次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为研究吴越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吴越文化区内相继产生了河姆渡、马家浜和南京北阴阳营三支自成系统的原始文化，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充分表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时期，吴越地区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从而翻开了中国东方文明的历史”。并在宗教、礼制和工艺等方面，对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进入夏商时代，作为良渚文化后继者的马桥文化最终与湖熟文化融为一统，使整个吴越文化区的文化面貌趋于一致(24)。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随着吴、越两国的强大，相继称霸于中原，遂著称于世。青铜冶炼、造船、航海、纺织、稻作农业、渔业等物质文化，都在当时居先进行列。
秦汉时期，吴越文化先后融入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之中，其特征逐渐开始淡漠。当然，其成就也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现象直至东汉末年才有所改变，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说：“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于南海之浜、滇云之壤，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在北方动乱不定之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故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并成为南朝的文化重心，其水平已达到或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原文化。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吴越文化的地位也日显重要，到唐中叶以后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区。钱穆先生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此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五代、两宋时期，吴越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叶适说：“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而北宋，更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及“两浙之富，国用所恃”之说。
元明清时期，是吴越文化的鼎盛期，其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时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称。
近代中国文化仍以吴越文化为最盛。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说：“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
七、江淮文化区
江淮文化区又称两淮文化区，以巢湖为中心，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境地。北与黄河文化的齐鲁文化区、中原文化区接壤，南与两湖文化区、吴越文化区隔长江相望。她处在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是连接中国南北文化的走廊与桥梁。
江淮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存。江苏泗洪下草湾猿人化石和安徽和县龙潭洞猿人化石、巢县猿人化石等的发现，表明早在更新世晚期，江淮地区就有了古人类的活动。新石器时代，这里又出现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潜山薛家岗文化和苏北青莲岗文化。苏秉琦先生在1977年10月14日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说：“淮河流域在中国考古学中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这个地区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25)。
夏商时期，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徐淮夷文化”，并在西周达到了顶峰，曾给南方的楚文化、吴越文化以深远的影响(26)。但其文化强烈受到黄河文化的影响，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随着楚文化的东渐和吴越文化的北上西传，江淮地区的徐淮夷文化迅速改弦易辙，向楚文化、吴越文化靠拢，出现了文化大融合，其文化风貌已趋于一致(27)。如春秋中期或晚期的徐国铜器，“大都制作精良，铭文字体秀丽，纹饰细致优美，为长江流域的风格，与北方的庄穆雄浑不同”(28)。到战国末年，淮水南岸的寿春曾一度成为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江淮地区的徐淮夷文化也溶入楚文化之中了。
秦汉时期，江淮地区是全国文化发达区域之一。特别是淮南王刘安都寿阳，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对本地文化的发展予以深远的影响，其文化总体水平当在同时期的吴越文化之上。魏晋时期，由于江淮间大批豪族士人大规模南迁和曹魏的移民，使这一地区的文化迅速衰落，仅靠政治力量维持着畸形的文化繁荣。到南北朝时期，“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自然文化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一落千丈。隋唐时期，江淮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得到恢复，时有“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29)；“天下以江淮为国命”(30)等说，当然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其总体水平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吴越地区，更无法与黄河流域的关中文化、中原文化相比了。此后，江淮文化虽然在五代、两宋及明清时期有所发展，但已瞠乎吴越文化之后(31)。其内部的扬州等地区，也在明清时期溶入吴越文化区之中。
八、闽文化区
闽文化区又称为福建文化区，东与台湾文化区隔海相望，北、西、南分别与吴越文化区、赣文化区、岭南文化区相接壤。
我们将闽文化区列为长江文化区亚文化区，理由有二：一从地理上说，长江支流延伸到福建省境内；二从文化内涵来看，闽文化与吴越文化、两湖文化、赣文化、巴蜀文化等基本相同，同属中国南方文化体系。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福建地区早在1万年以前就有古人类活动。到新石器时代，距今约4000年的昙石山文化在某些文化因素和特征上已比较接近于邻近地区的良渚文化(32)。闽西、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面貌，也与武夷山西麓江西地区有较多的共同因素(33)。
西周时期，福建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其文化受到吴越文化、楚文化等的渗透和影响。西周以后，作为福建土著文化的闽文化在吴越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最终溶二为一，形成了闽江下游的闽越文化(34)。秦汉以后，福建文化与长江流域其它亚文化一起归入汉文化圈。
三国时期，占据江东的孙吴政权在福建境内首置封建郡县，标志着长江文化在福建主导地位的确立。两晋南朝时期及唐朝末年，由于大批中原及江淮地区的士大夫避难来到福建，使福建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顾颉刚先生在《论闽中文化》时说：“唐末黄巢之乱，区域极大，西至陕西，东至山东，南至广东，中间江浙湖湘河南都经他的蹂躏。福建偏处一方，未遭扰及，当时湖南、江西、浙江的故家世族搬去的很多，所以能彀成就一种文化。但那时土著仍旧没有开化，到近代原来搬去的家故世族反给土著同化了”(35)。两宋时期，福建地区的文化水平已处于全国先进行列。“此时期的福建文化一改旧貌，迅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如理学）曾一主潮流，成为全国中心”(36)。据统计，《宋史·文苑传》所载宋代90名著名文人中，福建有8位，居全国第6位；《全宋词》辑录的千余位词人中，北宋福建词人有14名，占全国第6位；到南宋则有63名，跃居全国第3位。《宋史》“道学传”、“儒林传”共载人物89人，福建占有17人，居全国首位(37)。与此同时，福建地区还成为长江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与融会的前沿地带。宋元以后，福建文化一直在长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如闽学、闽剧、闽菜、闽语等。
九、岭南文化区
岭南文化区地处我国最南端，濒临太平洋。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广东省和海南省。这种独特的地理特征，奠定了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地处五岭之内，使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相对孤立、闭塞和落后的状态，很难从邻近文化区中获得先进的文化因素，并与其进行文化交流；又由于它濒临海洋，容易受到海外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使其具有一种开放性、兼容性、善变性的文化特征，富有冒险创新精神。
从考古资料来看，岭南文化可以远溯到一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1958年曲江县马坝区狮子岩出土的“马坝人”头骨化石，是目前广东省境内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到新石器时期，长江文化已经成为岭南地区的主体文化。如广东新石器中期遗址发现的彩陶，就与我国东南沿海或长江流域的彩陶有关。而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峡文化遗址发现的有肩石器、几何印纹陶、干栏式建筑及栽培稻等，都说明了它与长江文化的一致性(38)。张光直先生认为：“石峡几无问题是大坌坑在长江中游文化影响下进一步的发展”(39)。
大约在商朝末年，岭南地区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的青铜器时代已经历了数百年的自身发展，加上吴越文化、楚文化等的影响和渗透，终于出现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40)，文化自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秦朝灵渠的开凿，不仅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而且成为岭南文化汲取内地先进文化成就的主要生命线，揭开了岭南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文化在内地文化的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宋时期，岭南继续向前发展，并成为长江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据点，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这就是具有平民倾向、充满商业色彩的市井文化。明清时期，是岭南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丘濬的经济思想、陈白沙的哲学思想、海瑞的政治思想、屈大均的史学思想都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近代是岭南文化登峰造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这里产生了洪秀全、洪仁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詹天佑、邹伯奇、黄遵宪、吴趼人、容闳、郑观应、邓世昌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其戏剧、诗歌、小说、史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均居全国领先地位，在近代长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十、桂文化区
桂文化区，又称广西文化区，地处我国南部边疆，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交界，东、北、西三面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接壤。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长江支流延伸到广西境内，并通过灵渠进一步沟通了与广西地区的联系。它虽在地理上也属岭南地区，但其文化发展上有着自身的特色，因此应该单独划为一区。
“柳江人”、“麒麟山人”化石的发现，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广西境内就已经有远古人类活动。到新石器时代，从该一时期遗址中出土的有肩石斧、有段石、石钺、几何印纹陶等文化遗物及花山崖画的内容来看，该地区的主体文化无疑为长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生活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越人驾驶着“双身船”，大批移徙到广西东部，这就是文献所载的“骆越”和“西瓯”人。他们在这里创造出了名扬四海的铜鼓文化，并成为今日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先民(41)。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长江文化是以一个以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主体，包含滇文化、黔文化、赣文化、闽文化、淮南文化、岭南文化等亚文化层次而构成的庞大文化体系，这些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在相同的文化规则下聚合成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长江文化。
注释：
①参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隋书·地理志》。
③王世达、陶亚舒：《巴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对当代四川文化发展的影响》，《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④《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上·张宽传》。
⑤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史母程氏传》。
⑥参见刘刚：《照叶树林文化论与云南民族研究》，《思想战线》1989年第6期。
⑦⑩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第30页。
⑧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⑨《华阳国志·南中志》。
(11)参见周春元等编著：《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12)汪宁生：《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3)《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14)王海平：《贵州有段石器与古夜郎国的族属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黄万机：《贵州文化史分期及演化规律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8期。
(15)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16)叶适：《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中》。
(17)周跃云：《近代湖湘文化与湖南地理》，《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90年第3期。
(18)《清实录·圣祖朝》卷一九三，叶一九。
(19)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一湖南篇》，《史学年报》第1卷第4期。
(20)《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江西文物》1990年第4期。
(21)清同治《饶州府志》卷三。
(22)许智范：《江山代有才人出——江西历史名人简述》，载《江西历史文物》。
(23)参见周兆望：《六朝时期江西地区的大开发》，《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韩国磐：《唐代江西道的经济和人文活动一瞥》；：《南唐时期江西的经济与文化》，《求是学刊》1987年第2期；曹开华：《试论南唐江西经济文化的初步发展》，《江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许怀林：《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4)曾骐：《论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25)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东南文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二编》（1935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者释》（1957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五、卷一，1959年增补本；李白凤：《东夷考》“徐夷考”。
(27)杨国宜：《略论江淮地区的古文化及其与吴楚文化的融合》，《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
(28)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29)《新唐书·权德传》。
(30)杜牧：《樊川文集·上宰相求杭启》。
(31)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唐代诗人分布图、唐代前后期进士分布图、宋代城市图、北宋词人分布图、宋代诗人分布图、明代进士分布图、明代三鼎甲分布图等，载《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
(32)(33)《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34)吴春明：《闽江下游史前文化发展序列的初步线索》，《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闽文化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林忠干：《从考古发现看吴越文化在闽地的传播影响》，同上。
(35)载《民铎》第4卷第5号，1923年。
(36)郑学檬、袁冰凌：《福建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特色》，《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蒋炳钊：《福建汉文化的由来及其发展形成的过程》，同上。
(37)陈明光：《试论两宋八闽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
(38)杨式挺：《建国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述论》。
(39)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2讲《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40)《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41)参见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石钟健：《论西瓯的来源及其有关问题》，《百越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黄增庆：《广西考古资料所见百越文化习俗》，《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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