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汉制,固系监察──辽金时期的监察制度论文

采取汉制,固系监察──辽金时期的监察制度论文

采取汉制,固系监察──辽金时期的监察制度

修晓波

在五代纷乱和宋代统治时期,我国北方先后出现了辽金两个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了219年;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持续了120年。辽是被金所灭的。辽金两个王朝从建国时起,就积极效仿唐宋的政治模式,其中包括监察制度。

契丹最初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业为主。公元936年,辽朝的第二位皇帝耶律德光在位的时候,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太原举兵叛乱,后唐派兵镇压。石敬瑭向辽求援,条件是称耶律德光为父,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这一年石敬瑭44岁,耶律德光才34岁。结果辽兵南下,攻灭后唐,立石敬瑭为帝,建立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大致范围在今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这些地方都是形势险要之地,也是以汉人为主、人口稠密的农耕区。这样一来,辽的统治区内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了适应新情况,耶律德光创造性地采取了一套统治办法,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即契丹官制,其官吏一律用契丹贵族,称北面官;汉制为中原汉人的官制,称南面官。

南面官系统中有主管监察的御史台。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副官是御史中丞。下面只设侍御史,而没有监察御史,不像唐代那样有台院侍御史、殿院侍御史,以及察院的监察御史。也就是说,御史台的机构简化了,这是辽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是,御史台的主要工作不是查处腐败案件、抓贪官,而是侧重复审刑狱。《辽史》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公元983年,辽圣宗下诏,被判决的刑事犯如有冤屈,可到御史台申诉。1019年又下了同样的诏令。为什么呢?因为辽从建国时起,就不停地处于战争状态,当时一切要为战争服务,监察机构简化是为了这个目的,其职能侧重审理冤案、稳定后方,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在这种思想下,反腐败是不会彻底的,一些惩贪措施也徒有虚名。辽兴宗时制定的《新定条制》多达547条,其中对各种贪赃枉法行为都有严厉的处罚规定,可在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执行。接替兴宗做皇帝的是辽道宗,当时有个宰相叫张孝杰,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做了多年,聚敛了无数钱财。一次,他与亲朋好友饮酒时放言说:“没有黄金百万,就称不上是宰相家。”辽代的监察机关没有很好地履行反腐败的职责,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代也有谏院,分别为右谏院、左谏院。右谏院隶属于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左谏院隶属于门下省,设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但据史家研究,《辽史·百官志》所列的职名,与事实出入很大。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辽墓志所见官职,许多都不见于《辽史》的记载。反之,《辽史·百官志》记录的,也未必都实有其职。当时,统治者只是在形式上照搬了唐宋的官制,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什么就设置什么。一句话,《辽史·百官志》不可全信。

1153年三月,中都宫室建成,完颜亮模仿中原皇帝的样子,身穿绣有曲龙图案的衮衣,头戴皇冠,乘坐用玉装饰的车子,动用了一万多人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中都城。

世宗即位后不久,南宋与金议和,双方维持了30年的和平。世宗及其后的章宗抓住机会,巩固统治,进一步健全了监察制度。

“前腐后继”之所以屡禁不绝,那是因为后继者并没有从前腐者的犯罪行为中吸取教训,没有做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催发了贪心,膨胀丧失了底线。有的人,“前车之鉴”“吸取教训”之类话语,那是放在台面上说的,是说给别人听的,心里并不以为然。如今捞钱的机会来了,照样伸手,照样做交易。结果伸手依然被捉,咎由自取。“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这个“传统观念”,至今仍在左右着不少腐败的后继者。但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交易做好,定时炸弹埋好。时辰一到,就要爆炸。后任和前任到监狱里碰头了,彼此一脸的无奈,一脸的后悔,尽在不言中。

4.面板脉冲响应函数。面板脉冲响应函数是指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系统PVAR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的动态响应。[17]图2表示滞后10期的3个内生变量对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面板脉冲响应函数,灰色区域为估计误差区间。因此,采用面板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人均GDP、地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效应。

完颜亮做了12年的皇帝,在与宋的战争中后院起火,完颜雍在辽阳(今辽宁辽阳)称帝,为金世宗,完颜亮在军中被部将杀死。虽然金世宗和海陵王(即完颜亮)都是通过宫廷政变登基的,但他们与前任皇帝之间只是皇位之争,在统治路线上,则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实行汉化的国策。

金朝的版图,西面远不如辽,但南面比辽纵深。辽朝南部边界仅限于今天的河北和山西北部,金朝南边的疆域已到达今天安徽和江苏的中部。女真人在部落制时,部落长老在山野环坐,用手指画着灰土议事,还没有集权的意识。实行封建统治后,政治上最大的区别是强化皇权,监察制度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金朝的封建化是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逐步实现的,采纳汉人监察制度的情形也是如此。

金朝统治集团内部派别斗争严重,金熙宗继位时尚年轻,很难控制局面,而且他性格多疑,大肆诛杀朝臣,结果激化了矛盾。金太祖的另一个孙子完颜亮收买了金熙宗的护卫队队长,发动宫廷政变,亲手刺死熙宗,自己做了皇帝。完颜亮继续推行改革,废除中书和门下两省,只保留尚书省,设立谏院。原中书、门下省的谏官统归谏院。他的一个大手笔是迁都,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迁至燕京(今北京),并更名中都。辽朝有五个都城,燕京只是五都之一,而且是陪都,充其量算是一个地域性的行政首府;金朝将燕京定为首都,使其地位大大提升。从这时起,北京开始成为政治中心。会宁府远在东北,为维护统治,每年要从华北、中原征调大批物资,极为不便。迁都燕京后,基本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在政治上便于对汉人地区进行控制,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监察。

1135年,金太祖的孙子、16岁的完颜亶继位,即金熙宗。熙宗自幼跟随汉人老师学习文化,会写汉字,还能赋诗。在女真贵族眼里,他就像一个汉家少年。他继位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采用汉人官制,在中央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建立了御史台,监察百官的活动,处置违法的官员。在地方上,他依辽、宋旧制,设路、府、州、县四级,四级的军事和行政都由各路官员统一管理,即在实行汉制的同时,又延续了女真建国初期军政一体的传统。对地方官的监察,通过临时派遣使者的方式进行。这一点和宋代大监察体制下职能分设、官员彼此制约的做法是不同的。

阴雨回风,独跋涉、荒岩冷泽。哀郢路、辽兮远也,乱峰攒戟。陌野寻芳花自落,潮头逐浪人孤立。犹未悔、求索路漫漫,无终极。 长天矮,云飞急。吟《惜诵》,秋声笛。叹忠魂耿耿,怀民忧戚。冷眼横江生死尔,激猜《天问》兴亡绎。有《离骚》、一曲楚辞歌,千秋忆。

这一时期,金代御史台的官制完备,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级别提高了,由过去的三品升为二品,副长官是御史中丞,从三品。下面的官员有:2名侍御史(从五品)和2名治书侍御史(从六品),负责监察不合礼仪者;12名监察御史(正七品),监督在朝的文武百官,并负有出使地方的任务;2名典事(从七品),管理文书,是台内的文字工作者,相当于唐宋时期的主簿;1名架阁库管勾和4名检法(均为从八品),带有顾问的性质;1名狱丞(从九品),负责看守御史台的监狱。此外还有吏员,其中包括令员28人、译史4人(笔头翻译)、通事3人(口头翻译)。官与吏的主要区别是,官是有品级的,而吏没有品级。

金世宗敢于抓管理,《金史》对他的评价是“严廉察之责”。大名府总管忽剌是皇亲国戚,一向不奉公守法,监察御史董师中在巡视时却没有发现。后来忽剌犯罪被杀,牵扯出以前的问题,世宗认为是董师中的失职,把他训斥了一顿,并且官降一级,让他去做沁南军节度副使。一次,世宗问身边的大臣:“御史台的官员平时与人交往么?”众人一齐回答:“很少交往。”世宗说:“很少也不行,监察官应该断绝一切交往。”女真大臣唐括安礼壮着胆子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恐怕很难断绝,否则要遭人议论。”世宗厉声道:“那也不行。不与任何人交往是监察官的职责决定的,不要怕人说三道四。”天子金口玉言,这竟成了一项制度。

监察官也是人,为什么不能与别人交往呢?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绝对的做法。所以世宗死后,章宗一继位,御史台就提出了意见:“按过去的规定,本台官员不得与人交往,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与其他官员结党营私,但另一方面也不便于监察官了解情况,开展正常工作。”于是章宗下诏:“从现在起,四品及四品以下的监察官可以与人交往,三品以上的监察官还是按老规矩办。”据此,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还是不能与人交往的。当时对监察官员还规定了若干个“不准”,比如不准在巡视时私自受理举报信,不准参加地方官的宴请,不准带着歌妓外出游玩等。一次,监察御史陶钧携歌妓在皇宫附近的北苑游玩,被提控官石某发现。陶钧找人说情,石某才没有声张。不料,此事后来还是被人告发了,处理结果是:陶钧被杖打六十,石某和那个说情的人也受到牵连。可见这些规定并不完全是自律的性质,也有他律作保障,即如果违反了,就要受到惩罚。

金代很重视地方监察工作。最初由中央派监察御史分路去巡视,一年一次,后改为一年两次。每路由女真、汉人各一人同往。世宗继位后,又派密使微服出巡,把明察与暗访结合起来。章宗时设立了地方监察机构提刑司,这一机构来源于宋代的提点刑狱司,主要职责是审理刑狱,也监察地方官员。当时有九个提刑司,各提刑司设提刑使、副使各一人。一个提刑司管辖几个路。这是元代地方监察机构行御史台的雏形,但提刑使分管的工作则远远超出了监察的范围。后来提刑司改为按察司,长官有按察使、副使、按察司佥事等,涉足的领域仍然广泛,如审理刑狱、纠察贪官污吏、清查案卷、禁止私人盐酒贸易、劝农桑等。一个按察司要承担如此多的任务,其效果自然不太理想。宣宗时,就把按察司撤了,将劝农司改为司农司,兼管地方监察。金朝末代皇帝哀宗继位后,在归德(今河南商丘南)、许州(今河南许昌)、河南和陕西分别设立了行司农司。每个行司农司有3位官员:卿一人,正四品;少卿一人,正五品;丞一人,正六品。少卿和丞肩负着巡视的任务,根据他们考察的结果,决定地方官的升降。效果怎样呢?《金史》说:“使节所过,奸吏屏息,十年之间,民政修举。”其实不然。金哀宗在位正好十年,但此时金国将亡,战火中民不聊生。比如蒙古军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城中疾病流行,50天内死亡了几十万人。哀宗从汴京逃往归德,官军四出劫掠,接着又出现内讧,军民死亡3000人。哪里谈得上十年间“民政修举”呢?这也告诉我们,在阅读古代史书的时候,应该有鉴别的能力和批判的眼光,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言不虚也。

风影吹得一手好笛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他就把一盏青灯灭了,将木鱼也放在一边,闷在禅房里吹起笛子来。笛声悠悠,几许凄清,寺院里不知道变得喧闹了,还是安静了。笛声化作了一阵风,从窗子里穿过去,将院子里的槐花也吹落下来了。满院里都是如水的月光,槐花的清香,还有悠扬的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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