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城市化过速的负面效应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苏联论文,负面论文,启示论文,效应论文,过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以政府的政治目标为基本动力的前苏联城市化，是一种超越国力的高速城市化。城市化过速导致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匮乏、农业科技人员外流以及农业长期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农业的正常发展。而农业长期发展缓慢又反过来制约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也应防止以牺牲农业发展而片面追求城市化以及农村高素质劳动力过度转移而造成农业劳动力素质蜕化。
关键词 前苏联 城市化 农业经济
自18世纪60年代欧洲产业革命爆发以来，在由产业革命引起的这场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城市化的浪潮也随之形成。前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城市化高速发展起来，其发展速度甚至远远快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超越国力的高速城市化，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本文就前苏联城市化过速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当前城市化状况，谈几点看法。
一、前苏联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
十月革命前，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封建农奴制度废除晚，工业化水平低，因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据统计，1811年全国城市人口比重仅为7%，1811—1867年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5%〔1〕。19世纪后半叶， 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有力冲击下，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俄国的城市化水平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据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最为发达时期的统计，当时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到18%，城市总数达到655座。此后，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经济增长停滞，城市和城市化速度亦停滞甚至有下降趋势，直到十月革命前夕，都没有突破1913年的发展水平。
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都在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到1987年1月止， 城市数量已达到2176个，城市人口达1.8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6%。前苏联各时期的城市数量、城市人口数量及其占全国总人口百分比见表1、表2。
（表1） 1917—1987年前苏联城市数量统计表（座）
年份
城市数量
年份
城市数量
1927709
1954 1512
1930705
1958 1641
1937755
1963 1763
19411241 1967 1876
19461322 1977 2040
19501424 1987 2176
资料来源：《1987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行政区划》，莫斯科消息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0页。
（表2） 前苏联不同年份城市人口及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年份 19171922
192619391950 1960
城市人口(万人)700
260060008144 9900
占全国人口比例(%) 18 16 18 32 39
49
年份 19701979 1987
城市人口(万人)
135361635918600
占全国人口比例(%) 56
62.3 66
资料来源：[苏]维什涅夫斯基：《世界的居民》，金融与统计出版社，1984年修订版。1987年数据源于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从十月革命到1987年，前苏联虽经历了两次战乱：十月革命爆发后，受战争的影响，城市化水平由1917年的18%下降到1922年的16%；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和焚烧了1710座城市，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使城市化处于停滞状态，但在1917—1987年的70年里，城市人口比重却又飞快地增加了48个百分点。
发展迅速是前苏联城市化发展的特点之一。1927年，前苏联共有城市709个，到1937年，在10年时间内，城市数量增至755个，平均每年增加4.6个。1938年至1941年，这是前苏联城市发展的高峰时期， 在短短的四年中，前苏联城市的总数量由755个猛增到1241个，净增486个，平均每年新增城市121.5个，这一速度简直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在城市规模方面，原有的大中城市规模也迅速扩大。以莫斯科为例，1937年该市共有人口300万左右，1940底人口激增到498万。所有这些与前苏联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进程有关。1942年以后，前苏联城市的数量和规模虽然增长有所减缓（其间包括战争的影响），但仍然很快，1941—1987年的46年中，新增城市935个， 平均每年增加约20个。
在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也迅速提高，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英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城市化水平从1917年的18%提高到1987年的66%，只用了70年的时间，而美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9.8%提高到64%，却用了90年时间（1860—1950年），英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相同的幅度则花的时间更长，城市化水平由21%（1800年）提高到60%（1920 年）， 花了整整120年的时间。
在相同的时间里，前苏联城市化水平也比美国、英国提高得多。在1917—1987年，前苏联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48个百分点，而美国城市人口比重由1920年的51%到1987年的74%，仅提高23个百分点，英国在同期城市人口比重也只提高了25个百分点。可见前苏联建国后城市化发展是相当迅速的。
政府的政治目标是城市化的基本内在动力，这是前苏联城市化的另一显著特点。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工业劳动力，同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使得一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这就是所谓城市化的“推—拉模式”。但前苏联的城市化发展与此不同，这主要是十月革命后政府推行大工业化的产物。
建国后，前苏联政府即把迅速工业化作为国家发展经济目标。1931年，斯大林向前苏联经济建设负责工作人员指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2〕在那次会上，斯大林就明确提出，1931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应比去年度猛增45%。为了达到迅速工业化的目标，政府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开办工厂，吸收农业劳动力，直接导致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二、前苏联城市化过速对农业的影响
前苏联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并不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已很发达和巩固的基础之上，相反，由于城市化的过速发展，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从不同年份的工农业生产指数看，前苏联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是极不协调的：如果以1913年工农业生产指数为100，1980年， 前苏联工业生产指数为18047，增长了180多倍，而农业生产指数仅为343， 增长3.43倍，其增长幅度不及工业增长幅度的2%〔3〕。60年代以后，前苏联从以前的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花大量外汇买进粮食。从1964—1973年的10年中，净出口与净进口粮食各占5年， 但净进口累计近4200万吨，净出口累计不到2300万吨，进口超过出口达1900万吨。50年代以后，前苏联基本上每5年中就有2年减产，而1971—1975年的5 年中竟有4年减产，1965—1975年的11年中，减产年份占了7年，其中减少12—18%的就有4年〔4〕。前苏联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要用上百年，但前苏联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恐怕上百年也难以偿还。前苏联学者л·斯克沃列辛斯基早在80年代就这样说道：“应当弄清真相，我们今天所以要排队买肉、香肠、黄油以及还有天知道什么东西，我们是在吞食60年前斯大林体制所种下的苦果。”〔5〕
前苏联城市化过速主要从以下几点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超国力的积累使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大伤元气
为了迅速实行工业化，前苏联大规模地进口机器设备。据前苏联外贸部海关总局1960年公布的资料，1918—1940年，前苏联机器设备进口总值达117亿卢布，其中1929—1932年达61亿卢布〔6〕。“一五”期间，在进口机器设备方面，前苏联居世界之首，1931年约占世界机器设备进口总值的1／3，1932年约占1／2〔7〕。
前苏联为了实现工业化，仅1928—1937年共耗资2189亿卢布之巨。如果按正常的积累方式，就前苏联当时的国力而论，是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的，依靠工业自身积累，大约要过30—50年的时间之后，才有可能攒起这笔巨款。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根据1935年前苏联出版的统计集《从数字看苏联》提供的资料，从1928年到1932年，前苏联工业和商业向国家预算上缴的利润提成为50亿卢布，工业（不包括食品工业）从国家预算得到的经济拨款210亿卢布， 工业（包括商业）上缴利润仅为工业（不包括食品工业）所得拨款的1／4弱。又根据该书的资料，前苏联工业投资在同一时期共为243.6亿卢布， 工业上缴利润仅占工业投资的1／5左右〔8〕。那么，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既不能象英国等当时那样去掠夺殖民地，也不能象有的国家那样大量借外债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靠剥夺农民即以牺牲农业发展来进行积累。具体的积累方式，一是实行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即“剪刀差”的政策；二是实行对农产品的高征购政策。通过实行高征购政策，从农村取得了大量的粮食和食品，1917年到1953年，粮食产量从5460万吨增加到8100万吨，增加了50%，而采购量却从1918年的180万吨增加到1953年的3110 万吨，增加了16倍〔9〕。 这些粮食用于出口和通过市场流通又可得到一笔巨额收入。
从表3可见，自建国至30年代， 前苏联谷物净出口量呈迅速上升趋势。前苏联学者л·斯克沃列辛斯基对此说道：“在20—30年代的交换时期，单干农民的全部粮食被夺走了，而在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粮食也被夺走了，强行没收粮食的动机，整个说来是体面的：要养活城市、军队，而所有剩余的粮食就出口，从而挣得外汇来建立强大的重工业。”〔10〕
（表3） 前苏联部分年份的谷物进出口贸易额
进口出口
数量(千吨) 价(百万卢布)数量(千吨) 价(百万卢布)
1918 ………… 2 0.5
1920 ………… 4 0.7
1925 281 128.5569165.5
1930 48 33.64765701.5
1935 15 2.1 1516128.1
资料来源：《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由此客观上推动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并以剥夺农民的方式筹集工业的资金，不仅使农业投入减少，农业发展后劲不足，而且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导致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30年代，政府牺牲农业、剥夺农民的经济发展策略，甚至造成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二）城市化过速造成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缺乏
城市人口规模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两个直接量的函数。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就是城市人口增长快于农村人口增长和全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这主要是由于迁移增长引起的。从前苏联的统计数据来看情况更是如此。前苏联城市人口增长的构成见表4。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前苏联城市人口增长中， 迁移增长占有很大的比重，1927—1978年城市人口迁移增长占总增长的70 %， 尤其是在1958年以前，城市人口增长中，80%左右是迁移增长，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表4） 靖苏联城市人口增长的构成
总增长
自然增长迁移增长
时间
(百万) 数量(百万)占总增长% 数量(百万) 占总增长的%
1927—1938 29.8 5.3
17.8 24.5
82.2
1939—1958 39.6 8.0
20.2 31.6
79.8
1959—1969 36.0 14.6 40.6 21.4
59.4
1970—1978 27.6 12.0 43.5 15.6
56.5
1927—1978 133.0 39.9 30.0 93.1
70.0
资料来源：《苏联的都市化与城市发展》，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在农村外流人口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人口。前苏联90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诺沃戈尔德州，农村外流人口当中，16 —29 岁的占79.9%，30—40岁的占13.2%，青壮年人口占外流人口的93.1%〔11〕。就全苏来讲，农村人口涌进城市的主要是15—25岁的青年人，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15—16岁七年制毕业学生进城继续升学，升入十年制学校或技术职业中学，抑或进入工厂当徒工；二是17—18岁十年制毕业学生进城投考高等院校或找合适的职业；三是复员军人进城升学或就业。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向城市，使农村青壮年人口减少。 有资料表明， 仅1964—1970年，全苏农庄20—24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38.0%和43.5%，25—39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28.4%和28.8%，30—39岁的分别减少4.2%和15.6%。〔12〕
由于农村青壮年的大量外流，前苏联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70年与1959年相比，55岁以上的老人增加了19.4%。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迁移，使农业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减少，由1958年的42%降至1965年的32%，1974年更降为24%〔13〕。
农村人口大量外迁是不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剩余所至呢？资料表明，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从1959年到1970年，全苏农村劳动力不足地区人口由4505万人减少到4084万人，减少9.3%， 劳动力过剩地区人口由5320万人减少到5069万人，减少4.7%〔14〕。可见， 劳动力不足地区比劳动力过剩地区人口减少更为严重。
农村人口大量迁移的直接后果，是农业经济活动人口严重缺乏。有资料表明：前苏联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农村出现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匮乏，尤其在农忙季节保证不了收获所需的劳动力人口。还在1959年时，这些地区的农村农忙季节就已保证不了劳动力需要，如西西伯利亚集体农庄，劳动力的保障程度只有70%，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缺少30%。西北地区的集体农庄缺少24%，爱沙尼亚集体农庄缺少20%，东西伯利亚地区的集体农庄缺少17%。1967年，西西伯利亚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保障程度农忙时稍有上升，东西伯利亚则锐减，保障程度只有72.9%，西北地区也锐降到了60.8%，远东地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保障程度不到一半，只有48.5%。1979年，全苏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绝对减少，比1959 年减少了1517万人〔15〕。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的匮乏，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三）农村科技人员的大量流失影响农业的发展
现代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促使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核心因素是人，是农业经济活动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前苏联农村高文化素质人口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在前苏联，农机人员是农村的中心人物，他们不仅会使用农用机器，而且较普通农民懂得更多的农业生产技术，是相对较高文化素质人口。然而，农村人口中大量流入城市的正是这些人。据统计，在1961 —1974年期间，前苏联共训练农机手和汽车司机1078.2万人， 同期共外流956.3万人，占训练总数的88.7%。这一时期， 前苏联训练的农机手和汽车司机数及外流情况详见表5。
（表5） 前苏联1961—1974年农机手和汽车司机外流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统计资料》，人民出版社，1977年。
迁出农村地区的农业专业人员，有44%的改变了专业，而培养造就一名专业人员，据估计按当时价格要耗资4000—8000卢布。农机人员的流失，一方面妨碍了农村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不利于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广和应用，同时，造成农村农机人员的缺乏。
同一统计资料反映，由于农村农机手和汽车司机大量外流，导致每100台农业机器配备的农业科技人员数越来越少，从1960年到1974年，全苏每100台农机配备农机手由112.3人降到89.7人，每100 辆汽车配备司机数由97.8人减为87.0人，每台农业机器配备不到一名农机人员。农机人员缺乏，严重影响农业机器的利用率，大量农业机械闲置，使农作物得不到及时的播种和收获，影响了农业生产。（见表6）
（表6） 贻误农时少收粮食情况
农时要求天数 实际天数 贻误农时少收粮食(万吨)
秋耕和休闲地秋耕18—20 42—45
1000—1200
谷物播种5—6
9—101200—1500
谷物收获9—10
30以上1500
资料来源：同表5。
当然，贻误农时不独与农机人员不足有关，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大量外流，劳动力不足也是直接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之一。
三、70年代后前苏联政府为控制城市化过速所采取的措施
城市化过速，已严重影响了前苏联农业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影响到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前苏联政府曾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城市化过速发展的对策。从1970年起，前苏联政府对许多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颁布了限制以至严禁新建工业企业的法令，以控制城市人口过快增长。这些城市又可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迫切要求限制发展的城市有原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尔基、罗斯托夫、基辅等特大城市。实施对策的结果收到了初步成效，特大城市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整个70年代为1.8%，虽然仍高于全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但已低于全苏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后者为2.2%。这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城市。 第二种类型属于一般限制发展的城市，共有41座。第三种类型属于部分禁止新建工业企业的城市，共计23座。第四种类型的城市有28座，属于控制发展的城市。进入80年代以后，前苏联城市化发展速度已明显减慢。据统计，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期间，城市人口净增了1393.5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80年的62.8%提高到65.2%，仅提高了2.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不到0.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政府采取了限制城市发展的措施的结果。当然，农业长期发展缓慢也不能不是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四、几点启示
我国解放初期，城市化水平约为9.3%，到1989年发展为25.63%，40年时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约16.33个百分点， 这一速度应该说不算快。但必须注意到，从1958年到1978年，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20年的动荡、萧条、徘徊过程，发展十分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市化发展步伐加快，仅80年代（1980—198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60%上升到25.63%，提高了8.03个百分点，9年时间城市化水平的发展状况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20 年的发展状况相当（1950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为17.0%，到1970年提高到25.68%）〔16〕，我国城市化速度大大快于发展中国家。 另根据“四普”10%抽样资料，1985—1990 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总规模为3566.88万人，平均每年约有713万农民成为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总基数相比，年均城镇化率在8.5%以上， 相当于同期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一半强，这是十分惊人的高速度〔17〕。
对我国当前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形势，我们应该冷静、全面地分析。前苏联城市化过程中的教训至少给我们有以下两点启示：
（一）不能以牺牲农业（或农村）发展而片面追求城市化。前苏联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片面的、高速度的城市化，不仅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且最终也削弱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后劲。其实，建国以来，我国的农业也是贡献型的。据黄阡庭采用英国J·A·莫利特方法对有代表性的28国（1970—1985）同我国（1952—1985年）的比较分析，我国贡献型农业表现为：（1）人均国民收入每增长1%，我国农业投资占国家总投资下降0.45%，28国只下降0.2%。 大多数国家农业投资占投资的比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接近农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前者便大于后者，然而我国的情况与此相反；（2）人均国民收入每增长1%，每百元农业总产值再投入农业形成基础设施的份额，我国增长0.23%，28国为0.48%；（3 ）人均国民收入每增长1%， 我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农业基建设投资增长仅为0.65%，28国为1.4%。由于农业的过度贡献， 导致我国农业长期发展缓慢，1952—1989年，我国工业增长了59.95倍，农业仅增长3.76倍，工业与农业发展速度之比例为16:1，这一速度差距虽小于前苏联，但远远大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0多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农业增长的正常比例是：工业化初期3:1， 工业化中期2—2.5:1，工业化后期是1.5—2:1〔18〕。农业长期发展缓慢，将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供给与保障，影响到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乃至政治的稳定。根据目前世界粮食生产形势看，很难想象，12亿人口的大国，其粮食需求能靠国际粮食市场解决。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优先发展农业，保证粮食自给的方针，并以此为指导，有计划地、合理地发展城市化。
（二）防止农村青壮劳动力和高文化素质者过度转移而造成农业劳动力素质蜕化。与前苏联相似，我国80年代以来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农村外流的劳动力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男性。有调查表明，80年代，我国农村离土农民中，15—40岁的青壮年占84%〔19〕。湖南省1991年统计，城镇迁入人口中，15—29岁的占67.4%，30—44岁占14.8%，二者合计共占迁入总人口的82.2%。另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查，1986年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包括迁移和流动人口），妇女只占25%，其中东部地区为36.4%，中部地区为20.8%，西部地区仅为13.6%〔20〕。由于青壮年男性大量迁出，农村中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问题严重，有人戏称为“3860部队”（“38”指妇女，“60”指60岁以上的老人），更为严重的是，农村外流劳动力中不少是农村的优秀人才，文化素质较高者。据武汉市1988年调查，城市迁移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不仅高于农村，甚至高于城市的常住人口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农村常住人口中为4.47年，城市常住人口中为6.66年，而在暂时性流动人口中（户口在原地）高达7.19年，在永久性迁移人口（户口已迁入武汉）中更高达8.30年〔21〕。这清楚地表明，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的技术、知识及人才也大量外流。
由于青壮年男性及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民大量外流，不少地方出现农业劳动力素质蜕化，并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有调查表明，南通县秦灶乡由于“年轻后生出去挣钱，老人妇女在家种田”，农业劳动者健康水平低，身体健康的只占38%，其余62%是不能干重体力劳动或不能坚持常年劳动者，而且文盲占有很大比重。从数量上看，劳动力绰绰有余，但由于劳动人口素质差，致使农忙时节劳动力不足和关键性技术措施跟不上，造成减产。如该乡有一村民小组共有务农劳动力19人，其中妇女10人，老年辅助性劳力6人，因劳动力不足， 麦子不能及时播种而减产。另一组也因劳动力不足，不懂技术，防治不及时，造成小麦赤霉病情严重，使小麦亩产只有200多斤，而且其中50 %左右的麦子已霉变〔22〕。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地方村子里有文化的农民都外出打工或进城经商，剩下来的都是文盲，连找一个能看懂农药化肥说明书的人都很困难，施肥用药出现严重差错的现象时有发生。湖北省英山县雷店镇老贯村一农民，自己是文盲，1991年误把除草农药当成杀虫农药用，致使3亩中稻颗粒无收，赔本500多元。1990年，天门市九真镇一妇女，由于家中男性劳力全部外出，自己错把晚稻当作早稻、早稻当作晚稻下种，致使全年水稻减产80%。从全国来看，1985年以后，伴随着大量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从1979—1984年的年平均提高6.1%下降到1985—1989年的2.4%（若把流动人口从分母中去掉，则大约为从7.9%下降到3.7%）〔23〕。当然，近些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回落的原因很多，如农业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等，但主要原因是农业中流出的人口多是文化、技能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则多是老弱和文化、技能较低的劳动力，使经营农业的劳动力质量严重下降所致。劳动力质量下降，也严重影响了科学知识的普及、良种的推广、新技术的采用等。前苏联及我国的城市化状况说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控制农村人口外流的规模、结构，有效地解决农村外流劳动力人口的质量倾斜度过大的问题。
归根到底，前苏联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城市化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必须依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速度。如果忽视其他某些因素（如农业）的发展，片面追求高速城市化，只能是破坏社会各因素发展的内部平衡性，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城市化发展也会欲速不达。
注释：
〔1〕李秀敏：《苏联城市化的基本特点》，《外国问题研究》，1990年第2期。
〔2〕〔7〕沈志恩：《斯大林超高速经济发展战略的成败得失》，《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
〔3〕参见《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 —198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4〕〔12〕〔13〕〔14 〕参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统计资料》，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5〕〔10〕参见《苏联的粮食问题》，《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9年第3期。
〔6〕〔8〕〔9〕高佩义：《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化》， 《当代经济科学》，1990年第6期。
〔11〕〔15〕侯文若：《全球人口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6〕陈卫民：《中国80年代城镇化速度与劳动力产业转移速度的比较研究》，《人口研究》，1993年第1期。
〔17〕丁金宏：《论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与机制》，《中国人口科学》，1993年第1期。
〔18〕参见《农村发展与改革》杂志，1991年第1期。
〔19〕吴怀连：《非农业不等于现代化——关于农民离土的认识》，《中国社会报》，1991年1月3日。
〔20〕参见《中国农业剩余劳动转移的道路选择》，《中国农村经济》1990年第10期。
〔21〕辜胜阻：《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22〕姜作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后出现的新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
〔23〕高成松：《关于流动人口管理的几个问题》，《山东财政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