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苏浙沪皖就业质量评价研究＊
朱晓莉，蔡美菊
（合肥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61）
摘 要：运用文献分析法界定“互联网+”背景下区域就业质量内涵，分析区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从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激励、就业保障四个维度构建“互联网+”背景下区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四个省市2017年度就业质量综合水平。运用比较分析法，提出“互联网+”背景下苏浙沪皖四个省市的就业质量提升建议，助力劳动从业者高质量就业，增加劳动获得感。
关键词：“互联网+”；就业质量；就业收获；劳动供需匹配
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改变了就业信息的获取方式、工作模式，改变了从业劳动者的就业体验与情感认识。就业质量在“互联网+”背景下有了新的涵义。
天趣的辨识是一种难以比况而独自神会的审美意识，从茫茫凡俗中感应出妙意的特殊禀赋，未必仰仗学习知识，有些人一书不读而多诗意，一花不识而多画意，一佛不拜而多禅意，一杯不饮而多酒意，天赋的直觉就能感应微妙的美。英雄识英雄，就在旁人还浑然不觉时，能一眼瞅定，猛地挑出那卓然杰出的美，就能辨识天趣。
1 “互联网+”背景下区域就业质量内涵界定
就业质量内涵的相关定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个体方面。欧盟就业质量标准包括就业安全与规范、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与工作生活平衡度、工作稳定性及社会保障、协调谈判机制、技能培训、员工关系与工作动机等。中国学者小志（2013年）认为就业质量内涵包括五个核心要素：就业环境、就业结构与就业机会，劳动报酬与就业公平，就业能力与教育培训，就业稳定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与职业安全[1]。区域就业质量主要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环境、就业保障、就业能力等角度进行衡量与界定。刘素华（2011年）认为就业质量内涵是该范围内劳动者整体的就业状况的优劣程度以及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2]。程蹊（2003年）将就业质量的内涵分为就业环境、生产效率、就业对经济生活的贡献程度三个层面，将劳动与就业环境联系在一起[3]。“互联网+”背景下区域就业质量的内涵，即互联网深入应用的就业活动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网络资源结合的劳动状态，劳动从业者的整体就业水平，劳动从业者的工作状态、劳动的和谐程度，劳动者获得的报酬激励程度，就业结构衍生的劳动需求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范畴[4-7]。
2 区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毛宇飞（2019年）认为使用互联网能够提高各类型就业的收入水平，并且对于标准就业和生存型创业而言，使用互联网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作自主性，对就业质量产生明显影响[8]。随着移动用户的诚信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对雇佣双方的供求匹配、就业的兴趣选择、就业能力的提升、职业路径的选择等将产生明显的影响。社交应用商业模式不断成熟，劳动者将面对更广的空间实现商业收入。在互联网时代劳动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水平，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有目的的劳动供需匹配，获取多维收获。在互联网时代下就业更加强调劳动者在从业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规划与提升。
在“互联网+”大背景下，网上支付方式电子化、智能识别化，支付场景不断延伸，境内境外支付更加便捷，为劳动供需双方的诚信支付提供了渠道。
在线政务能力方面，各级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移动终端的政务服务入口全面向基层，就业政策的宣传、执行力的监督、就业环境的规划等方面的信息将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会增加劳动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其中微信政务服务中，城市热力图、学历查询、天气预报已经实现全国覆盖，社保查询、生活缴费等已覆盖89个城市。
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的干预行为和执行效率备受关注。在线教育移动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智能设备的快速普及、5G网络的应用为在线教育创造更多的机会。轻量化、碎片化、结构化的知识更适合移动端的学习场景。
3 区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江苏省的就业质量位居第二，其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处于最高水平，仅次于上海的有网络支付能力指数，说明江苏省就业保障水平、就业激励水平较好，但在就业环境方面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空气质量指数相比最低。本科及以上就业人数占比处于低水平，小时工资率激励有待提高，就业财政补助占培训经费投入比相比最低。
运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KMO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得出KMO=0.903，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4 苏浙沪皖就业质量评价实证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苏浙沪皖四个省市的就业质量进行综合评价，采用官方统计数据作为指标数据的来源，主要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18》《2017全球，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8》《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8》《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状况发展统计报告》《上海市统计年鉴2018》《浙江省统计年鉴2018》《江苏省统计年鉴2018》《安徽省统计年鉴2018》选取了2017年的苏浙沪皖就业质量评价的四个维度12个二级指标的统计数据。
3.2.2 起垄覆膜 地整平后要起垄，垄宽60 cm，垄间距70～80 cm，垄高20～25 cm。以1.2 m宽的地膜全膜覆盖。
仍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为了体现拓展性课程的选择性理念，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学校建构了拓展性课程“综合批发超市”，即两大课程类型：以培优为目标的21门社团课程和适合零起点学生的41门拓展课程；两类课程实施形式：校内班级授课制和校外社会实践。在指导学生选择课程的过程中，四门校本课程“小小银球”乒乓课程、“木偶情”综合实践课程、“汝湖艺苑”书法课程和经典阅读课程，作为省市特色项目，引导每个学生选择参与。37门教师设计的个性课程，教导处按课程门类分解到3～6年级，每个年级开设7～8门，每门30人以内。中高段学生在班主任的指导下进行选择，统筹报名，保证了每个学生都能选到合适的课程。
根据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标准，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可以提取3个主成分因子，共同解释了原有指标变量总方差的89%，分别记为F1，F2，F3，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旋转，得到旋转后得到方差贡献率依次分别为48.311%，28.268%，23.042%。
（3）实验只能从宏观的层面呈现酸雨对植物的影响，而且与本地酸雨的情况没有太大的联系。大部分学生缺乏对酸雨的直观认识和感受，认为桂林山清水秀，无大型厂矿，不会降酸雨。他们没兴趣，且认为没必要完成相关实践与探究活动。
(3)重介质选和浮选效果差，实际生产数据与理论数据偏差大。主要表现在介耗高达4.5 kg/t，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循环水浓度高，为保证矿井生产，不得不强制洗煤生产，导致重介质选和浮选效果恶化；重介质操作困难，不稳定，导致矸石中小于1.80 kg/L密度级达到4%左右，洗混煤中小于1.40 kg/L密度级在10%上下。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得出的苏浙沪皖四省市的就业质量综合得分，“互联网+”背景下苏浙沪皖就业质量排序依次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其中上海市的就业质量评价得分是正值，为2.76，其他三个省份的得分为负值，说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总体就业质量水平较低。就业环境的支持作用、就业能力水平、就业激励效果及就业保障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浙江省在政府政策环境指数、空气质量指数的就业环境方面较好，就业财政补助占培训经费投入比方面相比最高，就业能力中就业效率处于较高水平，但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本科及以上就业人数占比相比较低，同时小时工资率的激励效率较低。
“教科研+”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随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尝试研究教师发展的核心素养，他们大多都提到了教师的“教科研能力”是其专业发展的核心素养之一.新时代的教师必须掌握一定的教科研能力，才能够应对新时代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最新要求，没有教师的发展核心素养，就不会有学生的发展核心素养.
表1 2017年“互联网+”背景下苏浙沪皖就业质量成分综合得分表
省市F1F2F3Y 江苏﹣0.34 0.26 ﹣1.74 ﹣0.36 浙江﹣2.29 1.76 0.79 ﹣1.01 上海4.03 0.24 0.47 2.76 安徽﹣1.41 ﹣2.25 0.47 ﹣1.39
注：F1、F2、F3为主成分得分；Y为就业质量综合得分。
通过旋转成份矩阵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主成分中第三产业就业占比C4、本科及以上就业人数占比C6、小时工资率C8、工资总额占比C10上载荷较高，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这些指标的信息；政府政策环境指数C1、R数字生活互联网指数C2、网络支付能力指数C7、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占就业人数比C11在第二主成分中载荷较高，说明第二主成分基本反映了这些指标的信息；空气质量指数C3、就业效率C5、就业财政补助占培训经费投入比C9、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C12在第三主成分中载荷较高，说明第三主成分基本反映了这些指标的信息。
在这一运行逻辑框架内，原有的一元管理主体——政府，需要主动构建平台，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分享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那么政府主动出让权力和资源并扶持社会力量的驱动性究竟是什么？当前政府急需扶持社会力量的原因在于有大量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的最优提供者并不是政府，政府有意愿要减压。另外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参与渠道的扩大，个体公民由于所享受的公共服务还有优化的空间，也有参与集体行动、承接权力的意愿。从政府的角度分析，需不需要扶持社会力量、何时扶持社会力量取决于政府对公民参与集体行为意愿的强弱以及集体行为所展现的组织化程度。笔者认为当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民集体行为的组织性可做以下模式分析，具体见表1。
5 苏浙沪皖就业质量比较分析
上海市在数字生活互联网指数、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本科及以上就业人数占比、网络支付能力指数、小时工资率、工资总额占比、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占就业人数比方面分值相比最高，说明上海的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保障与激励水平在苏浙沪皖四省市中处于最高水平。但上海市的总体就业效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较低，就业财政补助占培训经费投入比相比水平较低。
“互联网+”背景下，对区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将区域就业质量划分为以下四大模块：①就业环境。主要从政务能力（政府政策环境指数C1）、数字生活能力（数字生活互联网指数C2）、空气质量情况（空气质量指数C3）进行分析。②就业能力。从第三产业就业情况（第三产业就业占比C4）、就业效率C5、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情况（本科及以上就业人数占比C6）进行指标的确定。③就业激励。从网络支付能力（网络支付能力指数C7）、小时工资水平C8、就业培训投入C9等确定指标。④就业保障。从工资水平（工资总额占比C10）、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C11）、社保参保（社保参保率C12）进行指标的确定。每一模块对应三个二级评价指标，同时结合《2017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的相关指标[9]来确定“互联网+”背景下区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因子得分和主成分得分计算苏浙沪皖四省市的创新绩效综合得分，如表1所示。
安徽省的就业质量综合得分相比最低，其在就业环境方面，主要有政府政策环境指数、数字生活互联网指数；就业能力方面，主要有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本科及以上就业人数占比；就业激励方面，主要有网络支付能力指数、小时工资率；就业保障方面，主要有工资总额占比、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占就业人数比等方面相比处于最低水平。
6 苏浙沪皖就业质量提升路径建议
根据表1得出，苏浙沪皖四省市的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水平情况。结合苏浙沪皖各自的因素具体情况，尝试提出“互联网+”背景下就业质量提升路径。
建议上海市通过增加就业培训经费投入，提供线上培训学习教育平台等公共就业服务[10]，助力上海市从业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提升；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产业与服务业，催生新的就业岗位；完善财产资本化要素市场提升就业人员的财产性收入比例，构建多方学历提升渠道，提高女性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
江苏省需提升就业能力质量，加强学历深造、职业技能在线学习认证平台系统建设，提升就业者的学历水平或职业技能等级，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增设环保就业岗位[11]；提升劳动标准和效率，增强小时工资率的激励作用；加大政府购买增设公共就业服务网点，提升公共就业服务项目，促进充分就业，同时将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区管理，助力于公益事业。
浙江省首先要增设技工学校和就业训练中心，实行线上线下相辅助学历提升平台，提升就业者的技能熟练程度和等级水平[12]；构建劳动三方协调网络平台巩固就业保障机制，逐步推出就业服务岗位并分级管理，提升工资效率。
安徽省首先要完善互联网建设，提升区域数字生活水平，引导劳动从业者树立正确的数字生活价值观；构建线上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率，完善职业分工与细化[13]；其次构建激励性薪酬体系，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助力诚信体系的建设，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创业培训，从创业、就业多维度提升就业质量。
在“互联网+”背景下对苏浙沪皖四个省市的就业质量进行评价比较分析，相互借鉴相互提升，促进高质量的区域就业。
参考文献：
［1］小志.就业质量的内涵［J］.中国就业，2013，2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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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5913/j.cnki.kjycx.2019.16.026
文章编号：2095－6835（2019）16－0066－03
作者简介：朱晓莉（1985—），女，安徽六安人，管理学硕士，合肥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经济与管理学院江淮城市群发展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蔡美菊（1984—），女，河南郑州人，管理学博士，合肥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经济与管理学院江淮城市群发展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为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编号：SK2019A0606）；合肥师范学院校级科研人文社科项目（编号：2017QN26）
〔编辑：严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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