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人口素质看我国民工潮的成因、社会冲击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潮论文,看我论文,成因论文,对策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出现的民工潮已引起社会各界（包括决策者们）的极大关注。从成因上看，民工潮产生的主要因素应归结为农村人地关系比例失调、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所造成的城乡“势能差”。因而，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因素的分析。本文试图从农村人口素质（主要指科学文化素质及思想素质）角度分析我国民工潮的成因及其社会冲击，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农村人口素质现状令人担忧
我国农村人口素质现状令人担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盲人口绝对数量一直居高不下（1990年达1.8亿），其中，90%在农村。1992年，我国农村人口（主要指从事农村牧副渔人口），文盲和半文盲率为22.2%，小学文化程度比例为45.1%，两者合计高达67.3%[1]，其平均学龄期仅4.8年（1987年），不及日本1907年的水平。并且，由于科技人员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农村农技人员严重缺乏。我国平均每万名农业人口中的农技人员仅6.6人，与10年前相比进步不大。改革开放又使农村精英大批流失，造成农村“人才倒挂”[2]。
同时，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素质堪忧。据统计，1980-1988年全国失学、辍学的中小学生（其中大多来自农村）总数达3，700万，其中每年因贫困失学的农村青少年达100万[3]。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冲击，近年来辍学现象又有新抬头，据1993年对部分省、区的抽样调查表明，我国中小学生辍学率已达10%，远远超过国家教委的3%的限度，而农村地区更为严重，有些农村中学辍学率竟高达35%[4]，令人怵目惊心。如今，文盲新生代仍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在扩展。
我国农村人口的低素质现状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二、农村人口的低素质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民工潮的产生
低素质构成对我国民工潮成因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其它过程表现出来的。
1.低素质导致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困难重重，农村人口不断膨胀。
大量的调查材料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决定育龄夫妇生育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财富的多少，而是文化程度的高低，生育率与文化程度呈明显的负相关。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多子多福”等旧思想旧观念根深蒂固，导致农村人口生育观转变简直比“撼山”难。另一方面，由于妇女素质低而提高了婴儿死亡率、降低了避孕率及避孕效果，并由此导致农村生育率居高不下，使农村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据“四普”资料，1989年全国县育龄妇女生育率高达88.75‰，分别比镇和市高了29个、35个千分点。我国农村人口从1982年的80，174万人增到1990年的84，14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500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人口惯性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我国农村人口结构正趋于“劳力化”，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增加到1990年的66.7%，上升了5.2个百分点，预示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应将日趋增加。据有关部门预测，90年代中后期，我国将新增600-700万劳动力。庞大的新增就业大军为民工潮产生准备了条件。从我国目前跨省民工源地省份看，它们都存在着人口总量大，增长快，素质低，就业难等共同特征。因此，我们可预言：若不受限制，90年代后期的民工潮将更趋汹涌。
2.低素质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消化
首先，低素质阻碍了科技兴农的推行，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深层次转移。在耕地日趋减少的情况下，依靠垦荒来安置劳动力潜力不大。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式”吸收道路应以依靠科技，发展高产、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为主，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深层次转移。然而，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过低，农技人员缺乏，严重地阻碍了科技兴农的推行。据统计，大约70%的农业科技成果因此得不到推广，许多农民对地膜技术、良种培养技术掌握程度低，甚至往往适得其反[5]。因此，其吸纳能力大大减弱。
其次，低素质构成给劳动力实现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困难。实践表明，劳动力的素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有其重要影响。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87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中，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5.5%，受过专业培训的占19%；同时发现，文化程度越低，转移成果的巩固越低，反之亦然。在该年已转移农业劳动力回流中，初中文化以下占17.16%，文盲则高达21%，而初中以上只占9.46%[6]。
1987年以后的几年中，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趋缓，1988年和1989年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回流现象，如1988年乡镇企业新增就业人员比1987年减少120万，1989年比1988年又减少200-300万人[7]。造成大规模工人回流农业大军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调整所致，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使大量乡镇企业倒闭是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国农村工人素质低、适应性差，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待工现象日益突出。据余姚市乡镇工业局统计，1989-1990上半年全市乡镇企业待工人数累计达19，009人，待工率达11.91%，其中女性待工人数占全部待工人数的75.72%，明显高于男性待工人数。究其原因，这些女工素质低（初中及以下者占96.15%），又无专业技术，不利于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增强竞争实力[8]，因而成了“替罪羊”。低素质加剧了农村中小学生辍学和过早就业现象。
在对农村中、小学生辍学原因的调查中发现，除了贫困、市场经济冲击等原因外，父母的素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是孩子文化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及资金供给者。低素质的父母，往往只在乎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教育的长期效益，让子女弃学务工过早地就业。由于该原因产生的辍学比例高达50%以上[9]。
每年都有几百万的中、小学生离开学校过早地加入劳动者的行列，这不仅直接降低了未来劳动者的素质，增加了他们转移的难度，而且使农村就业容量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又埋下了早婚早育的隐患。
随着农村耕地的逐年减少，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农民的低素质引发的种种后果更使农村“人满为患”，因而从客观上决定了农民离乡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低素质导致了民工潮的产生。
三、低素质从客观上加剧了民工潮的社会冲击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迁移者作出迁移决策通常应建立在背井离乡的损益分析基础上。对民工而言，其离乡进城打工的净收益应为进城打工的各种收益（包括收入增加、能力锻炼、城市体验、社会荣誉等）和离乡进城过程中各种成本（如路途成本、等待成本、风险成本、适应成本等）的差值[10]。由于某些收益—成本指标无法从数量上精确衡量，如旅途的疲劳、失业的心理压力等，这种净收益只能是预期的，这就要求民工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较敏税的判断力，及时捕捉并正确分析各种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决策。
然而，许多民工在核算时往往只重视城市高收入、旅途费等实物的因素，而对城市中相对较高的失业率及所需承受的各种非物质支出视而不见，预期严重失真，造成很大的盲目性。据《瞭望周刊》（475期）登载，约占30%的民工外出无明确目标，完全是盲目从众的结果。从近几年的民工潮特点来看，民工流向对经济热点的空前集中性一方面反映了民工决策中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地位，但同时民工总量往往大大超过当地的劳动力需求，如1993年1月31日和2月1日两天到达上海的民工就已超过当时浦东民工需求总量的1倍多，反映出民工决策中的非理性成份。
决策非理性化是民工潮产生社会冲击的首要因素。
2.增加了进城民工失业的风险。
民工失业的概率与其素质呈负相关。民工素质越低，对新的劳动市场适应能力越差、择业范围越窄、失业可能越大。由于民工数量往往供远大于求，在“择优汰劣”的市场原则下，企业主总是选择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因此，文化素质低常常是民工在迁入地劳动力市场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素质高低还直接决定他们的职业类型。普通民工主要从事城市居民所不屑的差脏累险的“底层工作”，如建筑、环卫、纺织等，而一些来自华东江浙一带发达地区的打工仔，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技术，能参与企业管理，成为“白领打工仔”一族。
3.提高犯罪率，侵扰社会治安
民工法律知识缺乏，法制观念淡薄，加上他们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饱受风餐露宿与受尽屈辱的双重煎熬，心中充满怨愤情绪，急欲发泄，更助长他们的好斗性，故而经常拉帮结派、无事生非，更有一些民工因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铤而走险，转化为犯罪人口。据浦东新区统计，1993年春季该地公安部门打击处理的犯罪分子中外来流动人口占70%[11]，严重地侵扰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民工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经常受到一些不法分子的侵害，如拖欠工资，侵害人身权益等。因此，在严格管理的同时，也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四、对策与建议
应当承认：对农村而言，大批精英分子外流，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巨大损失（至少在外流期间是如此），一些学龄儿童也被迫随父母流离颠沛，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对农村整体素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不可否认，民工潮对农村人口素质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进城民工在参加城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能不断学到新知识、新技能，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契约化社会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素质和精神风貌的现代化。其次，通过大众宣传媒介传播及个人亲身体验城市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有助于生育观的转变，通过接触现代经营方式，有助于增强市场竞争观念和商品经济意识，并且，回乡民工通过言传身教，对周围村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次，增加农民收入，为发展教育解决了资金缺乏的硬约束。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民工潮的力度和广度在本世纪内有增强趋势。目前，我国4.2亿农村劳动力中约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预计到本世纪末将达2亿。从现有条件看，要充分吸收往返流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疑有较大的难度。因此，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农村人口素质，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软约束”迫在眉睫。而由于长期受重限制人口数量，轻提高人口素质的决策偏失的影响，我国人口素质提高严重滞后。1952-1986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中，人口素质贡献率仅为5-6%，约为发达国家的1/3～1/2[12]，农村人口素质提高的滞后现象则更为严重。随着农村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担心出现“素质逆淘汰”的悲剧亦不无道理。
1.从素质上加强对民工的服务管理。
(1)对流出地，要设立适当的“素质门槛”（如初中文化程度以下者不给予劳务输出），并在输出前进行基本的法制教育和岗前培训，减少其不适应性；(2)在流入地要建立民工培训计划，联合有关教育结构如高校创办民工学校，加强外来民工的文化技能和法律道德教育；(3)建立民工组织（如工会，外来妹之家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结合实际，加强他们的精神文明建设；(4)由政府出面协调，解决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争取就地就近解决；(5)积极鼓励支持收回人力资本投资的民工回乡为家乡做贡献，领办创办企业，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增加农民收入，还可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为农村注入“新鲜血液”，达到“以潮治潮”的目的。
2.切实抓好农村教育
(1)认真贯彻九年制义务教育，强化制约机制，努力实现本世纪末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宏伟目标。对辍学或适龄而未入学者征收义务教育费；乡镇企业禁止招收童工。在进城打工、入学、农转非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文化程度高的享有优先权，初中文化程度以下者则不能享受这些权利，以刺激他们学文化的动力。(2)调整农村教育结构，实行“三教”统筹（即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农科教结合，形成农科教相互依存的良性循环机制。因为农业生产对普通教育（特别是初高中教育）的弱需求是造成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徘徊在低水平的主要原因，原来以普通教育一条线为主的教育结构已不符合农村实际。(3)遵循“教育先行”的原则，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尤其应继续开展“希望工程”，动员全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