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与权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在全球舞台上仍然是最有权力的行为体。但这个舞台将变得越来越拥挤，许多非政府行为体为了获得影响力将会展开激烈竞争”。 过去一个世纪，最令人瞩目的一大趋势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信息革命。而在21世纪，信息革命将持续对全球政治产生强烈影响。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软权力”——通过吸引和劝服而非强制与收买来获得满意结果的能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 信息革命并非什么新鲜事——可以一直追溯到16世纪，在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出现了大量印刷媒体，它们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当下的信息革命正在改变权力的性质，并加速权力的扩散。一些人将其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建立在计算机和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计算机与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信息创造、压缩、传递和搜集成本的急剧下降。 1960年，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就觉察到了即将到来的信息革命年代，他观察到一个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隔两年就接近翻番。这是摩尔定律的结论，由于计算能力的巨大增长，计算机运算成本到21世纪初已经降到了70年代的1‰。 与此同时，计算机网络化传播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1993年，全球大约只有50个网站，到2000年就超过了500万个，10年之后则超过了5亿个。目前，全球大约1/3的人可以上网，2020年，全球能够上网的人预计要增加到60%(约为50亿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通过多种设备来接入互联网的。 这一信息革命的主要特征并不是财富与权势的传播速度加快了，因为经过150多年的发展，欧洲与北美之间通过电报的即时传播已经成为可能。其实，最重要的变化是传播信息成本的猛然降低，并且这一趋势始终在持续。如果汽车的价格像计算机那样迅速下降，那么今天我们花10～15美元就可以买一辆汽车。 当技术的价格迅速下降时，它就变得非常易得，并且进入该领域的门槛也在快速降低。实际上，传输成本变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能在全球传播的信息数量其实是完全无止境的。 20世纪中期，人们担心计算机与传播带来的信息革命将会导致政府集中控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对这种担心有过淋漓尽致的描绘。但随着计算机成本的降低以及体积不断缩小为智能手机和其他便携式设备，它们的去中心化效果远远超过了中心化效果，维基解密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这些例子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效果。 与几十年前相比，目前基于信息之上的权力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扩散。信息常常能够提供一种关键性的权力资源，与以往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这就导致权力从政府扩散到非政府行为体，从大企业集团扩散到非营利组织、非正式的特定组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就此终结。政府在全球舞台上仍然是最有权力的行为体，但这个舞台将变得越来越拥挤，许多非政府行为体为了获得影响力会展开激烈竞争。在“软权力”范围之内，它们大多会这样做。 网络空间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控制海权方面，拥有强大的海军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能为互联网提供多大帮助。历史学家泰勒(AJ.P.Taylor)指出，在19世纪的欧洲，强国的标志是在战场上获胜的能力。但正如美国防务分析专家约翰·阿奎那(John Arquilla)所言，在今天的全球信息化时代，胜利有时并不依赖谁的军队能获胜，而是依赖谁讲的故事会获得人心。 我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首次应用了“软权力”这个术语，这个概念挑战了有关美国权力衰落的传统观点。在仔细研究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权力资源之后，我觉得仍然有些东西被忽略了——种通过吸引和劝服而非强制和收买来影响他人的能力。我认为“软权力”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可以弥补学者在思考权力时的一些缺失。 之后，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用该术语来描述他们的权力资源，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使用该术语，比如日本和澳大利亚。但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中国领导人在2007年也使用了该术语，他提到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软权力”的发展。 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因为中国军事和经济等“硬权力”的显著增长可能会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心，它们有可能结盟来制衡中国的权力。中国如果在崛起过程中也能相应提升“软权力”，那就可以削弱周边国家结盟的企图。为了提升“软权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投资了几十亿美元，而且中国的学术期刊上也出现了数百篇有关“软权力”的研究论文。但“软权力”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权力是影响他人以获得想要结果的能力。你可以通过三种主要方式来影响他人的行为：武力威胁(“大棒”)，引诱或收买(“胡萝卜”)，以及吸引，也就是让他人想你所想。一个国家有可能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所期望的结果，因为其他国家想要追随其发展步伐——认同它的价值观，把它当作模仿的典范，期望达到它的繁荣与开放程度。 从这方面来讲，在世界政治中通过设置议程来吸引他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通过军事或经济上的威胁来迫使他国做出改变。这种“软权力”——让他人想你所想——就是吸引其他国家，而不是强迫他服从你。 “软权力”有赖于塑造人人表现的能力。它不占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何谈占有一些国家。比如，一些公司为品牌进行大量投资，而一些非政府活动家常常会攻击它们的品牌，并督促它们去改变行为。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软权力”主要依赖于三种资源：文化资源(所处的地域对他人有吸引力)、政治价值(得到国内外的认可)和外交政策(被认为是合法的，拥有道德权威)。 中国在文化方面做得很好，但在政治价值和外交方面还有不少困难。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吸引人的悠久文化，目前它在世界各地创建了数百所孔子学院来传授它的语言与文化。北京政府同时也在提升国际广播电视的传播能力。此外，中国经济的成功对其他国家也有一定的吸引力。由于中国政府成功应对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始终保持经济增长，而其他西方国家则进入了衰退)，并且为一些贫穷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投资，使得它对他国的吸引力有了进一步加强。这一现象在过去十多年变得普遍了，一些学者常常把中国的这种努力称之为“中国的魅力攻势”。 不过，正如丹佛大学孙静(Jing Sun)在研究中观察到的，中国政府并没有从投资中获得较好的回报。这并不是因为“软权力”在世界政治中变得不重要了。这是中国的战略存在一定限制的结果——该战略过度强调文化，而忽略了公民社会的作用带来的影响。 2009年，北京政府宣布计划投巨资创建全球性媒体集团与彭博、时代华纳以及维亚康姆展开竞争，期望用“软权力”而非军事实力来获得他国的认同。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卫(David Shambaugh)所指出的，中国政府在外部公共运作方面已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其中包括创建24小时的新华有线新闻频道。 但中国的“软权力”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绝大部分非洲和拉美国家，有关中国的舆论是正面的，而在美国、大部分欧洲国家并非完全如此。 中国没有好莱坞这样的大规模全球文化产业，大学数量也不及美国。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多，而这些非政府组织正是创造美国大部分“软权力”的力量之源。中国政府似乎认为“软权力”主要产生于政府政策和公共外交，而对美国来说，“软权力”大多是靠公民社会而非政府创造出来的。 一些大国试图利用文化和叙事来创造“软权力”，以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优势，这种模式有时并不容易被接受，在这些传播内容与其国内现实不一致时尤其如此。中国政府在竭力试图将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打造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的竞争者，但这些媒体在国际竞争中相对脆弱，并没有太多的国际受众。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指出的：“他们似乎没有领会约瑟夫·奈的观点，‘软权力’主要来自个人、私人团体与公民社会。可政府却在着力推销古代文化，认为这些才好像具有全球吸引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也在努力提升俄罗斯的“软权力”，但他对邻国(如格鲁吉亚或乌克兰)实施威慑时，应该从全球“软权力”的变化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一项成功的“软权力”战略必须要充分注意到所有三方面的资源：文化、政治价值以及在别人眼里看来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为了提升一国的“软权力”，着力投资于政府宣传并不是一种成功的策略。 “软权力”的发展没有必要成为一种“零和游戏”。所有国家都能找到互相吸引的节点。正如中美双方的国家利益有部分是一致的，有一部分是冲突的，它们之间的“软权力”在一些问题上是彼此加强的，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是彼此冲突的。 对于“软权力”而言，这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一般来讲，权力关系是“零和的”还是“双赢的”，这要取决于行动体的目标。比如，两个国家都希望稳定，军事权力的平衡就会让双方都不会担心被另一方攻击，这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双赢关系。同样，如果中美在彼此看来都变得更吸引对方，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如果中国“软权力”的崛起减少了冲突的可能性，那它就可能成为双赢关系的一部分。 从长远来看，中美关系中总是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因素，但这两个国家更应该从合作因素中有所收获，由于两国“软权力”在同时崛起，这种趋势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未来几十年，谨慎的政策目标是让这种发展成为一种趋势。 21世纪正在经历着两大权力的转移：在国家之间，权力从西方到东方的“水平”转移，比如亚洲恢复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原有份额，此外还有另一种权力转移，即从政府到非政府之间的“垂直”权力扩散。这种权力扩散由当下的信息革命所推动，与几个世纪前相比，这场信息革命正在创造一种涉及更多行为体的国际政治，因为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对国家主权做出规定之后，国际政治中的主角就是少数几个国家。 权力扩散当然也会影响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权力的扩散会加强跨国行为体的影响，并将超越国界的新问题设置为议题，如恐怖主义、全球金融稳定、网络空间冲突、流行病以及气候变化。没有哪个政府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寻求构建联盟与网络来解决这些难题时，政府不仅需要利用强制与收买的力量，同时还需要利用吸引与劝服的“软权力”。 选自美国《当代历史》杂志2014年2月号标签：信息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