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特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满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与满族的形成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不过一个民族的发展情况，能大致反映和表现在文化的发展上，所以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发展，并且能够表现出这个民族的某些基本特征，满族文化的发展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满族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以他们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痕迹，其中一些内容成为满族文化的基本成份和核心。渔猎和农耕是满族先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在满族形成的初期也基本是这样。相近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使满族无可选择地继承了其先人的文化传统。例如骑射是女真人的文化特征，他们以善于骑射而生存，也以擅长骑射而立国。满族在形成时期乃至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骑射一直被强调和坚持，成为满族最突出的文化特征。自清太宗皇太极说过“我国家以骑射为上”之后，历朝皇帝无不大力倡导，在满族中蔚成风气。与骑射有联系的是服饰，满族的服饰与女真人也大体相同。为骑射、御寒方便，穿长袍马褂，衣为箭袖，身束腰带。对服饰的要求在后金天聪年间就有定制，这种服饰在整个清代都被坚持保存下来。语言的继承性更为明显，这种后来被称为“满语”的语言，不仅成为保持民族文化的工具，也成为满族内部联系的纽带，皇太极就曾以语言来区分是否为本民族之人。后金天聪八年十二月（公元1635年1月），皇太极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兵往征黑龙江时即说：“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国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①]。
可以说骑射、服饰、语言这三种被直接继承下来的民族传统，成为满族最为直观、最为根本的文化特征。对此皇太极还曾有过一段深刻地论述，他说：“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祖宗时衣冠仪度，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迨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如元王马大郭，虽汉人讼事则以汉语讯之，有女真人讼事，则以女真语讯之。世宗闻之，以其未忘女真之言，甚为嘉许。此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②]皇太极的这段话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三个方面在满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之外，满族文化中最具有直观性的内容是民族风俗。满族风俗在很多方面也是承接女真人而来的，如满族形成初期的火葬习俗，婚娶不论辈份的习俗，房屋居室的构造与生活习惯，饮食的制作与喜好，祭祀的内容与形式等都是如此。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满族文化并不仅是继承其先人的文化传统，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变化着的。这种丰富和变化使满族文化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和鲜明的特征性。
满族在入关之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涉及到了满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努尔哈赤创设八旗和建立后金，以及皇太极统一东北、建立大清的这一段时期内，随着政治上的很大发展，对待他们先人女真的态度上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建州女真崛起之时，努尔哈赤一直认为自己是女真人的后裔，所以对完颜部女真人建立的“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据黄健彰《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载：“奴儿哈赤建立国号，并不自万历四十四年始，从万历二十四年起，直到他的死，他的国号凡五变。最初系称女直，旋改女真，又改建州，后改后金，最后改称金。”[③]这一段历史及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都与女真和金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到了皇太极时期，在对待女真的态度和认识上便发生了变化。公元1635年，皇太极曾说过这样一段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诸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原名，不得仍前妄称”[④]，这是确定满洲称谓的最早声明。在这段话中，皇太极否定了“诸申”（即女真）的称呼，将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平行列举，回避与女真的关系。然则“我国建号满洲”的提法在此之前没有记载，过去是否有满洲，满洲居处何地，至今无法确定。
“满洲”的出现具有这样几个作用和效果：（1）以往女真各部相互争王称长，部落间的矛盾根深蒂固，被统一于八旗中的时间还不久远，矛盾与隔阂怕是依然存在。同时八旗之中人员成份杂乱，还有为数众多的蒙古、锡伯、达斡尔和汉人等各民族，如果仍以人们熟知的“诸申”称之，各种矛盾不易化解，而以各大部落都不相干的“满洲”称之，则具有了平等的意味，对各部分人在心理上是一种安慰和鼓励，故以“满洲”相号召，则增加了这个新兴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这也可以说是在民族性上所起的作用。
（2）“满洲”的出现突出了这个民族或者说这个社会集团的独立性。在满洲这个称谓出现之前，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明朝都是将他们当作女真看待的，而女真过去臣服于明朝，拥有八旗劲旅的皇太极不甘心于这样的处境，欲图大业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地位，故满洲这一称谓的提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他们的独立性和不依附性，这对巩固和增强民族精神无疑会起到巨大作用。
（3）为改国号为“大清”创造条件。皇太极在提出“满洲”称谓的第二年即公元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满洲”的出现为此制造了舆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不过是有续接金朝之意，皇太极则另有雄心，“大清”的出现不仅表现了自信心的增强，也表明了欲与大明直接抗衡的决心。清政权的主要力量是满洲，而蒙古、汉军以及其他不能纳入满洲之人的作用仍很重要，以满洲为核心，以“大清”为旗帜，其政权的巩固当然会得到增强。所以，满洲的出现对大清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满洲”称谓的出现是民族发展的结果，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其中既有民族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在这种状况之下，满族文化沿着一条他们新开辟的道路发展起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了。
满族文化产生的最重要基础是具有了鲜明统一的新的民族意识。八旗制度的建立，尤其是满洲八旗的单独设立，以及给予满洲更为优厚的待遇，使满洲的民族意识自然得到加强。后金和大清的建立，与明军的频繁战争，使八旗与明朝处于鲜明的敌对状态之中，政治（包括民族）矛盾的激化，也势必使满洲的自我意识到得增强。为了增强民族自我意识，他们还采用了种种方法。比如异常重视《三仙女的传说》就是一例。这个传说最早记载于《满文老档》天聪九年五月档中，后经修饰渲染记录于《满洲实录》等书中。它源出于一个被征抚的黑龙江女真人口中，据他说古时传说有三个姑娘恩古伦、正古伦、佛固伦，在那布尔和里池中沐浴，佛固伦吞下神鹊衔来的朱果而受孕，生下布库里雍顺。在后来的衍变中，布库里雍顺成为爱新觉罗氏乃至满洲的始祖。[⑤]这个传说大约是唯一被记入正史，并受到承认的例子。它对族源的解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经过数千年变化发展的女真或满洲，无法寻找到他们始祖和起源的时候，对这个神话传说的认可和宣传，无疑会起到重大作用。对将要出现的满洲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材料。在这个传说在被记录于《满文老档》之后大约半年，皇太极就确定族名为“满洲”。
从文化角度增强民族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创制并改进了满文。女真人曾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金亡元兴，女真文字逐渐消失。时代中期以后，女真人已经不会读写女真文字，转而借用蒙古文字。这样一来，他们虽然说的是女真语（满语），但是“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⑥]面对这种情况，努尔哈赤于是下令创制满文。后来皇太极又下令改进，使满文更加完善。满文的出现是满族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满族文化的保持与发扬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满族社会生活中的推广使用，加强了内部的深层次的联系，与此同时也严格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区别与界限。
满文的出现使满族文字与语言统一起来，满族的民族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自满文创制之后，许多官方史书都用满文记录著述，即便民间传说、萨满神本等也多有采用满文记述者，这种现象都可以说是满文在满族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识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后金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曾下令不许八旗官名和城邑之名采用汉文，一律改用满文。他说：“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今我国官名，俱因汉文，从其旧 号。夫知其善而不能从，与知其非而不能者，俱为未得也。朕缵承基业，岂可改我国之制，而听从他国？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⑦]。这一规定使八旗人等生活于更为浓郁的满洲氛围之中，满文的作用也由此可见一斑。满文出现之后，便与骑射列于同等的地位，如果骑射算是继承女真文化的话，满文就是创新发展了。直至清末，“国语骑射”一直都是满族文化大厦的两大基石。
八旗制度对于文化范畴内的满族风俗，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女真各部在未被统一之前散居于东北的广大地域之中，加之相互征战频繁，各部之间的文化联系不甚密切，长期以来风俗略存差异。统一于八旗之后，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机会增多，风俗也渐渐趋于一致，这从东北各县的县志中能够看到这种情况。同时八旗制度具有政治职能，能够通过行政命令移风易俗，这样就使满族风俗逐渐规范化增强它的一致性。努尔哈赤曾说过：“吾国之风俗，主忠信，持法度，贤能者举之不遗，横逆者惩之不贷，无盗贼诈伪，无凶顽暴乱，是以道不拾遗，拾物必还其主。皇天之所以眷顾，吾国之风俗，盖如此尔”[⑧]。这里所说的风俗虽然主要是指社会风气和道德崇尚，但是对这些方面的提倡，不能不影响到满族风俗的其他方面。至于皇太极则下令制止陋习，如在祭祀、婚嫁、丧葬等方面，以节俭为原则规定了所用器物的数量，还明令禁止殉葬的习俗。在丧葬方面他曾命令说：“丧葬之礼，原有定制。我国风俗，殉葬燔化之物过多，徒为糜费，甚属无益……俟后，凡殉葬燔化之物，务遵定制，勿得奢费”[⑨]，这就使陋习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入关前的满族文化还包涵其他一些内容，如初步开展了文化教育，更新了伦理道德观念，制订了法律并提高了法律意识。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出现，而手工业中的冶炼、纺织、造船、煮盐等技术都有所发展。与明朝、蒙古、朝鲜的商业贸易在规模和种类上逐渐扩大与增加等等。这些方面的发展使满族文化与女真文化已有很大的不同。
入关之后，满族文化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有清一代，不仅满族文化的内涵更加广泛和丰富，而且其文化层次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满族的入关，将他们自己置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面对这种环境，他们自然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众多的影响因素当中，满族文化的发展主要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制约。其一是满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其二是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
满族努力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如“国语骑射”、服饰形式、祭祀的方式与内容、居住饮食习惯、婚嫁丧葬的习俗等等。在这些方面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略有变化，但是民族文化的特色依然非常鲜明。然而较之入关之前，满族文化发展最迅速最突出的，则表现在对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重视和成就上。
从伦理道德方面看，明代女真的三大部分发展并不平衡，建州女真和扈伦四部较为先进，但也仍然处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的时期，伦理道德观念的发展阶段较为原始，这从具有浓厚原始意义的萨满教的盛行以及一些落后的风俗中可以看得出来。入关之前，随着封建经济因素的增长和对汉文化的吸收，伦理道德开始受到重视。在《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对八旗的训谕很多，其中不少是有关于伦理道德的，至皇太极时期也是如此。清崇德五年十一月壬申（1640年12月7日），是皇太极的生日，这一天大赦天下，惟“十恶”之罪不赦。这十恶的内容是“谋危社稷，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谋背本国潜逃他国，蛊毒魇魅，盗大祀神器及上服御器物，殴辱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与宗族通奸，杀人强劫财物”。在这十恶之罪中，有一半涉及到伦理道德。对十恶之罪的严历态度，也是对伦理道德进行规范的一种手段，故满族社会民性笃厚、风俗淳朴，与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直接关系。
满族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受到汉族很大影响。在努尔哈赤时期即开始尊崇《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而后八旗驻地无不建有关帝庙。在他们眼中，关羽是勇武忠信的化身，对他的崇拜达到了神化的程度，关羽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人格化身，满族对他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的伦理倾向。对孔子的尊崇则使满族伦理道德更加完整和规范化了。皇太极非常重视学习汉族的儒家典籍，命达海等人译成满文，这些书的翻译在各个方面都对满族产生了影响。《清太宗实录》载：“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果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⑩]从这段话中可知汉族典籍对满人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满族入关以后，汉文化水平迅速提高，直接阅读和理解汉文书籍已无障碍，《四书》、《五经》和二十二史等书成为他们的常读典籍。他们除了经常术讲这些书外，还对此有诸多著述，如简仪亲王德沛著有《周易补注》、《易图解》，多隆阿著《易原》、《易蠡》，宝廷著有《尚书持平》，肫图著有《诗解正宗》，性德著有《礼记陈氏集说补正》等等，这些著述都能独抒己见。另外汉文《三国演义》、《左传》等书也都有满译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什坦在康熙初年即翻译了《清文孝经》，并得到康熙的同意在八旗中推广，另外如《朱子家训》、《列女传》等书也在满族中广泛流传。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深深影响了满族人民，在《八旗通志》的“忠列传”和“烈女传”中，便记载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典型人物。
在婚嫁方面满族的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以往的“乱伦”婚，入关后基本消失。学习汉族谱写家谱之后，同祖同宗相通的婚姻也不再出现。总之在满族入关之后，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满族的原有的一些优良的伦理道德观念，比如尊敬老人、注重友情、讲究信义、不欺弱小，以及仗义疏财、耻于偷窃等等，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一切使满族的伦理道德比入关前有了很大进步。
满族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完善上。满族在入关之前已经初步开展了对八旗子弟的教育，入关之后则立即开展了对八旗子弟的大规模教育活动，从顺治至雍正，各类八旗学校相继建立，除京城之外，不仅各地驻防八旗都有学校，即便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也设立了学校，对培养八旗各种人材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旗学校的种类繁多，皇子读书有上书房，宗室子弟有宗室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八旗子弟有八旗官学、八旗义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等等。满族兴办教育有自己的目的。皇太极曾说：“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11)]这个时候处于教育的初级阶段，其教育目的主要在于“忠君亲上”。入关之后在北京建立都城，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要求培养大批高层次的满族人才，此时的教育目的有所变化，其核心内容为“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关于满族的教育思想，康熙在《御制训饬士子文》中说得很清楚：“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原委有序。尔诸生幼闻庭训，长立宫墙，朝夕诵读，宁无究心。必也躬修实践，砥砺廉隅；敬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究经考业，毋杀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气。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轫度式于规绳，严防荡轶……苟行止有亏，行业有亏，虽读书何益”，[(12)]这段话中反映出的教育思想主要在于“先立品行”和“躬修实践”。
从这种教育目的和教育思想出发，满族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与汉人的书院多有不同。对满族子弟的教育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满文，一是汉文，一是骑射。学习满文的内容，一种是编写的满文教材，一种是满文圣谕，一种是翻译的汉文书籍。学习方法是除学习满语满文外，勤加翻译的练习。雍正二年（1724）曾谕令“设立官学，原欲清流兼优。精通翻译，以备部院衙门补用……将官学生内习满文者，教以书写本折字画；习文章者，讲论圣贤经传；习翻译者，熟翻《古文渊鉴》、《大学衍义》等书”[(13)]。学习汉文的内容，除学习汉文的字划文义外，主要是经史一类的书籍。骑射则是八旗学校的必修课，同时还规定八旗人考取进士，首先考试骑射，合格者方可入场考试。以这种教育内容培养出来的八旗学生，一般都是满汉兼备和文武兼备的人才。教育的广泛开展，使满族整体的文化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并且在不算长的时间内达到了与汉族相近的水平，许多人成为满族乃至清代的知名文人。如帝王中的康熙、乾隆，既可称为政治家、军事家，也可称为文学家、艺术家；另外像清代满族名臣尹继善、往保、高斌、铁保、那彦成、英和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八旗学校还为庞大的国家机构培养了各种文职人员。清代官制，宗人府、理藩院、坛庙、陵寝、内务府、銮仪卫等处官职，皆用八旗之人。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詹事府、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等等机构，都专设一定数额的满、汉官职。如六部中的工部，设尚书满、汉各一人；营销司员外郎满五人、汉各一人；营缮司员外郎满五人、汉一人、营缮司主管满、汉各二人，蒙古一人；笔帖式满九十三人，蒙古二人，汉军一人……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中设官职的情况是：国子监祭酒满、汉各一人；司业满、汉、蒙古各一人；八旗官学满十六人，蒙古八人；笔帖式满四人，蒙古、汉军各二人，助教汉六人，学正汉四人。在地方官中，满官的数额也很大，这就需要人数众多的满族文化人材去充任，而八旗学校则承担了这种培养人才的主要任务，随着满族文化人才的大量增加，满族入主中原后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清代的满族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并且对满族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满族文学艺术的繁荣是从他们入关之后兴起的，入关之后接触汉族文化更加广泛深入，随着满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开始对丰富绚丽的汉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满族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渐巩固和改善，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在他们入关后的不长时间内，就已经能在诗词、小说、文赋、戏剧、曲艺、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中任意驰聘了。
满族文学的成就非常突出，这在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实际上清代文学繁荣兴盛与满族文化乃至文学的崛起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帝王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文学，但是他们自己大量创作诗文作品，都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导向的作用。满族许多有地位的人士也非常重视文学，如康熙朝的纳兰性德和曹寅就是清代著名的诗词大家，他们还联络了一批著名的汉族文学家，掀起了诗词创作的高潮。一直到晚清，满族崇尚文学的风气都没有改变。除帝王、宗室中喜爱文学的风气异常浓烈之外，满族文武官吏、布衣清士乃至妇女之中，都有诗文家出现，文学创作几乎成为满族的一种普遍的文化活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为清代文学史上登峰造极的人物。如以词冠绝一代的纳兰性德，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高峰的曹雪芹。其他如岳端，曹寅、铁保、麟庆、顾太清（西林春）、文康、斌良、承龄等等，也都是文坛上的名家。满族文人创作的作品，至今无法精确统计数量，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不为过份。满人辑录的八旗诗文总集数量也很多，如《宸襟集》、《宸萼集》、《白山诗钞》、《白山诗介》、《熙朝雅颂集》、《梓里文存》、《八旗文经》、《白山词介》等等皆是。其中《熙朝雅颂集》共134卷，收嘉庆朝的以前去世的八旗诗人五百多位，诗歌六千余首，可谓蔚蔚大观。另外在《八旗通志》、《晚清籍诗江》、《国朝诗人征略》、《八旗艺文编目》、《清史稿》等书中也辑录了大量的满族作家的作品。
满族民间文学的内容也很丰富，并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满族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等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其内容多是表现满族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民族心理、道德观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等是一幅丰富多彩的满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仙女的传说》，其内容和社会作用、民族特点在前面已经做了介绍。《三仙女的传说》最早的故事原型用满文记载于《满文老档》之中。《尼山萨满》也是用满文记录的一部作品，它详细地描写了一个满族萨满——尼山萨满的法力和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在满族民间文学中，它所具有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语言价值、民俗价值和萨满教的研究价值都非常高。
同时，《尼山萨满》是一种说唱结合的文学形式，在“说”的过程中插入了十几段萨满神歌，这一方面说明萨满文化对满族文学的发展起到最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说明满族演唱戏曲的形成发展自有渊源。满族有自己的戏剧——朱春戏，后来又产生了八角鼓、子弟书、乃至满族秧歌。尽管满族戏曲在一程度上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沿着满族文化发展的这个脉络却依然非常清晰。
满族艺术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满族歌舞、音乐在他们的先世时期已经有了相当突出的民族风格，入关之后则更加规范化，如著名的莽式舞和庆隆舞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满族舞蹈。这种舞蹈从民间进入宫廷，其舞式、服饰、音乐以及表现的内容和情绪，一直保留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在满族秧歌中，也时时能够看到满族舞蹈和萨满舞蹈的动作。
满族的书法和绘画是满族艺术的瑰宝。清代满族的书法家难以胜数，仅《皇清书史》一书中就收录了很多。他们中的一些书法家对清代的书法界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以书法著称于世，永瑝、铁保的书法也广受赞誉，其他如音布的狂草，那彦成莫布的楷书，武隆阿的擘窠大字、锡缜的四体书、玉辂的小真书，都名倾一时。另外清代还出现了满文书法，额尔德尼，达海等人书写的《满文老档》可以算作是最早的满文书法，入关后麻虎的满文书法已经相当有名。在这一阶段满文匾额、满文楹联、满文碑铭、满文印鉴，甚至满文条幅纷纷出现，满文书法已经成为一门艺术，它的出现丰富了满族文化的内涵。在绘画方面成就也很突出。《八旗画录》中记载了大理的八旗画家，其中被康熙称为“画状元”的唐岱和开指头画派的高其佩，是清代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名的代表人物。
满族对于戏剧的贡献也非常大。在京剧改革上有颇负盛名的汪笑侬，在表演方面则有名倾一代的黄润甫、陈付霖、龚云甫、钱金福、赵静尘、余仲仁、金少山、程砚秋、李万春、关肃霜等等，他们在京剧舞台上显示和反映了满族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
满族文化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满族文化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满族文化丰富繁荣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按照满族文化发展的轨迹摸索，就会发现满族所建筑的民族文化殿堂，具有那么动人的魅力，它的绚丽多彩正是它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吸取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不同色彩，因而也就使自身变得更加宏伟壮观。
注释：
①《清太宗实录》卷21。
②《清太宗实录》卷34。
③《清史论丛》第一集，文海出版社。
④《清太宗实录》卷25。
⑤见《满文老档·天聪五年九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⑥《满洲实录》卷3。
⑦《清太宗实录》卷18。
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⑨《清太宗实录》卷4。
⑩《清太宗实录》卷12。
(11)《清太宗实录》卷10。
(12)转引自王德昭著《清代科举制度》。
(13)《八旗通志·学校志二》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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