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宁波[1]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三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三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三,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三,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三,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三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三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三,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张丽[2]2016年在《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为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秉持着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初衷,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思考并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籍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段时期内领导核心的特殊身份,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他克服长期严重病痛和艰苦战事带来的重重困难,在三十六载生涯中留下了五百余万字的著述,不仅完整地阐释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思考理路和构建脉络,而且为后人瞻观考述自民国初年至抗战之前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革新提供了难得的文本依据。1953年党中央决定将收集整理的瞿秋白文学方面的遗著编辑出版,形成了四册八卷的《瞿秋白文集》,这实质上是在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引发各国普遍关注本国文化模式的背景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化建设亟需符合本国实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之际,提出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发生了空前的变更,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入深层次阶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赋予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崭新的时代价值。从本质上讲,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它是在文化视域下系统研究具有西方血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选择、融合和创新整体进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个案代表,是贯通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中国建立新型文化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关键环节,是精通文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后人们一笔仍有待深入挖掘的宝贵遗产,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全面解读瞿秋白的文化思想。论文主体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其中正文部分共五个章节,在逻辑结构上分为三个层次,第二章整体考察瞿秋白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第三、四、五章分别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具体内涵,第六章对瞿秋白文化思想进行评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明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前提基础。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论文研究的问题域,而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则是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明确这一关系是理解论文立意主旨的关键。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内在的包含了作为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主观心态领域、作为过程的活动领域和作为结果表征的符号领域,瞿秋白正是凭借着对文化范畴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从事文化活动并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的,这是理解论文篇章结构的关键。此外,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梳理、选题的研究价值分析以及研究思路、方法等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出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厘清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逻辑进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依循的传播、选择、融合、创新路径,在瞿秋白个体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也构成了瞿秋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沁染中成长起来的瞿秋白,在近代中国文化嬗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坎坷身世促其萌生的"人与人关系"的难题,在调整以人为中心各种关系的伦理型传统文化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中得以解答;赴俄归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从中国文化现实出发,在与各种文化代表论战碰撞中,阐述了中国新型文化的创建只有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道路的理论观点,实现了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融合;这种新型的文化是包括符号表征、实践形态、价值意蕴等系统体现无产阶级本质要求的新文化,瞿秋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三章梳理瞿秋白关于语言文字和艺术的思想理论。瞿秋白较早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利用语言文字剥夺无产阶级文化权利以巩固统治的实质,受苏联扫盲运动的启发开始倡导汉字拉丁化运动,并提出"文腔革命"的主张;他第一个翻译了极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歌曲——国际歌,在散文创作中移植了山水画作清秀空灵的风格创造了具有艺术美的无产阶级文艺典范,翻译俄国无产阶级戏剧经典并倡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创作属于自己的革命戏剧,重视并推广连环画等大众艺术形式等等,形成了充分发挥艺术的革命功能,积极利用民族艺术形式,实现"自由""正义""真美"的艺术发展目标的无产阶级艺术观。第四章论述瞿秋白关于文学、教育和新闻报刊的思想理论。瞿秋白是首位将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从俄国翻译并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杂文、散文、诗歌等领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他还充分并灵活运用文学批评武器,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思想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的学校教育思想侧重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授传播和教育规律的研究探索,农民教育思想强调的是阶级性、革命性的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思想则凸显了重视人才培养,注重思想教育,锤炼先进性的特征;瞿秋白还在自身丰富的新闻报刊编辑实践中形成了关于不同性质新闻报刊的功能、立场、文风、中心工作等的科学认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第五章概括瞿秋白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赋予了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其中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是瞿秋白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广义的文化层面观察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思想结晶,是他关于文化本质理论、文化革命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等问题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也渗透着主体的价值理念追求,包含了瞿秋白的价值立场、价值观点、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凸显了瞿秋白的献身精神、自我批评精神、革命精神,是瞿秋白道德品格和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第六章全面评析瞿秋白文化思想。纵观瞿秋白探索中国新型文化的历程,我们发现,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创新性和人民性是贯穿其文化思想始终的主要特点,他独特的文化思想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突出民主革命时期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奠基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也存在着教条理解文化功能、过分强调文化阶级属性、过于凸显意识形态隔阂、僵化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文化等不足之处,但从总体看来,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存在着系统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仲海涛[3]2016年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研究》文中指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其中,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异彩纷呈、剧烈涌动是其鲜明表现之一。在这些思潮中既有积极向上的,又有消极反动的。积极与消极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社会思潮的多样性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文化繁荣,也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多样化社会思潮也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思想混乱,尤其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消极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严重干扰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挑战,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挑战、消解影响,成为当前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在当代中国诸种社会思潮中,就其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峻挑战的几种代表性社会思潮而言,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它们己不仅局限于在抽象的学术思想层面探讨问题,也不满足于只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分支,而是愈加关注现实问题,希冀借助对现实的批判与重构,逐渐销蚀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不断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进而跃升为主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为此,他们在抨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把批判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到与中国现实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用意显而易见,追本溯源固然必要,但批判直接的理论指导所显现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由此可见,这些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极具针对性的现实挑战。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梳理分析,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挑战的直接性、系统性和危害性等方面因素,本文选取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社会思潮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试图从三大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的研究中探寻共性的规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挑战的战略性问题。论文总体上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依据、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已有研究成果评述、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研究思路与方法几部分内容。论文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组成,各章节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是从总体上概要阐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相关问题。首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滋生和蔓延的现实条件；其次,解析了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再次,概要阐述了除本文重点论述的三大思潮以外的当代中国其它主要社会思潮。第二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基本观点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和蔓延。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化与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三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基本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和蔓延。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四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基本立场及其积极因素。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五章主要是在具体论析三大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挑战与应对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挑战的共性问题。首先,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阐发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挑战的严峻性。其次,分析阐释了如何秉持科学态度深化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再次,总体论述了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能力。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加以宏观提炼,基于以上五章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不可避免；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任重道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势必会在回击挑战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
王有红[4]2013年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研究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相关学术研究成果颇丰,但关于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研究却较为薄弱,学术界涉猎不多。文化与文化理论有所区别。文化是文化理论的实践化,文化理论是文化的凝练和系统化。本文以“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为题,对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三大渊源、哲学依据、核心内涵、历史逻辑、路径选择、基本主体、动力机制、政治意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认为,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资产阶级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三大理论来源；五四新文化运动、苏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三大实践来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哲学依据。“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核心内涵。三段论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历史过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逻辑路径。社会实践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批判与创新是其内在张力,文化冲突是其外在动力。党的领导集体、文化人以及延安的文化团体、新闻报刊等都是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主体,在它们的互动和作用下,形成对文化理论发展的合力,推动着理论的发展。延安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重叠,使得中共致力于夺取文化领导权和工农大众话语权,凸显了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政治意蕴。回首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历程,笔者以为政治性、先进性、体系性是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政治性反映了中共文化理论的价值定位；先进性反映了中共文化理论的时代定位；体系性反映了中共文化理论的自我地位。尽管在当代有个别人对延安时期的中共文化理论提出质疑之声,但笔者以为,在党史中,没有哪个阶段的文化及其理论像延安时期这般深刻、正确和科学。当代中国的国际显赫地位和强大国力佐证了人民共和国及其文化的中国社会史意义,也间接证明了延安时期中共文化理论的社会史意义。延安时期中共文化具有现代性精神实质与文化统一性力量,它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行动力。
李改红[5]2015年在《20世纪30年代陈伯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30年代陈伯达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和学术人物,在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学术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在一二九运动、新启蒙运动和延安新哲学会等活动中不断得到锻炼,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这一时期,陈伯达的学术思想不断地得到进步,理论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一度成为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在文史哲方面的浓厚兴趣,使他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在学习中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使他在30年代马克思主义论战中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驳各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注重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分析研究,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实相结合。陈伯达能够做到唯物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近代思想,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发现、发展和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合理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中国化”、“大众化”的思潮中,陈伯达把握住了这一文化的发展趋势,他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在很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走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前沿阵地。本文就这一时期陈伯达思想、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认识及其缘由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性内容进行研究,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二者关系及其缘由问题的研究；对他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注重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倡“中国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地方化”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的研究。本文由六章组成：第一章绪论。对本文选题的由来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的概述。第二章陈伯达早年生平经历和主要活动。主要对陈伯达早年生活和求学时的经历中的思想变化,并从他不断地成长和思想的变化中分析,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作中的影响；分析研究陈伯达在30年代中后期参加的主要活动：一二九运动、新启蒙运动和新哲学会,这些活动和工作,是进行对陈伯达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三章20世纪30年代陈伯达对中国传统传统认识的社会背景。对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都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30年代陈伯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别是政治和文化领域。第四章20世纪30年代陈伯达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近代思想研究。主要论述陈伯达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近代思想的认识和研究,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并得出理论认识的原因和目的。在这一认识过程中,陈伯达给以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第五章陈伯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伯达在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能够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本章节主要就这一结合进行展开。第六章陈伯达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评价。20世纪30年代,陈伯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中,顺应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发展趋势,他的文化思想具有时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金忠严[6]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观回答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今天,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十分混乱,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主题以及判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仍然存在许多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在中国,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态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实践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无论是实践层面的中国化还是学术层面的中国化都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主要内容是人生哲学。同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但不能简单“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极端,大部分内容是精华与糟粕纠缠在一起的中间状态,因此必须坚持“一分为三”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发挥,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这种继承包括三种情况,即思想形式的继承、思想内容的继承、思想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综合继承。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相应地区分为实践层面的融合和学术层面的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有其深刻的必要性。其一,两者的融合是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需要;其二,两者的融合是中国人健全发展的需要;其三,两者的融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其四,两者的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看,都体现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现代新儒学都体现着不同文化的融合。在世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融合更为复杂,突出表现为三点:一是基督教文化实现了对犹太教和希腊文化的融合;二是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时期所创立的资产阶级文化实现了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融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融合。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也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依据。一方面,两者虽有差异但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冲突,两者在物质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以及社会理想等方面,都具有相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悟性思维、主体修养论以及人生哲学都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有其自身的矛盾和规律。从两者融合的矛盾角度看,两者融合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两者融合的实际程度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两者融合的主要矛盾是两者融合对主体素质的要求与主体素质不能满足要求之间的矛盾,其中主体素质不能满足需要是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同时,在两者的融合中也存在一些非主要矛盾,这些非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自身的消极因素对两者融合的不利影响;二是近代以来两次批判传统文化的消极后果对两者融合的不利影响;三是“国学热”的消极因素对两者融合的不利影响。从两者融合的规律角度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两者融合与现实需要相适应的规律;二是马克思主义主导两者融合的规律;三是主体素质同两者融合相适应的规律;四是党的学风影响两者融合的规律。从当前来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思路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从实践层面的融合来看,应当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先秦时期儒家的义利统一思想、中庸思想的精华部分、“和”、“和合”、“圆融”、“王道”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思想的精华部分来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突出矛盾;二是从学术层面的融合来看,应当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重点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性观、人生境界观、生死观以及孝道观;三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整理挖掘中华民族精神;四是着力扭转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困境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五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
李琳[7]2011年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一种对大学生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思潮。这股思潮在我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有着深厚的土壤,同时也有着广泛的现实生活基础和需要。由于这股思潮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兴起,与吸收人类社会积极文化成果特别是弘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相伴随而发展起来,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就有其复杂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尝试对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基本内容进行解读,包括对其兴起的表现、原因背景、内容特征以及性质进行系统分析,考察其对大学生的实际影响情况、影响特征及原因,尝试探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导论。主要阐述写作的目的及意义、研究现状、概念界定、研究思路与基本结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是新时期党中央对思想政治领域提出的重要任务；研究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有助于大学生认清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实质,划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划清文化保守主义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界限,从而自觉抵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有助于高校教师尤其是思想理论课教师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对大学生影响的实际情况,加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影响的科学引导；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拓宽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第一章,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主要论述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兴起的表现、兴起的原因背景、核心思想内容、基本特性以及发展新动向等。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21世纪初掀起热潮,其影响已经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内容包括强调儒学价值、复兴儒学、重建儒教、儒化中国等,其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意识形态性,绝不能简单的将其看作一时的思想游戏,将其简单的看作只是一种学术文化思潮。从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现状来看,它仍然处在快速发展时期,短期内不可能自动消除。研究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消除其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刻不容缓。第二章,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双重属性。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性质进行分析,采取抽丝剥茧的方式,剥开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揭示其文化掩盖下的政治实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具有文化属性。它是由文化人发起的文化现象,所探讨阐发的是文化观问题,表现出的是一种复兴传统儒学的文化活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具有政治属性。一方面文化与政治不可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张在当今中国全盘复兴儒学,具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诉求,进一步表明其内在潜藏的政治属性。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在政治方面具有荒谬性；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双重属性对照下的实质是文化群体的浪漫想象,是文化群体社会监控者和参谋者身份的错位,是文化群体的过界行为；是儒家千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思想的沿袭,实质是借文化谈政治的社会政治思潮。第三章,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现状。主要对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实际影响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摸清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实际影响程度和影响性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具有一定的知晓度。大部分大学生了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但了解程度并不深入；大学生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认同度处于中间偏高程度,大部分大学生认同其儒学正统思想观,绝大部分大学生对其文化决定论、政治儒学观等并不认同,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各种错误观点在大学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认同；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心恢复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其消极影响是主要的、突出的。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广泛的复兴儒学实践活动及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影响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对社会主义先进政治制度的认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不同性别、不同出生地、不同生源、不同教育层次、不同政治面貌以及不同专业大学生中的知晓度和影响程度不同。总体来看,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较大,我们必须警惕其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第四章,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的特点及机制。主要探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的特点、影响原因及作用机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提供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与文化思潮的互动沿着热情崇拜---理性选择---多元整合的轨迹发展,社会文化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消极社会思潮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反社会冲动行为的发生,上世纪末学潮就是大学生受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结果,我们必须对社会文化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引起重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主要特点是浅表了解与深层影响性、现实功利性与隐蔽性、多渠道影响与互动性、多种思潮认同的兼容性等。影响大学生的内因是大学生自身文化特质及好新奇、思想不完全成熟、主流意识淡薄等；外因是社会现实矛盾、主流文化引领缺位以及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传播方式新颖,内容切合大学生思想实际等。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的传播机制和影响过程是通过学术讲座、制造热点事件、网上举办各种儒学复兴活动引起大学生兴趣,继而引发大学生的情绪感染与心理共鸣,最后使之接受并内化为自己价值观的过程。第五章,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应对措施。主要针对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的特点及其影响机制,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对措施。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影响下,高校应增添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等社会思潮的相应内容,主动帮助大学生了解各种社会思潮,培养了解文化保守主义等社会思潮的专业教师队伍和思想素质过硬的思想理论课教师队伍,帮助大学生认清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等各种社会思潮的实质,提高大学生自觉辨别、抵制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任务是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式方法,在教育方式方法上增强生活性、生动性,在教育途径上采取多样化途径；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活动,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等社会思潮；同时,构建社会-校园与大学生三层面良性的文化环境；加强对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传播控制,针对其不同层面和影响特点分别预防和控制。
梁永[8]2008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并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其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特别是要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因为从文化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有差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作文化改造,使其理论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使之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才能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冲突、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土壤和民族形式,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现代化的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从文化视角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的正确把握和科学分析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基本特征包括内倾性、务实理性和伦理道德至上性,这些特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只有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基础、途径和基本经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更加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规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再者,中国传统文化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基础,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影响,从纵向来说,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即包括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横向来说,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郭勤艺[9]2016年在《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文中提出人类开展的一切具有目的性、生产性的活动,都不过是物质、能量、信息等这些资源,通过一定的途径、手段、方法进行传递或转化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也必须有其资源作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然而,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文化创造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这种文化精神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信念、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历史前提和重要现实语境。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在当前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以自身的文化土壤阻抗多元文化侵蚀的必然选择。本文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入手,以“为什么开发”→“开发什么”→“如何开发”为逻辑结构展开,共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以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科学厘清相关概念,奠定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并历史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新时期关于资源、关于传统、关于文化的相关与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新时期关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的基本理念,同时还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中关于文化或资源的相关理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的重要理论指导与基础。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现实境遇的分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沉浮的梳理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讨论。深刻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之痛、迷失之思、发展之需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历史前提；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有效性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现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存在的优势与问题,是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三部分(第五章、第六章),重点回答了要“开发什么”的问题。基于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待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开发的考虑,本文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领域限定问题。主要是为了区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与其他性质资源开发的本质差异。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目标,既要满足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又要满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高和文化本性的需要。原则问题的讨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的方向与指引,也是传统文化资源开发过程应遵循的尺度。在开展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循承续本真原则、可持续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实效针对原则,这是是合理开发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目标不偏离正确轨道的重要原则与保障。第四部分(第七章),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重点回答了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实践性问题的回归也是本研究的最终指向。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具体方法与实现路径,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的的经验总结和提炼。简单地说,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具体方法有深入挖掘法,合理规划法和分类整合法。而运用这些方法又必须结合现实条件作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以现代应用技术推进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平台搭建,以交流互鉴拓宽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视野,以国民教育营造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氛围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必经的路径或渠道。
董成雄[10]2016年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传承建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中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1)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冲击导致世界各民族精神家园日渐荒芜的当下,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本文围绕着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文化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对传统文化进客观性的结构梳理和系统性的功能分析,在对传统文化作全局性把握的基础上筛选出若干适应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需求的优秀文化元素,以此提出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承的初步设想。全文分成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对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对学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六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入手,通过对人的四重存在(人是历史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是传统的存在)关系的分析,阐述优秀传统文化是四重存在长期互动的产物。在分析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基础上总结经典作家和我党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第二章对传统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的历史回顾,指出“理性”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道”就是理性精神的价值凝练,“文以载道”则是“道”这个核心概念的逻辑开展:它首先展开为天道(自然理性)和人道(社会理性)的二元结构,再从解读“天道”这一自然理性推导出“人道”的社会理性,延伸为以“史鉴”为特征的历史理性,扩大为以“器艺”所包含的技术理性,综合为“众妙皆道”的文化理性。最后,各种思想文化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皆务为治,共同发挥“治道”的文化功能。第三章着重阐述近代在西风的冲击下,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生存的危机和转型的挑战,清末、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等几个历史阶段文化探索转型的一波三折表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终极目标与时代价值的适度张力的作用下,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第四章分析转型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着传承意识淡薄,传承方式缺乏创新,文化教育薄弱,缺乏稳固的保障体系等困境。因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目标,创新传承方式。第五章着重总结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古代和社会转型期传承中的经验,介绍了台湾等境外地区传统文化的经验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经验,意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第六章提出一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的思路。通过文化选择的优秀文化元素经过文化比较和文化采借,作出了一定的文化调适,在经过文化整合与文化再解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最后通过提升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丰富传承方式,构建传承保障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文化交流与传播,增强我国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实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结论指出本文探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意在解决两个体系(即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与现代传承体系)的结构及实现时代衔接的问题。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个人的局限性,不足之处还需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D]. 秦宁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2]. 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D]. 张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3].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研究[D]. 仲海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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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世纪30年代陈伯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李改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6].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D]. 金忠严.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7].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D]. 李琳. 武汉大学. 2011
[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D]. 梁永. 河北师范大学. 2008
[9]. 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D]. 郭勤艺. 武汉大学. 2016
[10].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传承建构[D]. 董成雄. 华侨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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