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学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与“当代”的多重纠缠，“当代”本身的激烈和复杂状态，决定了它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宣布自己是一个“纯文学”学科。其次，它要经常出现在各种“作品研讨会”现场，对“当前作品”开展繁重的宣传和评述工作。因此，当代文学学科给人的主要印象是作为当前文学思潮、作品和现象最“理想”的“批评者”。文学批评对当代作家和作品所进行的“经典化”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批评家对作品出色的认定和甄别，我们就无法知道哪些是“重要作家”、“重要作品”，文学史的课堂，就没有了最起码的依据。但问题是，当代文学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已经是现代文学存在时间的两倍。它是否要“永远”停留在“批评”状态，而没有自己的“历史化”的任务？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当代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编年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的“文学史”意义？它与众不同的文学思潮、批评方式、创作风格，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被指认的？它是不是存在着像1949、1979和1985这样的历史分界点，这些分界点对文学史研究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另外，应该怎么认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如何看待文学杂志对作家观念的支配和引导，又如何看待文学事件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特殊作用，等等，是不是都应该被列入研究的范围？这些东西，文学批评已无法面对，因为它们已经“沉淀”为“历史”。我这里所谈的，不是具体的研究，而是一些研究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我所说的“可能性”是在什么意义上才具有有效性的问题。
2007年5月，我写过一篇题为《诗歌研究的“历史感”》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到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因受诗歌问题局限，有些讨论没有展开。不过，它对一些概念的限定和表述，可以作为我讨论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问题的基础：“除去对当下诗歌现象和作品的跟踪批评之外的研究，一般都应该称其为‘诗歌研究’。它指的是在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之后，用‘历史性’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和分析一些诗歌创作中的问题。正因为其是‘历史性’的研究，所以研究对象已经包含了‘历史感’的成分”①。显然，我所说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与跟踪当前文学创作的评论活动不同；其次，它指的是经过文学评论、选本和课堂“筛选”过的作家作品，是一些“过去”了的文学事实，这样的工作，无疑产生了历史的自足性。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过程中，“创作”和“评论”已经不再代表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它们与杂志、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因素处在同一位置，已经沉淀为当代文学史的若干个“部分”，是平行但有关系的诸多组件之一。这就是韦勒克和沃伦所明确指出的：“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它“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文学史的重要目的在于重新探索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所以，它更大的价值是“重建历史的企图”②。埃斯卡皮也认为，文学史家的作用“是‘跑到幕后’，去窥探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设法理解创作意图、分析创作手法。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作品的老化或死亡问题（笔者按：而这种观点是评论经常宣布的），因为他随时随地都能从思想上构拟出能使作品重新获得美学意义的参照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态度”③。
一、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问题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是如何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不同作用和细微差别。我们知道，文学批评是先文学史研究一步而发生的，它对“刚刚发生”的作家作品的批评和分析，对“经典”作品的认定或对“非经典”作品的排斥，成为后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批评在有些年代的地位过高，文学批评的作用就被无形地放大，会过分干扰文学史更为理性化的过滤、归类和反思性的工作。而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指的正是这些影响、干扰文学史研究的因素。这种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实际也不再是严格的文学批评，而具有了模糊暧昧的文学史研究的面目，并带有强行进入文学史叙述的现时功利性。
它模糊的文学史面目，在20世纪80年代是通过“文论化”（也即“批评化”）的研究方式建立起来的④。一大批“文学批评家”，成为了事实上的“文学史家”，他们的观点、主张、设想和结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和结论⑤。这就是杨庆祥所指出的：“‘先锋小说’当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强调批评观念上的‘审美’原则和‘文本主义’”，提倡者“虽然比吴亮、程德培等人对‘先锋小说’的态度更加谨慎，但同属于上海‘先锋批评’的圈内人，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在‘重写文学史’中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李劼是当时最活跃的先锋批评家。所以说先锋小说的写作观念和批评方法实际上对‘重写文学史’影响甚大”⑥。其实，不光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即使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种以“批评”的结果影响或主导“文学史”研究结论的现象，也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举例来说，就是引人注目的“鲁迅研究”。那些已经被“批评化”了的“鲁迅形象”，不仅成为许多鲁迅研究者的“研究结论”，而且也显而易见地成为关于鲁迅研究的文学史成果⑦。另外，从当时提倡“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文章中也可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的基本结论，实际是这种“批评化”倾向的渗透和延伸，“批评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被等同于“文学史”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这样的研究眼光中，被预设的‘历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隐身在所进行的评价和分析过程之中。所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所观照的研究对象，丝毫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一种东西所‘强迫’的，他们往往还会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发明’和‘创造’”⑧。
80年代形成的“文论化”研究倾向和方式，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历史化”，它们仍然以“在场”的方式存在于目前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之中。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什么是“批评的结论”和“文学史结论”的关系做一些初步讨论。
在一次关于马原小说《虚构》的课堂讨论上，一位学生对我和别的老师合著的当代文学史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是我们做出的，而是来自吴亮非常有名的评论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的“结论”⑨。这对我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随即找来最近几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发现都有大同小异的情形。我注意到，批评家当年精彩的“最好的小说家，是视文字叙述与世界一体的”，“他不像大多数小说家只是想象自己生活在虚构的文字里，他是真的生活在自己虚构的文字里”的批评性表述，或者说这些其实非常“思潮化”的看法，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没有经过检讨和过滤就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也就是说，文学史并没有发挥“过滤”文学创作、批评和杂志等“现场因素”的职能，而对批评家的这种感性化文学感受采取了完全认同的态度。因为，将“最好的小说家”的“标准”等同于“虚构”的观点，恰恰来自于1985年一种借叛逆“现实主义文学”而强调的“非写实”的思潮，是先锋批评根据当时文学转型需要而提出的临时性的批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根据丰富的文学史经验和参照系统，“最好”的小说家实际未必都一定是“虚构”型的作家。一种可靠的文学史叙述恰恰应该是，根据“批评结论”，参照当下思潮，并依据浩大历史时空中的诸多“最好”的小说家“类型”，来建立马原是否是“最好的小说家”的判断。我想这可能正是这位同学尖锐“质疑”我们的文学史著作的一个理由。
当然也必须看到，“文学史结论”不一定就具有学术上的优越性，很多“沉睡”多年的“文学史结论”，确实仍然需要“批评的结论”去唤醒和激活。文学史的“历史化”过程，如果完全能抛开“批评的结论”而实现也将是一个问题。但“文学史结论”更需要警觉的是，把“刚刚发生”的作家作品的批评和分析，或把对“经典”作品的认定和对“非经典”作品的排斥不加选择地带入研究工作中，致使文学史研究被不确定性的批评所裹挟、笼罩，从而陷入“批评化”的尴尬境地。这不是我们故弄玄虚。这种文学史写作的危险性，确曾发生在1979年初版的两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它的典型例证即是对浩然现象的仓促的“重评”⑩。任南南在《历史的浮标——新时期初期的“浩然重评”现象研究》一文中认为：“这种重评作家的方式与拨乱反正的主流政治之间也呈现出良好的互动。‘文革’后，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一同展开的浩然重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革’后主流政治话语生产的一部分”。但她提醒道：“浩然的去经典化，甚至矮化显示出把四人帮颠倒过去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的时代主题，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运用的文学手段，新时期政治合法化进程中的一个文学图示。”所以，她认为“浩然重评”很大程度上恰好是一个值得今天去检讨的“批评性”结论(11)。
自然，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是由于当代文学学科对批评“当下性”过分迷恋的认知方式带来的。很多人都相信，所谓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实际就是针对文学“现状”而出现的一种批评性的表达方式。在当代文学学科中，“批评家”的地位一般都要高于“文学史家”，很多国家级文学奖的获奖者往往是前者，就是一个可以随时列举的例证。这种“当下性”的“文学史意识形态”，并不认为“批评化”就是对文学史研究的直接损害，而是相反，它相信恰恰使“当代文学”学科处在比其他学科更为“前沿”和“敏锐”的历史处境中(12)。正因为如此，“叙述圈套”说、“浩然重评”论至今仍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文学史结论”，没有人相信它们仅仅是“批评化”的结果。当然，我这样说，不存在“褒贬”任何人的含义，目的是要通过它们之间地位的“差异性”存在，说明“批评化”思维在目前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
二、认同式研究与有距离的研究
在当代文学学科中，很少有人会怀疑“认同式”研究有什么问题。既然“按照通常所知道的历史教科书知识，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被预设的。因为如果不能这样，我们就无法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和联系”(13)，那么就不会去注意，我们的“认同”实际是被历史所控制的“认同”。当我们以为是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它其实是在重复别的研究者已经建立的研究方法。
先说第一种“认同式”研究的现象。在许多大学讲授当代文学史的课堂上，普遍存在着对“主体性”理论的“盖棺论定”的解释。在不少研究中，从“揭露伤痕”到“建立主体性”的解释逻辑，有时候还成为评价“新潮小说”的一个权威性标准。例如，有学者通过对其“非悲剧”的“风格”的“反思”，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潮小说对于死亡的表现可以说是对这种以偶然性为核心的小说结构的最有意思的象喻”，“在马原、洪峰等作家笔下，死亡都是那样毫无理由、莫名其妙”，“当‘神秘’成了新潮作家对于世界的惟一解释时，不仅科学、智慧、思想、公理、常识变得可笑，而且人与世界变得一样‘不可知’，我们只能任由迷信、宿命的气息对人与世界的篡改。这实际上不是彰显的新潮作家主体性的强大，而恰恰是其主体性脆弱不堪的证明”(14)。出于对十年浩劫灾难的深切反思，“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习惯于把“新潮小说”置于“主体性”视野的做法，并不是出于自觉反思而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受到历史结论控制的学术性认同。因为，当我们感觉是以“个人化批评”的立场来“反思”新潮小说存在的“问题”时，不是我们“发现”了，而实际是“主体性”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并纠正了它走向的历史性偏差。这正像一篇讨论“主体论”历史生成语境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自新时期文学发生以来，各种力量就参与着对它的‘规划’和‘建构’，这一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将自我‘历史化’的过程。这种‘历史化’不仅肩负着为新时期文学命名、定位的重任，同时也通过这种‘命名’行为为‘新时期文学’构建自己的‘传统’”(15)。显而易见，我们所“熟悉”的许多课堂的讲授和研究都处在这种“无意识”的“认同”之中，因此也受到历史结论的强有力控制。当然，我更想说的，不是这种“控制”损害了研究的自足性，而是要强调，为什么不去问问我们是“怎么”被“控制”的？是不是也应该对“被控制”的学术状态做一点点研究，并对由此而导致的“认同式”研究作出一些必要的“反思”？
其次，对别人研究方法的“认同式”研究。众所周知，最近几年当代文学学科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已基本完成了“历史化”工作。一些研究者对“十七年”的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意义实际已远远超出了“研究本身”，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方法”的“认同式”研究也随之产生。“《文艺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下的文学媒体刊物，在建国初期起到了动员全体国民、增强民众凝聚力、建构国族认同的重要作用”(16)。“在十七年文学中，新上海被赋予了无产阶级左翼意义，并消除了原有口岸城市的所有资本主义逻辑。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中心这一概念中，体现着消除城市历史由多元而引起的差异与不统一的内在含义”(17)。这样的“研究”虽然不能说不好，而且它们利用了难得的“第一手”历史文献，但却每每让人联想起“百花时代研究”、“潜在写作研究”的既有面孔。当然，所谓《文艺报》的“改组现象”，左翼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分化与重组”，“潜在写作”对70年代“反主流诗歌”的明确指认等等，它们也同样是一种“建构式”的学术研究。不过，仍有理由觉得，当我们面对这些“方法”时，更有价值的研究恐怕应该是那种与它们拉开“距离”的至为艰苦和复杂的开掘。它们不一定都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必然性”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质疑、反问和继续探讨，可能还应该从这些“学术成果”的“起点”上开始。所以，我今天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十七年研究”，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从它开始的“重返十七年”的研究呢？这是因为，表面上，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中，可以“分享”共同的“学术成果”，但实际上，由于每个人历史经验、个人记忆、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差异，大家却不一定就有一个“共同”的一成不变的“十七年”。每一个人对它的“历史想象”和“文学处理”，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与规约，用别人的“成果”来覆盖自己的“历史想象”和“文学处理”是非常不应该的，它只能招致一种“无效”的劳动。自然，我不是说“已有成果”不能“利用”，而是说“怎样利用”，在什么意义上“利用”，同时又不把它变成对自己的一种“替代性”的研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后一点，恐怕是非常重要的。
在“已有成果”起点上开始的研究，正是我要说的“有距离的研究”。“所谓‘有距离感’的存在，指的可能还不是‘故意’与研究对象‘拉开’什么心理距离，装着与己无关的样子。它指的是，如何从历史‘风暴’形成的知识‘气流’中脱身出来，如何既在历史中说话，但又能够不受它的文学意识形态的暗示与控制，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说话”(18)。举例来说，当年我们在阅读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时都被深深感动过，在大学教书的这些年，我们就把这种“感动”讲述给学生，因此而“感动”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但是去年，当我“重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却再也“感动”不起来了。与此同时，我在“重读”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时候，依然被它“感动”了，而且“感动”得更厉害，情不自禁地为其中深层次的意味流下了眼泪。这就是我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在二十五年后还会被“感动”？或不再被“感动”？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想仅仅在“审美”层面上是无法做到的。我之所以不愿意再从“审美”层面上谈，正说明我与两篇小说之间产生了“历史性”的“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酝酿并强化了我对它们的新认识。我曾经在一些场合说过，《班主任》之所以获得比《晚霞消失的时候》更大的“成功”，并“感动”了一代代读者，是因为它的文学叙述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文学成规、氛围、批评等制度化环境有一种非常匹配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与其说是被“作品”感动的，不如说是被那些与之配套的“制度因素”感动的。实际上，不光在80年代，文学史上曾经多次地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即“文学制度”帮助众多读者“理解”了这些作家和作品。也就是说，我们是首先“相信”了作品周围的这些因素，也才“相信”作品告诉我们的那个“故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班主任》周围强大的“制度因素”控制了我们的认同，并使我们忽视了作品文本的单薄和干瘪；而当我们今天对这些“制度因素”保持更高的研究警觉性的时候，作品文本那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就一下子暴露了出来。《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情况可能正与之相反。这就是我要说的“历史化”的工作，即把“感动”或“不再感动”的阅读现象与当时“制度化”的文学环境区分开来，把作品文本与课堂讲授区分开来，要避免出现不加分析和研究就得出的结论。这种“有距离的研究”还表明，既然我们把文学经典带进了课堂教学和科研之中，就不能再把自己当作“一般的读者”，我们正在讲授和研究的并不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是研究者“曾经经历”过的“历史”。
至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如此众多和出色的“已有成果”时，应该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在我看来，“已有成果”事实上是对文学经典及现象的一次有价值的“重读”，我们的研究，恰恰是对这“重读”的另一次“重读”。“‘当代文学’的‘发生’，在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经常被忽略。‘当代文学’常被看作因政权更迭、时代变迁而自然产生。这种叙述方式，对证明‘当代文学’诞生的‘历史必然’和它存在的‘真理性’虽说相当有效，但在学术研究上”，“却引开了我们对许多矛盾、裂缝的注意”(19)。这样的“表述”，说明研究者正站在与研究对象不同的“历史语境”，它是以“今天”的语境为根据而开展的对“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读”性的研究工作。这样的“已有成果”之所以“出色”，正是因为它是一种能够“及时”利用今天的语境而有效处理那些“沉睡多年”的“文学史结论”，并把后者重新“陌生化”或说“历史化”了的结果。“我可能深受詹姆逊关于‘永远历史化’的观念的影响”，“按我的理解，这里的‘历史化’是指任何理论都应当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是有效的，与此同时，‘历史化’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历史化’，更重要的应当将自我‘历史化’”(20)，于是，研究者发现“《红岩》与‘样板戏’最为接近的一个地方，是对‘身体’——准确地说，是对‘肉身’的排斥。这一艺术手法在将50年代的道德艺术化的修辞方式发展到极限的同时，也展示了现代性特有的二元对立逻辑的终极形式，即由‘个人’与‘家庭’的对立发展到‘民族国家——阶级’与‘家庭——个人’的对立，最终发展到更为抽象的人的‘精神’与‘肉身’的对立”(21)。可以想到的是，这种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的处理，所根据的是“再解读”的国际汉学的“特定历史语境”，这种需要“历史化”的“自我”，也可能是一种早先被它所笼罩的“自我”。
而对于我来说，有难度的是在对文学经典抱着必要的“历史的同情”的同时，找到一个既在“历史”之中、又不被它所完全“控制”的“认同”，并把后者设定为所“质疑”的研究对象；既要吸收“已有成果”，从中得到“启示”，但又要“有距离”地认识和反思这种“启示”，毕竟，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从我开始”。我意识到，实际也明显感觉到了，所谓的“历史化”包括“自我历史化”，其实仍然是那种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化”，存在着不可能被真正“普遍推广”的学术性的限度。因此，当我知道任何有效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必须首先将自己“旁观化”和“陌生化”的时候，接着而来的便是一个在做的时候如何掌握一种“分寸感”的问题。所以，“有距离的研究”，即意味着它是一种有“分寸感”的研究。“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时空。有很多人在研究工作中，都认为这个时空是可以从容把握和描述的，这其实是一个错觉。因为我们作为这段历史的‘后来者’，所知道的只是当时的诗人作品和诗歌批评所描述的状况；即使曾经是它的‘当事人’，亲眼目睹过它的发生过程，那么当‘今天’的文学意识形态已经变化，我们很难说会再真正毫无疑问与它‘对话’——因为这样的研究，已经渗透了‘今天’的观念和眼光”，“我们与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一种‘同构’的关系”(22)。那么，在研究者与文学史、“已有成果”、今天眼光、观念、当事人和后来者等等中间，即存在着一个研究意义上的“分寸感”的问题。这种“分寸感”，指的是一种只有在“讨论”的意义上才可能成立的“历史化”，而不仅仅是因为根据新的学术语境的变化所设定的“历史化”。换句话说，即使它是被新的学术语境所设定的，它也应该重新被列为研究者“讨论”的诸多对象之一，而不是一种“毫无疑问”的结论。
三、本质论历史叙述与讨论式研究
我曾经指出，对当代文学学科问题的研究，是在以“90年代语境”和“现代文学研究”为参照和讨论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的(23)。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后者心目中那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的检讨，才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得以落实的一个前提。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没有人对奠定其学科基础的80年代的“启蒙论”产生过怀疑。一定意义上，正是“启蒙论”赋予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合法性，拓宽了其研究空间和历史活动的能量。因此，在一些权威研究者那里，启蒙论是作为统驭整个现代文学学科的思想基础和方法存在的。“周氏兄弟在本世纪初所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文学观念”，“其基本精神”，“影响与支配了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正因为如此，“现代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性质，对文学内容与形式提出了”具体“要求”，“现代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性质，也决定了文学创作方法的选择”(24)。作者还强调，在写这部教材时，“我们广泛吸收了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25)。这个“最新研究成果”，实际就是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最早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26)。“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27)。由此，以“反封建”（实际是反思“文革”）的“启蒙论”为中心，并对“当代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学观做新的“建构”，便成为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或者很大程度上说，它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最重要的工作。
而这一“历史化”工作，又是通过套牢“五四”和“鲁迅”来实现的。某种程度上，它还被看作是比其他学科（如当代文学）更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在他们看来，由80年代历史需要所“建构”的“五四观”是不能改变的，“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而彻底的反传统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本来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启蒙必须不断地进行”(28)。他们老早就深信：“鲁迅自觉地、直接地以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观念为抨击对象”，“所以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深度和如此强大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力量”(29)。至今还认为：“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说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但是，我们是要弘扬什么民族文化传统呢？究竟什么属于民族文化传统？”“在认识上还是有分歧的”。不过，“民族文化传统原本是多元的，并不是只有一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新文化，现代民族文化；而现代民族文化无疑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我们要继承民族文化传统，首先就要发扬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民族文化精神”(30)。出于对“文革”灾难的警惕，这代学人对现代文学“历史传统”的重新“建构”，足以引起我们深切的历史同情和共鸣。作为80年代最具“有效性”的学科性工作，这些认识已在该学科中深深扎根，我们必须肯定它们对现代文学史教学、科研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如果主观化地用“五四”、“鲁迅”指导整个现代文学学科，或者将其等同于“现代文学”的全部历史和精神生活，那么，这一“历史化”的工作必将产生很多问题。如果我们只以它们为标准，那实际上只能对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钱钟书，以及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派诗歌等等“异质”性文学因素和形式探索，做“窄化”或“矮化”的处理(31)；或将这些“非主流”、“边缘化”作家从文学史中“拿出来”，去当作“另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研究(32)。
以“五四观”和“鲁迅研究”为双中心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能“再讨论”的历史性学科。很多意见、观点和结论已经成为“定论”，所能做的工作，只能往“边缘处”靠拢，例如向社团、小杂志、三四流作家、教育、媒介、文坛轶闻和零碎边角材料上拥挤，或在“晚清”发现了另一个不同的“现代文学”。这正是“本质论——中心说”的学科思维走向“板结化”的结果。由此我想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是否也应该通过一个被预设的“五四”和“鲁迅”来完成？它是否也能够“启蒙”当代文学？我觉得是困难的。至少二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既然大家都没有亲眼见过“五四”和“鲁迅”，那么就可以通过放大和“重构”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在场”；但是，当代文学的许多人都亲眼见过“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有具体、真实的历史经验与个人记忆，那么仅仅靠预设和重构能否再搭建起一个“现场”，我看实际上十分可疑。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它离自己所“叙述”的“历史”太近，尖锐、深切的历史痛感就在身旁，它无法借助叙述等技术化的工作，或用“左翼”压抑“自由”，或再用“自由”来简化“左翼”，也即把历史的复杂性“格式化”。据说，“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脉络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大概因为“左翼”内部的矛盾、分化、较量和重组，是以一体化为杠杆来呈现的。但“80年代”谁能看得清楚？中心杂志与地方杂志、事件与作品命运、翻译与现代派问题、文学经典化与有争议小说、潜在的前哨阵地与创作自由、国营出版与书商机制、主流批评与学院批评、批评家回归大学与作家签约、诗歌民刊及其内斗、诺贝尔标准与本土化问题、路遥的边缘化、先锋文学的主流化现象、主体性与纯文学，等等。有些问题，既是“十七年”的，又经过“改装”变成80年代文学的“问题”，如“文革文学”叙事模式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叙事模式的成功接轨与置换利用。有些问题，仍然在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中公开或隐蔽地延伸。有人认为，80年代文学的“痛苦”，可以转化为一种“专业化”的学术工作，久远的书斋生涯足以稀释、冲淡和缓解思想的锐痛。他们要人相信，90年代后，当代文学学科完全可以在“书斋”中处理文学的“历史”问题，不必像现代文学那样勇敢地站在启蒙的“前沿”位置。但即使如此，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也无法以“启蒙”的视野来统摄、来规训，并顺利地到“五四”、“鲁迅”的历史轨道上运行。“本质论”的文学史叙述在80年代很大程度上彰显了“现代文学”的学科领跑者形象和存在价值，但它有绝对理由去“领跑”当代文学学科吗？能够用“启蒙论”去领跑“社会主义经验”吗？显然，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面对和理解它漫长历史中的“社会主义经验”问题。它的“历史化”，也只能通过对“社会主义经验”谨慎的、长期的、艰苦的学术研究来获得。
请不要误解，我谈到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本质叙述”现象，不是说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过时。没有对自己学科的“本质化”想象，就不可能完成对自己学科的“历史化”的工作。而且“现代文学研究”的“成功实践”，也已经把道理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但问题是，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本质叙述”高度肯定和集中的“历史化”，也会经常受到新的历史语境的威胁，它们必须通过不断的历史阐释才能恢复活力和生命力，而不像“现在”的这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应该在不断“讨论”的基础上来推进，一个讨论式的研究习惯的兴起，可能正是这种“历史化”之具有某种可能性的一个前提。我的理解是，这种“讨论”不光要以文学的“历史”为对象，与此同时，也应该以自己的“已有成果”为对象。它不光要讨论“过去”了的“作家作品”的历史状态，同时也应把研究者的历史状态纳入这样的讨论之中。当代文学学科更应该考虑的是，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边界”、“范围”和“领域”，当然这些东西，又只能是在不断的讨论之中才浮出水面，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另外，我所说的“讨论式”研究还有一层意思，即，它警惕对研究者的立场做“本质性”设定，主张一种适度和有弹性的言说态度；它强调建立一个自足的话语方式或言说系统，但它同时又认为，在此背景中，不同的研究者是可以“百花齐放”的，而不像有的学科那样用新的“一统”去终结旧的“一统”。我所说的“历史化”，指的就是这些东西。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另一方面研究者同时也处在这种“历史化”过程之中。
注释：
①参见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载《新诗评论》2007年第2期。
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34页。
③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7页。
④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家”的角色是非常模糊的，而所谓的“文学研究者”主要是那些著名的批评家，如李泽厚、刘再复、鲁枢元、刘晓波、刘小枫、吴亮、许子东、季红真、黄子平、南帆、王晓明、蔡翔、李劼、夏中义，当然还有赵园、王富仁、钱理群、蓝棣之等等。很多人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探索文学书系》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这两套丛书中“出名”。而这两套丛书的主旨就是“提出问题”、“发表新鲜主张”，带有以“批评”代替“研究”的鲜明特色，为此，吴亮把它们概括成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批评即选择”。
⑤人们不难发现，在1979到1987年间出版的许多当代文学史著作，如大家熟知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以及十四院校、九院校合作完成的诸多文学史著作等，都受到了上述批评家文学描述和批评的强大影响，很多“文学史结论”，事实上都是“批评的结论”。
⑥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此系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重返80年代文学史问题”博士生讨论课上的主讲论文。
⑦参见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稍后出现的汪晖、王晓明、李欧梵的“鲁迅研究”在研究的角度和评价尺度上有所不同。但总的讲，王、钱的研究在鲁研界代表着“主流”形态，并成为国内鲁迅研究的思想和学术基础。这个基础，不仅把鲁迅看作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而且也看成是一种统驭所有文学现象的“标准”，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重要的起点和最后结论。这些结论，带有“文学批评”的话语色彩，如“思想者”、“战士”、“匕首”、“孤独者”、“镜子”、“无地彷徨”、“反抗”、“生命体验”、“心灵的诗”、“说不尽的阿Q”、“鲁迅与20世纪中国”、“鲁迅与北大”、“脊梁”、“桥梁”、“人格魅力”、“摄魂”等等。
⑧参见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⑨参见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⑩如张钟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与“浩然重评”相关的章节，这些根据当时历史结论对这位作家的“重评”不仅遭到他本人的质疑，实际也是今天最具有“争议”的文学史问题之一。
(11)任南南：《历史的浮标——新时期初期的“浩然重评”现象研究》，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2)类似情况近年来仍然如此。在出版的图书中，与“批评”有关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明显占有绝对大的比重，如200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南方批评书系”、2002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世纪之门文艺时评丛书”、2004年前后山东文艺出版社的“e批评丛书”、2003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等多种。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文学史”研究丛书仅仅有200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文艺风云书系”这一套。
(13)参见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14)吴义勤：《“悲剧性”的迷失——反思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美学风格》，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5)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16)魏宝涛：《〈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标准和模式的建构》，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7)李力：《工业题材与国家工业化的想象——对十七年上海文学的一种考察》，载《学术论坛》2007年第3期。
(18)参见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19)洪子诚：《问题与方法·自序》，三联书店2002年版。
(20)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后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1)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192页。
(22)参见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23)参见拙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24)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章绪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和历史位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11页。
(25)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记》。
(26)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49页。
(27)李新宇：《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
(28)严家炎：《“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29)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30)钱理群：《人格魅力与思想力量——1996年10月25日在人大新闻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31)我们读钱理群的《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可以发现它通篇都是以鲁迅的“思想境界”来“苛求”和“反思”周作人并贯穿始终的，作者写作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要把周作人纳入鲁迅那种被“当代”充分“放大”了的“思想的轨道”之中。这些情况，还大量出现在以“潜在”的“鲁迅精神”为尺度去评价别的文学流派、社团和创作的研究文章中，尤其是在鲁迅与“第三种人”、“自由人”和梁实秋的论战的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即使在鲁研界较为年轻的研究者汪晖也这样写道：“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的内心就像明暗之间的黄昏，彷徨于无地的过客，那是在鲁迅世界覆盖下的生活。”他承认，“1988年之后，我的研究工作从现代文学、鲁迅研究转向了晚清至现代时期的思想史，但我在鲁迅研究中碰到的那些问题换了个方式又回到了我的研究视野之中了，几乎成为我的思想史研究的一些背景式的问题”（参见《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新版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2)参见笔者主编的《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书》（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所收现代文学研究界最近十年的文章，主要从“大众媒介”、“文人集团”和“都市文化”这些“非启蒙”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现代出版、教育、集团和创作之间的“崭新关系”，它们与上述重要学者对“现代文学学科”的“规训”和“准入标准”，已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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