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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讲，一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应该保持一定的比例： 为了俣持经济的较快增长，也为了居民的收入能较快和持续地增长，要求国家有较高的投资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过高的投资率又会挤占居民的即期消费，从而从需求方面约束供给，进而影响生产的发展。相反，如果消费率过高而投资率过低，就会影响就业的增加、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进而阻碍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因此，客观上要求投资率和消费率保持一个合适的比率，使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带动。这个比例在什么程度上是合适的呢？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该比例相差很大，并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值。也就是说，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该比例的大小也会相应的有所不同。
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为42.9％，是改革开放以来除1993年以外的最高点。较高的投资率自然也就对应着较低的消费率。2003年我国的消费率为55.4％，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1983～2002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投资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幅度基本上在个几个百分点左右。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进行简单的国际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虽然我国的投资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的投资率是不合理的。
首先，对投资率进行分析不能忽视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在传统上存在着重储蓄、轻消费的倾向，崇尚节俭、不愿意借贷消费是我国消费文化的特点。从这一点上考虑，在我国的国民收入中，自然消费少而储蓄多。而从宏观分析的角度来看，储蓄等于投资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要求。高的储蓄水平必然会带来高的投资水平。因为高水平的储蓄不仅为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外部资金流入对投资的支持只能起辅助作用），同时也形式了一种压力，从而要求形成较高的投资率，以避免因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而导致总产出水平的下降。因此可以说，我国的高投资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储蓄率决定的。
这一点也可以从国际比较中得到验证。一般来说,在文化上与我国相似的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同样也崇尚节俭，愿意储蓄。亚洲国家的投资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普遍偏高。
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之的年份，新加坡的投资率最高，为40.2％，与我国的投资率基本上相同。而日本的投资率也要比世界平均投资率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可见，一国的消费文化对该国消费率乃至投资率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的消费率之所以高达80％左右而投资率不到20％，也是由其消费文化所决定的，同我国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其次，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相应地要求有较高的投资率。从世界各国投资率的发展轨迹来看，在工业化初期基本上都要求有较高的投资率，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投资率也会相应地提高，而当工业化阶段已经完成、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时，其投资率就会有明显下降。也就是说，投资率的变动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的特征。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二产业会以较高速度增长，而第二产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相比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尤其是在重工业化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自然投资率也就较高。仍以日本为例，在1966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其投资率为33.5％，随着经济的发辰，在1977年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时，其投资率提高为38.2％。而在1999年，其人均GDP约为33000美元时，其投资率下降到了26.0％。在我国同样如此。如果将我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1978～1990年）我国的投资率平均值为35.69％，而90年代之后（1991～2003年）的投资率平均值则提升为38.98％，上升了3.29个百分点，这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我国目前正处于投资率上升的阶段，投资率偏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投资率过低反而是不正常的。
正是由于消费文化和所处发展阶段的影响，决定了我国当前的投资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应当处于一种较高的水平。但是，在与和我国消费文化相同、所处发展阶段也相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时，我国的投资率仍然偏高。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在投资率方面，日本为33.5％、韩国为29.6％、泰国为31.8％、印度尼西亚为31.3％。也就是说，我国投资率偏高除了有上述两点共性的原因之外，还有其特殊的影响因素。
首先，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这一特殊阶段是其他国家所不曾经历过的。一般来说，在一个制度相对稳定的社会中，消费者面临的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未来，单个消费者可能做出乐观或悲观的预期，但整个社会的预期将会是中性的。与此相一致，单个消费者可能增加或减少现在的消费，但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将会与收入水平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关系。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消费者，却面临着一种特殊的不确定性：
一是这种不确定性是突然出现的，很容易在消费者心中被放大，从而强化消费者的预防心理。
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改革措施，使消费者对未来的关注集中在了支出的快速增长上。也就是说，对目前中国的消费者而言，不确定性存在“不对称性”，他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未来的收入和支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他们对待收入与支出的态度，则是宁愿把收入的增加估计得保守一点，把支出的增加夸大一些，结果出现了普遍的悲观性预期。
过去居民的一些福利如免费高等教育，单位分配住房、免费医疗等已经取消，为应付这些支出，居民不得不把一部分收入储存起来，变成延期的消费，这必然会降低居民的即期消费，带来储蓄的高增长。居民的这种预期消费支出增加而预期收入减少并且变得不稳定的心理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储蓄的超高增长而消费萎靡不振。在一项对我国居民储蓄意愿的调查中显示，居民储蓄的最大动机是“攒教育费”，其余依次是“养老”、“买房装修”和“预防意外”等。而正如前面所述，高的储蓄水平又会带来高的投资水平，我国的投资率自然也就趋于高值了。可以说，这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的体制转轨阶段所决定的。
其次，我国当前的投资效率偏低迫使我国的投资率偏高。投资效率是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即一定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量除以当期资本形成总额。低投贡效率一般同高投资率相联系，是因为在较低的投资效率下，为了取得一定的投资效果，只能靠高投资来实现，从而导致较高的投资率。
我国的投资效率与发展阶段相同的其他国家相比，处于极其低下的状态。2003年，我国的资本投资效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0％，相当于日本和韩国同样发展阶段的16％～17％。而正如前面所述，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投资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满足居民消费的需要。一般来说，居民消费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量。在居民消费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投资效率低下，自然也需要有较高的投资量才能满足。
从前面的几点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水平必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必然高于日本、韩国等国家，目前我国投资率过高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而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投资率过高的问题自然也就可以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