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开发战略的新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开发论文,区域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新构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跨世纪难题。因此，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如何进一步科学定位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已成为充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所在。从建国前30年的均衡经济发展战略到改革开放20年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区域经济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我们有必要站在均衡和非均衡两级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以确立超均衡经济发展战略为指导原则，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文化背景，确立“金三角复合型经济与文化综合开发模式”。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矛盾已不仅体现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上，而且也主要表现在南北方向上。从根本上讲，三大经济带的差异是相对发达的区域与欠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的“中心—边缘”式差异。因此，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理论划分已明显滞后于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现实状况。
人们习惯把我国区域经济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这种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布局的三大地带的划分，从本质上掩盖了许多问题，造成一种普遍的假像。这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难尽人意之处。笔者以为，这种缺陷至少有4点：1.东、中、西划分既机械又模糊， 尤其在东部和中部的划分上，有明显的不科学之处，如黑龙江、海南、内蒙等都有明显的地理错位。2.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还存在诸如省际、区际、城镇、农村、城乡等地区差距，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仍在一定时期内客观存在，这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中没有得到体现，这值得引起高度重视。3.我国南方和北方不仅在自然环境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经济条件方面也迥然有别。这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中都被严重忽视了。4.香港、澳门已回归祖国，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因此，在我国整个区域经济布局中如何突出其特殊的地位，不仅关系到“一国两制”的长久实施，而且尤其关系到如何充分发挥其与经济特区的示范和龙头作用。
正是在此种情况下，许多学者发现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已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所存在的矛盾现状，尤其是南北经济差距不断被重视起来之后。徐逢贤等学者在考察了各地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变化后，发现我国南北间也存在三大地带，即北部地带包括东北、华北、西北及河南、山东等15个省市区；中部地带包括沿长江的10个省市区（包括西藏在内）；南部地带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云南等5省区。他认为，改革以来， 我国“南北问题”发生了本质变化：在经济地位和人均主要指标方面，北部地区均大幅度下降；南部地区则大幅度上升，中部地区始终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周良民则以我国经济重心的空间变动轨迹来考察区域经济差距。他以地理上通用的秦岭——淮河线为界，将全国划分为南方省份和北方省份，这一界线大体上也是小麦主产区与大米主产区的分界线。南方省份的范围包括除山东省以外的华东六省市、除了河南以外的中南五省区和西南四省区，共计15个省市区；北方省份的范围包括华北的五省市区、东北三省、西北五省区和河南、山东两省，亦有15个省市区。他通过对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78—1996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之后，采用“相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概念进行逐个比较，通过实证分析计算出我国经济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由高纬度指向低纬度，显示出南方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北方。所以，与普遍认为“东西之间的区域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这种流行看法有所不同的是，他认为：“由于我国经济重心主要在南北方向上变化，因而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矛盾也主要表现在南北方向上”。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是由南向北推进；二是由沿海向内地推进，因而实际上客观形成了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单纯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有种种弊端，而单纯的南北地带的划分也难尽人意。因此，我们应跳出这种旧的思维窠臼，有必要重新进行经济区域的划分。
以“大中华经济圈”为核心，以现代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中心即欧盟经济圈、北美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为参照系，根据我国区域经济的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的客观现状，结合经济行政区的现实体制和国情，在吸收大中小三个层次的三角经济区和环中国经济区等区域构想的基础上，把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划分为长江—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和西部经济圈。
我国经济学家裘元伦先生提出来的“大中华经济圈”包括内圈（含港、澳、台等）和外圈（韩国、菲律宾、印尼等）等14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这一概念实际上还具有特定的文化意蕴，为经济和文化界人士所乐意接受。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区域经济构想仍只能主要以内圈为着力点。同时，制定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以内圈和外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才能构画出一个着眼于未来且具有充分实现潜能的宏伟蓝图。
从目前来看，现代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呈现“三足鼎立”之势：欧盟作为昔日的世界帝国正结成新的利益共同体，走向复兴之路；北美作为现代经济中心正执时代之牛耳，达到最鼎盛时期；东亚则作为战后新兴经济区域，加之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一个呈现出具有无限潜能的新兴世界经济中心。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东亚经济圈无疑代表着未来。基于此，又根据我国经济改革20年来所形成的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的现实状况，我国的区域经济布局既要有利于区域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和产业调整，又要关注每一个区域经济格局中生产力水平相对平衡的客观现实，还要着眼于民族、宗教、政治、国防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同时，根据黄范章先生提出的三个层次的大、中、小三角关系即大三角（中、日、美）、中三角（大陆、四小龙、东盟）、小三角（大陆、台湾、香港）三个三角关系格局的设想和文暖根先生提出的环中国建立若干经济区即东北亚、东南亚、中南亚、西南亚、中亚、亚欧大陆桥等六大经济区域的构想，笔者认为，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宜划分为三大经济圈。即首先是珠江——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形成香港、澳门、台湾与大陆经济特区如广东深圳、上海浦东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一般看法是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分为两块。从长远来看，这种划分既不利于东南沿海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其辐射功能的发挥，也和我国东西、南北经济差距的客观现状不相符合。长—珠三角洲经济圈宜在较低层次上再细致规划，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一体化的趋势下，形成优势互补、制度竞争、分进合击、辐射发展的总体格局。其次是环渤海经济圈，形成以京津唐和东三省为重心，以山东、河南、山西、内蒙为外线的经济圈层。再次是西部经济圈，即包括西北五省区和西南四省区一市在内。一般的划分虽将西北和西南都划分为西部经济带，但在理论规划和社会实践中至今仍未能阐明西北和西南充分结合的理论意义，也更谈不上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和步骤。把我国大西南和大西北充分一体化，既符合整个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的相对一致性，又在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宗教、政治、国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现代世界是以知识经济、信息革命、文化工业和思想工厂四位一体的时代。新经济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是当代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革命条件下发生的一次经济调整；新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多门类高科技产业为支柱，在经济结构、组织、体制和运行上都带有新特点；新经济是以文化工业为龙头，以拉动内需、增殖资本，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生产的时代；新经济是以思想工厂为灵魂，以内容广泛的各种专题为对象，通常以跨学科的调查、研究来满足信息和咨询市场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需求。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经济和文化综合加以考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战略，从而指导我国西部的大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以经济建设为长，并非说经济建设就可以代替一切和包打天下。尤其随着人类文明从江河向海洋又向陆桥经济时代的过渡；由农业向工业向信息化社会的飞跃；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又向知识经济的变迁，“文化力”作为传统文化、文化网络、精神力量、智力因素等方面形成的关于个体与群体、历史与现实相互作用的一种合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如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之上的经济形态，它以信息作为知识发动机的燃料、以知识作为资本，构成世界化、集团化和一体化的特征。因此，知识作为文化构成的基本要素，一旦作为文化力而存在，就与经济发展相互催生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中国西部经济开发乃至关系中国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经济哲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这样，我们可以考虑在现代世界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和我国大三角经济圈相互对应的意义上，构成中国西部经济圈稳定的金三角经济格局，这就是以西安和重庆市为中心和出发点，分别将西北和西南连接起来；以甘、青、宁、新为西北一线延伸带，以乌鲁木齐为极点；以桂、黔、藏为西南一线延伸带，以西藏为另一极点。以亚欧大陆桥和长江中上游沿江流域开发为两轴，既推动沿线、沿边开发开放，又连接长江——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主干和经济中心。而从文化建设角度看，在西部经济开发中，要注意解决好民族、宗教、政治、国防四大关系，这是保证和促进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要处理好黄土高原——巴蜀文化区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区和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区三大地域文化带的关系。这一点，显示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效益价值。因此，从文化力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正是西部经济开发中必须注意的地方。总之，任何西部经济开发战略倘缺乏对这一点的研究和考察，迟早会出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建立“金三角复合型经济与文化综合开发模式”。从几何学角度讲，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因此，一方面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和很强的互补性决定了欧盟和东亚迟早要为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合作采取系统有力的行动。而中国西部经济圈正处在亚欧之间这一缺环的地理位置上。因此，这也为中国西部经济圈的腾飞提供了广阔的复兴道路；另一方面，经济开发与文化建设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立体复合型的经济和文化模式，才能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内聚力，从而在西部大开发中很好地解决民族、宗教、政治、国防等在经济文化开发战略中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