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状况与居民环境意识调查报告_环境税论文

城市环境状况与居民环境意识调查报告_环境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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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组织各省的高校,科研机构,生态经济学会和各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就城市环境状况和城市居民环境意识,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34个城市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主要是大城市,也包括一些中小城市。调查总共发出3万份问卷,回收到有效问卷7507份。由于调查工作是由一批环境保护志愿者承担的,而参与调查的志愿者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我们在调查之前又没有提出必须在各类居民中选取同等数量样本的要求,所以样本在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分布上有一定的偏误,但此次调查仍涵盖了城市居民的各个层面,性别,职业和收入分布都是比较均匀的,现将调查结果分布如下:

1 城市环境状况

11 改革以来的城市环境有趋于好转的迹象

有7276人对改革以来城市环境状况的变化作了判断,回答率为96.92%。其中,4090人(56.21%)认为环境状况出现好转,1041人(14.31%)认为没有变化,2145人(29.48%)认为趋于恶化。从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等不同层面考察,基本上都是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以来城市环境状况趋于好转,认为改革以来环境状况变差的总是少数人。据此我们有理由对改革以来城市环境状况的变化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面对特定的环境变化,人们的判断会表现出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说明哪些问题,是我们在设计问卷时考虑的一个问题。调查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选择环境状况趋于好转的相对人数越少,选择环境状况趋于变差的相对人数越多,反之亦然。这可能是文化程度高的人判别环境状况好转的标准相对较高,文化程度低的人判别标准相对较低这样一种情形造成的。从年龄角度考察(鉴于<30岁的人对改革前环境状况感受不深,这一群体被排除在外),则是年龄越小,选择环境状况趋于好转的相对人数越多,选择环境状况趋于恶化的相对人数越少,反之亦然。这可能是年龄越大,比较的时间序列越长,年龄越小,比较的时间序列较短这样一种情形造成的。这一特征不支持改革以来环境状况出现好转的总体判断,但可以说明近些年来城市环境状况没有出现明显恶化的趋势。从收入角度考察,人均收入越高,选择环境状况趋于好转和趋于恶化判断的相对人数都越高。按照被调查者依据各自活动范围内环境状况的变化作判断,是同一城市内的被调查者对环境变化作出不同判断的主要原因的假设,人均收入高的居民选择环境状况好转的比重大,说明高收入居民生活和工作在环境状况较好的社区内的比重大,而人均收入高的居民选择环境状况恶化的比重大,说明在既定的环境状态中,人均收入越高,抱怨环境不好的人越多。

12 影响环境好转的因子比造成环境恶化的因子更易判断

为了弄清环境变化的原因,我们把绿地扩大,污染减少和布局改善作为环境好转的因素,把废气、废水和垃圾增多作为环境恶化的因素,请被调查者选择。有7000人对该问题作出反应,回答率为93.27%。5129人选择了环境好转的因素,其中,3882人(75.69%)选择一项,706人(13.76%)选择两项,541人(10.55%)选择三项:在6917个项次中,有2983个(43.13%)选择布局改善,有1352个(37.33%)选择绿地扩大,有1352个(19.55%)选择污染减少。无论按年龄、职业分类还是按教育、收入分类,认为改革以来污染减少的都是少数人,说明我国城市环境状况不容乐观。5493人选择了环境恶化的因素,其中,3068人(55.85%)选择一项,729人(13.27%)选择两项,1696人(30.88%)选择三项;在9614个项次中,有3657个(38.04%)选择垃圾增加,有3371个(35.06%)选择废气增多,有2586个(26.90%)选择废水增多,说明在城市环境恶化因素中垃圾的影响最大,废气其次,废水相对较小。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1)一半以上的人既选择环境好转的因素,又选择环境恶化的因素:(2)无论好转因素还是恶化因素,都以选择一项为主:

(3)选择两类因素的人数,选择其中一项或两项因素的人数相差都不大,但选择三个恶化因素的人数是选择三项好转因素的人数的3倍多,成为选择环境恶化因素的总项次显著大于选择环境好转因素总项次的主要原因。

1.3 大多数人不满意环境现状

在询问了改革以来环境变化的看法之后,又请被调查者对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作出判断。有7314人对该问题作出反应,回答率为97.42%,其中,237人(3.24%)表示很满意,2731人(37.34%)表示满意,3566人(48.76%)表示不满意,780人(10.66%)表示很不满意。这一结果表明:

(1) 绝大多数人以温和的态度回答该问题,表示很满意和很不满意的都是少数人:

(2) 大多数人对环境现状表示不满意,这对前面关于城市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的看法提供了支持。

1.4 环境状况评价的地区差异不显著

为了弄清环境评价的地区差异,我们按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将问卷分为东中西部三部分做了分析,结果表明:环境状况评价的地区差异并不显著。

2 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

2.1 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

有关城市居民环境意识,我们询问了环境投资责任的意愿,接受产品价格因企业治理污染而上涨的意愿,消费绿色产品的意愿和将可支配收入的多大份额用于保护环境的意愿等4个问题。

7315人对环境投资责任作出选择,回答率为97.44%。5141人(46.81%)认为政府必须承担投资责任,4101人(37.31%)认为污染源企业必须承担投资责任,1746人(15.88%)认为居民应该承担投资责任,其中370人把居民承担环境投资责任作为唯一或第一选择,这部分人可能是比较强烈的环境保护主义者。

5878人接受价格上涨,说明大多数人(78.30%)接受治理污染引起的价格上升。其中,认为价格上涨率不宜超过3%和可在3%—5%之间的有3665人和1741人,分别占62.35%和29.62%,认为价格上涨率可在5%—10%之间和超过10%的有301人和171人,分别占5.12%和2.91%。由此可见,尽管大多数居民接受因治理污染引起的价格上涨,但承受能力仍十分有限。

一部分被调查者以企业用提价的方式治理污染,不符合我国实行的污染者治理原则为依据,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我们认为,这是对污染者治理原则的误解。企业治理污染的费用作为生产成本,最终总是要由消费者支付的。也就是说,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谁消费谁支付原则,是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企业不能以不治理污染为手段降低产品价格来讨好消费者,消费者也不能以不接受污染治理费用的做法给生产者治理污染设置障碍。

使用绿色产品,可以增加消费者的正效用,减少社会的负效用,具有将“自利”和“利他”统一起来的特征。为此,询问了被调查者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态度。5557人(74.02%)愿意购买绿色产品,1440人(19.18%)不愿意购买绿色产品,510人(6.79%)回避了这一问题。购买绿色产品的意愿与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与年龄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些信息表明:随着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的提高,较早接受环境教育的年轻人一批批成长起来,愿意购买绿色产品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在询问了购买绿色产品的态度之后,又调查了购买绿色产品的支付意愿,有4908人(65.38%)愿意为购买绿色产品而支付。其中,2764人(56.32%)认为绿色产品的价格不宜高于常规产品价格的5%,1730人(35.25%)认为不宜高于5%—15%,305人(6.21%)认为可高于5%—15%,109人(2.22%)认为可高出30%以上,这表明,绿色产品价格高于常规产品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但其幅度不宜太大,但若生产者瞄准的是较小的消费群体,绿色产品价格高出常规产品价格的30%也无妨。

有支付意愿的人数与表示购买态度的人数相比,减少了649个,下降了将近9个百分点。这里肯定有希望使用绿色产品却不接受价格上涨的人,但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确定自己愿为购买绿色产品支付的份额是一个比表示愿意购买的态度更为实际的问题。据此我们所作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是:真正将回答的假设性支付份额付诸实践的人又要比回答假设性支付份额的人少。

承担环境投资责任,接受企业治理污染引起的产品价格上涨,以及购买绿色产品,最终都将表现为愿意将多大份额的可支配收入用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又调查了这个问题。5768人(76.83%)对该提问作出回答。其中,2236人(38.77%)认为该份额不能超过总收入的0.1%,1892人(32.80%)认为可占总收入的0.1-0.5%,952人(16.50%)认为可占总收入的0.5—1%,688人(11.93%)认为可超过总收入的10%。该份额与人均收入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年龄具有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总体上看,这一结果同前面三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2.2 一半以上的居民赞同设置环境税

为了获得一些具有政策含义的信息,我们对城市居民是否支持政府设置环境税进行了调查。6606人(88.00%)对该问题作出了回答。其中,3284人(49.71%)不赞成设置环境税,认为政府的环境投资应来自现有的财政收入:2350人(35.57%)认为政府的环境投资应靠专门设置环境税获得:972人(14.71%)认为政府的环境投资既要靠现有财政收入,又要靠设置环境税。将赞同设置环境税的这两部分人加在一起,设置环境税的支持率超过半数。

赞同政府以设置环境税来获得环境投资的比重与年龄呈负相关。这表明:随着接受较多环境教育的年轻人成长起来,城市居民赞同设置环境税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赞同设置环境税获得政府环境投资的比重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这预示着:随着时间推移和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赞同设置环境税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人均收入同这一选择的相关性很低。这意味着对设置环境税的支持,主要来自环境意识和对环境政策的了解程度,而不是收入水平。

2.3 被调查者愿意扮演环境保护支持者角色

为了弄清“提出的问题距现实越远,被调查者越可能扮演环境保护支持者的角色”这一猜测,在问卷中设计了几个比较笼统,同环境意识有关却没有确切的数量概念的问题:

(1)如果一笔钱既可用来改善你的生活,又可以用来改善环境,你想用来改善生活还是改善环境?

(2)你有没有为保护当代人的生存环境而支付现有收入的意愿?

(3)你有没有为保护后代人的生存环境而支付现有收入的意愿?

关于第一个问题,4104人(52.67%)作出改善环境的选择,2230人(29.71%)作出改善生活的选择,548人(7.30%)认为二者应该兼顾,625人(8.33%)回避了这个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5647人(75.22%)表示有,1068人(14.22%)表示没有,792人(10.55%)回避。关于第三个问题,5687人(75.76%)表示有,980人(13.05%)表示没有,840人(11.19%)回避。对一笔可任意支配收入作安排,为当代人的生存环境而支付现有收入,为后代人的生存环境而支付现有收入,是三个距现实越来越远的问题。而回答的结果是:愿意为后代支付现有收入的比重大于愿意为保护当代人生存环境而支付现有收入的比重,愿意为保护当代人生存环境而支付现有收入的比重又大于将一笔可任意支配的收入用来改善环境的比重。这支持了我们提出的猜测。提出和论证这个猜测是想告诫自己并提醒同仁:如何消除被调查者愿意扮演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支持者的角色,是设计问卷、分析调查结果时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3 环境政策和环境知识的普及率

为了解环境政策和环境知识在城市居民中的普及程度,问卷中提出了“保护环境是不是基本国策?”和“是否知道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含义?”这两个问题。7356人(97.99%)对第一个提问作出反应。其中,5858人(79.64%)回答正确,593人(8.06%)回答不正确,905人(12.30%)表示不清楚。7242人(96.47%)对第二个问题作出反应。其中,3561人(49.17%)表示知道,2941人(40.61%)表示听说过,但对其确切含义不太清楚,740人(10.22%)表示不知道。干部掌握环境政策和环境知识的比重最高,私人业主和个体劳动者的情形正好相反,如何在这部分人当中普及环境政策和环境知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同环境政策,环境知识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有趣的是,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同环境知识的正相关性,高于它们同政策的相关性。

4 总结性评论

无论是样本总体汇总结果,还是按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分组的汇总结果,都是一半以下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以来城市环境状况趋于好转,不管如何分组,认为改革以来环境状况变差的都是少数人。据此,我们有理由对改革以来城市环境状况的变化持谨慎乐观态度。选择好转因素和选择恶化因素的样本数相差不大,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环境状况趋于好转的结果。而一半以上的人既选择了有利于环境好转的因素,又选择了造成环境恶化的因素,勾勒出我国城市正处于两种趋势交织在一起的状况。无论如何分组,都是大多数人对环境现状表示不满意,意味着加强城市环境治理力度刻不容缓。

根据履行环境投资责任的意愿,接受产品因治理污染而价格上涨的意愿,消费绿色产品的意愿和将可支配收入的多大份额用于改善环境的意愿等四个衡量居民环境意识问题的调查,除愿意履行环境投资责任的是少数人外,都得出大多数居民(70%左右)具有环境保护意识的结果。根据环境意识越强,对治理污染引起价格上涨的忍受力越强,购买绿色产品的支付意愿越高,用于改善环境的支付份额越大的假设,以及被调查者接受产品价格因治理污染上涨的幅度,绿色产品价格高于常规产品价格的幅度,总收入中可用于改善环境支出的份额看,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还较弱。

从调查中得到的政策性含义是:

(1)赞同设置环境税来筹集政府环境投资的支持率超过了一半,这可能对政府有关部门考虑设置环境税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

(2)对设置环境税的支持 主要来自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的了解程度而不是收入水平。这说明开展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3)居民将消除假冒绿色产品作为消费绿色产品前提,包含了政府必须为绿色产品市场健康发展承担起严格执法之责任的政策含义。

(4)承受企业治理污染引起的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购买绿色产品支付能力,对政府确定扶持企业开发和生产绿色产品的力度具有参考价值。(5)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与环境知识的正相关性,高于它们与政策的相关性,包含了必须加快环境政策普及工作的意思。

参与问卷调查工作的志愿者名单

李谊青 黄正夫 孙若梅 龚珞珈 赵文焕 单存珍 孟慧君

朴顺姬 邹 晶 樊万选 周肇光 李 杰 吴人坚 欧尚荣

严立冬 沈满洪 陈永孝 孙 树 石 宁 张 锁 赵淑清

丁 平 王 瑾 孟胜修 瞿藏玉 颜雪梅 李洪志 马子庆

张成红 王惠波 贲克平 尹晓青 李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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