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提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建设社会主义论文,提示论文,关系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当 时，我国正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之中，他的《论十大关系》一 文对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极好的提示。
以苏联经验为鉴戒
如何对待苏联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反复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 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 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 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这段话表明，苏联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 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地以苏联为榜样。在建党原则、斗争方式、革命步骤 ，以至根据地政权的组织形式等方面都认真参照了苏联经验。而1927年至1935年期间中 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都与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经验有关。毛泽东 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而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延安整风又在全党范围内进一步开展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通过整风使全党在毛泽东思 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建国后，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再次遇到了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 问题。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专门谈到这一点。他 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 进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 ，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他们中间都有一些人是有抵触的。”针对这种情绪，毛泽东指 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我们的唐三 藏曾万里长征到印度取经；在近代从1894年到1911年那一段时间，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 主义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掀起过一个很大的高潮。“但是我讲的古代和 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用，那是 要差得远的。那么，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 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 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 ，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 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 们的国家。”[2]
1954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又强调，要以一种老老实实、勤 勤恳恳、谦虚谨慎的态度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准备用几个五年计划 的时间，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 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照 搬，特别是在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方面，基本是照搬苏联做法。这在当时 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知识准备 不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而苏联不仅有近20年 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其经济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而且还对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它帮助中国制定建设计划，承担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项骨干工程的设计和设备供应 ，还派遣大批专家来华进行技术指导。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照搬苏联经验。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一批冤假错案被平反；围绕以重工业为中 心的建设方针展开了争论；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这使毛泽东觉察到苏联 经验中存在一些问题，他开始告诫全党，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同时务必避免苏联曾经 犯过的错误。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是苏联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次大会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后果，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和个人崇拜。消息传来，毛泽东虽然 反对苏联共产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但是认为，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伟大功绩的同 时，尖锐地揭露其所犯错误的实质，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造成的不良后果，并号召全党 以此为戒。他说：“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 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3]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思想。他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 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
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思想的提出，正确地回答了如何对待苏联经验这个问题。毛泽东认 为，苏联经验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例如，苏联在经济建 设上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粮食产量长期上不去，市场上货物不够 ，货币不稳定；在处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上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 苦，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把地方 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 正常，等等，都是落后的或错误的经验。对于这样的经验我们应该拒绝和避免。即使是 那些先进的正确的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毛泽东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思想是对实际工作中照搬苏联经验做法的否定，同时 也是对指导思想上独立思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倡导。
以调查研究为基础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毛泽东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曾经利用一切可能 的机会和条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建国后，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过《论十大关系》的产生过程。 他说，建国后这11年他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关于合作化问题。“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 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 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 部长调查。”[5]
薄一波在回顾毛泽东听取34个部委汇报的情况时说，这“是毛主席在我国社会主义改 造处于高潮，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四个年头时的一次重要的调查和探索，直接为他提 出和论述十大关系问题提供了主要的资料”[6]。
薄一波指出，在这次汇报中34个部委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带全局性的问题。
一是关于产业结构问题。计委认为，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 ，重工业的基础更加薄弱。因此，当时工业建设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是正确的。但是， 过分突出重工业，无视合理的比例关系，则会产生不良影响。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在 汇报中详细介绍了轻纺工业过去几年为国家提供积累作出的贡献，同时也谈到他们遇到 的问题。主要是，投资少，设备陈旧，潜力不能发挥；产品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远不 能满足市场需要；需要的设备，有一部分机械工业部门不能供应；需要的农产原料，农 业部门不能保质保量供应，等等。
二是生产力布局问题。各部委在汇报中都谈到，沿海工业在建国头几年对于推进全国 工业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沿海省市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技 术员和技术工人。然而，当时为了国防安全，沿海不建新厂，也不敢对原有企业作重大 扩建，从而限制了沿海工业的发展。
三是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各部委都谈到，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要求 过急，引起整个工业建设的全面紧张。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
四是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国务院五办汇报说，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办法，企业 收入全部上交财政，支出全部由财政拨款。这种办法既妨碍生产，限制企业的积极性， 又容易助长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国务院七办在汇报中提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自身积累 问题和各行各业爱惜民力问题。劳动部和一些专业部则提出了职工工资问题。
五是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国务院五办汇报说，中央财政部和各主管部门对地方经济计 划、事业指标和财政收支管得过多过细过分集中，束缚了地方的积极性。计委提出，要 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要发挥中央部门的积极性，又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要发挥 内地各省自治区的积极性，又要发挥沿海各省市的积极性；既要发挥先进地区的积极性 ，又要发挥后进地区的积极性。[7]
34个部委汇报结束后，又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毛泽东把各方面意见集中起来 ，概括为十大关系。这就是：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 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 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在十大关 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 设，这五条是主要的。”[8]而所有这十大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 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9]。
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的问题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不 仅是产业结构问题，而且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 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 治报告时就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 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0]建国后，如何实现工业化这 个问题现实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
为了实现工业化，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把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何发展重工业却可以有两种办 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另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苏联采取前 一种办法。他们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加速发展重工业。这样做虽然在一段时期 取得显著成效，但却留下很深的隐患，长远地看，从根本上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中国 采取后一种办法。这就是注重农业、轻工业，发展农业、轻工业，适当加大对农业、轻 工业的投资比例。这样做既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又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积累 ，从而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 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 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 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11]
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一定要重视农业，这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1957 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他指出，首先，农业关系到5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第二 ，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12]
接着，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论述“中国工业化的道 路”时又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 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3]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 再次谈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他说：“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 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 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 农业的现代化。”[14]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任何社会在工业化的进 程中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律。但是决不能像斯大林那样片面强调这一规律而忽视了农业。 毛泽东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
搞管理体制的改革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都涉及到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前者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后者主要是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其核心是正确处理统一性与独立性或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
由于没有经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管理体制上基本是照搬苏联的办法。通过几年 实践，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毛泽东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 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我们的国家 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 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 没有。”为了改变这种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毛泽东提出要适当扩大工厂、农 业生产合作社和地方的自主权。这就是说，要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
然而，怎样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怎样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工厂、农业生产合 作社和地方的自主权应当多大才合适，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并没有 作出具体的回答，他反复说明：“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
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经验来看，在党的历史上既有强调统一性的时期，又有突出独立 性的时期。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央强调集中统一，不许发表不同意见。在抗 日战争时期，中央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后来针对有些地方闹独立性的情 况，中央及时作出决定加以纠正，同时仍然保留各根据地很大的自治权力。解放战争时 期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逐步把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
建国初在处理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上也作过一些尝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 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 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
1957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改进商业管理体制 、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这三个规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后于1958 年施行。由于这次权力下放搞得过多过快，造成了混乱，不久毛泽东又把下放的权力收 了上去。
总之，在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毛泽东虽然不断探索，却终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即 使如此，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些 一般原则仍然是正确的。如其中提出，“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 也要有独立性”；“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 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 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要发展社 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等。这些 思想，对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功经验，提出了与苏联不同的 处理国内外关系的一套办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的民族政策。毛泽东说：“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 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他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大量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参 加政府工作，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 对待；在党内和党员干部中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各个少数 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 化建设。他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 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 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第二，正确处理政党之间的关系。在处理政党之间的关系上实行又团结又斗争，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 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 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 的方针。”“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 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第三，正确对待反革命。反革命是一种消极因素。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化消极因素为积 极因素的办法。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肯定了以下几点：首先，1951年和1952年那 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其次，还有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 杀，大部不捉。他指出，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除了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 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机关肃 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 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 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 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第四，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一看二 帮的方针。毛泽东说：“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 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 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
第五，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 口号。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同时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 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 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5]
总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出的以上提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 向。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了这些提示的正确性。正因为如 此，1975年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当他再次读到《论十大关系》时 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16]
收稿日期：200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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