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专题】
从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脉络、动力和经验 *
郭 宇,王先俊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 新中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 从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两个彼此衔接的阶段，形成了一个重大实践成果、四个重大理论成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内在品质、实践发展、时代变迁、主体自觉等因素交织一起构成的巨大合力的推动。正确认识和处理“老祖宗不能丢”“要说新话”“联系中国实际”和“联系中国真实的实际”“民族化”“当代化”等问题，是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从新中国到新时代，是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70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70年。回顾走过的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们经历过挫折，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巨大的成就向我们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性和光明前景，而正反两个方面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则是我们继续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财富。
一
从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总体脉络可以概括为，随着实践主题的转换，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两个前后相续的阶段，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依次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大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中国人民面临的实践主题，已由怎样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转变为开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学生的寝室都是二层铺。坏学生为了省事，便站在二层铺上往下尿尿。宿舍里一年四季总是臊气熏天。不少学生的身上都长了那种很痒的湿疹。学生的行李件件都脏兮兮的。校方在宿舍管理方面一直显得力不从心。宿舍管理员的外号叫“李叹气”。是啊，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除了叹气还能干什么呢？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阶段。其中，又分为前后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的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前后。中国人民的实践主题侧重于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这个主题为中心展开的，主要理论成果包括提出关于发展生产力与改造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思想，关于通过互助合作等形式逐步把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引上集体化道路的思想，关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思想等。这些思想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实践上的主要成果则是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引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小的阶段，从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开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结束。党的八大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和国家面临的新问题，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341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315-316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围绕上述实践主题和主要任务展开的。当时，基于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实际情况，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他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2]23-24有了这样的思想指导，在党的八大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了一个好头，形成了包括《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理论成果，继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如果一切顺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应该从这时开始。可惜的是，后来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包括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延缓了整整22年。
从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两个大的阶段。如何看待两个阶段的关系，不仅涉及对前后两个阶段的评价，而且还关系到我们的历史观。一段时间，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些人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另一些人则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11]6从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如此。在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的时间，无论是取得的成功还是走过的弯路，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准备。正如龚育之、石仲泉所概括的，它体现在“政治保障””“经济基石””“思想条件”“历史参照”“干部资源”等多个方面。[12]442-443正是这些准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不是此前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11]7这是新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那种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看法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观察两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治疗后的效果,对其自身的免疫功能、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系统(APACHEII)、营养筛查评分(NRS)比较分析。机体的免疫功能主要比较白蛋白(IgG)、免疫球蛋白(Ig M)、转铁蛋白(Ig A)水平,针对患者肠外营养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指标比较分析。白蛋白、免疫球蛋白、转铁蛋白一定范围内含量越高,患者的免疫功能越强。肠外营养治疗后,对比两组的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评分越低,表示患者的越健康,精神、躯体等越完好。营养筛查评分越低,患者的营养状况越良好,肠外营养支持越能满足机体需求。
所谓一个重要的实践成果，就是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实践中逐渐明确和拓展起来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初步概括，指出“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4]839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此开始，我们党探索的道路有了一个切题的、明确的称谓。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对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完整的概括，从而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内涵。同时，大会宣布我们“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5]561992年党的十四大，除了进一步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此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结提炼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2012年党的十八大总结概括了八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更加充实。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经验深刻总结和世界发展大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并将原来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调整概括为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基本定型，表述更加简洁规范。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6]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是多方面的，与时俱进是其最重要的优秀品质之一。在人类思想史上，一些理论家常常宣称自己的思想体系是“永恒真理”“终极体系”，是亘古不变的万世教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3]681“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3]742-743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他们先后为《宣言》的德文版、俄文版、英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撰写了7篇序言，根据新的形势新的问题不断对《宣言》进行修正、补充。马克思、恩格斯还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行为进行过严厉的批评。19世纪7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传播时，一些青年学生经常摘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并煞有其事地认为自己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行事。对此，恩格斯严厉的批评说，虽然“这些先生都在搞马克思主义”，但是，“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3]695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运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4]408邓小平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5]11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1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一个封闭的理论，是“终极真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结合”，有什么“中国化”。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无疑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质的认识，对教条式地对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唾弃，则是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发展的有力保障。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时代变迁是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8]544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大阵营对峙，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依然明显，同时世界和平力量在成长和发展。基于这一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聚焦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思考和回答，拉开了“第二次结合”的大幕。随着和平和发展力量的壮大，世界多极化出现，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时代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19]105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聚焦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多极化速度加快，大国关系深度调整，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国家安全挑战错综复杂。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新的视野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双重背景下思考，在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对新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如何治理、人类向何处去等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入正确轨道，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还在继续，直至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个重要的实践成果，四大重要理论成果。[3]312
二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17]295-296这一论述表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是其他一切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实践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需要，促使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催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促使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催生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需要，驱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实践经验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丰富养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积累了素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思想资源。实践还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的试金石。“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段时间陷入迷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则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性和生命力。
所谓四大重要理论成果，是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每一思想理论成果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基本上同总结提炼、拓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同步，彼此是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从不同层面所作的概括。虽然“四大理论成果”都围绕同一个主题，但是在内容上又有所侧重。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7]1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8]591科学发展观的突出贡献则是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9]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面深化了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0]15四大理论成果前后相继、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共同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辉煌篇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它需要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引导和驱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包括个体的人，也包括群体的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主体。所以，探讨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定然不能漠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自觉”，引导和推动了新中国到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0]42“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20]90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江泽民明确使用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强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两大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21]1900胡锦涛多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强调“基本原理要坚持，又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1]2213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我们党的“初心”的高度来认识，反复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22]33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自觉，为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当然，在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人民群众也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是领袖群体、人民群众共同铸就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
恩格斯曾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3]248“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3]69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结果”，实际上也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形成的“合力”所推动的。当然，“互相交错的力量”的重要程度并不是一致的。由此来透视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构成，最为重要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实践发展、时代变迁、主体自觉等。
由图6可知，随着贮藏时间延长，TBA值呈现上升趋势，这是由于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使得脂肪氧化速度加快。与对照组相比，红茶处理组TBA值明显较低，具有极显著差异。因此可得红茶处理可以降低海螺肉的TBA值，减缓海螺肉的脂肪氧化速率，从而延长海螺肉的货架期。
为了能把先进的理念和前沿的新生儿救治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医护人员，提高新生儿抢救成功率，陈正副院长特地在当天下午的授课中主讲了一堂“2016版新生儿窒息复苏指南”，并现场传授了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
三
从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的经验启示是多方面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基础和前提。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的理论，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要不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3]109邓小平强调，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4]283江泽民提出“两个坚定不移”和“两个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25]537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26]157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如果“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22]33同时，“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22]34由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处理了“老祖宗不能丢”和“要说新话”的关系，所以不仅保证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而且也赋予了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它们是“中国的”“发展的”，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既要继承“老祖宗”，又“要说新话”，把不丢“老祖宗”和说“新话”统一起来，这是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根本要件：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成功，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行，不联系中国实际不行，不联系中国的“真实实际”也不行。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27]315“教条主义”者从“本本出发”，曾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受挫折。历史的教训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在中国要发挥真正的作用，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然而，“中国实际”又是非常复杂的，这不仅因为它包括了社会和自然、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等诸多要素，而且它还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过去对“中国实际”的认识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实际”，并不能保证今天和明天对其认识必然正确、必然真实。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和20世纪60年代前期，是我们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状况有一个真实了解，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进行得较为顺利。50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受曲折与当时我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实际”，没有把握中国“真实的实际”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而且持续的时间长，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实际”的真实把握。在探讨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人们往往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为什么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还会犯错误，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陷入迷途？如果明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前提是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实际”、必须同“真实的实际”相结合这个道理，就会消解掉这个疑问。正确认识“中国实际”的途径有很多种，最根本的路径是作深入实际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曾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17]109“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8]268的思想。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这一思想，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身体力行对“中国实际”进行具体的调查和研究，从而保证了我们所认识和结合的“中国实际”是中国“真实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真实的实际”结合起来，是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条重要的经验。
“营改增”背景下增值税税务筹划分析——以PF银行为例…………………………………………………………… 史露露（3/36）
石仲泉指出：“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来看，只强调‘民族化’不够了，还要与时俱进，讲‘当代化’，不与时俱进，不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要当代化，同样会犯错误。”[3]307所谓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所谓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当代化，就是说，不仅要向毛泽东所说的，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9]534而且要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30]28-29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地是强调民族性、地域性，并没有特别强调时代问题，因为当时依然处在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和战争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敏锐地把握了当时因新的科技革命等因素引起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适时作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决断，并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为此还制定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这时，我们讲“中国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当代化”的因素。但是，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则使我们与当时的时代主题渐行渐远。这时，我们虽然还讲“中国化”但并没有突出“当代化”。回过头来看，这也是当时我们在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前提下还会犯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实践和理论成果，与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讲“中国化”同时必须讲“当代化”，是新中国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条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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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ew China to the New Era :The Process ,Driving Force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Sinolization of Marxism
GUO Yu,WANG Xian-jun
(Center for Marxist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China )
Keywords :New China;new era;Marxism;Sinolization
Abstract :From new China to the new era, the Sinolization of Marxism has experienced two interconnected phases: that of extending the first historic leap and preparing for the second historic leap and that of the second historic leap, making one major practical achievement and four major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Such brilliant achievement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terplay of factors like the internal qualities, practical development, changing times,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Marxism. Correctly recogniz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keeping traditions” and “speaking new words”, “taking China’s reality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aking China’s real reality into consideration”, “natio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lization” are precious experience that Sinolization of Marxism leaves us from the new China to the new era.
DOI： 10.14182/ j.cnki.j.anu.2019.05.002
*收稿日期： 2019-05-21；
修回日期： 2019-07-27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AHSKZ2015D01)
作者简介： 郭宇(1990-)，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先俊(1962-)，男，安徽霍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 2019) 05-0007-07
责任编辑:陆广品
标签：新中国论文; 新时代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化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