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联合政府的政策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政府论文,德国论文,走向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第16届全国大选于9月18日（注：德累斯顿Ⅰ第160选区，因候选人病亡，于10月2日补选。） 落下帷幕。联邦议院中的两个大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经过了马拉松般讨价还价，最后在11月18日签署了题为“以勇气和人性共同为德国努力”、长达190多页的联合执政协议，联邦议院于11月22日选举基民盟主席安格拉·默克尔出任联邦总理，德国历史上首次由一位女总理领导的大联合政府正式执政，从而结束了战后德国史上第二次（注：第一次是：1976年10月3日大选，社民党与自民党经过70多天联合执政谈判，在12月15日才选举施密特为联邦总理。） 长时间政局不明状态。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第15届联邦议会的立法期本来应到2006年9月结束，到那时进行全国大选。这次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是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被迫采取的“背水之战”。
事情的直接导因是今年5月22日德国北威州议会选举中，在该州连续执政39年的社民党只获得37.3％选票，败给了得票44.8％的基民盟。北威州的人口是德国16个州中最多的；它不但是德国最发达的工业区，也是欧洲最繁荣的工业区，德国最大的100家的公司中有44家落户该州；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社民党的政治基地和票仓，社民党在该州的败选，无疑对社民党、对红绿执政联盟是沉重打击。事实上，以社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已经陷入政治、经济困境。首先，社民党目前只在16个联邦州中的5个州与其它政党联合执政，而没有一个州单独执政；而基民盟在5个州单独执政，4个州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在2个州与社民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这表明，社民党的政治凝聚力已经很低，而且在联邦参议院中失去了多数，使所有涉及各州利益的法案都难以通过，施罗德领导的联邦政府实际已经无法推进改革、无法有效领导整个国家，正如施罗德5月23日在解释准备提前大选理由时所说：在北威州“执政党的败选对我们的任务有着政治基础不良的影响。”“我想为了继续推进必要的改革政策，我们必须得到多数选民的明确支持。”第二，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执政7年，在提高德国国际地位、推进社会经济改革、保持社会稳定方面有些建树，但德国经济增长长期低迷，2001年起连续三年下滑，2003年只增长1.0％，2004年增长1.6％，预计2005年只能增长1.0％；财政赤字和国债继续攀升，连续三年违反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今年财政赤字达3.3％，国债累计达国民生产总值的66％，失业长期居高不下，失业率11.6％，今年2月失业人数一度达到520.6万人的历史纪录。红绿联合政府推行的2010年改革计划，虽然方向正确，中长期看有利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但选民对改革的必要性尚缺乏足够的共识，以致改革的成本大于利益，经济总体上没有走出困境。其原因主要是改革遇到的时机不佳，未让选民得到改革的实惠，结果得罪了选民，失去了多数选民的支持。第三，执政的社民党内部分歧严重，红绿联盟内部矛盾公开化。社民党内部从上到下对2010年改革计划争论激烈，分歧严重。一些基层党组织强烈抗议，党员纷纷退党，施罗施总理执政七年来，社民党党员由77.5万人降到目前的59.75万人，减少17.75万人，仅2003年一年退党人数就达4.3万人；退党人员中不少是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和知名人士，如：有39年党龄的社民党前主席拉方丹、有35年党龄的担任巴伐利亚州社民党主席12年的毛雷尔，等；党内左翼人士发起了社民党历史上首次签名请愿行动，以阻止改革；在联邦议院就重要改革法案投票表决时，6名社民党议员不顾施罗德总理的警告，投了反对票。总之，社民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严重影响了政治凝聚力。与此同时，绿党与社民党在税收政策、劳工政策、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分歧也公开化。当然，施罗德提出提前举行大选，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即利用反对党——联盟党的干部人事准备不充分、政策准备不成熟的弱点，想利用自己执政地位掌控公共资源的优势，以便“闪电取胜”。
这届大选对德国政党体制造成极大冲击。两德统一15年来，民社党实际只是“东部党”。而这次大选中，民社党和拉方丹领导的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相互联姻，以8.7％的高得票率一下子冲向了全国，实现了民社党长时期梦寐以求的目标，并在联邦议院五大政党中跃居第四大政治力量，使政党体制面临严峻挑战。
左翼党(民社党于2005年7月17日改为现名)在这次联邦大选中的迅速崛起，是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改革政策失利的结果。施罗德政府执政七年来在社会经济方面造成了三大负面后果：1、失业长期居高不下，人们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2、德国人普遍感到新的“贫困化”的威胁。据《南德意志报》今年6月14日的报道，1995-2004年，欧美主要国家的工资增长率：瑞士为25.4％，英国为25.2％，美国为19.6％，法国为8.4％，欧盟15个老成员国平均增长7.4％，意大利也增长2.0％，唯独德国为负0.9％。3、国家财政赤字和国债无休止的增长，老百姓看不到摆脱困境的希望。而就在这期间，社民党前主席、曾任联邦财长的拉方丹(今年5月14日退出社民党)于今年1月22日在哥廷根发起成立了“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宣布立即与民社党结盟，并准备合并成立一个“左翼政党”；民社党居西等领导人积极响应，于是两党联手，高举克服失业、维护社会公正这两面旗帜，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并在5月22日北威州议会选举中，“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一炮打响，首次参选便获得2.2％的选票，民社党也在该州获得0.9％选票的成绩。在第16届联邦大选中，左翼选举联盟除了在东部五州的得票率达25.3％(与基民盟持平)的高水平外，在西部各州的得票率也创历史性高记录，如：北威州得5.2％，来法州得5.6％，汉堡得6.3％，不来梅得8.4％，萨尔州得18.5％，就是在经济形势较好、保守势力较强的巴符州也得3.8％，在巴伐利亚州得3.4％。左翼党(左翼选举联盟)通过这次大选奇迹般地成为了全国性政党，继1983年绿党对政党体制冲击之后，又一次打破了现存的四党政治格局。这既赋予德国政党政治以新的活力，也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联邦议院的两个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政治凝聚力减弱，丧失了长期分别垄断政权的优势。二战后，除了1949年、1953年、1957年三届联邦大选之外，都是得票率较高的联盟党或社民党，再拉上一个竞选伙伴自民党或绿党就可以形成议会多数，从而组阁执政。可在这次大选中，联盟党不但与它的竞选伙伴自民党形成不了议会多数，而且跟任何一个其他小党也都形成不了议会多数。同样，社民党也遇到了这样的境况。这一方面是由于左翼选举联盟的崛起，政治势力分化，使得大选中的选票高度分散；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选民既担心联盟党推行过激的改革，又对社民党改革决策失当不满；加之这两个政党的社会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色彩过于浓重，忽视中下层选民的利益，从而失去了不少中下层选民的支持。http://stat.tagesschau对大选的分析资料表明，仅因为社会公正和劳工市场这两个因素，社民党就失去了97万张选票，联盟党失去了24万张选票。政党只有反映并代表选民的利益，才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和拥护。
另外，自民党、左翼党、绿党等小党对德国政局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在联邦德国历史上，小政党为求得参与执政权，往往不得不放弃本党的部分政策理念，以委身于大党，一向有“四两压千斤”之称的小党——自民党就利用这种政治技巧，先后参与执政45年，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迄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绿党也是在大幅“调整”政策的情况下，才得以与社民党联合执政7年。可这次三个小党都不愿为追求参与执政，而自我降低身价，放弃本党政策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讲，联盟党与社民党这次组成大联合政府，是三个小党联手“掣肘”的结果。随着三个小党对社会经济政策和结盟政策可能进行的调整以及联盟党和社民党政见分歧的扩大，可能随时促成大联合政府的解体，出现政局动荡，形成新的政党联盟。实践已经证明并将再次证明：政党体制的稳定，是保持政局稳定的基础。
大联合政府前途难卜。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在20世纪60年代有过联合执政的经历。那次大联合因立法与行政形成“一元化”体系、违犯了西方民主宪政分权、制衡原则曾受到知识精英们的广泛批评；后来因为两党政见分歧过大，没有等到一个立法期届满便中途解体。但是，那届大联合政府中的经济部长、社民党人与财政部长、保守的基社盟政治家密切合作，制订并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引进了“总体调节”原则，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能力；同时，还颁行了一些有利于中下层人民的法律和法令。另外，在外交政策方面，两党当时也相互取长补短，为德国赢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这些都是第一届大联合政府可圈可点的政绩。时势巨变。这届大联合政府是在经济全球化十分强劲、德国国内问题成堆的特定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如果两党确有为造福德国人民而联合执政的真诚愿望，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是，这两个政党政纲不同，理念各异，各自内部派别林，且对大联合的态度大相径庭。组阁谈判中，社民党前主席明特费林的突然辞职便是社民党内反对大联合的、强大的左翼对力主大联合的党内主流派反抗的结果。随着勃拉策克顺利接任党主席，“领导层危机”宣告结束，但党内的派别斗争依旧，反对大联合的势力没有削弱，危机潜伏。基民盟/基社盟内部也不平静。对默克尔在组阁谈判中让步过多、新政府缺乏联盟党特性的批评不绝于耳，各州的“诸侯们”对默克尔担任政府首脑的能力和个人魅力诚服者寥寥，巴州的施托伊伯未上任便辞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大联合政府不能稳定地执政一个立法期，很难预测两党哪个党受益，但可以肯定，两个大党在重新洗牌中得票率都会进一步下降。
这次德国大选辩论的核心议题是社会经济政策问题，实质是如何改革。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经济长期低迷，已经成为全德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谁能解决德国经济问题，谁就能领导德国。面对激烈的竞选，各政党为了更好地动员选民、争取选民，都先后就选民关心的社会经济政策中的热点问题提出了竞选纲领(基民盟虽然闪烁其词地自称是“执政”纲领，其实也是竞选纲领)。(以下从略)（注：编者注：具体内容参见本刊第3期第12—19页伍慧萍“基民盟/基社盟2005年大选纲领探悉”一文。）
如果把两个大党的竞选纲领与已出台的联合执政协议对比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协议的内政方面是一个双方各有坚持、又各有让步的混合物，是一个双方为组建大联合政府必不可少的妥协产物。例如：社民党本来坚决反对提高增值税，可两党商定：增值税由目前的16％增加到19％；在征收高收入者的所谓“富人税”的问题上，联盟党在竞选时一向表示反对，可协议规定：对年收入25万欧元的单身个人和年收入超过50万欧元的夫妇的税率由目前的42％提高到45％；协议还规定：把工资附加成本由目前41％的水平降到40％以下，其中包括从2007年起失业保险金交纳比例由目前占月收入6.5％减到4.5％，养老保险交纳比例提高0.4百分点，达到19.9％；政府不再提高对养老金的补贴；从2008年起，政府对法定医疗保险的补贴降为零。很明显，两党在这些方面都调整了各自的立场。我们还可以看出，两党在积极协调全社会利益、使本党利益与全社会利益趋于一致的同时，还是努力反映了本党所代表的广大党员和基本选民的根本利益。
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已于11月下旬正式上台执政。但这一届政府的担子并不轻松。首先，近年来，德国失业长期居高不下，今年2月失业率高达12.6％，创二战后最高纪录。麦肯锡公司对50万德国人进行的网上调查结果表明，每两个德国人中有一个人担心会随时失去工作；60％的受访者认为，德国经济还会持续恶化。因此，改革劳动市场、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增加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失业，是对新一届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第二，德国经济长期低迷、预计今年GDP只增长1.0％，是欧盟25国中最低；财政赤字和国债十分庞大。因此，摆在新一届联邦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采取切实措施，振兴经济，重振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雄风。第三，大选结果表明，不少德国民众对全球化缺乏了解，没有作好变革的思想准备，不希望改革和希望改革的力量同样强大。因此，面对国内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改革问题，大联合政府中的左、右翼两大政党，能否摒弃政见分歧，同舟共济，共同推进社会经济全面改革，实现德国的“现代化”，是这届大联合政府能否保持四年稳定执政的关键。
在竞选中，各主要政党也就德国的外交政策纷纷发表了本党的主张。联盟党主张加强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支持欧盟深化改革，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而只给“特惠伙伴”资格；不坚持德国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社民党主张继续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动欧盟成员国通过欧盟宪法、支持土耳其等国加入欧盟；反对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加强发展援助。自民党主张改善大西洋伙伴关系；支持德国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主张取消义务兵役制，建立高度专业化的自愿军。绿党主张德国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主张控制武器出口，反对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主张欧盟成员国通过欧盟宪法、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左翼党不主张追求德国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反对欧盟宪法，主张在欧盟范围内设立工资、税收和社会福利的最低标准；主张全面禁止武器出口；主张将联邦国防军裁减为10万人的规模。
各政党、特别是两大主要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分歧多于共识。但10月10日默克尔说，她“确信会与社民党在外交政策上达成协议”。尽管如此，德在坚持以欧洲和跨大西洋为两大支柱的同时，其外交政策将会有一些调整。首先，德国将会努力修补因伊拉克战争而疏远了的德美关系。大选前，联盟党副主席朔勃勒以及默克尔的外交顾问萨伯尔访美都受到美国官方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就是一个预兆；另外，默克尔本人10月10日在记者会上也强调改善德美关系是“重要任务”。但德美在伊拉克、世界环境保护、德国“入常”等问题上，分歧深刻，要德国完全追随美国的单边主义似乎也不可想象。欧盟是当今德国经济、政治的重要依托者，立足欧盟、进一步推动欧盟改革和扩大是德国的欧盟政策的主流；法德关系可能会小幅降温，但法德轴心不会改变，该轴心对欧盟的影响力会减弱，德英关系会随德、美关系的改善而改善，但由于英国对欧盟一贯实行消极政策，短期内不会形成法德英“欧盟三角”。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俄罗斯对德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伙伴，德俄关系不会倒退，但也不排除德对俄国内的某些问题旁敲侧击。联合国是德国展示大国外交的重要舞台，德国会继续推行“正常国家”外交政策，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策略和手段都会更富弹性。德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不会支持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不会派兵去伊拉克。
各政党的竞选纲领及其主要政治家在竞选演说中都未提及德国的亚洲政策，更未直接提及对华政策，但我们可以根据其日常言行判断其政策趋向。以默克尔为首的保守的联盟党意识形态味浓重，该党的某些政治家在法轮功问题、“东突”问题、达赖喇嘛问题、“民主”和“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有偏见。但是，中德关系正是在联盟党著名政治家科尔主政时期才得到连续16年的平稳、快速发展的，只是后来在社民党政治家施罗德进一步推动下，中德关系才达到今天这样的高水平。当前两国政治关系很好，高层往来密切，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贸合作迅猛发展。德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欧洲国家，对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赠款最多的国家。2004年中欧贸易额1500亿美元，其中中德贸易就达到540亿美元，超过三分之一，预计到2010年中德贸易额可达1000亿美元。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对德国充满了贸易和投资的机会。这些是保持并进一步发展中德关系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正如默克尔所说：“对华关系非常重要”。默克尔虽不同意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但她不是实质性地反对，而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另外，大联合政府中“总理党”联盟党主要代表经济界的利益，而德经济界在华经济利益已经很庞大，德中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在对华政策以及台湾问题上，德各主要政党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在默克尔领导的大联合政府期间，德基本会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不会做出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中德关系不会倒退，只会进一步发展；至于某些方面的微调，则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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