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教育问题和困难的估计_教育论文

对当代教育问题和困难的估计_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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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化时代的到来使教育成为实现社会进步的奠基工程并扮演起对未来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角色,正是教育社会作用的愈来愈大,从而引起人们对其存在或潜伏问题及困难的关注。本文以全球教育为考察对象,指出并分析了当代教育存在的“教育制度滞后时代发展”、“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道德教育普遍滑坡”、“教育机会及其效果不平等”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改造、设计和创建与未来社会相适应并有力推进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教育。

关键词 当代 教育问题 教育制度 教育质量 道德教育 教育平等

由于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整个世界对教育寄予了更高的期望,而这亦使人们不得不关心教育本身存在的并且肯定会对未来发生极大影响的现实。这种关心使教育的弊端被揭露出来并受到种种责难。譬如托夫勒就厉声批评教育:“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的一个最关键的子系统之一——教育正处于危险的失灵状态。”虽说我们不必完全赞同托夫勒的“危言耸听”,但却必须对他们出于责任感而对教育发出的预警信号加以重视。教育作为实现社会进步的奠基工程,既服务于未来又决定未来之具体面貌,故及时识别今天教育业已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并加以修正,不仅对明天的世界十分重要,同时也是我们改造、设计、创建理想之教育未来的基础。本文拟就当代教育存在的世界性问题及其困难作一尝试性的估计。

一、教育制度严重滞后时代的发展

若说教育有什么世界一致性的话,那么最大的一致性就是由社会所决定。因此,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作出变革的反应,否则,教育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支持社会改革、带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然而,当前世界教育的现状正如一位著名未来学家所说的那样:“今天,即使在我们‘最好’的学校和大学里,所谓的教育,统统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的学校还是顾后,面向垂死的制度;而不是瞻前,面向正在出现的新社会。”

对教育来说最本质的意义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最广泛的掌握了一定文化、科学、技能的劳动者。由于今天的教育是为明天培养劳动者的,故而就必须对在产出上具有滞后性或说周期性的教育提出在目标设计和教学内容、方法上具有超前性的要求,否则培养的劳动者就无法适应他们在离开校门走进社会后的真正生活。现代教育的最大弊端恰恰就在于尚未根本解决好教育现实与社会需要相协调的问题。全法雇主理事会主席弗朗索瓦·佩里戈就针对目前社会上存在失业者而企业又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人的矛盾现象,严厉地批评了教育体制弊端:“我们的教育体制是抽象的,知识性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它使人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指出过,一方面有数百上千万受过教育的青年处于失业状态,而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新的生产部门缺少熟练劳动力的事实。由于用人单位的需要同学校教育之间确实存在太大的差距,以致于不少国家的企业不得不大规模进入教育领域,否则他们只好雇用训练无素的劳动力而导致企业蒙受损失和生产率水平的降低。据美国另一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称:美国的大公司有四分之三不得不开办补课和基础技能教育。

教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滞后时代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而具有全球性。在1989年1月由124个国家参加519名代表出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41届国际教育会议上,全体与会者都提到中学后教育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其中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譬如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提出中学后教育体制难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经济世界,而适应的慢节奏使得教育体制常常落后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工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密集的社会进步,日本愈加感到教育体制存在如何更加适应社会和文化方面变化的问题。为增加教育及其有关部门的紧迫感以适应社会的迅速变化,日政府还于1984年8月专门成立了一个称之为国家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机构,专门研究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并向首相提供教育咨询,以解决教育体制未反映工业社会的变革、就业结构的变革之需要的问题。

由于教育体制滞后于社会进步最突出地表现在所培养的劳动者对劳动世界的不适应上,而这种不适应又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以人才培养的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内容、方法的改革为先导的。我国于1985年5月做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并鲜明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培养业务熟练的劳动者,首要的工作就是根本改变教育与社会相脱离的旧弊,加强教育与劳动世界的联系。为此,对劳动教育、实践教育的强调和加强,也就成了我国这段时期教育改革的努力方向。

也是为了改变教育与社会结合不紧的问题,英国的教育和科学大臣、就业大臣和威尔士事务大臣于1991年5月共同向议会提交了一份题为《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的报告,该报告是继英政府于1987年4月发表的《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白皮书后的又一份教育白皮书。该白皮书指出:学生“在校期间,他们就需要逐步加深对劳动就业的了解”,让他们了解工作意味着什么并让他们有所准备。为此目的,英国要求学校一方面必须在国定课程的设置上保证所有学生有机会了解所学书本知识与未来的工作有什么联系,另一方面要求加强教育过程中的工作实践、观察和模拟练习的环节。

归纳起来教育滞后于时代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其还不能彻底摆脱封闭办学的状态去主动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表现在教育与职业社会的脱节,还表现在教科文组织所批评的“在普通教育中缺乏甚至根本没有实用性质的培训。”而对此,社会作出的反应是强烈的,这就是《学会生存》作者们所指出的:“有些社会正在开始拒绝制度化教育产生的结果(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正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人们不得不指责我们现在的教育无论从计划还是内容、方法上都还存在面向早已过时的社会,对帮助人们面向未来生活作用不大。

当教育的结果受到社会的排斥时,现行教育体制继续不变地运作下去的必要性就要受到冲击,而教育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就必须提出。正是此因,许多国家往往把对教育的改革任务置于其它社会改革之首,否则,任何改革都可能失去改革的持续力。事实上教育唯有通过改革才能超前社会发展而成为社会进步不可残缺的重要动力,否则就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阻碍。

二、教育十字路口亮起质量下降的红灯

如果说自学校教育产生起至今其自身有什么大的进步的话,那么其最大的进步就在于它从过去只重量的增长升华到对质的追求。可以说教育这一从求量到重质过程的完成,标征了教育事业的成熟,并成为当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目前而言,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教育出现的实际效果。但重视教育质量并不等于现时的教育质量就高,实际情况是从80年代起各国尤其发达国家均把提高教育质量视为本国教育政策中的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时,恰恰是因为教育质量滑坡已成为政府和公众不得不焦虑的严重事实。美国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

1981年8月26日,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长贝尔出于对“公众普遍感到我们的教育系统有某种严重失误”的关注,成立了国家教育质量委员会,其任务就是调查美国的教育质量。18个月后该委员会向贝尔呈交了一份题为《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重要报告,该报告用翔实的调查材料披露了曾使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教育出现了诸如连最简单的日常阅读、书写和理解都不能完成的美国人约有2300万,学生成绩连年下降等种种质量滑坡的问题,指出“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正在被一股日益增涨的平庸潮流所侵蚀,这股潮流威胁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另一份对全国学生成绩全面调查的报告也预警道:在现代科学革命的背景下,“我们正在培养的新一代美国人,既是科盲又是技术盲。”另有一位教育分析家不无忧虑地说:“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能超过、不等于、甚至达不到他们的家长的教育技能,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教育质量的下降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近10年来学生的学业失败就成为法国十分棘手的教育问题。一项由教育部组织的调查表明:小学一年级的留级率为10.2%,四、五年级的留级率为8.4%;初中四个年级的留级率分别为12.5%,16.4%,9.4%和14.3%;小学毕业生中未获得应有阅读能力者的比例在30-50%之间;初中则有1/3的毕业生没有掌握基本语法、应有的阅读水平和数学能力;因学习困难等原因中途辍学的初、高中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2.6%,大学生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的一、二年级的学生,随专业不同淘汰率在30-60%间。基于教育质量低落的现实,法国在近10年间进行了战后波及面最广、内容最深刻的教育改革,政府和民间都寄希望通过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以降低失业率、增强教育对经济的适应力以恢复法国的经济竞争力。

我国的教育质量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据国家教委统计,1991年来初中在校生辍学率有所回升,1992年全国平均达5.78%,比1991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值。1993年春季开学后19个省市的辍学率还在呈上升趋势,部分省市的抽样结果表明当年中小学的辍学率可能在10%以上。辍学的原因当然复杂,但其中不乏学业失败者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此外教育质量问题还反映在这些年来我们培养的学生素质不高。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的学生解题能力较强,但其它能力不见出色。所谓“高分低能”实际就是社会对学校教育结果的一种批评。最近不少教育专家出于对国家教育质量和教育改革方向的关心,在我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频频获大奖的一片赞扬声中提出了我国学生考试竞赛成绩可喜,但运用理论于实际的意识和能力缺乏的告警。这在我们未来的教育改革中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教育质量下滑具有全球性的事实还反映在不少国家合格学生的减少和功能性文盲的增加。譬如前苏联中学生合格率不到75%,而美国前些年每年都有100万学业成功的学生进入职业市场。1990年日本有12.35万名高中生中途退学,其中26.6%的人是因不适应学习生活,11.3%的是学习成绩不好。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在拥有6000万人口的西德地区竟有300万人不能看书写字,据专家预测若不是有人碍于面子隐瞒真相,这个数字还要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种文盲称之为功能性文盲,因为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初始性”文盲不同,象德国等中小学义务教育普及率几近百分之百的西方国家的文盲是在受过一定教育后重新回到文盲状态的。这种功能性文盲的产生虽与电视、电话、微电脑的普及有关,但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规范化、系统化、组织化的学校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持久的,不可能很快连基本的读写算能力都丧失。

有人说教育质量下降或中学生学业失败是普及教育的必然结果,不过我以为即便这是事实也必须致力改变。如果说教育的量的发展与质的提高是对立的话,教育的意义又何在呢?没有质量保证的教育发展对社会进步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全世界的教育决策者和规划人员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如何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上来。九十年初起,世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已经取代了对教育数量的重视,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居多的亚洲也不例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亚太区域助理总干事的印度人罗伊·辛格就撰文说:“从量的角度说,普及初等教育在亚洲接近完成。我认为,在本世纪内到1995年前后,亚洲(除受战前蹂躏的地区除外)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将入学。问题主要是质而不是量。”他对1995年前后亚洲几乎所有儿童都可入学的估计似乎过于乐观,但他所说的“问题主要是质,而不是量”的判断是无可非议的。对教育质量的全球性关注是正常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正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所指出的:“决定国家进步,归根到底在于教育质量。”

三、道德滑坡:亟待解决的一个教育危机

在展开道德教育滑坡讨论之前,我想引述一下德人雅斯贝尔斯的一段话是有意义的。他说:“在我看来,全部教育的关键在于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不误入歧途,而是导向事物的本源……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和认识的堆积。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谁要是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事实上,对学校而言,传递学生以知识,训练他们具有就业技能等固然重要,但这不是唯一目标,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懂得做人的要义。道德观对青少年的未来发展具有最大影响力,它决定青少年今后的走向,决定他们是否能成为对他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而学校对青少年道德观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学校对道德教育忽视,是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美国在分析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时就指出过,青少年道德素质滑坡与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忽视德育的倾向有密切关系,而新闻界干脆把美国社会出现“道德空白”的现象归结为学校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直接结果。对青少年品质下降尤为焦虑的美国前总统里根甚至严厉批评说:“美国之所以存在教育问题,并不是因为钱花得太少,而是因为钱花得不得当,没有把足够的人力、财力花在道德教育上。”对德育的忽视使美国青少年道德素质日趋下降从而使其政府朝野内外都感到震惊。美国的犯罪人口在不到10年间翻了一番,1990年已达110万并且仍呈增长趋势。据统计这些犯罪者中80%以上是受过中等教育的辍学生。除此之外,美国学生的纪律观念差也反映了学校道德教育的乏力。杨振宁博士在马来西亚访问时就对记者说:学生纪律水准低落已成了美国教育最严重的弊病。他呼吁:今天美国中学学生所需要的是如何教他们好好读书,有纪律,应该在不断启发他们时增加循规蹈矩的教育。鉴于青少年学生及其辍学者酗酒、吸毒、暴力问题的频频发生,1993年4月2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将一份把“每所学校都将成为无毒品、无暴力的场所”作为美国2000年六大教育目标之一的提案交予了国会讨论。这一条看来很难成为人们心目中能够接受的教育大目标,但这又确实是美国首脑及其公众迫于对现实无奈后必须作出的最低标准的选择。即便如此,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并非是项轻而易举的工作。

素以重视教育著称的德国目前也正受到道德滑坡的冲击,尤以中学教育最为严重,主要表现为学生的道德素质越来越差。这些青少年戏谑成风、胆大妄为;电视录像成了他们平衡心理空虚的最好伙伴,并且尤为热衷屏幕上的凶杀、色情、暴力;不少学生语言粗俗、待人冷漠、无公共道德、视若无人;肆无忌惮地破坏公物,据统计仅汉堡州的万斯贝克区每年修整学校破碎玻璃的费用就高达90万马克。德国的一名教育家不得不用“好斗、空虚、无责任感和社会意识、表达能力差和无法与人合作”来概括现在的一代学生。对此,家长和社会都忧心重重并责怪学校在教育学生方面表现无力,而学校和教师也感到压力很大。

近年来据不少报刊披露,我国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也在不断发生,主要表现为盗窃、斗殴、抢劫、流氓、破坏公物及社会秩序、热衷淫秽色情书刊和录像等等。据某市公安局披露的材料表明,该市刑事犯罪中有75%为青少年所为,而青少年犯罪中又有75%是在校的中小学生,这还不包括那些在行为上已触犯刑律但未受到处罚的中小学生。中小学生道德迷失,滑向犯罪的原因固然与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及大量接触社会犯罪性文化等等有关,但学校道德教育环境的恶化是不能不咎的。譬如,学生接触到的不少色情、暴力方面的书刊和音像作品是在学校流传的,学校只顾抓升学率,对思想政治教育措施不力,对学习不好、品行不良的后进生非但帮助教育不够,甚至或视之为败类挖苦讽剌,或不闻不问放任自流,以致这些学生或对前途感到渺茫、无心向学,或大胆妄为、拉人下水。从中小学生的内在因素看,他们正处在生、心理的发展期,性的开始成熟也使他们好猎奇,好接触被他人视为神秘的事物,好激动和冲动,受外界的不良影响和刺激,物欲心理、享受心理、新奇心理、性爱心理等也有所增强。尤其在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他们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出现了多重价值标准,经济生活的异化现象及社会的不良时尚也通过各种传播途径感染于他们,使他们的思想行为受到负面作用的冲击有的甚而发生变异。鉴于这种情况,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影响应是全社会性的,但最有力的最必须承担责任的是学校。学校如果放弃这一任务,校将不校。

正是道德水准滑坡已成为世界教育共有的危机,故在第40届国际教育大会上,对学生加强道德、伦理、纪律和精神价值的教育成为与会各国代表讨论的中心并取得强烈的共识,之后各国政府都把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纳入了教育改革方案并极大地提高了道德教育在学校的地位。为保证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绝大多数国家都专门开设了德育课程。如美国、德国、新加坡开设了“公民课”,日本开设了“社会课”,英国、比利时开设了“道德教育课”,菲律宾开设了“人格教育课”,我国开设了“思想品德教育课”等。这些课程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文明礼貌教育、道德教育、忘我献身及合作精神教育、伦理和修养教育、生活能力培养等。

尤须一提的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都把和平教育、国际主义教育、生态环境教育、性教育、反毒品教育、人口教育、能源节约教育等列入了道德教育的内容。这样一种教育选择是十分必要的。《学无止境》的作者曾指出:当今世界问题复杂化的主要表现第一位的和最主要的是人类本身所引起的问题,自然诱因只是第二位的原因。高科技的发展、经济无限的增长及其全球性竞争的激烈,既带来了社会的繁荣,也引发了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复合性、深刻性、严重性的危机。这些危机,诸如人口的爆炸、资源的耗竭、粮食的短缺、土地面积的流失、温室效应、臭氧层失控、核战争的威胁等等,若得不到全球一致性的认识和行动,随时都可能酿成一场毁灭性的全球灾难,甚至使人类不复存在。

是建设还是毁灭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是使我们的未来愈来愈幸福还是使之充满不尽的苦难,主动权在我们人类自己的手里。如果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从现有的文明走向更加文明,我们就需要伟大明智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工程师、律师、医师以及千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高度责任意识的世界公民和建设者。而伟大明智的人类产生于伟大明智的教育。孔子说:“天地之间人为贵”。贵之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语)。黑格尔则认为:“人间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教育的价值在教人成为人。一个追求更高文明的世界,既在要用实用知识和技术的教育武装人,又要用超越了实用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制的本真教育陶冶人。所谓本真的教育,即灵魂的教育、思想价值的教育、关注人类命运及世界存亡的教育。其实,教育也不可能超然于道德思想和行为之外,它能够而且应该在发展伦理,培养未来社会必需的性格、品质及其道德价值观等方面负起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四、教育平等:不能是永难兑现的理想之梦

“20世纪后半叶的一个标志就是承认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教育机会均等成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的动因是世界各国已经普遍认识到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条件,结果是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从1960年至1986年,各级在校学生增加了1倍多,从4.36亿增加到9.22亿。中学生和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尤为突出,中学生数从1960年的0.83亿增加到1986年的2.79亿,净增两倍多;大学生数则净增3倍多,从1960年的1320万增至1986年的5800万。第三世界各国的教育在这一阶段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如发展中国家入学的儿童从1960年的2.17亿增加到1987年的4.78亿,1990年估计达到5.05多亿,6岁到11岁儿童的入学率从1960年的48%也提高到90年代初期的77.8%。

另一表征世界教育发展有同样历史意义的现象是:全世界有文化的成年人(15岁及其以上者)在增加。50年代约有8.9亿,到90年代初已有26.33亿,就是说在近40年的教育努力中,有文化成人增加了2倍。与此同时,全世界的文盲比例却从1950年的44%降至1990年的26.5%,而经济状况困难的第三世界国家只用了20年的时间(1970-1990)就使有文化成年人增加了2.5倍,并使文盲率从54.7%降至34.9%。世界教育取得这样一种长足进步和发展是极其不易的,因为作为一项要以消耗巨大资源为前提的事业,教育的这种巨变必须动员大量的人、财、物力,尤其是第三世界。仅从财力投入来看,全世界投入教育事业的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就从1960年的3.6%增长到1982年的5.7%,而发展中国家从1970年的3.0%增长到1986年的4.2%。

然而,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教育经过一段不短时间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在世界范围内,充分享受教育的权利还远未能实现,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还存在极大的差别”的现象也是事实,国际社会及其各国政府还未能有效地解决好贫穷、性别、种族与教育机会、教育效果的问题。这不仅使教育平等的理想与现实相距尚远,而且使教育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很难利用人力资源的开发来解决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问题,且受教育不足或未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民众又很难通过知识的获得而摆脱贫穷和改变命运。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文盲率的比较来看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存在。文盲状态是当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而对个人来说,文盲状态则使人们的自我完善和个人解放不成为可能。故此,扫盲成为国际社会统一的努力行动,这导致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文盲率都呈下降趋势的事实。尽管如此,全世界的实际文盲绝对数却下降甚微,原因就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文盲还在增加。譬如,1970-1990年的20年间,发达国家的文盲减少了1630万,而发展中国家却增长了7430万,而最不发达国家增长了4360万。由于教育经费的匮乏和人民的贫困,世界范围内的统计表明,全世界的文盲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极其贫困落后的国家。如1990年全世界15岁以上的文盲人数为94,810万,而发展中国家就拥有91,660万,占世界文盲总数的96.7%,仅印度、中国等9个国家的文盲就占了世界文盲总数的75.2%(1985年)和73.2%(1990年)。当发达国家的文盲率下降到3.3%(1990年)时,非洲国家依旧高达50.1%,南亚国家更高为53.9%。

必须指出的是国家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现象不仅反映在贫困国家有高文盲率的事实上,同时还反映在这些国家儿童的小学入学率不高且辍学率不低从而不能受到相应的教育上。据有关方面估计,仅1980年至1987年间第三世界有38个国家的小学入学率在下降,有些国家下降了20-30%。另据1990年的《世界教育报告》披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四年级以前辍学的小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之多。这种高辍学率的教育也很难使扫盲运动有真正的成效。

尽管消除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努力带来了极其可观的世界进步,但由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种族和性别歧视依旧是影响教育民主化的一大障碍。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群居、多文化融合并想在种族关系问题上带头改革社会的所谓民主国家,尽管在教育平等问题上进行了种种努力,包括从50年代中期起就把种族隔离的学校判为违反宪法的学校并加以制裁,但由于种族偏见的根深蒂固,大多数白人仍然不愿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白人和黑人孩子混合上学的学校。直至90年代以后还有教育专家批评:“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消除种族歧视,但这些内城区的学校仍然存在着惊人的种族隔离制度。”所谓内城区即贫困居民密集的地区,其学校由于班级人数多、卫生健康、住房及交通条件很差,人身安全及社区安定亦不具备,加之教学设施较差,难于招聘并留住高质量的教学和管理人员,以及由于贫穷、社会态度不利、家长的文化水平较低等因素使这些少数民族主要是黑人的孩子一进校时就处在语言和非语言技能的不利条件下。因此,这些孩子虽接受了教育但却很难获得与条件优越学校相同的教育效果,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比例很高是这类学校无法摆脱的困难。虽然教育家一再强调“教育背景和学校中其他学生的学习愿望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影响极其重要”,但美国的教育目标对此问题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性别歧视对教育平等的影响则是更显而易见的事实。尽管教育在近几十年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在世界各国女童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受到限制依旧是个严重问题。据统计,1990年全世界的文盲率男性为19.4%,女性为33.6%;发展中国家情况更糟,男性为25.1%,女性为45.0%,男女相差20个百分点。全世界9.48亿文盲中,男性文盲有3.46亿,而女性文盲高达6.02亿;在发达国家,女性文盲率也高于男性,文盲绝对数也远远高于男性。如1970年发达国家的4800万文盲中,1800万为男性,而女性为3000万;1990年前后大约3100万文盲中,男性为1200万,女性为1900万。从男女文盲的减少绝对数看,20年间男性减少600万,女性则锐减1100万,文盲的性别差异在发达国家呈接近的趋势。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不容乐观,其文盲总数在1970-1990的20年间净增7300万,其中男性仅增加400万,而女性剧增到6900万,男女之间的文盲差距扩大了36%,即女性文盲由1970年的1.83亿增加到了1990年的2.48亿。地区间的文盲变化情况为:在非洲,1970年至1990年间文盲数增加了约2500万,但其中男性只增加300万,2200万新文盲是女性未受教育的结果。同一时期,亚洲文盲人数增加了4800多万,令人吃惊的是增加的文盲全是女性。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两性文盲间的差距一直是女性文盲比男性文盲多600万左右。虽然男女孩之间在小学注册人数的差距上逐渐缩小,但在世界范围内仍有半数女孩未能上学。据计现有1亿以上的儿童失去入学机会,其中有近2/3是女孩。如果我们对全世界2/3的文盲是妇女的现象感到自然,那么扫盲的意义就会黯然失色,所进行的努力也难有成果。

教育不平等的情况不仅表现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种族和性别之间,还表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而且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家庭背景的孩子们之间亦同样存在着惊人差距。我们知道。世界人口中大多数(约60%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而这些地区的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如印度文盲总数的国文盲总数的80%。农村儿童入学新偏低、辍学率却最高的现象也是惊人的。据希望工程的宣传材料称,我国贫困乡村,每年有100多万的儿童因家庭贫困失学,近10年来累计已有100多万儿童徘徊在校门之外。据计,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的文盲及其中途辍学者中大多都是由于家境贫苦而无机会入学或不能继续学业造成的。因为穷,这些家庭的父母不得不要求儿童作为劳力参加因生计需要为目的的劳动或承担家务,即使不为生计劳动,由于温饱问题未解决,他们的父母也无力承担孩子们的最基本的学习费用(这些费用对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仅限于书本文具费等)。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大多数文盲以及潜在的新生文盲、受教育不足者显然都产生在最穷困的国家,而且总是在最贫困的阶层特别是农村地区,其中妇女及女童的状况比男性更为严重。由于教育对于一切民族及其所有个人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扫盲和普及基础教育的努力就意味着帮助贫穷国家摆脱贫穷和实现经济繁荣、帮助生活贫困者及其儿童改变他们的生活,适应社会变化。当然,要使全世界约1/3人口的文盲获得生活必需的文化知识,并不再有新文盲的产生是十分困难的,但“一切个人都应当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放弃更不能无视的努力目标。更何况“教育是一项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而且生态更加良好的世界,同时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倡导宽容精神和国际合作的事业”。因此为实现扫盲和普及基础教育的目标,既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此有举国一致的政治意志,又需要国际社会有统一的责任意识和援助精神。教育只有成为世界性的事业,世界才能真正成为有利和平、发展的教育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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