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农业经济风险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经济论文,过程中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风险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外生的全球金融海啸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不利冲击，除了中国经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虽然国内学者和政府部门早已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1-5]，但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能使各个产业——包括农业，都面临一定的经济风险，而这种风险是政府和企业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又无法准确把握，所以在制定、实施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阻力很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十分缓慢。
本文主要研究农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面临的经济风险。这种风险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他非农业部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农业带来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是农业部门自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风险。本文所说的农业是指广义农业，它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五种。不同类型农业面临的经济风险存在异质性。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将农业分为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其中土地密集型农业主要是粗放型，技术密集型农业主要是集约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农业各自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基于这一划分依据，本文对不同类型农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经济风险依次进行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溯源与风险识别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农业风险有两个源头：一是来自农业内部，二是来自其他部门。这两种源头在不同类型农业中表现不同，需要依次在不同类型农业中进行风险的溯源与识别。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与农业相关，例如：限制企业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新劳动合同法，促进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有效利用的一系列提高资源使用价格的政策措施，以及促进节能减排的政策等等。尽管这些政策是以不同名义、通过政府不同部门制定和实施，但它们最终都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6]，进而给不同类型的农业带来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经济风险。
（一）劳动密集型农业
劳动密集型农业是指在低技术水平下大量投入劳动力的农业，在其产品总成本中，劳动力要素成本所占份额最大。生产蔬菜、水果、花卉及其他园艺作物的种植业，生产肉类的牧业和养殖水产品的渔业，基本上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在渔业中，相对天然生产的淡（海）水产品而言，人工养殖的淡（海）水产品数量越来越高（图1，图2），其劳动密集型性质也越来越明显。此外，生产粮食（例如谷物中的小麦、水稻、玉米和豆类）、油料、棉花等农产品的种植业，也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这是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均耕地较少，这种农业是在有限土地约束下通过大量投入劳动力而进行生产的。在林业中，林木的培育、种植以及林产品的采集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尽管木材和竹材的采运会使用设备并消耗一些油品，但林业总体上也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农户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技术和设备的应用则较少，近年来种子、化肥、农药和灌溉的投入有所增加，使用效率低下[7]，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这种粗放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会释放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其他产业部门不能吸纳这部分劳动力，则会加剧经济中的失业风险，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特别是其中对职工加班时间、最低工资标准以及解雇补偿的规定，实质上提升了企业工人的总收入，同时也提高了仍然留在农村的年轻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因此，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一些有利于工人的政策会给粗放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带来很大冲击：如果年轻劳动力固守在农村，则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升而会使农户出现净收益下降的风险，甚至面临无法继续农业生产的风险；如果年轻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则流动出去的年轻劳动力会进一步加剧城镇目前已经很严峻的就业问题。
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一些地区的农户可能是进行集约型生产经营。我国在蔬菜和水果生产上有一定竞争优势，如果能够在品种、保鲜和绿色标准等方面有所突破，蔬菜和水果出口前景更加看好。在这种集约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中，尽管劳动者受到的基础和专业教育有限，但他们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已经掌握了熟练的技术和独特的方法，农产品的产量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都比较高。因此，集约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的风险非常小，甚至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获利机会。与其不同的是，在粗放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中，劳动者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因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都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这部分劳动力会向外转移去，从而带来一定的失业风险。
至于牧业中的禽畜饲养业，无论采用自然散养还是饲料栏养的方式，劳动力投入都占生产成本中相当大一部分，因而总体上仍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随着饲料（属于制造业中的饲料加工业）、场舍等投入要素价格上涨，特别是刘易斯拐点出现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得饲养业的成本普遍上升，进而造成农产净收益将下降，最终有可能迫使相当一部分农户放弃禽畜饲养，最终造成肉禽价格上涨。牧业产品几乎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因此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中风险较大。然而，饲料价格为何上涨？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导致饲料加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最终造成饲料价格相应提高；二是生产饲料的原料涨价导致饲料价格上涨。此外，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能源价格提高会加速生物能源（例如乙醇汽油）的生产，这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生产饲料的原料包括很多，例如大豆、玉米、添加剂、棉粕、乳清粉、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油料，其中大多数是农产品，因此原料价格会上涨最终导致饲料价格上涨。
（二）土地密集型农业
土地密集型农业是指土地资源利用程度较高的农业类型。就种植业而言，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更接近于劳动密集型，因为大多数地区的人均耕地数量比较少，主要是在有限土地的约束下通过大量投入劳动力来进行农业生产。如果说存在例外，那么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的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和宁夏地区的农业可以被认为是土地密集型农业。2006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2.11亩，而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宁夏这些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1），此外，山西、西藏、甘肃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业主要是粗放型，依赖于土地的粗放经营是主要依靠土地自身的肥力来进行自然生产，这种经营方式应该逐步转向劳动或资本甚至技术密集型农业。
城市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和新劳动合同法，是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采取的诸多措施中的两项，这些措施本质上会进一步推动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但由于在其他产业中的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为了分散风险，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通常会将土地作为一种最后的保障。正因为如此，已经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并不会放弃土地使用权，而往往是将土地更为粗放地经营甚至抛荒。在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当前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日渐增多，土地粗放经营和抛荒现象有所加剧。我国是人均农用土地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促进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系列政策客观要求农业劳动力应该加大对土地各方面的保护和肥力改善，提高土地经营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外流劳动力通常会将他们的土地承包给其他农户，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步伐。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调查显示，城市中多数轻工企业只雇用18-26岁的年轻女工，多数建筑企业也倾向于雇用30岁以下的男性[8]。如果年轻劳动力流动出去，农户中人力资本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的老年和妇女劳动力，就或者必须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或者将土地承包给其他人来集中耕种。而承包其土地的农户通常采用大量承包的方式，因而他们雇用的劳动力有可能演变为具有职业性质的农业工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促进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虽然中国从1998年起开始实行的30年土地承包权或多或少具有可交易性，但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充分条件是合理的土地流转。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进程明显加快，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耕地的流转率已达10%，到2007年底，浙江余姚、绍兴等地区耕地的流转率甚至已达30%。土地流转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耕地浪费问题，而且有利于提高土地集中度和满足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最终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
自2008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了新的进展。国家明确赋予农民更充分且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提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自由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做到“三不得”，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虽然这种土地自由流转方式是一种“制度改进”，它部分地解决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土地撂荒现象，促进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也会衍生出一些其他风险，例如，某个农户为了更大规模的经营会不断扩张自己耕作的土地，并可能通过逐步提高租金的方式达到目的，而随着租金的提高，有些农户流转自己的土地，这有可能导致较多的农民失业。失业农民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在本地从事非农业，但通常是前者占主流。在2008年金融海啸冲击下，外出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生产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最终导致农村地区失业风险加大，甚至造成社会动荡。这种情况实质上是土地密集型农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被全球金融海啸进一步放大，以一种突出的方式显现出来。
（三）资本密集型农业
资本密集型农业是指产出主要依靠资金、机器和设备等资本投入的农业，这种农业的产品总成本中，资本的折旧费所占份额较大。资本密集型农业通常具有机械装备多，消耗的能源多，使用的农业生产资料多，容纳的劳动力少，资金周转慢，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目前我国农垦系统的国有农场最接近于资本密集型农业。
表2显示，在1999-2006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与农业总产值3个指标都随时间变化而呈现绝对上升趋势，职工人数呈现绝对下降态势，国有农场数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的。通过纵向比较2005年和2006年的国有农场数可以发现，国有农场数的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全国有16个省区的国有农场数量保持不变，11个省区的数量减少，仅有3个省的国有农场数量增加。国有农场数下降最显著的是吉林省和辽宁省，前者减少13个，后者减少5个。至于国有农场的耕地面积，则从1999年的4835.8千公顷下降到2002年的4740.7千公顷，之后又逐步上升到2006年的5187千公顷。虽然我国的国有农场数量越来越少，主要集中于新疆、江西、福建、辽宁、黑龙江和吉林等省，但其拥有的耕地面积却稳中有升，因此国有农业这一资本密集型农业类型仍然值得关注。
资本密集型农业中，有一些农业企业符合农业发展的要求，它们拥有先进机器和设备，采用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但也有一些农业企业不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采用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前者为集约的资本密集型农业，后者则是粗放的资本密集型农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不同类型的资本密集型农业会产生不同影响，它对集约的资本密集型农业带来的风险较少而机会较大，但对于粗放的资本密集型农业则是净收益下降甚至亏损的风险。
工厂化的农业生产属于一种资本密集型农业，它可能是未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工厂化农业也称设施农业，它能部分消除自然的约束，只要拥有现代化设施，即便在土壤、气候条件十分恶劣情况下，也可以创造高产高效奇迹。有些国家（比如以色列）的农业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已具备实现工厂化生产的条件，并且一些地方近年已出现农业“工厂”，例如在种植业中运用大棚设施种植蔬菜、花卉、食用菌等，在养殖业上有渔业增氧设施、限位笼养、全自动孵化设备、饮水系统、自动管道式挤奶系统等。虽然中国的设施农业刚刚起步，规模有限，但从长远看，设施农业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并减少环境污染。在农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设施农业可解决目前大宗农产品结构性剩余的矛盾，加快农业的升级换代，体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如果提高能源价格的政策措施会给农业带来风险，那么资本密集型农业承受的风险就最大。提高能源价格给资本密集型农业带来的经济风险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提高能源价格给农业带来的间接风险。提高能源价格导致大量使用能源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中的行业）成本上升，间接导致以这些行业产品为投入品的农业面临成本上升的风险。资本密集型农业广泛使用的重要中间投入品是化肥，而化肥作为化工产品，它的生产需要煤炭等能源，因此提高能源价格会通过化工行业的间接传导机制给农业带来风险。另一部分是提高能源价格给农业带来的直接风险。资本密集型农业需使用大量的机器和设备，而机器和设备的运行需要能源（例如柴油）作为动力，因此提高能源价格会直接给农业带来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如果产品的价格弹性较小，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措施对该产品的需求量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生产成本的增加就会较多地以价格上涨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这类企业来说，虽然利润没有大幅下降的风险，但潜藏于整体宏观经济中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风险却很大。如果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很大，则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会给该产品需求量带来巨大变化，企业很难将生产成本的提高转嫁给消费者，只能自己消化，这必然给企业带来利润下降的风险。这类企业如果不适时适当地通过其他方法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就会遇到经营困难，甚至有倒闭的风险。
（四）技术密集型农业
技术密集型农业是指在所生产的农产品成本中研发费用占有较大份额的农业。这类农业的特点是：综合运用农业和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生产高精尖特农业产品；企业中科技人员占有较大比例，普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能也比较高；生产一般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使用的劳动力和土地比较少，资源的消耗相对较低，对环境的依赖和破坏也比较小。这种技术密集型的农业在我国北京、上海等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大城市周围已经出现，虽然目前的规模仍然有限，但发展速度比较快[9-10]。
技术密集型农业可以存在于种植业、养殖业，也可能存在于农产品的保鲜和初加工环节，例如特色蔬菜和花卉的种植，家禽、野禽和肉牛、奶牛的饲养及产品，水产品和海珍品的养殖等等。技术密集型农业可能是以绿色农业的形式出现，也较多地采用了精品农业和特色农业的形式。由于在这类农业中，科技贡献率通常都在50%以上，而对土地和水资源的要求较低，又能够有效解决养殖过程中的粪便处理、秸秆焚烧、地膜残留以及过量、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和农药等问题，因此这类农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很少受到农电和柴油等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也较少受到水资源、土地资源价格上涨和农业劳动力使用成本提高的影响，因为这类投入要素的使用成本只占技术密集型农业产品生产成本中较小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措施所导致的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价格提高，这样它们与技术密集型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差距开始缩小，所以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各个方面都为技术密集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评估与风险排序
在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同类型农业所面临的经济风险进行了风险溯源和风险识别之后，有必要进一步进行风险的评估和排序。
本文运用一个实用模型，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评估与排序。实质上，以下3个因素给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风险：第一个因素是威胁——事件或行为，一般来自系统外部，可能在某些地方会影响系统固有的弱点，从而造成影响；第二个因素是弱点——系统内部考虑之中的弱点，可能在某些地方受到威胁的影响并被其利用；第三个因素是影响——对系统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威胁碰巧利用系统的弱点从而对系统产生影响。风险的估算公式为：
R=T·W·I(1)
其中，R表示风险，T表示威胁，W表示弱点，I表示影响。通过估算公式可以看出，具有高威胁、弱点或影响的系统是高风险的系统，但实质上则是由于威胁与弱点的组合造成影响的存在，显然包含至少两个较高水平因素的组合能产生比仅具有较低或中等水平因素组合更高的风险。为使用上述模型来进行风险评估，我们首先计量各个单独组成要素（威胁、弱点和影响）将3个组成要素依次分成高（3分）、中（2分）、低（1分）、零（0分），根据估算公式(1)得到的风险分值在0至27之间。在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评估之后，根据评估结果我们可以直接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进行排序。
中国政府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主要有3类：一是通过逐步提高能源价格和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来促进节能减排；二是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来提高土地价格，从而促进土地的节约使用；三是通过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和新劳动合同法，来提高劳动的价格，促进劳动力的有效利用。尽管能源价格目前仍在波动，但作为一种高度稀缺的可耗竭资源，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能源价格的长期趋势必然会是逐步提高。与此相类似，土地、水资源和劳动力的价格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也具有逐步提高的趋势。虽然由于篇幅限制以及样本数据获取性的制约，本文主要以提高能源价格这一具体措施为例，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同政策措施可能给农业带来的直接和间接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而没有对其他措施导致的风险进行详细的评估和排序，但我们根据相同的机理和有限的数据，仍然可以对其他政策措施的经济风险做出粗略的估计。
从表3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在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中农业的能源消费总量较低，因而与其它部门相比，能源价格波动对农业的影响较小；第二，虽然在部门间比较，能源价格波动对农业的影响较小，但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总量逐步提高，因而能源价格波动对农业本身的直接影响将越来越大。
资本密集型农业主要依托于机器设备，劳动密集型农业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土地密集型农业依赖于土地，技术密集型则大量采用科学技术，虽然各种类型农业消费的能源都不多，但相对而言，资本密集型农业使用能源绝对量最多，劳动密集型农业次之，土地密集型农业再次之，技术密集型农业最小。就能源价格提高给农业带来的风险而言，无论是直接风险，还是通过其他行业传导过来的间接风险，资本密集型农业都是最大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居中，土地密集型农业最小，技术密集型农业有更多获利机会。
能源价格提高会给农业带来直接风险。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对原煤、原油及其制品（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电力的消费。根据各种能源消费总量进行排序，与农业相关性较强的是柴油、汽油、煤炭和电力（表4），其余能源（例如煤油和燃料油）对于农业的重要性略差。农业使用的煤炭和电力远低于工业，但农业对柴油和汽油的使用量几乎与工业相当，这说明农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农业）广泛使用的机器设备主要依靠柴油和汽油来运转。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节能减排措施意味着能源价格会提高，但不同能源价格的上升给农业带来的风险存在差异性。具体而言，煤炭和电力价格提高给农业带来的风险远远小于其他非农业；农业中很少使用煤油和燃料油，因此提高它们的价格对农业几乎没有影响；柴油和汽油，尤其是前者价格上涨会给农业带来较大的成本上升风险。
能源价格提高还会通过其他非农业部门给农业带来间接风险。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石油加工、有色金属是能源密集型行业的代表，属于基础性行业，其中后面5个行业中企业的能耗占工业总能耗的69%，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这些行业受能源价格提高措施的影响非常大。当能源价格在政策指引下上涨时，能源密集型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由于这部分企业使用能源在整个生产投入品中的比重非常大，因此会直接给企业带来利润下降风险。理论上，这类企业可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抵偿成本上升带来的利润下降风险，但由于各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不同，受到价格波动的冲击也不同，提高产品价格并不是所有企业的共同意愿，因此高能耗、能源利用效率低的粗放型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大，其中一部分能耗大、规模小、利润低的企业甚至面临出局的危险。
在上述能源密集型行业中，化工行业的主要投入品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非金属矿产、金属矿产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能源价格调整包括提高煤炭、石油、金属矿产的价格，这些投入品价格提高不仅对化工行业造成很大的直接风险，而且还给以化工行业产出品为投入品的部门带来不可忽视的间接风险。具体而言，除电器机器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纺织业等之外，农业投入品中也包括大量的化工行业产出品。农业大量使用的农药和化肥就是典型的化工行业产品，农药包括化学农药、生物化学农药等，化肥包括氮肥、磷肥、复混肥料、有机肥料等。确切地说，按农业所需其他行业产品作为投入品的重要性排序，农业对于肥料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最高，达到0.094，对于农药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也高达0.013[11]。因此，能源价格提高导致化工行业产品价格相应提高，这将给以化工行业产出品为投入品的农业带来间接风险，表现为农业部门的生产成本上升，可能产生以通货膨胀为主（当然也可能包括其它风险）的宏观经济风险。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为了促进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价格或制定严格排污标准等政策措施给不同类型农业带来的风险显著不同。在各种类型的农业中，按照能源使用量的相对量依次为资本密集型农业、劳动密集型农业、土地密集型农业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因此提高能源价格或制定严格排污标准等一系列措施导致的农业风险排序依次是，资本密集型农业的风险最大，劳动密集型农业的风险居中，土地密集型农业的风险最小，技术密集型农业有更多的获利机会。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各种类型的农业中都需要使用能源和化肥等，能源价格上升对中国农业所带来的风险是普遍而且极大的。
虽然土地密集型农业在中国整个农业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但由于土地是农业中比较难以替代的基本投入要素，因而近年来政府为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对土地使用成本影响较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不少地区的土地承包费用近两年来上涨了10%，有些地区甚至更多，农业用水的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实行土地自由流转、提高土地和水资源使用价格等政策措施，对各类农业都有影响。由于在各种类型的农业当中，土地密集型农业主要是依靠土地自身的肥力来进行粗放型的自然生产，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农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虽然低于土地密集型农业，但却远远高于其他两种类型的农业；资本密集型农业再次之，技术密集型农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是最小的。因此，土地自由流转、提高土地和水资源使用价格将首当其冲给土地密集型农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使其逐渐向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农业转变。我们的结论是：政府试图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政策措施给土地密集型农业带来的风险最大，给劳动密集型农业带来的风险居中，给资本密集型农业带来的风险较小，而技术密集型农业则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获利机会。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低工资标准和新劳动合同法等措施不仅导致城镇地区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并且通过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外流而间接提高了农村地区劳动要素的使用价格。据统计，2006-2007两年中，四川和浙江农村地区劳动力价格每年上涨10%～15%，甚至有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农忙时很难雇到劳动力的情况。虽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各种类型的农业都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农业，因为在各种类型的农业中，劳动密集型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最高，土地密集型农业次之，资本密集型农业再次之，技术密集型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最小。因此，政府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和实行新劳动合同法等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政策措施会对不同类型农业产生不同程度的经济风险，具体的风险排序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农业面临的风险最大，土地密集型农业面临的风险居中，资本密集型农业面临的风险最小，技术密集型农业则会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表5）。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农业中劳动密集型农业占有很大比例，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中国整个农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简单的风险排序还不足以说明劳动力价格上升所带来的风险之大。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已经或正在采取的制定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提高燃料油和电力等能源价格、提高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使用价格、实行土地流转、制定严格排污标准等措施，正在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给农业部门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的传导机制比较复杂。(2)从近期来看，这些风险主要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农民收入减少，农村劳动力因为快速转移而导致的高效率农业劳动力相对不足和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下降，以及由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而推动的中国农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引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步伐过快而导致城市失业率上升；从长远来看，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措施有利于集约型农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农业的发展，从而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3)通过对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可以发现，各种政策措施都将使技术密集型农业有更多获利机会；新劳动合同法的实行意味着劳动密集型农业风险最大，土地密集型农业居中，资本密集型农业最小；促进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导致土地密集型农业风险最大，劳动密集型农业居中，资本密集型农业最小；促进节能减排的措施导致资本密集型农业风险最大，劳动密集型农业居中，土地密集型农业最小；除技术密集型农业基本为集约农业、土地密集型农业基本为粗放农业之外，其他类型农业中的粗放农业面临的经济风险都大于对应的集约农业。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该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农业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了解这些风险的传导机制，并正确认识和评估这些风险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农业的影响，根据风险评估来决定农业部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选择和政策力度。为了尽可能降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农业的经济风险，政府可以考虑以下4点：一是尽快建立一个基于风险分析和评估的中央政府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二是促进地方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农业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建设，并加强中央与地方风险控制系统的协调；三是注意对进行农业生产重点地区的风险控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四是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建立政策预报制度，以便于农业部门尽早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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