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路径中的软约束安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渐进改革中，国有企业甚至一部分非国有企业通过信贷软约束机制实现其软预算约束。对此，理论界大多认为：软预算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和国有金融风险积累的重要原因；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措施。现实中，为处理这一问题，我国中央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并且从没有放弃过这种努力；但中央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却也默认了相当程度的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更让人困惑的是；1989年开始的试图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并以此治理通胀的治理整顿导致了经济大滑坡，最终被迫中途停顿；而从硬化国有银行信贷约束切入的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进程，却从1995年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并越来越严。
很明显，已有的关于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导致低效率的理论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上述现实。张杰等人从制度角度深刻审视金融不良资产时提出：金融不良资产是渐进改革避免“L”型下降和“J”型增长的必要成本，间接地论证了我国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软约束机制不仅有其存在的原因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张杰，1998）。但到目前为止，论证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合理性及效率问题的文献还相当少。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站在渐进改革的角度予以重新认识，并在这一逻辑链条上重新审视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无疑非常有价值。只是，对此进行全面的梳理，难免力所不逮。本文仅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跨期选择理论，在提出国有企业经理人跨期决策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国有企业资源跨期配置的机制。论证国有企业硬预算约束所面临的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基本条件。然后分析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效率及软化程度的演变逻辑。最后探讨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一、跨期决策下的国有企业硬预算约束困境
软预算约束，按科尔奈（Jans Kornai）的定义，是成本外部化，即企业希望其他机构来
承担其成本。在即期决策下，软预算约束表现为决策当时决策各方合谋向第三方转移成本，软预算约束的鉴别和监督相对容易。跨期决策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软预算约束可以通过资源的跨期配置予以掩盖，同时在第二期通过“倒逼”机制表现出来，对其鉴别和监督往往很难。
关于预算约束，以前讨论最多的是软预算约束导致了国有企业严重的效率损失。其言下之意：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解决效率问题的灵药。下面从国有企业跨期决策角度对国有企业的硬预算约束导致的困境予以检讨。
基于对现实的把握，我们有理由假定：①在一个固定的时段里，高效率项目的数量是既定的；②国有企业经营者在行政性激励制度下有追求更高当期产出，从而增加当期的资源使用量的偏好；③社会存在国有企业资源跨期配置最优点A；④因为软预算约束的实现也有成本，所以假设在初始状态下，国有企业经理人所希望的跨期决策的预算约束线为C[，1]C[，2]。整个经济在A点达到资源跨期配置最优，从而GDP的跨期稳定增长获得有力保证，资源浪费最小，社会风险积累最小。
在硬预算约束条件下，当单个国有企业经营者倾向于增加当期资源使用量时，经营者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跨期选择则倾向于由最优状态下的A点向C[，1]点移动。在相同的行政性激励考核机制下，国有企业经理人都有这种选择倾向。在此，典型的“囚徒困境”又一次显现威力。当国有企业产出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很大比重时，国有企业经理人相同的这种选择会使得资源跨期的时际转移成本增大，从而使跨期借贷的借贷成本上升。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表现为利率的上升；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则更多地通过增加借贷交易成本变相提高利率。由此，预算约束线由C[，1]C[，2]。向C[，1]＇C[，2]＇转变。此时，在硬预算约束条件下，通过跨期配置可得到的当期资源总量会下降，由C[，1]减少为C[，1]＇。其关系如图所示：
图1
由于存在内生于制度的增加当期资源使用量的激励，经理人在面临C[，1]＇C[，2]＇约束线时，会加剧其资源配置跨期选择的意愿强度，资源跨期配置点又一次向右下方移动，由A点向C[，1]＇点靠近。当然，资源跨期配置点越是偏离A点，对国家的资源跨期配置效率损失就越大，国家因此会对国有企业资源跨期配置的信贷渠道进行限制。而经理人会利用信息优势，制造关于有效项目的虚假信息，人为增加当期有效项目数量，加强资源向当期转移的强度，使当期的低效项目得到投资。在国家与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博弈之中，实际资源跨期配置点将不是A点，也不会是C[，1]＇点，而是预算线C[，1]＇C[，2]＇上C[，1]＇A段之间的某一个点，假定为B[，1]＇点。
这种加大当期投入创造当期辉煌业绩的决策是通过国有金融体系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实现的。于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信贷“倒逼”机制，在此可以获得重新解释。“倒逼”并不全是源于软约束而是源于跨期决策下对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的扭曲。因为在长期博弈过程中，政府发现企业在跨期决策中对当期有更强的偏好。依据理性预期，政府倾向于控制企业经营者的当期信贷规模，信贷配额制度应运而生。但在国家和企业经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又受到监督和惩罚成本的约束，并且国有企业经理人对国家的支持，在前面的假定下，对国家获得义理性（张宇燕，1998；张杰，2001）十分重要，道德风险在国有企业经理人使用信贷配额时就明显存在。企业经理人把资金的一部分用于能为自己带来更大效用的当期项目，而减少对必须投资的项目的投资，留下资金缺口。国家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势必增加当期资金投入，并在一定程度上默认其现实合理性，而不是对“倒逼”机制进行全面清理。
因为国有企业对当期的偏好，硬预算约束和“倒逼”机制的联合，会减少对第二期高效项目的资金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会在跨期决策的第二期受到明显挑战，国民经济的第二期产出将缺乏ya-yb量的资金支持。现实产出将严重偏离潜在产出，经济将由第一期的过热迅速转入衰退，经济增长将发生巨大波动。一个明显的例子，1988年9月24日，国家发出通知，清理固定资产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结构。以此为标志，国家开始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工作，治理通货膨胀。这却导致了“三角债”链条的断裂并产生了大量“半拉子”工程。经济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降到1991年的3.8％。毫不夸张地说，预算约束硬化工作至少是这次严重滑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软约束Ⅰ：渐进式改革的次优选择
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对国有企业依赖程度很高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在进行第二期决策时，国家将面临艰难的两难选择：继续实行软约束政策但承受经济过热的现实或者直面硬预算约束带来的经济快速衰退。而硬约束带来的衰退会减少居民收入，损害政府的代理人集团——国有企业经理人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在渐进改革的合理性还受到怀疑、推行渐进改革的政府的义理性还没有得到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持的环境下，这种非帕雷托改进型改革的执行是很容易遭国民和政府官员的共同抱怨的。一般而言，强烈的抱怨将对现任政府形成威胁。此时，政府的无奈选择将是容忍一定程度的软预算约束。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在第二期，国家希望约束点在D[，1]＇点，但企业会利用谈判优势，使约束比该点更软化，假定为E[，1]＇点。在文中，我们称D[，1]＇E[，1]＇线所处约束为软约束状态Ⅱ，而这种软约束虽缺乏效率，却鼓励投资，利于改革进程中经济的增长。
在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可以进行理性预期这个并非脱离现实的假定下，我们可以推测：国有企业经理人会预测到国家会在第二期被迫实行软约束政策。在这样的预期之下，国有企业的决策机制会发生如图所示的变化。
图2
在硬约束条件下国有企业为了实现资源跨期配置的效用最大化，他们的资源配置点会在预算约束线C[，1]＇C[，2]＇上移动，而不是在该预算约束线之外，从第一期就软化预算约束。由于国有企业经理人不光具有信息优势，还是一个谈判能力很强的势力集团，一旦他们合理地预期到第二期存在软预算约束，他们会在第一期就实行软预算约束的投资决策，使得他们的效用提高到预算线C[，1]C[，2]上的某一点。
当然，在强政府国家，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力是相当强的，否则自上而下的国有企业渐进改革策略就会失去推进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从放权开始的，而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争取政绩（业绩）最大化。如果凭国家为了经济增长而对国有企业实行软预算约束政策就认为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短期行为失控，很难得到认同。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可以认为：国有企业经理人在第一期采取软约束下的投资决策，将会带来未来个人收益的高风险或低效益项目上马，但决不会上完全背离国家效用的项目。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趋同，虽然导致了项目上马的事后无效，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地区项目建设的经济效益的示范效应所致。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经理们将把资源跨期配置点提升到C[，1]C[，2]线上，而不会在该线之外进行资源的跨期软约束配置。由于B[，1]＇点的跨期配置是满足国有企业经理人在硬约束条件下，与国家博弈时的效用最大化的点，所以有理由认为：在C[，1]C[，2]线上的B[，1]点是一个均衡点。与第一期机理相同，在第二期时，次优软约束点对国家而言为D[，1]，但企业有能力使得预算约束更大程度地软化，假定为E[，1]点，我们令B[，1]D[，1]E[，1]线所处的约束状态为软约束Ⅰ。
这样的决策会产生大量的重复建设，同时使经济建设面临很大的资金缺口。国有企业的决策机制没有变化时，经济发展“瓶颈”的形成就不可避免。显然，这种扭曲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有限资源的跨期配置效率。但是这样的投资决策却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经理人、地方政府、居民等各个经济主体的当期福利。正因为如此，国外有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渐进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以降低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提高当代人的利益。我国中央政府也从90年代初中期开始大力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强调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但是这种软预算约束选择，无可怀疑是现实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因为国有企业通过占用过多潜在资源可以保证经济粗放式增长的速度，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险制度不健全带来的冲击，提高广大居民、厂商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并增加广大居民的收入，实现藏富于民从而获得国民对渐进改革的义理性支持。然后国家通过金融系统，凭借广大居民对国家信任程度的提高，利用国家担保，通过储蓄机制，高额低成本吸储实现改革成本的有效递延，为改革的推进和政府威信的提高提供更大的时间选择区域。软预算约束政策就此成为相关各方博弈之下，最利于制度向高效率状态演进的次优选择。
只是这一过程本身不是可持续的。在国家通过金融体系实现高储蓄支持经济粗放型发展时，经济将迅速由衰退进入过热状态。无效项目的大量积累和通货膨胀的迅速出现，调整势所必然。因为风险转化为危机后将损害所有人的利益，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愿面对的。于是，一定时间的软预算约束之后，必然是“一刀切”的全面调整。只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不降低，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其考核机制不是市场化的企业考核标准，则经济的这种周期性波动就不可避免。很可惜，渐进改革的本意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渐进的，同时其改革的速度严格依赖于占GDP份额的下降。如果回顾我国经济波动状况，1987-1993年的经济波动的近5年一个周期，且波动幅度极大的情况十分有力地证实了这一推理。见下图：
图3 1978-1993年GDP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三、约束强化：原因及效果
在前述逻辑中，经济的大起大落是特定经济条件下内生于现实制度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国家或者相关博弈主体多么不情愿看到这种情况，或者作出多大的努力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重新审视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困境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目标的实现严格依赖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一旦这种情况得到改观，经济高频大幅波动就失去了逻辑基础。据此可以预测：只要非国有经济产出占GDP的比重超过某个阈值，国家就会逐步加强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的强度，软预算约束将由状态Ⅰ向状态Ⅱ转变。当然，这种软约束过渡状态存在时间的长短依赖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
只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预算约束的强化不是源于国家与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下降，而是由于经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的降低。因此，这种强化在短期内会加剧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对最后一块“唐僧肉”的争夺，经济运行并不表现为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降低或国有企业效率提高。这一过程通过几种现象表现出来：国家加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减少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改变国有企业经理人考核的政绩指标，使之逐步转向单一的效率指标；国家加强国有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力度，逐步建立信贷硬约束机制；国有企业加大对国有银行债务的逃废力度；地方政府加大对国有银行执行债权的干扰强度。
在1992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已经下降为48.3％；社会零售总额中，国有企业产值更是下降为41.3％（林毅夫等，1996）。又因为非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所以就长期来看，我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面临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时，我国再也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急刹车”治理通货膨胀的方式，相反采取了“软着陆”的治理策略，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这并不是我国在改革早期不想运用“软着陆”的政策，而是当时的基本经济结构没有为“软着陆”政策的实施提供基本的政策条件。而在1994年，非国有经济在GDP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这是实行“软着陆”的核心要件。据此可以解释以下两个反差巨大的现实：我国1991年开始的清理“三角债”工作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半拉子”工程从此夭折，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从1995年开始的国有银行逐步市场化改革虽然在后来遭到各方的伏击，快速形成了巨额的银行不良债权，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尤其1998到2001年经济增长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此中，非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70％，为改变国有企业的约束基础，实现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提供了基本条件。此时，国有企业产出下降所带来的冲击，社会已经可以承受。近期的改革没有出现88年价格闯关带来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当然，在国有企业面对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解除，国有企业还不能与非国有企业和国外企业站在同一竞争起点上的话，国有企业经理人业绩的市场化考核依然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国有企业经理人在跨期决策中的当期偏好依旧难以避免，国有企业的硬预算约束机制还有可能受到威胁。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下降，国有企业的这种跨期配置选择对真实利率或者事实上的利率的影响将降低，其预算线将逐步向C[，1]C[，2]回归。国有企业经理人通过第一期决策的软预算约束满足其效用的激励逐步降低。预算约束的硬化，在一定时间内，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正如前文指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加快，国有企业经理人争吃“唐僧肉”——转移国有企业资源，据为己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在进入90年代后，我国“59岁现象”迅速而集中地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软预算约束及其影响从此在决策者和理论研究人员的视野中逐渐消退。在国有资产被侵吞和国有企业多目标决策向单目标决策转变中所暴露出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等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当然，在这些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约束状态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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