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孟林[1]2000年在《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评判的研究》文中认为客观、准确地评判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状态是顺利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 本论文研究了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理论，对国内外衡量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几种方法进行了归纳和评价，建立并验证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细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轨迹进行描述，最后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了加快我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路与对策。全文包括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对国内外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历史背景分析，指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几种类型进行划分。 第二部分：对当前几种衡量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法进行了归纳和评价，剖析了每种方祛的机理和不足。 第三部分：在分析全要素生产率法划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标准的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建立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细分框架。 第四部分：依据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细分框架，利用经济学家冯海发先生对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对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轨迹进行描述，从而验证了该细分框架。 第五部分：在前几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对我省改革以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根据测算结果描述了我省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轨迹。 第六部分：结合我省实际，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我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路与对策。
郭姝宇[2]2006年在《吉林省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转变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在低水平徘徊,实现城乡统筹,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纵观中外,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科技进步的过程,经济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典型的科技进步史。在大力发展农业的今天,我们依然要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通过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扭转我国农业发展低效、高耗的局面。完善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能够为农业科技创新、农村经济高速发展、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提供强劲的动力。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理论研究、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等方法,为吉林省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创新寻找科学依据,并提出基本的对策思路。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并归纳和总结了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主要功能。多角度分析了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创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2、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DEMATEL法,确定了影响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系统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并对该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3、运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理论,对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创新进行了理论研究。在对现有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典型模式进行了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法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模式进行选择。4、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吉林省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的基本对策。
王艳霞[3]2007年在《网络环境下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文中指出农业信息服务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4年12月国家提出旨在建设农业综合管理与信息服务系统的“金农工程”以来，各地投资几十亿元，建成了县级以上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但是网络信息的“进村入户”——向农业生产领域的延伸受到阻滞，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益的发挥。在国家投资有限、农民收入较低的现实情况下，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必须通过科学管理和制度创新，走一条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道路。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如何构建一个结构完整、动力充足、产出高效的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以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为分析工具，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信息系统运行的“源”-“流”-“用”出发，构造出生产子系统、传播子系统和施效子系统，并对三个子系统的内部结构、要素状态、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接着探讨了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模式，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政府主导、联合推动”的模式是适合我国现实的基本模式，并设计出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和多级模糊评价法构造了系统综合评价模型，结合对河北省农业信息服务系统进行的实际测评，验证了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最后是研究结论，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对于填补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第一部分：背景分析，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理论和实践发展。第一章“导论”，主要对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进行了简要概述。第二章“基本概念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辨析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然后重点介绍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和信息管理理论，它们是支持本研究的三大理论基础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方法支持。第三章“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首先综述了我国学术界对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服务研究的理论贡献，然后简述了国际上主要国家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发展现状和经验，最后分析了我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找准研究的切入点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二部分：系统结构分析，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构成了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的核心部分。第四章“农业信息生产子系统研究”，区分了农业信息资源与信息产品的不同涵义，设计了农业信息产品生产过程模型，结合河北省农业信息资源规划实际，重点考察了农业信息资源规划、信息源、采集与加工、数据标准化和数据库共享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管理措施。第五章“农业信息传播子系统研究”，结合我国农业信息传播的特点，对信息传播的不同形式进行了比较评价，应用传播理论的“五W模型”构造了农业信息传播子系统的基本结构，分析了传播子系统中要素的存在状态和传播机制，总结了突破“最后一公里”的几种经验模式，并对几种模式内部包含的利益机制和适用环境进行了比较和总结。第六章“农业信息施效子系统研究”，定义了农业信息施效的涵义，构造了农业信息施效子系统，分析了农业信息施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以“四个效率”为中心，提出了促进信息施效的五组控制要素，接着分析了“网络入户”信息施效的条件、因素和作用机制，提出了促进网络信息施效的措施。第三部分：系统控制与管理，即第七章“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动力机制与运行模式”，农业信息的公共品特性是国家主导系统建设与管理的理论依据，政府主导、联合多主体共同推进的模式对于加快系统建设的步伐，提高系统运行效率是十分必要的。实践中各地方已经出现“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建设与管理”的成功模式。第四部分：系统评价，即第八章“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综合评价”。在本章设计出一套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用层次分析法得出各层指标的单层次排序权重向量，以此作为下一步多级模糊评价中所需要的指标权重：然后计算出各层指标相对总目标的组合权重，根据组合权重值排序就十分清楚不同指标对总目标的重要程度，从而可以确定对系统重点管理和监控的对象；多级模糊评价结果与评价值相结合不仅能测定评价系统的水平，还可用于对不同区域的比较，有利于区域之间相互促进；运用专家调查资料对河北省农业信息服务系统进行了实际评价，分析验证了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第五部分即第九章“研究结论”，在综合考虑全文所作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论点，并对加强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陈凌文[4]2007年在《基于GIS和模糊评价法的福建茶业发展和谐性分析及优化模式构建》文中研究说明福建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早在1600多年前就有文字记载，比《茶经》著述要早500年左右。自唐代起，福建茶叶一直闻名于世。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茶叶发展迅猛，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长期以来，人们只注重从经济资源出发考虑茶业发展，忽视了茶业与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结果必然造成三大系统的运行失调。其重要理论原因是对茶业发展理念认识的片面性，认为茶业发展的根本评价标准就是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便是实现茶业发展的最优化。茶叶是传统产品，传统发展模式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制约着茶业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创新茶业发展模式，加快茶业增长方式转变，推动体制机制转轨。从实践看，既要充分肯定20多年来的茶业发展模式有合理性，又要看到在新形式下不适应的缺陷，这就迫切要求提高对创新发展模式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笔者从茶业与环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对福建茶业和谐发展的内涵和理论依据进行论述，提出福建茶业和谐发展的优化模式。基于GIS和模糊评价法的福建茶业发展和谐性分析，就是试图对茶业系统内外的研究、提出用于分析福建茶业和谐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就近年来福建茶业发展的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从量化的角度对福建茶业和谐发展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重点探寻制约福建省茶业和谐发展的瓶颈因素。基于GIS的福建茶业和谐发展优化模式构建，就是借助GIS技术，研究福建茶业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指导福建茶业经济的健康发展、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发挥福建茶叶的比较优势，增强福建茶叶的市场竞争力，提高茶叶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有效的帮助茶农解决面临的难题，摆脱困境，进而推动福建茶业和谐发展。
曹万鹏[5]2017年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完成的各个环节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总和,是从事农业生产全过程所必须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大类型。农业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均有赖于完善的现代化的农村基础设施。但是,我国当前部分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薄弱和落后,根本无法支撑现代农业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产值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机制,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为了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民生领域,其中部分资金重点投向了农村基础建设。以此为契机,用足用好国家财政资金,大幅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总量,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明确投资产权,整合投资重点,开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新局面,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总量不足,效率较低等问题,还有利于改善农村经济环境,为农业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基础。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优化投融资模式,全面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这为加快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如何切实提高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效率,发挥财政投融资作用,整合市场主体、村民、村集体等投融资主体,建设并完善多元化投融资管理机制,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难题。本文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决策分析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采用实地调查、比较分析、信息熵等方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融资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领域的理论基础着手,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特征和属性,分析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基本手段和不同方式,介绍不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式的主要区别和特征。从公共产品理论、决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方面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基础,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多元主体性特征和投融资方式的多元化。第二,在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历史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河北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投融资现状进行调研,分析群众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满意度和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影响因素。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的现状出发,找到不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的适用方法,进而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第三,基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性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大各级政府政策支持以及财政投入力度。从政府投入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入的现状,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投入存在的问题。第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非政府投融资已经成为重要的形式,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部分主要介绍农村金融、民间资本、村集体等多种投融资形式的特点和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中的问题。第五,探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融资管理的效果。分析公营和私营主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的效果,构建多元化投融资管理运行机制,通过整合政府投融资行为、市场主体投融资行为,采用制度熵模型分析实现多元投融资主体行为的可行性。第六,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不同方式和主要做法,总结我国可资借鉴的经验。最后,在借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中主体行为问题、管理机制问题等,构建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框架,提出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投融资主体行为管理机制、项目运行决策机制等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方面创新:第一,提出农村基础建设投融资的结构框架。有序地将政府、市场、村集体和个人投融资等列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形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整合投融资管理机制。第二,引入制度熵模型,采用系统工程思想评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融资行为的整合能力。基于“政府投入——市场投融资——村集体和个人投融资”构建三维矢量图,再细分不同主体的投融资行为,构建制度熵评价树,用以反映农村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融资管理系统的有序性。根据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财税支持政策、农村金融投融资、村集体投融资等对系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企业投融资和个人投融资削弱了制度绩效。第三,提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融资管理的发展策略,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多主体运营管理;实施公司化改造机制,实现企业化运营管理;实行公私合营模式,实现协议化运营管理。
赵俊[6]2016年在《塔里木河流域农区农牧耦合资源利用研究》文中提出农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区域,依托农区的资源、社会、经济、技术等优势,积极发展农业其他产业,可以促进农、林、牧、渔各个产业之间相互协调发展。农牧耦合是农业发展中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加强种植业与畜牧业之间的联系,“以农带牧,以牧促农”,从而提高农牧业生产中各种资源的循环利用,促进农牧业的协调发展和农牧增收,效果显著。农区农牧耦合既是一种自然耦合,也是一种人为耦合,农区丰富的农作物秸秆为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饲草料资源,而养殖业中的畜禽粪便则是提高土壤肥力、生产绿色食品的有机肥料,二者的结合是促进农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塔里木河流域是新疆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5个地州,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流域地广人多、以农牧业经济为主,生产生活方式落后、人口素质整体不高、发展观念相对落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加快流域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对提高农牧民收入,维护社会的稳定,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塔里木河流域也是新疆重要的农区,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主要生产区域,研究流域农区农牧耦合资源利用,可以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优化配置农牧资源,同时还可以提高农区资源的利用水平,增强社会经济实力,促进农业系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流域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农区农牧耦合资源利用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农区农牧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农牧耦合既是自然作用的结果,亦是社会人为作用的结果。目前,这种耦合更多的体现了人的意识,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特征。种植业和养殖业在自然、社会经济、制度与政策的驱动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作为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农区农牧耦合资源利用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使农业产业链更加稳健,农业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塔里木河流域农区农牧耦合资源利用的现状进行定性分析。通过对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流域以农业生产为主,三产结构虽然经过不断调整,但一产比重还是略高,流域各种资源分布不均,地州经济存在较大差异、流域农牧业发展不平衡、传统农业特征显著。通过对调查问卷汇总数据分析得出,流域农业发展以种植业为主,养殖业为辅;农牧业个体多以经验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水平还需加强等结论。同时,现状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对流域农区农牧耦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构建模型对塔里木河流域农区农牧耦合资源利用的协调度和资源利用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具有较高的耦合度,但两大系统发展的程度不同,两大系统从最初的严重失调经过不断地调整,发展到目前较为良好协调状态。并且塔里木河流域农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也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结合典型案例对塔里木河流域农区农牧耦合资源利用的实现路径及组织模式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塔里木河流域农区农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多种农牧耦合形式,包括传统的农区农牧耦合、基于资源利用为基础的农区农牧耦合、基于新技术使用基础上的农区农牧耦合和基于产业链延长为基础的农区农牧耦合,每种路径下农牧耦合的方式又有所不同。组织是农区农牧耦合的实践者,塔里木河流域在发展农区农业经济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组织模式。这些组织模式将农区农牧耦合的理论在农业生产中得以实现,在自身发展中加强了对农业相关产业的联系,共同促进塔里木河流域的农业经济发展。
李双元[7]2007年在《WTO框架下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加入WTO后,如何促进青藏高原农业发展,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一直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论文以国际贸易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一,以国际贸易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对农业国际竞争力和特色农业定义的探讨和界定,构造了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分析框架,并从国内比较优势、显示性指标、解释性指标和实体性指标四个方面构建了切合实际的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第二,通过对青藏高原特色农产品国内比较优势的分析,结果表明:特色种植业当中,青稞、油菜籽和豆类生产的资源条件优越,比较优势突出;特色畜牧业当中,牦牛、本种绵羊和改良绵羊均具有较强的成本比较优势;从青藏高原区域内部来看,青稞发展的重点在西藏,油菜籽均在青海、西藏重点发展,豆类发展的重点在青海,牦牛、中藏药材均在西藏、青海两省区重点发展,本种绵羊和改良绵羊重点发展在青海,山羊虽然优势不明显,但作为西藏具有地域特色的本种产品,应积极培育和发展。从显示性指标分析来看,青藏高原特色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整体不强并呈下降趋势。从解释性指标分析来看,青藏高原只有2项指标占有优势,这两项指标一是人均森林、草原和水资源,二是耕地有效灌溉率,这说明青藏高原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具有一定的资源比较优势;在指标体系中,有9项处于弱势,这些指标分别是农业劳动力人均可耕地、特色农产品产量占全国及世界农产品产量的比重、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公路建设水平、农业科技投资强度、农业科技贡献率、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制度安排等。从特色农产品加工业—藏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藏毯产业发展具有良好的要素禀赋,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现代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和先进技术的缺乏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藏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致使藏毯产业对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巨大带动力还没有显现出来。从国内比较优势、显示性指标、解释性指标和藏毯产业的分析结果来看,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总体较弱。有些特色产品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竞争中没有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造成竞争力不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三,从原因来看,影响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直接因素和深层次因素。直接因素包括价格和质量;深层次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特色农产品需求、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农业经营主体、机遇、政府行为、农业制度安排和技术壁垒等八个方面,其中,机遇和政府行为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前四大关键因素来实现的。“制度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政府行为,也影响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四个关键要素。青藏高原现有的农业制度安排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完全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特色农产品需求、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和农业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发展,减缓了青藏高原特色农业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快速转化。也就是说,制度绩效直接决定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否持续提高并使农业获得持续的盈利能力。第四,农业国内支持是影响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国内重要间接因素。无论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还是从农业国内支持现状的角度,青藏高原农业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的局限性。农业国内支持存在“绿箱政策”支持结构不合理,致使有限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没能在促进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发展,进而提升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中发挥积极作用;限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青藏高原“黄箱政策”没有用足,致使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不能得到政府的有效保护,特色农业发展缺乏良好的经济环境。第五,技术壁垒又是影响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重要间接因素。青藏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和欧洲(德国、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相对出口市场国家来说,现有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过大,从短期来看无法适应技术壁垒的发展变化,致使青藏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受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限制;从长期来看,这种状况逐步会得到改善,甚至会增加特色农产品出口。这是因为,如果青藏高原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不能打破发达国家或地区所实施的技术性壁垒措施,那么青藏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希望。第六,综合对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确定了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思路及重点选择。青藏高原发展特色农业的总体思路是:以特定的冷凉性地理气候为基础条件,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以效益为中心,充分发挥独特的生态和资源优势,大力开发“冷凉性”特色农牧业品种,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全面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生产的区域性,资源优势,特殊品质和市场需求,我们认为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重点是特色种植业和特色畜牧业两大产业。特色种植业包括油菜、蚕豆、青稞和中藏药材,特色畜牧业包括牦牛、藏系绵羊和绒山羊。最后,结合青藏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实际,我们认为,提升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即处理好两个关系,处理好常规农业与特色农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抓住一条主线,立足比较优势,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农业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推进两大转变,观念转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完善三大体系,完善农业的支出保护体系、农业标准化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李媛媛[8]2006年在《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证分析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社会各方面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经济建设中的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实现经济增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2006年3月17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也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又是经济发展的母体和起点,所以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应是各项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了河北省这样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研究对象,在广泛参考相关文献和收集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河北省的农业经济增长现状进行分析,以便准确、合理地反映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为河北省适时把握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的脉搏提供数量规范和理论支持,其较强的示范效应也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测评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 本文在对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实证研究时,首先界定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并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对我国的启示。其次,从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稳定性、农业生产要素、农业资源及环境、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制度因素等方面入手,分析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是否具备。再次,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和指标体系两种方法,对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测度。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是通过河北省1986-2004年农业总产值以及资金、劳动力和土地投入的数据,建立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速度方程,进而测算出集约型因素——全要素生产贡献率,以全要素生产贡献率的大小为依据来衡量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指标体系法则是通过构建包括要素投入、农业产出、农业结构、制度因素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共5个子系统,30项指标的指标体系,并选取其中的20项指标,确定其目标值,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相结合的主客观赋权法确定权重,最终选取离差法对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综合评价。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相同,河北省目前尚未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最后,文章结合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果,提出了促进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并把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放在了首位,同时还应在保证粮食安全和依托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并在农业资金、市场和土地制度方面建立起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保障机制。
孟梅[9]2014年在《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时期,需要有更加稳固的农业做支撑,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现阶段战略调整的基础。农用地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且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农用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用地资源配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新疆面积广阔,是我国的农业大区。多年来,农业生产方式粗放,土地产出效率低下,且土地生态环境退化严重。因此,开展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有助于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促进农业与土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本论文在深入研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农业产业结构与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用地资源利用的现状分析,探寻了新疆农业产业结构、农用地资源利用变化规律及农地资源配置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及其可能的成因；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对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地资源配置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验证,并运用DEA模型评价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地投入产出效率；考虑到新疆生态环境脆弱的特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地资源配置必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举,因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农地生态系统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耦合分析,判别两者之间变化的协调性与合理性；最后以最优化理论为指导,利用线性规划模型确定农地资源的数量优化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思路、方向及保障措施,针对如何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地资源配置的双向优化提出了对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新疆土地资源、光热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优势。近年来,农用地面积缓慢增长,农业结构趋向合理,但由于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必须以水定地。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可以看出,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地资源优化配置还未形成双向的因果关系,仅表现为农用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且农用地利用结构变化要快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农用地投入产出效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新疆的农用地投入产出效率在全国排名第13位,在西北五省中排名最高,总体情况较好,但在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和技术投入方面还略显不足；在时间序列上,新疆农用地投入产出效率呈现波动性递增的趋势,但劳动力投入过多,技术的管理与应用不足；从区域内部看,北疆农用地利用效率较高,南疆次之,东疆最低,但14个地州在农用地利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生产要素不匹配的问题。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地生态系统的耦合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地生态系统的协调关系表现为周期性变化趋势,即协调关系由最初的严重失调,逐渐改善为中度失调,之后协调关系出现波动,演变为重度失调,在此之后协调关系又逐渐改善,其演变过程为低水平协调→协调,期间也经历了一次波动。根据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尝试提出了新疆未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即优化种植业“粮、经、草”三元结构,做大做强做优畜牧业,注重林业生态建设,加快发展现代渔业。
王薇[10]2016年在《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的速度增长,中国成功实现了由贫穷的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其显著的增长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奇迹背后,埋藏着诸多隐忧,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利益分配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失衡成为一种“常态”,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非经济性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瓶颈。这些因素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不协调,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显著滞后于数量扩张。本文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对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形成机制和实现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耦合理论视角构建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分析框架。首先,从三者的内容和作用关系角度阐释耦合理论在分析三者内在相互关系的适用性；其次,从耦合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及演进机制角度系统分析三者耦合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从耦合目标、耦合影响因素、耦合动因、耦合机制等方面阐释三者耦合的逻辑机理；最后,基于该理论框架,采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和耦合测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指数及其耦合性进行定量测度,归纳总结不同阶的特征以及三者耦合度的变动规律,并作出分析和解释。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制约因素发生的变化,提出实现三者相耦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本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通过对多种质量观及效益观的归纳和比较,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认为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共同理解。其中,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是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系统内部除经济总量以外的其他属性的刻画及其度量；而外延是指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潜力四个核心属性的优劣程度的判断。经济增长效益的内涵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与自然物质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生态整体系统的成果与耗费之间的关系；而外延是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判断维度来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与社会目的需要间的契合度。其次,从纵向时序变动角度对我国1978-2014年间的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整体评价发现,经济增长数量总体上经历了“波动增长—稳定增长—指数型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呈波动上升态势,但经济结构维度指数的下降对其构成显著负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益也在微小波动中缓慢增长,但其主要是经济效益提升带动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维度的贡献显著降低。再次,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度测算结果来看,三者的耦合性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总体上,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表现为从低发展度下的“低水平耦合”经历“虚假耦合”状态跃迁至高发展度下的“系统相悖”状态。三者的耦合状态是制度、要素及技术层面影响因素非线性叠加的结果。并且,不同阶段的主导影响因素不同,前一时期促进三者协同耦合的因素在后一时期可能转化为制约因素。从具体的实证结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协同耦合度呈不稳定的剧烈波动状态；1992-2000年间,三者的耦合趋于稳定,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时期三者的耦合基本处于较良好的协同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三者的协调度、发展度和耦合度出现加速分离态势,经济增长数量的超前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显著滞后导致系统协同耦合性降低。最后,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跨国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三者的耦合程度普遍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低,尤其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三者之间的不协调性更加突出。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较差的情况,但各个国家的严重程度不同,而中国属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益耦合严重较差的国家之一。作为与中国经济转型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其较低增长数量下的增长效益成绩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比较研究表明,经济数量增长迅速并不会自发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升,而经济数量增长缓慢也并非必然限制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在系统外部因素的正向作用下,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步入数量、质量和效益协同演进的轨道。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之间耦合较差是制度、要素、技术等多维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现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必须从创新驱动、人力资本积累、结构转化、福利分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多角度的机制入手,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动力及经济结构的多维转型,进而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评判的研究[D]. 张孟林. 东北农业大学. 2000
[2]. 吉林省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研究[D]. 郭姝宇. 吉林大学. 2006
[3]. 网络环境下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D]. 王艳霞. 河北农业大学. 2007
[4]. 基于GIS和模糊评价法的福建茶业发展和谐性分析及优化模式构建[D]. 陈凌文. 福建农林大学. 2007
[5].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研究[D]. 曹万鹏. 河北大学. 2017
[6]. 塔里木河流域农区农牧耦合资源利用研究[D]. 赵俊. 新疆农业大学. 2016
[7]. WTO框架下青藏高原特色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李双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8]. 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证分析研究[D]. 李媛媛. 河北农业大学. 2006
[9]. 新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D]. 孟梅. 新疆农业大学. 2014
[10].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D]. 王薇. 西北大学. 2016
标签：农业经济论文; 农业论文; 特色农业论文; 农业科技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业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系统评价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论文; 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