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4.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城市论文,笔谈论文,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邀请参加这个笔谈，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个笔谈是根据我在2007年7月参加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的国际会议的发言。大家知道，我对城市史从来没做过专题研究。以前，我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我长期关心的是农村社会和民众运动，也写过专著。前几年，我的一些研究生对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城市文化作过博士论文研究，我是通过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主编了《中国城市的重塑》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Joseph W.Esherick,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H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我对中国城市史的了解，多半是从这些学生或者其他海外学者(如王笛教授，卢汉超教授)得到的。我在知识和诠释上的不足之处当然得由我自己来负责。
这里我想讨论的议题是现代城市物质空间的变化与现代城市居民文化之间的关系。我特别关注城市改造——即从清朝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中国城市的改造体现在许多方面：城墙被拆掉；街道被拓宽拉直，并铺设了柏油路；开辟了许多新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和体育场；新式的建筑物如博物馆、图书馆、礼堂、电影院，百货公司也出现了。我们现在对这一类城市空间的物质改造了解得比较清楚。不过，我觉得更重要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些新的空间如何促进了新形式的人际交往和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出现，从而形成了各种新形式的城市文化。
我在这里想提到一点我个人的背景。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在以前许多非常有趣的交谈中，我父亲常常对我讲述他的工作。他在设计新医院时，必须要考虑到如何使病房和基础设施适应不断发展的医疗技术。设计办公楼时，也一定要想到如何在楼房旁边设计一个院子，为人们在工作中间提供休息、吃午餐或喝咖啡的场所。什么样的小学操场最能够鼓励学生玩，具有创意的游戏是学校设计不容忽视的内容。我父亲对历史也很感兴趣，因此，我们也经常谈到欧美建筑史：例如当壁炉最初出现在普通人家的客厅里，它如何影响了人们在自己的家中聚集的形式；当单独卧室出现时，又是如何和新的隐私观念相关连的；抽水马桶和下水道，这些新的物质条件又如何影响了新的个人卫生标准。所以，我自己的家庭经历很早就让我考虑到建筑设计和人居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我这些想法要是在某些方面有些意义的话，应该感谢我的父母。
那么，中国现代城市是如何改造的？城市居民生活和互动的空间是如何再造的？在我的研究生和其他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我发现最突出的一个规律是中国各地城市改造形式的惊人一致性。让我们来仔细讨论这些最明显的变化，考虑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现代城市文化的产生。
1.城墙。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城市作为一个概念是由城墙来定义的。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自明代以来，城池变得特别的高大雄伟。当西方人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往往惊叹城墙的高大和城门的雄伟。城墙体现了国家的权力和天朝帝国的威严。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但是，在近现代，这些城墙越来越被视为阻碍贸易流通和人们出行的历史遗迹，尤其是当城门在日落时关闭，拂晓时开启的时候，大批的商人小贩带着他们的商品，聚集在城门口，常常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
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一来，城墙不仅分割了城市和乡村，而且分割了不同的城区。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大多的商业活动都在城外进行。
所以，民国时期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广州，并且波及到其他许多城市。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在广州，拆除城墙的合同交给了电车公司，作为交换，电车公司在城墙的原址上兴建了公共街道。在每一项改造的背后，理由都是相同的：为了促进商贸和方便货物流通，必须拆除造成交通阻塞的旧城门。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城市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何影响了城市生活？显然，这反映了新的社会价值观。商业利益的重要性显然超越了传统城墙所提供的安全和威严。同时，我猜想，这也反映了现代的火炮技术使得传统城池失去了保护功能。当然，面对普通盗匪，城墙还是有效的，所以，许多小城镇和村庄保留了城墙，特别是在深受匪患之灾的河南省。总的来说，商业和经济发展成为现代化的要求，他们压倒了城墙。在现代城市，流动性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个混乱的标志或一种对稳定和秩序的威胁。
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现代城乡关系的变迁。从表面上看，在传统中国，高大的城墙把城市和乡村严格地区分开来，但多位著名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华帝国是没有尖锐的城乡鸿沟的。在他们看来，帝国的精英们，有可能住在城市，但他们具有以农为本的思想，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他们很多人退休后，往往回到乡村生活。那么，在现代，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在教育、娱乐、服装、建筑和妇女地位等方面越来越明显。农村现在已被定性为“落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物质上分割城乡的城墙倒塌的时候，却造成了城乡在文化上的鸿沟。
当然这样的理解还是太过简单。让我们考虑人口流动。如众所知，在20世纪城市的增长速度急剧加快，大多数城市的人口扩大了一倍到三倍。新的人口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来自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城市的环境都是相当的不利于健康，城市本身很难实现自然的人口增长。此外，在中国城市的性别比例大大倾斜，男性远远多于女性，所以正常的人口增长非常困难。事实上，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村人口迁入城市，要么为了逃难以寻求救济，要么为了寻找就业机会。所以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实际上是由农民移民构成的。那么应如何看待大量原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对现代城乡关系的影响？大量的农村移民是如何影响城市文化的？同时他们又是怎样被城市文化所影响的？
2.街道。第二个重大的改造是对城市街道的拓宽拉直，铺设路面，以及设置照明街灯。中国传统的城市的纵横街道是基于一个精致的棋盘式格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住家、店面，尤其是街头的摊贩逐渐蚕食并侵占了街道，在现代城市规划者的眼里，这种违背秩序原则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作为20世纪市政管理理念的一部分，一个最持久的关注是在城市街道中建立秩序。中国的精英往往首肯外国租界里街道的秩序和良好的卫生，并试图在自己的城市效仿这一成就。柏油路的出现解决了街道尘土的问题，雨季中不再为泥泞的街道所困扰。
在20世纪初，全国各地的很多城市开始铺设了柏油马路，在这个过程中，街道通常也被拓宽和拉直。植树成为建设“花园城市”的重要部分。这个时期的城市改造往往包括拆除旧的店铺，以便修建新的商业中心。我们这里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成都的春熙路，这是四川军阀杨森城市改革的成果。同时路灯也出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使得夜间的街道变得更安全，夜生活变得更丰富。
新铺设的街道显然更有利于商业流通，这和拆除城墙的动机相似，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城市的清洁环境。下水道建成了，小贩被清除了，警察巡逻街头。正如史大卫(David Strand)关于北京人力车的研究表明，现代警察的出现和现代街道有密切的关系(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警察不仅维持秩序，指挥交通，他们还负责税收，使得城市现代化成为可能。税收的对象主要是商铺。如果警察能够赶走与其竞争的街头小贩和令人心烦的乞丐，商铺老板更愿意纳税。警察还负责执行新的城市卫生法规，巡查商店和餐厅的健康危害，处罚在街头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和小便的行为。事实上，直到国民政府市政条例颁布之前，警察局是城市管理最重要的机构。在民国时期的老照片中，处处可以看到身穿制服的巡警。
这些宽阔的新街道给城市空间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并且常常成为传媒讨论的重点(Peter J Carroll,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Reconstructing Suzhou,1895-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具体影响在哪里呢？最明显的是人力车的出现。人力车改变了中上层人士的交通方式。随之而来的有轨电车，扩展了更多的城市人口的活动空间。这些新的交通方式与新的商业中心、市中心的出现相辅相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中国的传统城市，人们的购物范围除了街坊的菜市或小商店，就是分散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的书店、丝绸店、茶叶店、古董或家具店。而便利的现代交通和城市商业中心区的形成，使市民可以在商业中心里的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新式百货公司里购物。其中最著名的商业中心是上海的南京路和北京的王府井。新的交通方式也促进了其他一些类型的商业区的发展。董玥对北京天桥的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天桥能够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市场和娱乐场所，是与新的交通方式密切相关的。有轨电车路线的开辟使得北京市民能够来到天桥这个以前的比较远的郊区市场(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 。
那么，这一新的城市基础设施的社会效果是什么呢？同样，这似乎是一个尤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但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民国政府通过新的警察制度，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个人行为的规范。罗芙芸(Ruth Rogaski)的研究指出这种趋势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公共卫生方面。(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当时的城市指南明确地警告外地人随地小便的严重后果。其他的例子包括严格规定粪桶处理的具体时间，又比如对乱扔垃圾的罚款等等。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又说明有的规定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比如在国庆节店铺必须悬挂国旗(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
在国民党时代，新生活运动把这种国家对个人的公共行为的监督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似乎更加严密地控制了街道空间。为了维持交通，警察试图阻止儿童在大街上玩耍、小贩摆摊和艺人当街叫卖。
城市交通的改善，商业中心的发展和公园的出现都促进了新的城市认同的产生，减弱了街坊的重要性。显然，当人们去市中心的没有人情味的百货公司消费的时候，一种新的消费文化出现了。同样的，在有轨电车上，在百货公司里，或者在电影院与陌生人的互动，无疑是一个新的普遍体验，这需要新的社交文化。这如何改变了城市居民互相交流的方式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可能非常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照明的街道，日渐丰富的夜间娱乐，也改变了旧的时间观念。夜晚的街头生活变得更为常见。而在帝制时代，夜晚城内各门紧锁，市民如果想在晚上四处走动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种无夜城现象的影响似乎仍然缺乏研究，但可以肯定，城市行为和文化习俗都大大的改变了。
3.公园、广场和火车站。在民国时期，一个新的民族国家需要建立新的公民意识来取代帝国文化，从而催生了新的公共空间。公园、广场、体育场成为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在北京，皇家寺庙和园林被系统性地改成公园；紫禁城边的中山公园成为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场地和休闲好去处；天坛翻新后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颐和园成为市民喜欢的夏季休息场所；在北海划船特别受欢迎。当然，最明显的是，天安门前面被改建为一个公共广场，其象征力量吸引着学生示威者，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没有间断过。
在中国其他地方，清朝的“旗营”被改造成了公共场所。汪莉萍关于杭州的研究表明，今天杭州的城市布局，特别是美丽的西湖湖滨和散布其间的酒店和餐馆，都是由于当年市政府对“旗营”的改造的结果(Wang Liping,Paradise for Sale:Urban Space and Tourism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1689-1937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成都。过去的“旗营”大部分被改建成了绍成公园，茶馆和餐厅也应运而生。为了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1920年这里又新建了一个体育场(或者说至少是跑道)，体育场成为民国城市的一个固定标志，象征着民国政府克服旧中国“东亚病夫”形象的决心。
不用说，这些新公园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社会互动关系。民国初年的城市精英们急切地把这些地方改造成政治教育场所，竖立纪念碑来悼念革命烈士，向公民显示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见董玥和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些公园，比如北京的中山公园，常常成为政治集会的地点，当然，并非所有的集会都是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时，公园成了市民休闲的地方，人们在新鲜的空气中放松、散步、下棋、或闲坐聊天、喝茶。越来越多的家庭全家一起来到公园游玩。当然，不用说，公园成了年轻人谈恋爱的好去处。
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是在这些新的公共场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已经了解这些公园、广场和体育场馆的发展过程。当时的国家认识到这些公共设施对于教育训练公民和强化国民意识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这些空间常常被学生和其他组织利用，进行批评政府的政治活动。公共设施的政治功能已经广泛地为人所知。但是，他们的日常功能呢？这些公共设施在什么情况下向有身份的女性开放？当时的家庭也会和我们今天一样全家到公园游玩吗？在公共体育设施缺乏的情况下，当时的公园是如何承担公民个人健身的功能的？比如说，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公园打太极拳的？当时人们到公园游玩时的衣着是什么样的？显然，那时和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当时的城市精英总是想尽办法，拒下层人民于公共设施之门外，比如穷人、乞丐和扒手。公园游客的阶级构成是怎么样的？当时的产业工人有没有时常结伴到公园游玩？
4.公共建筑：博物馆、图书馆和百货公司。除了那些开放的公园和广场，民国时代的城市，也出现了其他新型的公共建筑：博物馆、图书馆、公共阅览室、邮局、火车站。一些类似规模的私营机构也彰显着城市的现代性：银行、百货公司、戏院、电影院。早期对博物馆及图书馆的推广是为了培养“公德”。博物馆，和世界各地一样，对公众灌输共同的民族历史和思想文化意识；图书馆进行公民教育，并且提供信息。而且，这些公共场所也在训练人们的举止：排队买票，按照指定的路线来参观展览，阅读标签以了解意思，保持安静和秩序。
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影剧院的全新纪律，与茶馆和戏楼的规则非常不同(Joshua Goldstein,Drama Kings: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187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在老茶馆，顾客围坐在方桌周围，喝茶、吃点心，一边与朋友聊天，一边等待着他们喜爱的演出。茶馆的伙计们忙着倒茶，递“手巾把儿”，收钱。而在现代的影剧院里，一种新形式的秩序需要取代茶馆里的那种“井井有条”的混乱。在一个漆黑的剧场里，人们静静地坐在指定的位子上，所有人都面朝舞台，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引导集中到舞台或者屏幕上，人工控制的灯光更加提升了这个视觉过程的效果。这样的一种对观众的纪律训练并不是影剧院所独有的，而是城市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的一种过程。然而，我们对这一过程还是知之甚少。
我们刚才在讨论柏油马路、三轮车和有轨电车带来的交通便利的时候，提到了银行及百货公司。遵循同一价格的现代商业模式确实和那种个人之间讨价还价的传统街坊商铺非常不同。人们如何和一个陌生的售货员交流？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女售货员出现了，顾客对售货员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人们在百货公司、银行和邮局的行为准则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
当我们思考现代城市中新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的时候，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应该把现代化和西化混为一谈。的确，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大部分的城市空间都是西方模式：公园、博物馆、银行、百货公司、戏院、电影院、体育场。但是，这些也不完全是西方的。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很多的博物馆和影剧院都有中式屋顶，赋予它们民族的特色。然而，银行就很少有这样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通常来说，博物馆的功能是推广和建设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公园通常是基于原有的庭院、寺庙和其他建筑，因此，他们具有中国式的内容或中国式的色彩，即使公园这个形式本身是西方的。在现代城市中，也有一些很受欢迎的公共场所，完全不是西方的，但是我认为它们也是比较新的，所以也应该被认为是新的城市空间，其中最重要的是茶馆。今天我们在成都讨论茶馆应该是非常切题的。
在我进行以下的评论之前，我必须要说明，我没有就茶馆做过研究。在来到成都之前，我也只去过两次茶馆。几乎我所有关于茶馆的知识都是来自于王笛教授(王笛著，李德英等译：《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Wang Di，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 ～ 1950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虽然他对我的一些观点会持异议。我想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应当把茶馆看成一种现代的场所，它的性质可能与法国和西欧的咖啡馆没有太大不同。
从我所了解的历史资料显示，虽然早在宋代茶馆就出现在文献中，可是这些茶馆大多是位于著名的寺庙、名胜和衙门附近，为到访的文人、官员服务。从清末开始，地方志里才出现大量的关于平民茶馆的记载。而茶馆的普及出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认为茶馆的大量出现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人们需要一个洽谈生意、调解纠纷的场所，也需要一个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的去处。这些活动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商业社会的特征，特别是一个前工业化经济发展的特征。
到了20世纪初，茶馆已经成为政治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一点在清末的保路运动中体现的很充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袍哥通常把茶馆作为他们的活动基地，在茶馆中从事他们的活动。抗战期间，茶馆里的抱怨和政治活动使得国民党政府高度紧张，以至于强迫茶馆张贴“莫谈国事”的告示。在四川和江南的许多地方，茶座成为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场所。在这里，人们不但交际应酬、洽谈生意、调解纠纷，同时也了解时事、听人说书(说书的也可能评论时事)。在这个意义上，茶馆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正如同西方的咖啡馆一样。虽然与银行和博物馆不同，茶馆没有西方的起源，但是它也是现代城市空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还有其他的类似场所是新的，但也是中国的。新建的戏园似乎是另一个例子，我上面已经提到。大烟馆可能算是第三个。尽管它声名狼藉，与中国积极的现代性形象格格不入，但是它也曾经是城市图景的一部分，不应该被忽略。关于色情业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了，妓院和舞厅也是一种新型的城市社交场所。也许，我们需要对赌博业和大烟馆给予相应的关注。
我以上所作的评论相当宽泛，缺乏丰富的细节，而丰富细致的实证研究才是最有价值的。很遗憾，我对城市的变迁和大众文化没有多少研究。但是，我希望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我特别希望今后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城市新环境中的日常生活。许多年轻的学者被流行文化中明显的方面所吸引——电影、画报、卡通，或者戏剧(包括京剧、话剧)。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它们也更容易研究，因为文本、剧本或电影大多保存到了今天，而且当时参与这些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也留下了不少回忆录。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及它们在现代城市日常生活是如何演变的？
卢汉超的《霓虹灯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研究(卢汉超著，段炼、吴敏、子羽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在他关于上海日常生活的研究里，我们看到石库门里居住空间是如何分隔的——众多的家庭和单身男性挤在了狭小的亭子间里。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类的城市研究，特别是其他的城市。当人们远离农村庞大的宗族来到城市，家庭生活是如何演变的？当妻子工作，而又没有父母帮忙，抚养孩子的方式又是怎么变化的呢？人们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家庭团聚吃饭的方式有什么变化呢？友谊是如何形成的：在工作场所？同乡之间？邻居之间？种种的日常人际交往方式和我们今天都有很大的不同，大概也同传统的中国有所区别。但是，准确地说，不同在哪里呢？
首先，我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来分析城市空间的改造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很显然，这些新的城市空间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得素不相识的人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同时，关于陌生人应当如何互动的社会规范也应运而生。这样的关注显然和前些年流行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相关。但是，我建议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研究城市空间的变化是如何鼓励和促进新形式的人际交往的。今天，大家都很清楚新技术已根本地改变了人们交流互动的方式——手机和互联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然而，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早期的科学技术是如何改变当时人们的生活的？比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人力车、有轨电车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期待着学习各位在研究中国城市大众文化方面的贡献。
(本文初稿由四川大学历史系龙成鹏等根据周锡瑞教授在“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主题报告的录音整理，周锡瑞教授根据整理初稿进行了修改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