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吴钰”主题思想之争探析_源氏物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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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源氏物语》汉译本于80年代初出版以来,学界对其主题思想的理解有不同意见。主要有“批判揭露说”、“贵族恋情说”、“物哀精神说”。而以“物哀精神”说最为接近作品原意。不过“批判揭露”说却是国内学界的主导观点,这是长期流行的“阶级—社会批评”模式使然。可喜的是近年对《源氏物语》的评论出现了深化的趋势。

关键词 《源氏物语》 主题思想 争鸣 物哀精神 批评模式

《源氏物语》是日本女作家紫式部创作于11世纪初期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小说问世以来,对于作品的思想内涵,在日本国内历代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各代学者、批评家赋予它不同的含义。中世佛教昌盛,有人认为作者是妙音菩萨的化身,著《源氏物语》普度众生;也有人从儒教观念出发,认为是一本“诲淫之书”;还有人认为作品的宗旨在于宣扬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更为普遍的看法则认为《源氏物语》是一本写情、赞美的小说,其中尤以江户后期的大学者本居宣长的“物哀”说,即认为这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之情”,影响尤为深远。

80年代初,《源氏物语》的汉语全译本由丰子恺先生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很快在我国引起强烈反响。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印刷发行20万套,成为高校教学的重点章节,也成为学术界评论、研究的热点作品。对作品的思想意义、认识价值,妇女群像、光源氏形象、艺术成就与风格、作家的审美理想、与我国《红楼梦》的比较等课题展开探讨分析。其中不乏浮泛的议论,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有共识,也有歧议。分歧点主要体现在对作品思想内涵的理解和光源氏形象的评论中。

关于《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在我国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批判揭露说、贵族恋情说和物哀精神说。

批判揭露说

在《源氏物语》汉译本上卷的前面,作为责任编辑的叶谓渠先生(也是国内著名的日本文学学者)写了《译本序》。序中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作了这样的概括:“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贵族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逸生活。作者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征,揭露贵族统治阶级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揭示了贵族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①。随后,叶先生把这一观点写成几篇文章在权威刊物发表,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一批学者以此为本,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品中寻找材料,进一步分析论证这一观点。这种从阶级—社会的角度理解作品含义,认定《源氏物语》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肯定其现实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揭露批判了统治者的罪恶的观点,几乎成了高校教材中一致的看法,只是文字的表述略有差异而已② 。

持“批判揭露说”的主要论据如下:(1)、从小说的情节线索看,小说真实生动地揭露了摄关政治下宫廷内外、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小说“围绕源氏的情场生活和一生坎坷的道路,处处反映贵族社会的权利之争。以弘徽殿及其父右大臣为首的外戚派和以源氏及其岳父左大臣为首的皇室派,是小说中政治角逐的主要对手。源氏的荣辱升降,包括情场的得意与失手,无不受这场权力之争的制约”③。(2)、从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11世纪初期,正是藤原道长执政下平安王朝贵族社会全盛时期,当时表面强盛,实则矛盾斗争尖锐。当时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摄关政治”和“勃谿斗争”④,作为外戚派的藤原氏以摄政关白巩固统治,皇室贵族则以上院政“与藤原氏抗争,”至于中下层贵族,虽有才能得不到晋升之阶,他们纷纷到地方去别寻出路,地方贵族势力迅速抬头。加上庄园百姓的反抗,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爆发了多次武装叛乱。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使整个贵族社会危机四伏,已经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⑤。(3)、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学观看,紫式部以其才名被聘请至宫中担任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为其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诗歌。她熟悉宫廷贵族的生活。而且在《源氏物语》中,常常借人物之口表明自己的文学观,强调对生活作如实的描写。《源氏物语》正是作者在宫中所见所感的如实再现,从而揭示出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丑恶。(4)、从作品中贵族统治者的描写看。作品对包括光源氏在内的贵族描写中可以看到,他们一个个生活糜烂,道德堕落,思想空虚消沉。除了热衷于争权夺利就是沉溺女色,荒淫无度。虽然享尽荣华富贵,却又悲观厌世,抑郁寡欢。由此可见这个阶级的精神世界已经崩溃,其没落命运无法挽回。(5)、从作品中妇女的悲惨命运看,妇女命运是《源氏物语》的重要内容,但作家是以极大的义愤控诉当时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对这种落后的婚姻制度下的姐妹们寄予深切的同情。贵族统治者们或以妇女作为政治交易的工具,或者作为渔色享乐的对象。小说中的众多妇女没有一个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结局都是悲剧:“有厌世自杀的(如浮舟)、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藤壶、三公主、胧月夜、空蝉),有忧郁成疾而死的(桐壶、紫上),有因忌妒而精神失常的(六条御息所),有吵架而分居的(夕雾与井雁)”⑥。这些妇女的悲惨命运,是社会造成的。

贵族恋情说

李芒先生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3期发表《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下称李文)。文章针对“批判揭露说”提出:“不难看出,《源氏物语》的主题并非在于描写平安朝宫廷政治势力的斗争,而是刻画宫廷贵族的恋情。《源氏物语》是以宫廷生活为舞台,试图描写贵族生活的各种情况,而且获得成功。然而,这部作品的最大兴趣,可以认为,在于以光源氏为中心,分别刻画了种种恋爱活动。”

李文的主要论据是:(1)、关于小说中的宫廷权势之争,文章简要复述了前十二卷的内容后分析:“前12卷着意刻画的是源氏的风流韵事,关于人物和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除了开头部分说明源氏的生母桐壶更衣貌美遭嫉,悒郁而死之外,主要是比较形象地描写了源氏的第一夫人葵上和源氏的情妇六条御息所,因参加斋院修禊活动而发生车驾纠纷。其他几处点了一下左、右大臣之间有矛盾……并无任何关于政治之间的所谓‘权势之争’的具体描写,右大臣如何打击源氏,也无交代。反之却在第9卷《葵》中点明:桐壶帝让位给朱雀帝,冷泉立为太子,源氏任近卫大将。这说明源氏的异母兄、右大臣的女婿朱雀帝对源氏也无打击的意图和行动。”(2)、关于源氏流放明石。在“批判揭露说”看来,源氏流放明石是宫廷倾轧的结果。但李文认为这是源氏自我贬谪。文中写道:“不难看出,源氏的自我贬谪并非由于受到右大臣一派的迫害、打击,而只是源氏个人的顾虑。本来嘛,源氏胆大包天,竟敢与皇兄朱雀帝的尚侍私通,未被问罪已是十分宽大。在自我贬谪之后,皇兄又亲自召还,还擢升为权大纳言,服侍左右,这一切说明受到右大臣支持的皇兄对他是爱护备至的。”(3)、关于作品反映的时代。李文依据日本评论家的研究成果,认为《源氏物语》写的是早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半个世纪的延喜到天历(901—956)近六十年的时间。当时长达近四百年的平安朝刚建立百余年,公元794年建立的平安朝,至858年藤原良房首创摄关政治。但在以后的宇多天皇后期和醍醐、村上两天皇期间,不设摄政关白只设左右大臣,亲自执掌朝政,他们致力于改革和建设,出现法典的完善和文艺兴盛,有延喜天历之治的说法。这就是《源氏物语》宫廷社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说,紫式部虽然生活于藤原道长当政的摄关时期,《源氏物语》所谓‘不知何朝何代’写的却是延喜、天历年间前述醍醐和村上两天皇一度废除摄关政治、亲自执掌朝政,并出现延喜、天历之治的时代。当然这个时代也发生过地方武士首次反抗朝廷的武装斗争,班田制渐趋瓦解,庄园迅速发展,朝廷的权威性逐渐减弱等情况。总而言之,上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源氏物语》中均未反映,这也足以说明,紫式部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表现什么政治斗争和政治集团的兴亡”⑦。(4)、关于不少人出家,是否是作品中人物没落感的反映?李文引证日本学者的分析,认为《源氏物语》中大量的人物出家为尼或为僧,是受到当时佛教影响,憧憬极乐净土。平安时期宫廷贵族一生中某个时期的出家,似乎是一种风俗或制度。“平安朝宫廷贵族妇女的出家,并非只是为了解脱现世的痛苦,作者的有关描写,目的也不在于表现妇女的悲剧,现实的没落和批判精神”⑧。(5)、援引日本名家的评论作为依据。主要引用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的材料,加藤氏认为,《源氏物语》中“人物的晋升虽有叙述,但几乎未能涉及政治斗争”。“在中国,很早就有象《楚辞》那样的忧国文学,批判特定政权的政策”,在平安朝,“谁也不想象唐朝诗人那样吟咏战争的悲哀、贫穷的痛苦和对于腐朽政治的愤怒。自《源氏物语》以后,在藤原氏统治时期的物语中,闭塞的倾向日愈显著,物语描写贵族社会男女间的感情生活,决不走出其圈子一步”。《源氏物语》中写光源氏十二岁到五十二岁的四十年间,与四位夫人和另外十余位女人的关系,这些女性从十岁幼女到六十老妪,从绝世佳人到奇丑贵妇,从皇后妃到皇兄公主,直到自己的养女。小说就是这样描写他们的恋情和爱欲。

物哀精神说

王向远先生在1990年发表《“物哀”与〈源氏物语〉的审美理想》(以下简称王文)⑨,文章明显针对上面两种观点,认为在我国评论《源氏物语》的文章中,“大多只从作品的认识价值出发,认为《源氏物语》是平安王朝贵族生活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宫廷政治斗争和贵族阶级腐朽没落的历史趋势,由于忽视了作品所产生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其中不免片面和臆断;有的文章认为《源氏物语》是专写贵族恋情的作品,其立论更接近作品的实际,但未能进一步上升到美学高度去认识”。

王文“力图抓住作品的审美理想的实质与核心,得出一些新的结论”,首先提出“《源氏物语》的世界是一个‘人情的世界’”,而这个人情世界的表现以“物哀”为其宗旨。所谓“物哀”,“其含意大致是人由外在环境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凄楚、悲愁、低沉、伤感、缠绵悱恻的感情,有‘多愁善感’和‘感物兴叹’的意思”。也就是说,《源氏物语》无意于表现政治和时代,或对其作出道德价值评判;也不是满足于贵族恋情的描写,是“借这个题材使人兴叹,使人感动,使人悲哀,即表现出物哀,让内心的情感超越这污浊的男女恋情而得到美的升华,也即把人间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

其主要论据是:(1)、从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历史实际来看。日本文化把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当作相对独立的圈子,即走进了“忠”的圈子,可以不顾“义理”、“人情”等;迈进“人情”的圈子可以不考虑忠、孝、义理等道德规范。“《源氏物语》即是集中描绘贵族社会的‘人情圈子’,并不对人情作道德伦理的善恶评价。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把源氏这样一个一生充满通奸、强奸、乱伦等在我们看来是道德上的罪人写成了一个理想人物,对他倍加赞美。”而且,“事实上,当时贵族社会没有建立起男女关系的稳固的道德观念”,因为当时男女之间实行的是“访妻婚”,客观上为男人渔色女性提供了条件,因而在当时社会对私通、始乱终弃并不是不可原谅。(2)、从作家的主观意图看。作家描写男女恋情,以此作为贵族社会的人情来表现,并不是渲染色情,而是选取日本男女私情而不是政治斗争这样一个角度表现人物的命运,就使得作品能从最细微处着眼,详尽细腻地刻画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可悲结局,从而表达“物哀”精神。“物语不象儒佛之教那样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也没有使人解惑觉悟的法则,它只是讲述使人‘物哀’的世间故事,并以此为宗旨”。(3)、从作者的生活经历看。紫式部之所以将男女恋情作为题材,除了这一角度能从细处着眼外,还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她作为一个破落贵族出身的寄人篱下的寡妇,男女关系最能使她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悲哀,她在宫中的所见所闻,“还有什么比贵族男女恋情更多、更叫人感而叹之的呢”。因而她的生活阅历、她的生活体验都使她通过贵族恋情来表达“物哀”精神。(4)、从作品中形象体系看。无论是主人公源氏、熏君,还是众多的女性,“这些在欲海中漂游的男男女女,均以满足情欲开始,以沉沦、死亡或出家遁世而告终。这的确是一部充满‘物哀’情调的作品。以源氏为例,他从追求第一个女人空蝉开始,每得手一个女人,就多一份悲哀愁苦,短暂的欢娱带来的是长久哀愁。他得到女人越多,他精神上的负担就越重。他先是为情欲所煎熬,为女人的回避而苦恼,继而为人的怨恨和嫉妒而不安,为担心隐私被发现而惶惶然,更为乱伦的背德行为而受良心的谴责和折磨,最后则为自己的后代重蹈自己的复辙而感到轮回报应的可怕,人生的可悲和虚幻,终于在万念俱灰中丧命于中年”。

与上述对《源氏物语》主题思想的理解相一致,对小说主人公光源氏,也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即“濒于没落王朝贵族的典型”⑩;“柔情似水、春意缠绵的情种形象”(11);“物哀”精神的寄托者(12)。

综观上述关于《源氏物语》主题思想理解的三种观点,如果把“主题”的解释限定为作家创作原有意图的话,我们赞成“物哀精神说”。当然,按照接受理论,读者可以赋予作品以新的意义,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光源氏,那各种不同的理解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从作品的实际和论述观点的严密而言,“揭露批判说”和“贵族恋情说”都有必要进一步论析。

“批判揭露说”把光源氏当作争权夺利、荒淫糜烂的贵族典型,毫无疑义是批判的对象,但又无法回避作家对他是赞美的这一作品实际。这一矛盾是“批判揭露说”没法解决的。“贵族恋情说”的确比前说更接近作品实际,但作家描写贵族恋情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论者未能回答这一问题。“贵族恋情”是《源氏物语》的题材,但主题的概括不能停留于题材,应该深化到题材体系中蕴含作家的根本思想和态度。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揭露批判说”是距作品实际最远的说法,却又为何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主导观点?最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盛行“阶级—社会”分析法,以阶级性对抗普遍的人性。正象一篇文章中列举对《源氏物语》主题几种理解后写道:这些说法“总不能脱离普遍的人性、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以至宗教的教义”(13)。阶级性阶级分析成为文学批评的标尺和根本方法,因而光源氏只能是“贵族典型”。作品之所以久传不衰,成为名著,就是作者对贵族阶级的揭露和批判,揭示贵族阶级的衰亡趋势。这就是“批判揭露说”的基本思维轨迹。

近年来人们从单一的“阶级—社会”批评模式中摆脱出来,对《源氏物语》的批评也从不同角度着眼。国内对《源氏物语》的研究有两点趋势很明显。第一,不再纠缠于“批判”还是“赞美”的结论,而是深入到作品中的具体人物、具体问题作细致地研究分析。对浮舟这一形象的研究已经透出这方面的信息(14)。第二,使用新的批评模式,在新的层面上审视《源氏物语》。已有人运用原型批评理论研究《源氏物语》(15),不仅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对光源氏以及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和艺术表现获得新的认识和结论。

注释:

①⑤叶渭渠《〈源氏物语〉译本序》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国内几种高校教材,如《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1983年人民大学出版社)、《东方文学简史》(1985年北京出版社),《外国文学教程·下》(198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198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等都持“批判揭露”说。

③《外国文学教程·下》第10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④⑥王长新《论〈源氏物语〉的主题》,《日本文学》1983年第4期。

⑦⑧李芒《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3期。

⑨(12)王向远《“物哀”与〈源氏物语〉的审美理想》,《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

⑩(13)许虎—《一幅反映平安时代王朝贵族衰亡的艺术画卷》,《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11)刘铁《源氏形象的情感特征》,《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14)杨晓莲《话浮舟》,《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5)叶舒宪、李继凯《光·恋母·女性化——〈源氏物语〉的文化原型与艺术风格》,《东方丛刊》1992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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