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风貌论文,宋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的家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有不少共同特点：如其家族教育注重图书积累和嗜学博学风气的培养，故文学创作多带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其家族大多为新兴之家，故述祖德时多重本朝；其家族起落迅速，盛衰无常，故文学家族数量及其表现亲情友爱之作较前代为多等①。但是由于北宋和南宋文学本身以及两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两宋家族文学遂也显示出不同的风貌。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两宋之间的变化（包括家族）甚至重于唐宋之际的变革②。尽管我们仍倾向于将两宋家族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两宋之间的变化只体现为量的而非质的变化，但两宋家族文学毕竟同中有异，出现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现象，探讨这种差异现象及其成因，也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文化史的意义。
一
综观整个宋代的家族文学，可以明显发现，“随心是家”或“随官是乡”的自慰情怀与“狐死首丘”的望乡情思纽结并存：文人士子们可以一边高唱“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又可以一边低吟“试登绝顶望乡国”（《苏轼诗集》卷七《游金山寺》）——两大主题缠结在一起，并行不悖，反映出宋代文人士子们随遇而安的旷达胸襟和不忘乡土的执着情怀。但是如果更加细致深入地考察两宋的家族文学，我们发现北宋和南宋的家族文学对这两大主题的表现有所不同：北宋家族文学中“随心是家”、“随官是乡”的主题更为突出，而南宋安土重迁、怀恋家乡的内容有所加强。与此相呼应，北宋文学家族多有迁徙、卒葬他乡之举，而南宋文学家族却更倾向于归老故园。前者可以北宋苏轼家族为典型，后者可以南宋刘克庄家族（刘夙、刘朔、刘克庄、刘克逊等）为代表。
苏轼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后就很少回故乡，治平三年（1066）葬父离蜀，自此无论仕宦得志还是贬谪流窜，乃至卒葬，都在他乡。苏轼虽然时时思念家乡，却没有太多回乡的念头，他在次韵苏辙的一首《水调歌头》中云：“故乡归去千里，佳处则迟留。”这反映出他最基本的故乡观念。因此他随遇而安：被贬惠州时他高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轼诗集》卷四○《食荔支二首》其二）；未入海南时，他就说“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诗集》卷四七《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离开海南时，他甚至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苏轼诗集》卷四三《别海南黎民表》）；这种随心是家、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任性豁达、随缘放旷，固然带有一点身不由己的无奈，固然是苏轼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但苏轼的乡土情结包括家族情结比较淡化却是显而易见的。家乡是家族所在地，离开家乡实际上就是离开家族，因此家族观念与地域意义上的家乡观念往往纠结一处。
苏辙在走出故乡之后不久所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中云：“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决然舍去”虽然可能只是十九岁的苏辙年轻气盛或者是有意“耸人听闻”，带有一点纵横家的习气③，但是那种走出家乡、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勇气与信念，却是儒家传统礼法观念所不能约束限定的。苏辙最后隐居颍水且自称颍滨遗老也不回故乡，这实际上在他出蜀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决然”地决定了。
苏洵《苏氏族谱》开宋人私撰族谱先例，他死后返葬故里，他的家族观念、乡土情结，比苏轼、苏辙要传统而强烈得多，但苏洵的家族观念、乡土情结可以说并没有成为北宋家族文学的主体观念，反而是他的两个儿子，将北宋文人“随心是家、随官是乡”这种新型的家族观念推向极致，使其成为一种在北宋文人中颇为流行的思潮。苏轼、苏辙在北宋家族文学的影响，显然超过了苏洵。
华阳范氏（范镇、范百禄、范祖禹等）与眉山苏氏，在出蜀游宦并定居他乡方面十分相似。范镇非常热爱故乡，晚年所作《东斋记事》自序云：“其蜀之人士与其风物为最详者，亦耳目之熟也。”表达出他对家乡风土人情的了如指掌与念念不忘。然而范镇致仕后并未回乡定居，他虽曾因思念家乡而回乡游览并小住，但最终却仍然离开家乡回到京师，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云：“范景仁镇喜为诗。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乡里，遂径行入蜀。……归至成都，日与乡人乐饮，散财于亲旧之贫者。遂游峨眉、青城山，下巫峡，出荆门，凡期岁乃还京师。在道作诗凡二百五篇。”范镇这种符合常人情理却又洒脱不羁的做法，令北宋士人钦佩乃至艳羡。
应该注意，思乡却绝不回乡终老，而是迁徙、卒葬他乡，是不少北宋文学家族的选择，如澶州晁氏（晁迥、晁说之等）、阆中陈氏（陈省华、陈尧佐、陈尧叟、陈尧咨等）、青神陈氏（陈希亮、陈谕、陈庸、陈与义等）、临川王氏（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等）等，都终身不归故乡，而成为他乡新的世家大族。从这种行为中，不难看出“随心是家、随官是乡”思潮的影响。
南宋文学家族成员虽然承袭了北宋家族文学“随心是家、随官是乡”的新传统——他们也会吟唱“云山青处是吾乡”（周紫芝《舟中睡起》），“平生欢喜处、是吾乡”（赵彦端《小重山》），“不妨随寓，买园催种松竹”（程公许《念奴娇·中秋玩月》），但是与北宋相比较，南宋文学家族成员的作品里乡情更为浓郁。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时，作《丁酉正月二日东郊故事》诗云：“客愁旧岁连新岁，归路长亭间短亭。万里松楸双堕泪，风前安得讳飘零？”（《石湖诗集》卷一七）身为一方阃帅，却因思念故乡祖坟上的“松楸”，而将整首诗歌情绪表达得像漂泊江湖的游子一样，这是北宋家族文学少见的悲凉的思家怀乡情绪。江湖诗派代表诗人刘克庄，其诗歌就很少“随心是家、随官是乡”的旷达，而更多浓烈的乡土情味。刘克庄也曾为生计功名而漂泊游宦他乡，但其伤感无奈的情绪却时时流露，他的《客中作》云：“漂泊何须远，离乡即旅人。”④ 《蒜岭》云：“到此思家切，寒衣半泪痕。”刚离乡就怀乡，未出闽就思家，其乡土情结实在是太强烈了；“今岁春盘始住家”（《立春二首》）、“去年黄敕许怀归”（《陪新进士公燕用太守韵》），则表达出对住家对乡居的热爱与珍惜。刘克庄的这种乡土观念在南宋是有代表性的，如与他同时的林希逸（其子林泳亦能诗文）在这一方面就和他十分相似，林希逸《送王少逸还乡》云：“点点琼花上旅衣，还乡心壮任寒欺。飘零为客看归客，记忆来时惜去时。家书一半凭君说，客里三千尽梦随。”《癸巳再入京宿璜溪寄二弟》云：“十日离家只四程，白云何处玉融青。溪声飒飒如风雨，独对银灯咏鹡鸰。”诗中流露出的那种对他人还乡的羡慕、对家乡以及亲人的思念，与北宋苏轼的“随心是家”、苏辙的“决然舍去”，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须注意的是，刘克庄、林希、逸致仕之后，都回归故里，所谓“晚各为农同保社，昔偕谒帝入承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四五《竹溪生日》）——他们昔日都曾游宦四方，有着“入承明”而“谒帝（指理宗）”的辉煌，而晚年皆退居故乡，并没有因为游宦而徙居、卒葬他乡。这一切与苏轼、苏辙等北宋士人也明显不同。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一云：“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一也。……”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也列举了十五个宋代家族的例子说明这一问题：“张齐贤由曹州徙洛阳，杨亿由浦城徙颍川，韩亿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会稽徙睢阳，范仲淹由苏州徙许州，范镇由蜀徙许，文彦博由汾徙洛，吕公著由寿徙洛，欧公由吉徙颍，二苏由眉徙颍，及阳羡司马温公由夏县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开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节由范阳徙洛，朱韦斋由新安徙建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都是北宋而不是南宋的。事实上，这种卒葬不归乡里的情况在北宋比较普遍，到南宋已经有不少改变，刘克庄、林希逸就是较为明显的例子。甚至对于北宋人的卒葬不归故乡，南宋人还颇有微词。欧阳修对颍州念念不忘，写有不少怀念和赞美的诗文，并终老此地，本可视为文坛一段佳话，但洪迈却对此叹息不已：“其逍遥于颍盖无几时，惜无一语及于松楸之思……是因一代贵达，而坟墓乃隔为他壤。予每读二序（即《思颍诗后序》、《续思颍诗序》），辄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并认为这种文誉他乡、身老异地的现象是“一时思虑，诚为不审”（《容斋随笔》续笔卷一六《思颍诗》）。罗大经也有相似议论，他认为欧阳修虽有《吉州学记》思美故乡，但言而不践，至被“前辈议其无回首敝庐、息肩乔木之意”，而像周必大归老故土，尹直卿就以诗为贺（《鹤林玉露》卷五）。由此可见，南宋士大夫对迁徙卒葬一事，已经有了与北宋士人颇不相同的认识。
当然，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动荡较多，被迫进行的迁徙移民异常频繁，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以上讨论两宋文学家族与故里的关系，不包括因贫病灾乱不能回归故里或被迫离开故里的情况，而主要限定在士人有主动选择能力的情形下。即便如此，我们仍要注意一些事例所体现出的相关事实的复杂性，如南北宋之交南渡的北方文学家族，显然不可能魂归故乡，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宋南渡世家多从行》多载其例。再如浙江鄞县的高文虎、高似孙家族，祖籍江苏晋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宋太平兴国三年迁明州慈溪，北宋中叶高轸迁居明州鄞县，遂称鄞县高氏。高轸重孙高文虎登绍兴三十年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庆元年间爱嵊县（今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山水之美，遂家焉，卒葬其城北明心寺殿后东麓，高似孙亦葬父坟附近，高氏因有高文虎、高似孙而称文学家族，他们都是南宋人，却葬于卜居之处⑤。这些例子提醒我们，任何研究结论都只在某一层面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我们讲卒葬是否归于故土，是就某一现象大体而言，并非南宋所有家族都不迁徙或卒葬他乡，只是南宋家族的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实际迁徙卒葬数量上也有所减少而已。不仅南宋时肯定也应该有文学家族卒葬不归故土，即使是地域观念更强的明清，也不乏其例，如李东阳本茶陵人，致政后遂家于京师，杨一清云南人，却家于镇江，对于行踪见闻广博的游宦之士，其主动选择他处归老的概率本来就高。
北宋士人“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而南宋士人“仕宦、卒葬”则常在其乡，即便是仕宦他乡，也会在仕宦的间歇回乡居住，这些明显的不同，造成两宋家族文学的差异。一般说来，北宋对家族的重视，理论性高于实践性，“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体现出的“随心是家、随官是乡”意识，即是北宋宗族组织实际控制力较弱的表现，这一冲破传统礼法观念束缚的思潮，使得北宋士人精神上出现了短暂的自由，为北宋家族文学的辉煌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北宋家族文学比起南宋家族文学来，无疑更具有创造性。南宋士人则相对注意到家族与地域的紧密关系，不轻易因为个人的原因而迁徙他乡，因而南宋家族文学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对传统乡土观念的依附性和认同感。
二
北宋文学家族成员的成名多通过开封、洛阳等全国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其文学创作常随着个人的游宦踪迹而享誉四方，因而其影响也往往带有全域性。而南宋尤其是南宋后期文学家族的活动、声名和创作影响，则呈现出区域性特色。
《曲洧旧闻》卷二记载：“范忠文公（镇）在蜀，始为薛简肃（奎）所知。及来中州，人未有知者。初与二宋相见，二宋亦莫之异也。一日，相约结课，以‘长啸却胡骑’为题，公赋成，二宋读之，不敢出所作……”这是范镇出蜀而扬名京师的经历。几年后，苏轼父子也离蜀而至京师，造成更大轰动：“眉山在西南数千里之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主簿苏君墓志铭》）两个事例说明：一个士人乃至一个家族，要想将地方性声誉变成全国性声誉，必须或常常要经过文人荟萃、文化发达的京师。这样的事例，鼓励北宋士人及其家族离开本土而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
北宋不少文学家族（以及不少科举仕宦家族）纷纷离开原籍、离开故乡，或“随心是家”，或“随官是乡”，开拓了家族新的生存领域，开阔了家族新的视野，同时也提升了家族的声望。如三苏之所以享誉天下，一方面是“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第，亦以文学称于世”（同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及第后宦游四方，结交或联姻其他的世家大族，再加上不断创新的文学创作，才进一步提高了声誉，维持了全域性及长久不败的社会地位。北宋许多家族都是如此，因此才出现了不少兼具时代色彩和全国地位的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成员的创作往往游离于故乡的地域文化之外，他们能及时领导或感悟时风之变，声名与影响遍布四方。
出于家族成功和维持声望、拓展势力的需要，北宋文学家族往往选择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比家乡发达的地区居住，特别是东西两京，科举优势明显，北宋京师科举解额远高于地方，《容斋随笔》续笔卷一三就载：“予家藏咸平元年孙仅榜盛京所得小录……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而且北宋获得籍贯的标准仅为田产，故士大夫向两京迁移之风尤为盛行。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本朝族望之盛》列举的数十望族，南渡前大多徙居京师，如“李文定（迪）本甄城人，既徙京师，都人呼为‘濮州李家’。……王文正（曾）本北海人，以‘青州王氏’别之”⑥。又如三槐王氏自王祜起就客居汴京，还有澶州晁氏（晁迥等）、灵寿韩氏（韩亿、韩维等）、盐泉苏氏（苏易简、苏舜钦等）、阆州陈氏（陈尧佐等）等等，都离开本土而徙居于京师。其他靠近两京的地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相对优越于家乡，也成为一些新兴世家大族的主要居住地或归宿处。如庐陵欧阳氏（欧阳修、欧阳发等）、眉山苏氏（苏辙、苏过等）就曾定居于颍州；临川王氏（王安石等）徙居真州、江宁；青神陈氏（陈希亮等）迁居洛阳、湖州、汝州等。这些新兴的世家大族聚集于京师及其附近，使北宋家族文学形成了向心性的特点，它不仅促进了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学交流，也使家族文学的声名容易辐射到全国各地。
南宋文学家族的活动相对于京师而言具有明显的离心性，其对京师的依赖远远小于北宋。南宋临安科举解额比起北宋开封时所占的比例大为缩小。另外，南宋的类省试、领土狭小、战争威胁等因素，也使得京师向心力大为减弱。南宋文学家族散居于福建、江西、四川、江浙各地，不惟京师马首是瞻。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相对于北宋而言，南宋的文人也并不集中于某一点上。都城临安之外，文人在平江、常、润、湖、明、越等地多有分布。相对集中的同时，分布仍是呈局部分散状的。”⑦ 尽管南宋的京师及其附近仍旧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在京师之外，各地却另有其文化与文学中心。
与此相关，南宋家族文学中的地域观念也有所增强⑧。南宋文学作品中常常会看到地域色彩很浓的叙述，如蜀人常云：“秦丞相当国，逐蜀士如弃梗，无一人缀文石之班、望属尘之车者。”⑨ “南渡今百年，蜀远天一方。彝典仅岁贡，几人与庭扬？”“富贵由来多捷径，强聒最为蜀人病。……庙堂何忍蜀才弃，渠自方头触人忌。”⑩ 而闽人则云：“宝绍间一相擅国，所拔之士，非鄞则婺，其言曰闽人难保。尤恶莆士，如陈宓、郑寅之流，皆扫影灭迹，于是朝无莆人。”（《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一《丁给事》）这些为本乡抱不平、争地位的叙述，使南宋家族文学呈现出更多的地域色彩。此外，南宋文人关于家乡建设和风土人情的描写比比皆是，林希逸在家乡修筑桥梁(11)，还为乡贤请求恩赐褒奖：“戊子，林希逸言蒲阳布衣林亦之、陈藻有道之士，林公遇幼承父泽，奉亲不仕。诏林亦之、陈藻赐迪功郎，林公遇元官上进赠一官。”(12) 陈宓为家乡建城，“莆为郡且三百年，犹不克有城……郡人陈公宓始倡版筑之仪，士民和之，合郡是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八《兴化军新城》）。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为闽地人士撰写了大量的墓志铭、神道碑等。而当时人欣赏评论文学创作时，也特别注意地域特色，如宋高宗云“大率川人多学苏轼，如江西人尽学黄庭坚”(13)；杨万里云“近世蜀人多妙于四六，如程子山、赵庄叔、刘绍美、黄仲秉，其选也”（《诚斋诗话》）；刘克庄云“莆士多能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四《丁宋杰》）；《端隐吟稿序》云“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14)；……这些都可以看出南宋家族文学的区域性特色，反映出南宋家族文学不以京师为中心的离心性、分散性特点。
南宋文学家族的离心性与分散性，不仅使家族文学面貌呈现出地域多元性特点，也使福建、江西、四川、江浙等地都形成了各自的地方文学与文化。文人士子可以不通过京师而名扬一方，但这同时也限制了文人的声誉和影响。南宋除了中兴四大家同时并出、平分秋色之外，很少出现全国性的文坛盟主或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人，大多数的文人都只享有区域性或地域性声誉。如刘克庄，不仅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也算是南宋后期文坛的最为知名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文坛盟主，他的声誉与影响主要在福建与江浙地区（江湖诗派以这两地诗人为主），最多波及到两广，而在四川与江西几乎没有太大的反响，这一方面因为他的文学创作水平不能与欧王苏黄以及中兴大家媲美，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浓厚的乡土家族意识以及长时间的乡居。刘克庄的文集中差不多三分之二是与闽地文人学者交往应酬的作品，这实际上限制了他的交游、他的视野、他的创作水平。过浓的家族意识、乡土意识有时会限制文学创作的眼界和境界。
总而言之，北宋文坛大体以汴京及其附近世家大族聚集地为中心，有时随着著名文人的行踪而暂时移动到其他地方，但各个地方并没有形成固定长久的文化文学中心，旧党新党、洛党朔党蜀党的党争都在京师附近展开，文人也以京师附近为交往酬唱中心；南宋文坛的中心有时虽也在临安，但由于故家大族（包括文学家族）散居各个地域（不同的路州），因此形成了京师以外比较固定的长久的文化交往圈，也形成了京师以外的多个文坛中心，如江西、福建、巴蜀就各自有自己的文化交往圈与文坛中心，足以与京师分庭抗礼。不仅湖湘学派、浙东功利学派、闽学等学派并不集中在京师，而且文学的交往酬唱也散居各地，文人学者热衷于在家乡讲学酬唱或参与地方建设，这是形成南宋文学区域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从家族文学所表达的思想或观念层面来看，北宋家族文学往往表达出儒释道等多元化并存的思想与观念，而南宋家族文学则更多体现出理学一元化思想。这一点差不多与两宋思想史发展并行。
北宋时期虽然儒学复兴，但是还没有出现定于一尊或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理学的地位也不够高，各个家族也处于振兴发展阶段，没有太多的教条或约束，族规族训尚未形成定式、规模，因此家族文学的思想尤为活跃乃至自由解放，如眉山苏氏甚至吸收纵横家思想，其思想之复杂，令理学大师朱熹十分不满：“苏氏兄弟乃以（张）仪、（苏）秦、老、佛合为一人，其为学者心术之祸，最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15) 苏氏之学即蜀学，它开创于苏洵，其核心是以权变解释六经，当时人称纵横之学。苏轼、苏辙在继承权变思想的同时，又大量摄取佛老之说，并以此解经(16)，他们的文学作品不仅风格上纵横捭阖，思想观念上也很少束缚甚至无所顾忌，他们常常触犯时忌、不合儒家的“礼法”。眉山苏氏代表了北宋时期最为活跃通变、最为驳杂自由的思想。华阳范氏以及北宋不少出自四川的家族都多少沾染了苏学的影响。临川王氏思想的主要表现是王安石的新学，新学在儒家思想里掺杂了很多法家的因素，而王安石晚年又颇亲佛门，在儒者或道学家看来，王氏的思想是离经叛道甚或大逆不道的思想，对当时以及后学都有很大的危害。
除了二程（二程也吸收一些佛教思想）外，即便是相对稳健保守的北宋家族，也都是儒释道思想杂糅，如澶州晁氏博通三教，晁氏引以为豪的祖先晁迥被认为“是宋代士大夫沟通儒佛的第一人”(17)，他的子孙亦出入三教，而在文学作品中表示出兼取并存的思想。东莱吕氏（吕夷简、吕公著、吕本中等）在思想方面与晁氏很接近，“大东莱先生（吕本中）为荥阳（吕希哲）冢嫡，其不明一师，亦家风也。……而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18) 修水黄氏（黄庶、黄大临、黄庭坚等）也是儒家思想之外而又“溺于禅”的家族。北宋家族思想大多如此。
在思想相对自由的北宋，家族文学呈现出活跃而博大的景象，以六大家（也代表欧阳氏、苏氏、王氏、曾氏几个家族）为代表的古文，儒家思想虽然浓重，但仍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气象，以苏黄（也代表苏氏、黄氏家族）为代表的诗歌充满游戏三昧的禅悦之风，而小词无论是晏欧柳秦（也代表临川晏氏、崇安柳氏、淮海秦氏等）的旖旎缠绵，还是苏轼的放旷清雄，都没有受到“礼法”的压抑，而有着浪漫文人的风流洒脱。
南渡之后，理学逐渐形成，南宋后期，理学又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在理学的昭示和揄扬下，各个家族更加强调“敬宗收族”（理学与家族互相促进），强调儒学的“礼法”，普通家族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祖训族规，而这些祖训族规大多以儒家思想或理学思想为主。北宋时期的不少思想如新学、蜀学受到批判或批评，家族教育加强了理学成分。即便南渡后流散各地的一些故家旧族，思想上也发生变化，如东莱吕氏家族，到南渡初吕本中时还“溺于禅”，但到了吕祖谦，虽然因为思想不够纯粹道学而受到朱熹的批评，但其儒学成分已经比其祖先增加了很多；澶州晁氏家族虽然“世奉真如法门”(19)，但南渡后也更为偏重于儒学，晁公武同辈的晁公诗在金溪建九经堂，“一堂无物四壁立，六艺三传相周旋”(20)，对儒学的重视和强调可见一斑。张栻是张浚长子，他幼承家学，有较深的佛学渊源，但后来以胡宏为师，并与朱熹相切磋，从而走上专治二程理学的路子，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这都是故家旧族非常自觉地在思想中增加儒学或理学成分的典型表现。
福建是闽学发源地和盛行地，除了出现一些理学家族如朱氏（朱松、朱槔、朱熹），如以崇安胡安国（文定）为首的“胡氏五贤”家族之外，其他普通的家族文学也都深深打上了理学的印记。尤其是在真德秀、黄幹等闽学后进出现之后，理学对福建文学（包括家族文学）影响巨大，以至于刘克庄痛心疾首地反复重申“洛学兴而文字坏”、“理学兴而诗律坏”(21)。
福建家族受理学影响之严重自不待言，就连深受三苏遗风熏染以及蜀学影响的四川，许多家族也充满了理学气息。如资州李氏（李石、李占等）虽然曾与三苏后代苏符交游，但讲学则以性命道学为主；井研四李（李舜臣、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以史学与道学著称，李心传在史学之外还重视文学，而道传、性传则纯为理学家；丹棱李氏（李焘，子垕、塈、塾、壁、
）比井研四李更重视文学一些，“焘以史学传家，七子俱有文名，而壁与最达”(22)，但依旧受道学影响。南宋后期魏了翁在四川传授理学，门人众多，井研牟子才就是其门人之一，其子牟
杜门隐居三十六年，与子应龙、应复等“一门父子，自为师友，讨论经学，以义理相切磨。应龙遂以文章大家见推于东南”(23)。牟、牟应龙因战争原因迁徙于江浙，他们也将理学的影响扩大到此地（见前）。眉州家氏，唐德宗时迁蜀，代有人才，仁宗时的家勤国、家安国、家定国，哲宗时的家愿，宁宗时的家大酋、家炎，理宗时的家坤翁等等，皆有文行。牟《送家自昭长慈湖》云：“眉山钟神秀，翁季天下伟。直到仲虎辈，奕奕殊未已。家为文章家，百年兼两侍。”南宋末年家铉翁浸淫家学，而又以理学为归，被拘河间，能够坚守民族气节，以《春秋》教授弟子。这些家族，将理学的影响延续到元代。
南宋理学的兴盛，直接导致南宋家族文学的理学化色彩增强。理学使南宋家族普遍遵守礼法，注重民族气节，使文学更加纯正平和，但是也产生了许多弊端，不仅破坏了“诗律”，也破坏了古文以及其他“文字”、“辞章”，宋濂在批评了宋季文章急功近利之后，继续批判道：“稍上之，则穿凿经义，隐括声律，孳孳为哗世取宠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语录，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将以明道矣，奚文之为？又稍上之，骋宏博则精粗杂糅，而略绳墨；慕古奥则删去语助之辞，而不可以句。顾欲矫弊，而其弊尤滋。”(24) 南宋后期家族文学创作水平整体大幅度下降，与家族教育尊崇理学确有关系。
四
北宋文学家族成员的创作往往一人而众体兼擅，或不同成员各擅一体，著名的如眉山苏氏中苏轼就是众体兼擅各体都能造极，而苏洵、苏辙都以古文为主；澶州晁氏中晁迥擅长文与诗，晁补之擅长诗词文，晁冲之擅长诗词，晁说之擅长诗；华阳范氏中范镇长于诗文，范百禄长于奏疏，“继仲父之贤，有传家之庆”(25)，范祖禹长于四六，《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云：“曾问某人，前辈四六语孰佳？答云：莫如范淳夫。”范温（范祖禹子）长于诗论（《潜溪诗眼》是江西诗派的诗论）；华阳王氏中王琪长于诗（西昆体），而其从弟王珪长于四六，王珪典内外制十八年，《宋史》卷三一二本传云：“珪以文学进，流辈咸共推许。其文闳侈
丽，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词林称之。”他也喜作诗，其诗以用华丽词藻而知名，以至于受到兄长的善意讥讽：“王岐公诗喜用金玉珠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中山诗话》）
这种不求一律、不拘一格的创作状况，在北宋家族中比较普遍。喜爱或擅长哪一种文体，完全由家族成员的创作天赋与个性不同而造成。创作者的天赋与个性是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一个家族的成员虽然有血缘的近似与遗传，但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难求一致或相似，所谓虽父子兄弟而不能相强也。北宋的士人在家族教育中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很少强求家族成员专在某一文体上共同努力。尽管为了适应科考以及文职官位实用性的要求，一些家族不得不要求成员在某些文体上多下功夫，但是除了必要的应用性文体创作之外，自由的创作是北宋家族文人自由意识、自主精神的表现，因此不少家族成员除了擅长应用性文体如奏疏、四六之外，往往擅长诗词等自娱性自创性较强的文体，这使得家族文学显得千姿百态、丰富深厚。
而南宋文学家族成员常常以共同主擅四六或律赋文体而著称。如鄱阳洪氏家族就以四六见长，洪皓及其三子洪适、洪迈、洪遵在当时最擅长的就是四六，以至于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八专列“吾家四六”一小节，并摘录其家族成员的四六名句。有些家族的祖先以某种文体起家，后代也常常以此为荣，甚至表示以此种文体为家业，譬如刘克庄就说：“杜公云：‘诗是吾家事。’余亦云：‘四六是吾家事。’”(26) 尽管刘克庄以诗歌出名，但他在南宋后期更以四六著称，他的家族其他成员也主要创作四六。闽地有一个特殊的家族，在当地擅有盛名，而很少为其他地区人所知，即莆田丁氏。丁氏一门八人皆擅长律赋，在莆田极具影响力，开莆田重视创作律赋之先，刘克庄多次讲到此事：
莆无他丁，君（丁元有）之先自固始迁。校书郎讳彦先者，传四世至君之先府君讳瑶成，是生八子：伯槐、伯林、伯槐皆贡于乡，伯梅尤有声场屋，伯桂擢已未第，今为宗学博士。君讳伯杞，字元有，于次第二，庆元丙辰入太学，嘉定丙子监举，庚辰内舍校定，绍定已丑九月辛巳试上舍，方握笔属思，暴得疾，扶出卒……“天下声律南莆体，莆体发源自丁氏。君最先鸣唱诸季，吴融徐寅敛衽避。惜哉舍法亏一篑，身不及试在厥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九《丁元有》）
丁氏自固始迁莆，曾大父履、大父士睦。父瑶成、赠奉直大夫，母叶宜人。公（伯桂）字元晖，上有六兄，皆负俊声，而公尤工声律，传诵入人骨髓。然素清修，不以艺掩德。（《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一《丁给事》）
莆士多能赋，而丁氏最盛，曰伯杞字元有，曰伯梅字元作，曰伯桂字元晖，尤擅名。每一篇出，万口脍炙。后元晖贵显，为端平御史，历给事中。元作早卒。元有，内舍奏名矣，未解褐而卒，即宋杰父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四《丁宋杰》）
对于丁氏家族来说，律赋（引文中的“声律”、“赋”均指科举中的律赋）就是其家业。
为什么南宋的不少家族文学擅长律赋和四六呢？律赋是南宋科举考试非常重视的一种文体，刘克庄云：“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湘灵鼓瑟、精卫填海之类，虽小小，皆含意义，有王回、曾巩之不能道；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今之律赋，往往造微入神，温飞卿、李义山之徒未必能仿佛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九《李耘子诗卷》）刘克庄所说的“本朝”其实主要指南宋，因为北宋科考更注重以古文写成的策论，而南宋则重视律赋。四六是南宋博学宏词科（即词科，从北宋末开始设置而在南宋更受重视）主要考核的文体，这个科目专门为朝廷制作应用文培养后备力量而设置，是选拔词臣的重要科目(27)。刘克庄云：“举子穷通占得失，词臣进退系污隆。”（《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三《问讯竹溪二首》）可见举子、词臣在当时地位多么重要。由此可见，南宋的不少家族擅长律赋和四六，或者以此二种文体为家业，有其非常明显的目的：通过律赋而赢得科考的成功进入仕途，通过词科而得到更高的职位与权利。这无疑表明：南宋家族更注重文学的功利性与实用性了。
当然，南宋也有以诗词为“家业”的，如金华宋氏就擅长诗歌：“金华宋氏有丈夫子六人，侨居豫章，余少皆识之，谦甫尤知名，八龙之绝小，五虎之最怒者，及来江东，又识德甫，示余诗一卷，盖谦甫之群从，年少于谦甫而笔力咄咄逼之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宋士达诗》）其他如邵武三严（严羽、严杰、严参）擅长诗词、延平二冯（冯取洽、冯伟寿）能词、金华五高能诗，等等。但是单纯以诗词擅长的家族，在当时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地位，声名也较小，远没有擅长四六或律赋的家族文学受人艳羡。
科名在两宋是个人、家庭、整个家族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北宋也不例外，北宋的家族也努力培养家族成员了解科考现状，熟悉科考文体，以便适应科考要求，实现进身目的，但是对北宋家族而言，掌握科考所用的文体只是文学创作的一个起点，而非终身事业，如果要在文学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就要抛弃科考习气，不仅要提升或改变这些应考文体的水平，而且要在其他的文体上更好地发展。而南宋的家族则常常为了家族的利益和发展，要求成员专注于或致力于某一种应用文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宋家族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虽然“词科的设置，对北宋末特别是南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不仅为南宋造就了一大批四六文高手，同时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了社会风气，使北宋古文运动后居于弱势的骈体文，在江南大地突放异彩，其成就几在古文之上，至少也是平分秋色”(28)。但其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宋濂《文宪集》卷六《剡源集序》云：“辞章至于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士大夫视应用为急，俳谐以为体，偶俪以为奇，觍然自负其名高。”过于功利的心态的确限制了南宋家族文学发展的空间。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两宋家族文学的差异，并解释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但正像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任何研究结论都只在某一层面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本文所论述的只是宋代家族文学中最显而易见的部分，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宋代家族文学。事实上，无论是家族还是文学，两宋都是同中有异，两宋家族文学的差异，并非两宋家族与两宋文学差异的简单叠加，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现象远比其他单纯的文学现象复杂，这是研究两宋家族特别是研究两宋文学的人，无法忽略而又非常值得探讨的。还须再次说明的是，我们对南北宋家族文学差异的探讨，绝非美国宋史学会关于两宋家族研究成果的文学注脚。南宋家族文学地域表现色彩的增强，可能基于南宋国土日蹙，人口密度增大，精英活动空间缩小的自然事实，也可能是两宋存世文献不对称给我们带来的错觉，并不意味着两宋家族形态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毕竟两宋不同于两汉，它是一个政策制度大致相同的连续政体，其家族形态都处于由门阀世族向近代族长式家族过渡的漫长转型阶段，不像明清家族那样具有以族谱、祠堂、族田为外在特征的近代家族的完整形式。
注释：
① 详见张剑、吕肖奂《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② 1922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了唐宋转型说，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但刘子健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原书出版于1974年）一书却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实在“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第4页）。美国郝若贝、韩明士、包弼德等人分别从士大夫政治作为、社会作为（包括家族婚姻关系）等方面印证了这种说法。但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认为两宋间的延续仍远大于断裂；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韩明士的代表作做了全面驳正；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的“余论”部分也对包弼德的说法有所质疑。
③ 详见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④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部丛刊本。本文凡引刘克庄诗文均出《后村先生大全集》，不详出注。
⑤ 高氏家族相关材料见浙江省嵊州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的民国二十年永思堂木活字本《剡南高氏宗谱》。
⑥ 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之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⑦ 钱建状《南渡词人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新态势》，《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⑧ 我们阅读两宋别集，似乎感到南宋文人地域观念要远远强于北宋，但两宋别集留存和文人都存在明显不对等的现象，北宋别集作者多为显宦名臣，而南宋别集作者多为地方性文人，且南宋别集数量多于北宋。目前我们仍持较谨慎的看法，即承认南宋家族文学地域表现色彩的增强，但不认为两宋的家族形态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另外，两宋家族意识随地域不同有所差异，如福建两广家族意识就强于四川等地区，关于此点，笔者将另成《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一文予以探讨。
⑨ 《全蜀艺文志》卷三二何耕《送符制置被召序》，四库全书本。
⑩ 分别见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五《送本仲聘君分韵得长字》、卷六《岷峨叹》，四库全书本。
(11)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有《桥缘渐毕再用冬字韵》，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四二有《次韵竹溪中书重修县桥二首》。
(12) 《宋史》卷四五《理宗本纪》，四库全书本。
(1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库全书本。
(14) 《南宋群贤小集·端隐吟稿序》，四库全书本。
(15) 《晦庵集》卷四六《答詹元善》，四库全书本。
(16) 详参胡昭曦等《宋代蜀学研究》、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
(17)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18) 《黄宗羲全集》第四册《宋元学案》卷三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页。
(19) 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六《宋成州净因院新殿记》，四库全书本。
(20) 吕本中《东莱诗集》卷一九《晁公诗九经堂》，四库全书本。
(21) 分别见于刘克庄的《平湖集序》和《林子
序》。尽管刘克庄也深受理学影响，他对刚出世七天的孙子云：“善和书即传家宝，儒行篇方聘席珍。”（《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九《再次竹溪韵》）但他也不满理学的过度钳制。
(22) 陆心源《宋史翼》卷二五《李传》，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23)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24) 宋濂《文宪集》卷六《剡源集序》，四库全书本。
(25) 苏辙《栾城集》卷三三《范百禄免翰林学士不允诏》，四库全书本。
(26) 刘克庄《翀甫侄四友除授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
(27) 详参祝尚书《论北宋科举改制的异变与南宋文学走向》，《新宋学》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
(28) 祝尚书《论北宋科举改制的异变与南宋文学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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