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台湾政治文化与台湾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文化与论文,散文论文,年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80年代以来，台湾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严、解禁，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促使台湾政治文化不断更新。
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作家也生活在一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学习、领略或者继承着代表一定政治生活方式的政治信念，接受政治共同体或者特定政治集团或阶层的观念，从家庭到学校、社会，他们也和其它人一样，逐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个性，塑造自己的政治人格。因此，当代作家，依然如千年之前亚里士多德所判定的那样，也是个政治人，即使他们并不热衷于“政策文学”和“党派文学”，不愿“媚政”亦不愿“
政”，他们在创作中，也总会或多或少表露出某种政治情绪、政治情感或政治情结——或者宣泄自我对某一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感受和思索，或者表达个人对合理社会体制的理想，或者抒发高压政治下的郁闷与忿懑……在当今中国，尤其是80年代的台湾，作家更处于一个政治参与意愿极为广泛，政治形态加速变迁的时空中，他们善感多思的心灵是不会对这种政治环境毫无所动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80年代台湾文学既受到当代台湾政治文化的制约和牵引，同时也构成政治文化的一个侧影。全面探究与厘清台湾文学与台湾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并非本文的目的。笔者在此所要做的，仅是尝试着对80年代台湾散文创作中与台湾政治文化关系密切的部分，作一粗线条的勾勒与描述，并愿就几个比较引人注目的问题提供一己之见，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或辩难。
（二）
当代台湾政治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政治多元化。放眼当今台湾，从学生到劳工，从妇女到原住民，往昔社会最安分守己的一群，如今都不断走向街头，争取他们的权益，“爱拼才会赢”的求变声音，代替了哀怨苦楚的“心事谁人知”。
政治多元化带来了较为宽松自在的创作心态，政治禁锢与禁忌已不再成为散文学家创作时挥之不去的阴影，散文家有了空前广阔的思维空间，表现作家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怀的散文品类远较80年代之前更为丰富多姿。
80年代以来，与台湾作家政治心态政治认知紧密相关的散文品类大略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一、以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为大背景，描绘台湾历史与现实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人们对此的感受，这些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写实色彩。
二、对台湾政治生态乃至整个中国政治生态的嘲谑与质疑，此类散文大都具有寓言品格，指涉意义较为婉转内敛，拥有较多的歧义空间。
三、生态环保散文。
四、具有较浓厚的台湾本土意识，以台湾乡野经验为主要内容的乡土散文。
这里要附带指出的是，在将各家作品归类论说时，难免淡化了各个作品的个性及难以融合的特色，或许，这正是从政治看文学此一论题的无奈。
以近代中国政治为大背景，反映台湾及海外中国人的政治心态的散文，在80年代之前的台湾文坛，已形成一股强劲的潮流。夏志清教授曾用“感时忧国”来概括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一种主导性情感，此四字亦可用来说明本文所说的此类散文中的政治情怀。至少从60年代以来，台湾的优秀散文作品就时常满带着一种饱经忧患的感喟和割舍不下的文化乡愁，这方面杰出的代表有余光中、王鼎钧、司马中原、张晓风、张拓芜，几乎包括了在台湾的大多数优秀的和前行代散文家。
我们当然不愿将这些各具风采的散文一律冠之以政治散文的名目，但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这些散文是激烈动荡百年忧患的政治环境下的情感产物。其中的忧患与乡愁，无论是对故土血脉的寻觅（如王鼎钧对家乡兰陵），或是对民族既往辉煌文化的缅怀（如余光中与张晓风），还是对漂泊离乱的追忆（如张拓芜的抗日时期士兵生涯），都表现出创作者高扬的使命感，他们深浅不同地思索着人们在政治动荡、国土分裂中的痛苦，探索着民族苦难的根源，渴望汉文化的弘扬中国的强大。这种政治情怀为大多数台湾散文家所有，即使在提倡写永恒人性以写闲情小品著称的梁实秋散文集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如《平山堂记》、《记张自忠将军》这样满怀忧国忧民之情的作品。〔1〕进入80年代， 此类散文依然高潮迭出，《龙坡杂文》与《左心房漩涡》再次震撼文坛。〔2〕前一书极写忧乐歌哭之事，死生契阔之情充盈其间，萧疏澹墨中见悲凉之境，被评为“思极深而不晦，情极哀而不伤，所记文人学者事，皆关时代运会。”〔3〕后者以悲天悯人的宁静笃定、 民族情怀的坚毅阔大超越了小我的酸楚与哀怨，气势浩荡地写出背井离乡中国人心房中的漩涡。开放探亲之后，大量写探亲感受的散文又把乡愁与忧患重新品味；还有一批年轻的作家，如朱天心、张大春、袁琼琼，写下了他们眷村成长的哀乐经验。〔4〕
在台湾政治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推动下，这一类散文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它显得更无所顾忌，并且敢于涉及一些历来视为政治禁区的敏感题材。最突出的是龙应台，她的杂文既揭露台湾民众与台湾社会中的各种陋习，也大胆直斥当局，特别指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自己暴力的历史”，如二·二八事件、雷震事件、孙立人事件……〔5〕杨牧在其《山风海雨》与《方向归零》两本散文集中，也大胆呈露了自己的政治态度，透过幼时至少年的自我心理成长过程，隐隐再现了太平洋战争到50年代台湾社会中的畸形政治——“是一个掺和了愤怒和恐惧的，一个因为严厉、肃杀、猜忌到了某种程度遂化为沉默的、相当空洞的时代”。〔6〕
第二类散文多出自新生代作家之手，主要的代表作有林耀德的《一座都市的身世》、《迷宫零件》、黄凡的《黄凡的频道》、《黄凡专栏》、《东区连环泡》及林彧的一系列寓言散文。这些散文的主要焦点虽则不在政治而在都市，可台湾都市既是社会变迁的缩影，现代文明的碑林，也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和文化霸权的象征。因此，在上述这些作品中，也免不了对都市政治景观的思索与质疑——黄凡通过对各类政治人物的嘲讽表现了他的政治洁癖；林彧的寓言，将政治的专断也纳入都市人的生存困境中一并加以控拆和讥刺；〔7〕林耀德常常用一些饶富意味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对政治的嘲笑和质疑，如将民主与独裁之间的距离比作HoTel与卧房的差异；〔8〕（HoTel 和家中卧室的区别在于其开放性民主性总是和婚姻机械堆砌出来专断相颉颃）又如在一张地图上寻找关于中国的不同概念。〔9〕由于他们独造的意象和寓言，使之指涉的层面不仅局限于台湾一隅，它超越了某些社会表象，而直探人类永恒的政治难题。
第三类是生态环保散文。将这类散文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是出于以下这样一种考虑：在现代国家中，镇压性的职能已经逐步让位于公共职能，也就是说，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指导、管理、协调、服务的政治功能将逐渐取代控制、戒严、威慑、监视的政治功能。只有当国家具有良好的公共职能，才能使自然资源和各种生命支持系统永不枯竭，使社会智力系统和生产系统长盛不衰，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系统均衡生长。就此而言，为生态环保问题大声疾呼的散文，正是对台湾社会政治公共职能执行情况所发表的一种政见书。在这方面用力最勤者为刘克襄、陈煌、心岱、洪素丽等，特别是刘克襄，他以科学家式的严谨与热诚，描写了台湾海岸线上的地理地表、生态景观、水文气候及各类水鸟的生活习性，以此提醒人们与鸟类和平相处，与大自然共存共荣。他的散文大都是冷静观察和客观记录，但有时也忍不住直抒胸臆，痛斥时弊：“现行体制所制定的自然保育方案面对它时下的社会结构，往往脆弱不堪，毫无具体落实的保护网，除非体制的基础有所整治改革，我将一直怀疑下去”。〔10〕这便是生态散文家的政治宣言。
如果将以维护台湾文化生态良性发展为主旨的散文也归入生态散文，那么在此类散文作家的行列中，至少还要加上重视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苦苓和不辞辛劳在台湾乡村采风的刘还月。
（三）
乡土散文的兴起与台湾政治文化中的本土化潮流高涨是息息相通的，它也可以说是一种长期郁结的“台湾意识”的渲泄渠道。在二·二八事件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创作中直接涉及台湾历史或本土文化的作品，都可能被扣上“地域主义”或“分离主义”的帽子。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之后，本土意识在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伴随着政治上台湾化本土化的脚步，关怀台湾、拥抱土地的创作观念更加深入普及于作家群中。有许多散文家开始认识到，他们固然是“龙的传人”，但首先是他祖父他父亲的传人；他们是五千年文化的继承者，但更直接地是在近代台湾文化中孕育成长的，所以，他们的笔墨不能从本乡本土中逃逸而去，美丽岛的风土人情应该是他们创作最直接的源泉。
80年代以台湾经验为题材的散文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年代。台湾经验可以包括都市经验与乡土经验两方面的内容，但因为乡土经验的创作具有更浓厚的本土色彩，与台湾政治文化的变动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因此这里着重谈这一类散文。
以自己的乡野成长背景为描写重心或光圈的焦点，表达自己与这块土地血脉相通的情感和经验，特别为台湾省籍散文家所喜好。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家至少有吴晟、季季、阿盛、丘秀芷、林文义、白辛、陈冠学、陈列等人。
吴晟在《农妇》与《店仔头》两部散文集中，描写了当代台湾农家许多琐碎、鄙俗之事，表现出现代文明巨兽驱逐了农村中的地主和贫困之后，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危机——喜宴上的脱衣舞，小贩用扩音机叫卖的嘈杂声，邻人在天旱时为抢水而争斗……各种怪诞反常的镜头显示出千百年形成的宗法社会已土崩瓦解。在作者不作态也不表态近乎自然主义的灰暗图景中，尚有一个光圈，就是坚忍地执着于既往村社农妇生活方式的母亲，实际上，在吴晟的散文中，母亲这个形象已经是作为一种与都市文化相抗衡，一种田园模式的生命形态被崇拜着。〔11〕这种生命形态同样见诸于简媜的《渔父》、詹西玉《金帛献千家》的母亲和萧萧的《父王》，〔12〕在这里，家园意识血亲情感似乎已被引向了更深层的生命意识。
以其多本散文集为当代台湾散文拓出了一块新领地的是阿盛。他写新营，写艋舺（万华），写凤凰树，写西北雨，写“火车与稻田”，写“十殿阎君”，写“春秋麻黄”，写“万头罗汉”……他用平实憨厚的语调，说着既土且鲜的乡民经验，把台湾的奋斗、台湾的变迁，台湾的堕落与台湾的繁荣都写进去了。他的关切点在这个岛上，那种无根或失根的情绪在他的散文中是找不到的。他紧拥着自己的故乡，纵然这是一块伤痕累累的土地。阿盛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深厚而不狭隘，他能不断调整自己，不胶着于某一点，在《绿袖红尘》中的我们看到了他的台北经验，这一突破显示了他的潜力。〔13〕
在许多优秀的乡土散文中，我们读到了台湾，也读到了中国，他们的创作胜似雄辩地说明了，鲜活的“台湾乡野文化”正是“中华文化”的本土形式，而“中华文化”中有生命力的部分正是“台湾乡野文化”的精神源头。乡土散文的实绩也证明了文学创作中的台湾经验和台湾意识，正确加以处理，不但不会背离中国文学的大传统，而且能够丰富和增益这一传统，正如把闽南口语和句式恰到好处地融入散文创作中，能够丰富汉语词汇，增强它的表现力一般。
当具有独派思想的作秀者，正不断挑起“台湾情结”来作为台湾社会躁动的一个情绪焦点时，一些文学家以他们的作品说明了台湾文化里的中国共性与中国文化中的台湾个性，说明了民族与乡土是如何可以相得益彰。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政治意义，在多年后那些“政文学”已被人遗忘之后，将更见光彩。
（四）
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优秀的台湾作家在散文创作上都有意与政治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从梁实秋、吴鲁芹一直到新生代散文家，都或显或隐地带有这种倾向。但是，文学家对人文政治的期望或者文学家的政治思想，即使不从大前提长驱直入，也会于细微处迂回转进，国土分离引起的民族危机感，文化断裂带来的历史岔道感，总在敏感多思散文家的心灵中挥之不去。消除对峙，摆脱贫困，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统一和繁荣的中国，是绝大多数台湾地区中国作家的政治理想，只不过对于这种理想的美学传达方法各有不同。大体而言，前行代散文家多以感时忧国的心理历程加以烘托，新生代散文涉笔于此时则有意突显其冷静客观的寓言品格，前者沉郁动人，后者梯突诡谲。这种差异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至少说明了政治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应，或者说，政治现实的发展变动并非立竿见影地在文学群体的创作心理上被完整地投射出来，在此有必要略加讨论。
就手头有限的资料，我想以两篇同题散文略加比较来尝试着说明这一差异，它们是余光中和林耀德先后发表的《地图》。
余光中的《地图》写于1967年。那时，他经过了多年的异国生活仍回到台北的厦门街。从那些伴随他多年的旧地图中，余光中描写了自己旧大陆、新大陆和一个岛屿的生命历程，也刻画自己所处的时代，一个混乱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从对颇具抽象美的地图的品赏和神游中，终于抑制不住地喊出了“中国啊中国，你全身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你满脸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14〕一如半个世纪前，郁达夫在其小说《沉沦》中的哀痛呼叫，虽然余氏强调知性，在散文创作总体风格上与五四时期那些浪漫甚至滥情的散文已判然有别，但此种感时忧国之情仍然与其前辈一脉相传，此类感伤也可以视为其70年代之前大部份散文的主导性情感。在那时写下的杰出之作，如《逍遥游》、《登楼赋》、《蒲公英的岁月》、《伐桂的前夕》等篇章中，故国的思恋，文化的孺慕远远超出了其中的爱情、亲情和友情。〔15〕
林耀德也是一个地图搜集者，并时常将稿债弃之不顾，把玩品赏他的收藏。他总是力图超越社会表象，在地图上思索一些永恒的问题。在他的《地图》中，他想到了人类的战争史、宗教史、心灵史……（要让一篇散文承载如此众多的大问题不免显得拥塞和吃力）他在《地图》中，也比较两岸各自通行的不同版本的中国地图，那差别正象征着两岸关于中国所持有的不同概念，对此怪诞的政治游戏，林耀德守着一种超然物外的客观并不大声疾呼。
就作者个人经验的差异而言，祖国大陆对于写作《地图》时的林耀德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神秘的未知，而不是忧患的回忆或伤口的触摸，所以，他能较前行代作家更为冷静地持有一种保持距离的观照。然而，这里更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观念的变异，追求零度风格与去中心，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写作策略。在这里，林耀德有意隐蔽自己的政治激情，他仿佛羞于在作品中突显某种大志向大理想，而用一种随意式游牧式的漫不经心来谈论这个历来被视为严肃而重大的话题，淡化它，或者使其中的政治意涵更显错综投射。
这种言谈方式同样见诸于他其它具有政治性内蕴的散文作品中，如《中国》和《海圻舰》。前者不动声色地描写了当今世界上三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地图，大陆的、台湾的及在其它国家通行的，各种版本对中国的疆域都有不同的划分。作者并不直抒己见，只是用各种统计数字冷静地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无机物构成的山河大地竟然如同有机生物般增减‘肥瘦’。在这个奇妙的世界上，今天的中国仍然如同魔术道具般蹲踞在不同的版本中”。后者叙述的是大清帝国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艘大型巡洋舰的历史。作者将此极具有历史忧患意味的题材化解为中国缺乏海洋文学的论据，并时时插入“我相信这些情节只是饱含寓言气息的小说”，“海圻舰的最后一次奇遇，是发生在这篇文字（指《海圻舰》一文）中的”等后设语言，有意制造种种歧义，质疑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关系。〔16〕
有意对某些可以作为政治见解政治情感喷发口的题材作冷处理，即使被称为“暧昧的战斗”也不愿再将文学推为改革现实近身肉搏的工具，即使被误解为“失落的一代”也不肯继续总在期望与失望的紧张之间挣扎，这种新的言谈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史观和政治观）不仅属于林耀德，也在黄凡、张大春、林彧等新世代作家涉及政治诠释的文学作品中昭然凸显，因此，以上的比较，可以作为一个抽样，验证80年代台湾散文中政治意识的另一种折射方式。
从清新到穿透，从温馨到犀利，从分明的臧否到宽容的笑谑，从严峻的记录到任性的想像，从永恒的单纯转向五花八门的绚烂，文学世界一统天下的打破，呼应着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当然，忧国与嘲谑在许多作品中是并存的，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必是互斥的，况且，对于真正的文学，趋时或过时并不是那么重要。
（五）
散文不比诗歌、小说，常有特定的文学思潮或作家群体去统摄和涵盖，它零散而无法如小说承载足够份量的政治命题和政治内容，它随意而不比诗歌可以凝练地传达出政治情感和政治观念，它的阶段性特征也不如文学批评文学思潮那么脉胳分明，这给本文的论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从上面的匆匆巡礼中，我们还是可以隐约看出特定时空中政治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大略说来，80年代台湾政治文化与散文创作的关系可以划出三个层次：
一、简单对应的关系。如随着从战争和对峙中应运而生的专制式政治体制的瓦解，战斗色彩浓厚的“政治文学”基本消失。又如，随着作家政治意识的高涨，政治视野的开阔，几乎大多数作家都不禁深浅不同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台湾政治现实的某个侧面，或者说，政治意识在作家人生意识中所占的比重都随上述条件而大大增加了。
二、相对平行的互动关系。如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带来了散文品类的多样化多向度。政治文化中的台湾化本土化潮流促进了本土文学的持续高涨。这并不奇怪，一种政治上的权力运作，总要力求形塑时代思想。
三、迂回龃龉的复杂关系。文学创作的演变固然不能完全挣脱政治文化霸权而成为一种半真空式的美学概念，但文学创作的变化和发展也未必与政治现实的演变亦步亦趋。台湾的80年代中期至今，不仅是一个充满着挣脱与冲突的政治世代，同时也是一个资讯发达的世代，一个文化商品化的世代，一个两岸频繁互动的世代，它们对各个文学群体的创作心理和表现技巧也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还要考虑到，作家并不是都愿意将自己的政治人格政治意识都明白无遗的呈露在自己的作品中。因此，即使在作家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政治阴影日渐消褪的社会氛围中，也不是在每一个作家的创作总量中，政治文学或准政治文学比重就会增多。
特别能体现文学与政治微妙关系的仍然是新世代作家。无疑，他们仍处于台湾文化霸权的边缘，但他们反文化霸权的策略与“台湾文学”的倡导者何其不同。可以说，他们是以一种新的文化反对旧的文化体制，而“台湾文学”的倡导者攻击台湾文化霸权的根本目的是意在政治。或者说，一是为了建立新文化典范，一是为了在旧的文化系统中大丈夫当如是地取而代之。
黄凡曾在给林耀德小说《恶地形》所作的序言中指出，60年代出生的台湾小说家的一个特点是，与前辈作家相比，政治情结减少了许多。我认为，如果这是指新世代作家较多地摒弃了前两代政治纠葛中的恩恩怨怨，那并不错，如果据此认为是新生代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热情比起前代有所淡漠，则未必准确。1990年6月出版的《联合文学》第68期， 曾作了个特别企划叫“文学家的国是会议”，提出了“您的政治理想和最满意的政治人物”两个问题，共有老、中、青作家几十位作答。从其中的答问来看，并不是新生代作家就一定对此显得冷漠或无动于衷，相反，有的还提出相当具体的意见。〔17〕
当然，新世代作家的可贵之处（包括他们对政治进步的贡献）并不在于其具体的政治观点是否推陈出新，是否具有可行的效益，而在于他们以一种新的言谈方式，对历来奉为神圣的政治信仰、历史诠释甚至民族潜意识，作大胆的嘲谑与质疑，从而以一种新的观照方式向根源蒂固的文学文化传统，向一切威权，一切成规，作深层次的颠复。
想起起了一位诗人的几句独白：
“历史的暗流之一
是细致的灵魂和
粗糙灵魂之间的倾轧
一个从悲观的知识出发的自我追寻也许可以发展成民族永恒的盛会”。〔18〕
注释：
〔1〕梁实秋：《平山堂记》、 《记张自忠将军》载《梁实秋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初版。
〔2〕台静农《龙坡杂文》，台湾洪范书店1988年出版。 王鼎钧：《左心房漩涡》，台湾尔雅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
〔3〕舒芜：《谈〈龙坡杂文〉》，载《读书》1991年第2期。
〔4〕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台北稻乡出版社1992 年出版；张大春：《辽宁街116巷》，载《中国时报》1991年9月13日；袁琼琼：《我父亲一生的伟奇与事实》，载1984年3月31日《联副》。
〔5〕龙应台：《对历史的麻木是最危险的病》，载1988年5月《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6〕杨牧：《方向归零》第12页，台湾洪范书店1991年5月。
〔7〕林彧：《我是淘汰郎》， 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8年3月19日。
〔8〕〔9〕林耀德：《HOTEL》、《地图》， 见《迷宫零件》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
〔10〕刘克襄：《沙岸》载《随鸟走天涯》，台湾洪范书店1984年初版。
〔11〕吴晟：《农妇》，台湾范书店1982年版；《店仔头》，台湾洪范书店1985年版。
〔12〕简媜：《渔父》、萧萧：《父王》、詹西玉：《金帛献千家》，载《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第五册、第六册，台湾九歌出版社1989年出版。
〔13〕参见阿盛《散文阿盛》、《阿盛别裁》、《吃饭族》，希代86年、87年、88年版；《如歌的行板》、《春秋麻黄》，林白86年出版；《行过急水溪》，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14〕余光中：《地图》，载《望乡的牧神》，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初版。
〔15〕可参见郑明娳：《余光中论》中“余光中的中国意识”一节，载《现代散文纵横论》，台湾长安出版社1986年版。
〔16〕林耀德：《中国》、《海圻舰》，载《迷宫零件》。
〔17〕如林耀德、朱文心、鸿鸿皆有具体的意见。
〔18〕罗智成：《泥炭纪》，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8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