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敦煌碑铭赞语言文学研究综述
陈 焱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敦煌所出的碑铭赞文献记载了唐五代时期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丰富历史信息。近四十年来随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对碑铭赞文献从语言文字和文学价值角度的研究成果也同样值得关注，包括音韵学、词汇学、文学价值等方面，这些研究对校补文献、弥补前人不足以及挖掘河西语言文化多有助益。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回顾，有利于在前贤基础上做更深入的挖掘。
关键词： 敦煌文献；碑铭赞；语言文字；文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敦煌学在大陆开始勃兴，至今已有近四十年时间了。在这期间，学界对敦煌碑铭赞文献做了大量的校录整理和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唐耕耦等辑录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以下简称《辑释》）以及姜伯勤等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三部集大成著作，为学界所称誉。这些辑较成果也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前辈们的研究是在较为艰难的环境下开展的，难免存在瑕疵，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后来多有拾遗补缺的成果出现；另一方面，敦煌碑铭赞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作为一种特定文体，有散有韵，也有音韵学、词汇学价值，以及相当程度上的文学价值。学界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发掘，并屡有创获。以下即从语言文字和文学两方面对以往研究成果做一回顾评述。
一、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关于敦煌碑铭赞语言文字方面的成果，具体包括音韵学、词汇学以及文字解读三个方面。
（一）敦煌碑铭赞写本的音韵学价值研究
碑铭、邈真赞之赞文多为四字韵文，一般隔句押韵，且大多一韵到底。其用韵现象必然是唐五代时期敦煌甚至西北地区实际语音的反映。联系赞文的韵脚字，我们可以获得有关唐五代敦煌地区极富方音价值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和信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很少，主要有：江学旺《敦煌邈真赞用韵考》根据校录摘录韵脚字的通押情况，系联为阴声韵六部、阳声韵六部、入声韵三部，考证出与《广韵》相比，邈真赞的韵部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有的韵部已经合并，有的韵部发生了转移；同时指出邈真赞出现的韵脚字所反映出的韵部的分合与敦煌变文情况一致［1］。邓文宽《敦煌邈真赞中的唐五代河西方音通假字例释》从音韵学的角度对敦煌邈真赞中的56例唐五代河西方言通假字逐一进行了梳理校改［2］。仝正涛《敦煌世俗文赋体韵文用韵研究》系统考察了包括敦煌碑铭、邈真赞文献等敦煌世俗文赋体韵文的用韵情况，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系联，归纳出韵部23部，并认为敦煌世俗文赋体韵文用韵反映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特点［3］。以上成果对于发掘碑铭赞文献的音韵学价值颇有助益，但还显不足，期待以后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二）敦煌碑铭赞写本的词汇学价值研究
敦煌碑铭赞写本保存了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原始语言材料，且用词种类繁多，对于探究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具有极高的语料价值，长期以来多有学者开辟新意。吴蕴慧《敦煌文书词语选释》据《释录》所收材料对敦煌文书中一些常见的而《汉语大词典》未收的词语进行了考释［4］。杨晓宇《敦煌碑铭赞词语诂解》［5］、《敦煌碑铭赞词语释义》［6］、《敦煌本邈真赞词语选释》［7］等系列词语释义类论文以《辑释》为底本，参核缩微胶片及其他相关文献材料，择取数例不易释读、亦未被各类辞书收录的词语，结合传世文献用加按语的形式做了大量考释工作。王亚丽《论敦煌碑铭简化字的使用》对现代简化字在敦煌碑铭中的使用情况作了归纳［8］。姬慧《敦煌碑铭赞词汇研究》以碑铭赞文献词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文献词汇的构成及特点并对词语进行了考释［9］。姜美菊《敦煌邈真赞词汇选释》首次全面研究敦煌邈真赞词汇，按照常用词汇、佛教词汇两类，分析词汇特点、构词方式，释证词典失收词语，补正前人校勘之误［10］。赵家栋《敦煌碑铭赞语词释证》以《辑释》为据，结合敦煌写本原卷影印资料、中土文献和佛经材料，运用训诂学、音韵学及汉语俗字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敦煌碑铭赞中“文棍”“纣儒”“鱼躜”等部分疑难语词作尝试性的延证考释［11］。杨小平《敦煌文献词语考察》以写卷为基础，利用诗词曲、笔记、小说、佛经、碑文、墓志、字书、音义、语录等，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现代汉语方言俗语材料，通过文献比较和考证，列举翔实证据，从共时和历时角度对敦煌文献词语进行校勘、考释、商补，考证诠释词语，论述其意义及费解、误解缘由，研究敦煌文献的整理、注释、校勘问题和辞书的误释错引，指出敦煌文献词语解释有误，补充考证未详存疑的词语，说明误解误会的词语，断定注释争议的词语，择善而从或提出己见［12］。刘瑶瑶《敦煌碑铭赞佛教词语诂解》［13］、姬慧《敦煌碑铭赞文献中年龄类词语汇释》［14］二文则分别择取数例未被各类语文辞书收录的佛教词语和年龄类词语予以考释，弥补了辞书词语失收、用例滞后或孤证、释义不当等现象。闫斯文、武振玉《敦煌文献词汇研究综述》对近四十年的敦煌文献词汇研究情况作了概述，其中包含了敦煌碑铭赞文献［15］。可以看出，对敦煌碑铭赞词汇的考释，往往能揭示出其他传世文献所未有的词汇，对汉语词汇整体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
众所周知，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武器装备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战争的胜败，但是决定战场胜负的主体因素依然是人。现代战争中的每一项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军人良好身体素质的支撑。良好身体素质的获得自然离不开真、难、严、实的军事训练，而逼近实战的军事训练中也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军事训练伤。军事训练伤是指军事训练直接导致参训人员组织器官功能障碍或病理改变，是部队官兵常见损伤之一，也是部队平时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原因。[1]如何最大程度的降低训练伤的发生概率，减少非战斗减员是院校军事教学训练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三）对碑铭赞文献中文字的解读
20世纪80年代敦煌学在大陆兴起之时，对敦煌文学的宏观讨论也提上了日程。1983年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颜廷亮在《关于敦煌遗书中的甘肃作品》中呼吁：敦煌文学中的一类重要作品即散文作品应该纳入研究领域并给予足够重视［20］。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参照《昭明文选》的分类法，将敦煌遗书中的作品按文体分为30类，将碑铭赞列入其中［21］。随后由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22］和《敦煌文学概论》［23］两部通论著作相继问世，均将碑铭赞文献纳入敦煌文学的范畴。需要附带指出的是，有的学者对这两部著作中所涉及的部分碑铭赞作品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一定参考价值。如劲草《〈敦煌文学概论〉证误纠谬》［24］一文针对《敦煌文学概论》第十三章第二节《敦煌文学中的碑、传、祭文》中所列有关墓志铭的定义、文体等问题，提出了质疑。李明伟《敦煌文学中“敦煌文”的研究和分类评价》则认为敦煌文学中的敦煌文主要是指敦煌遗书非佛藏杂著文字中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散文，不能不加区分地将状牒、契约、偈赞等诸种文体统统划入敦煌文的范畴［25］。张锡厚的《敦煌文概说》［26］、颜廷亮等的《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27］以及吴格言《试论敦煌文学的性质、范围和研究对象》［28］等文章也做了再探讨。杨雄《论敦煌文学的内容及分类》认为不仅要严格文学与非文学之辨，而且敦煌遗书中的先唐文学和唐宋传世文学作品也同样应列入敦煌文学及其敦煌文的研究范畴［29］。杜琪《敦煌应用散文作品题注》则认为“敦煌文”这一概念较笼统，容易产生歧义，应该将散文引入敦煌文学的视野［30］。夏向军《敦煌文研究综述》对百年来敦煌文的研究情况作了简要概述［31］。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是近年推出的有关敦煌文学的最新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32］。针对长期以来对“敦煌文”的争执，钟书林等的《敦煌文研究与校注》做了最新的回顾和评析，并以邈真赞、功德记、墓志铭等为例，对敦煌文的特点和文学风格做了进一步的阐释［33］。此外，利用碑铭赞文献对特定时期的文学进行探讨的有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的评价问题》［34］、《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文献三题新校并序》［35］、《敦煌西汉金山国档案文献考略》［36］，以及综论性的《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37］。张彦珍《金山国文学研究综述》对金山国时期的碑铭赞文学文献做了考察［38］。吴格言《敦煌归义军文学研究》［39］、朱利华《吐蕃攻占时期的敦煌文学研究》［40］则分别是对归义军时期及蕃占时期的敦煌文学所作的考述。此外，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研究》专门对敦煌文学中与边塞有关的作品及其作者作了考察［41］。钟书林《论敦煌文学的模式化创作——以敦煌文为例》一文考究出受文人自身习惯、唐代“尚党”文艺风气、敦煌民众审美心理和消费需求、形式主义文风、佛教叙事模式化等时代因素影响，敦煌文的创作在结构谋篇、语言用典、文体等诸方面模式化特征明显，而邈真赞则是其中的显著代表［42］。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对敦煌文学中的佛教文学文献做了探讨［43］。张志勇《敦煌邈真赞释译》一书在具引各家之说、爬梳现存邈真赞作品基础之上，融入社会背景，立足文学本位，以解词明义、疏通句读为务，力求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44］。虽其理解、翻译尚有待商榷之处，如龚泽军、张嘉楠《敦煌文献注译与阐释中的语言学问题——以〈敦煌邈真赞释译〉为例》一文就针对其中字词校勘、词语训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剖析［45］，但此书的问世让更多的读者接近并读懂这批珍贵的文学遗产。
二、文学方面的研究
对敦煌文献从文学角度研究较早的是国外学者，其中包括分类注录及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英国翟理斯《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俄国孟列夫《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日本金刚照光《讲座敦煌9：敦煌の文学文献》等的分类注录及对碑文、邈真赞等传记类的研究。
敦煌碑铭赞文献大多是写本文献，是唐五代时期保留下来的原始文献，多有俗字甚至漫漶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多有对相关文字的再释读。除了开篇提到的三部集大成著作所做的辑校工作外，还有学界研究较早的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和黄征的《敦煌俗字典》为学界提供了重要参考。早期研究受敦煌碑铭赞文献中的有些较为清晰的图版尚未得到充分公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这些著作对碑铭赞文献中疑难文字的释读难以搜罗全面，甚至仍有可商榷之处。后来，邓文宽《三篇敦煌邈真赞研究——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在前人基础上重新对P．4660号《邈真赞集》的三篇做了文字校录，分析了前人得失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6］。孙宁《敦煌〈常何墓碑〉写本“龟蒙积沴，蜂午挻妖”正诂》结合传世文献对《常何墓碑》中的“龟蒙积沴，蜂午挻妖”做了考察，认为“蒙”与“午”都不是动词，“龟”“蒙”是山名，而“午”是蜂的变体，指的是蜂或蜂一类的昆虫［17］。叶爱国《〈李君修慈悲佛龛碑〉“他（tuó）”字解》对敦煌研究院藏《李君修慈悲佛龛碑》碑阳第20行“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中的“他”字作了解读［18］。王伟、肖倩《〈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之“激”字本字考》将《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与《张淮深造窟功德碑》《张淮深墓志铭》等相互印证，就其中有疑问的“激”字进行了分析，对其本字进行了探究［19］。由此可见，在敦煌碑铭赞相关研究文献中，有些文字有时候蕴含着似是而非的意蕴，例如将名词解释为动词，不仅词不达意往往还可能大相径庭。
在针对某一类型敦煌文和具体碑铭赞文献的研究中，前者以佛教主题类为主，碑铭赞文书则是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佛儒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受佛儒文体的交互影响，碑铭赞文书在吸收了儒家人物传记与祭悼文特点的同时，又借鉴了佛经与佛事应用文的诸多元素。相关成果包括周丕显《敦煌佛教文学》［46］、张先堂《敦煌诗歌定名辩正二则——敦煌文学丛札之二》［47］等。张志勇《唐代颂赞文体研究》言及敦煌邈真赞，首先指出其存在的社会风气，其次分佛像邈真、世人邈真两种，介绍其内容，然后概括其纪传叙事文学特征［48］。任伟关于碑铭赞用典考《敦煌写本碑铭赞文用典考释》则考诸佛学及文史典籍，探求其典故出处及意义［49］。刘瑶瑶、杨晓宇《晚唐五代时期敦煌造像记的文体结构及其成因》举例描述了敦煌造像记的文体结构及其特点，进而分析和探讨了产生变化的原因［50］。郑怡楠等的《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修功德记文体的演变》通过系年的方式把张氏归义军时期出现的有明确时间纪年、学界已考订纪年及经作者考证纪年的作品，按照时间前后顺序进行整理和研究，认为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总量不多、创作时间按年份分配不均匀、创作形式分布不均匀、传统文体和实用性文体数量相对各占一半、作品内容具有丰富现实意义等特点，并据此考察特定时空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的历史轨迹［51］。张兴华《张氏归义军时期佛教影响下的文学研究》［52］对张氏归义军时期佛教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与宗教作品进行了整理与系年研究，并结合张氏归义军时期的特定战争背景和佛教氛围来解读这些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内涵和特色，最后对张氏归义军时期辖域范围内的文学创作成果给予总结和定位。针对具体碑铭赞文献的研究成果包括杨宝玉《敦煌佚名诗研究刍议——以〈张淮深碑〉写本卷背诗为例》［53］、高启安《敦煌五更词与甘肃五更词比较研究》［54］、吴浩军《论唐五代敦煌碑铭的文学价值——以〈李君修慈悲佛龛碑〉为例》［55］、杨宝玉《〈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作者考辨》［56］等文。
综上所述，近四十年来，学界对敦煌碑铭赞的语言文学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拾遗补缺，成绩斐然，其中不乏系统性的精辟论述。但是出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碑铭赞文献的整理还难以称得上精审，词汇方面的成果比较散乱，缺少对以往成果结集的专门著作，且尚未与文史考证密切结合，一些新的作品在词语解释等问题上又存在明显的讹误。随着有关学者对碑铭赞文献的重新整理，期待与之相关的语言文学研究也取得更为丰硕、优质的成果。
一种基于缆索的堆石混凝土堆石入仓方式及应用……………………………… 陈长久，安雪晖，闭忠明等（20.36）
总之，行知教育思想在教学中的优势不言而喻，从学校的角度出发，要发展好行知教育并非是易事，必须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科学地落实相关的工作，这样学校才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的提升学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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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630（2019）01-0005-05
收稿日期： 2018-07-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文献与佛教地狱信仰的中国化研究”（15BZS007）。
作者简介： 陈焱（1993-），女，湖北黄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责任编辑 韩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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