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和谐创业”模式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_温州模式论文

杭州“和谐创业”模式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_温州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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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苏浙地区先后涌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工业化成功模式——这就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杭州“和谐创业”模式(注:杭州“和谐创业”模式是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在2004年11月浙江大学所做的一场《推进和谐创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专题讲座中正式提出来的。杭州“和谐创业”模式提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苏南模式初创时期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新苏南模式超越了传统苏南模式,主要以外向型经济带动,以股份所有制为主,民营和三资企业唱主角,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企业技术升级,创新能力快速提高。温州模式(注:关于何为“温州模式”,目前学界纷纷给出了许多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伟和杜润生的观点。赵伟认为温州模式是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而杜润生认为温州经济是一种自发、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史晋川认为,所谓温州模式是指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中通过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其基本内涵包括:它既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模式,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浙江省发改委张国云认为,温州模式的公式是:温州模式=民营企业+市场机制+区域规模+人本经济+适度政府。) 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 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模式。2000年,杭州提出了“对外开放学苏州,个私经济学温州”的口号。但是,杭州没有照搬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而是依托杭州独特的区位特色和环境资源优势,立足自身文化沉淀和城市特色,凭借其独特的“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兼容了苏南和温州两大模式的优势,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谐创业”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人性化创业、协调创业、可持续创业和知识创业,就是“天堂硅谷”与“休闲之都”的有机统一。(注:参见王国平:《杭州推进和谐创业构建和谐社会》,中新浙江网2005年1月4日电;江成器:《和谐创业:杭州特色的发展模式》,《杭州研究》2005年第1期。鲁宁认为,杭州是长三角内对自身发展定位和区域定位最明确的城市。苏州的经济总量大于杭州,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这种格局将继续存在。但苏州越发展,受上海的影响也越大,杭州则不然。即便沪杭高速铁路修通,杭州也依然是杭州。杭州与上海产业结构的明显差异决定了杭州独立发展的现实性。见《长三角一体化下的杭州“双市战略”——工业立市和国际性旅游休闲城市战略》,《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8月25日。) 这三种模式不仅推动了本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而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将成为我国工业化的典范。本文将通过对这三种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来论述杭州“和谐创业”模式的特点。

1.自然条件和文化传承不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总是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人文特色紧密联系的。著名学者钱穆说,各地文化精神不同的根源起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进而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古建筑研究专家彭守仁也指出:城市发展应该从过去的历史中走来,城市是各代历史的展现,有过去、现在而且相互包容的对比。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该地区毗邻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大中城市,水陆交通便利,接受经济、技术的辐射能力较强。苏南以兼容并蓄的吴文化著称,是“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作为中国近代的传统工业基地和商品经济发生地,苏南培育和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人的整体素质较高;苏州自公元前514年建城以来,其古城至今仍保留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使苏州一直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东方威尼斯”的美称;苏州是昆剧的诞生之地,苏绣和湘、蜀、粤绣同被世人称为“四大名绣”;姑苏文坛贤才辈出,苏州的吴文化影响极其深远。但是,千百年来,旖旎温情的太湖、洪泽湖在滋润江苏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农民守土恋家的习性。有人说:江苏立足本地办实业者多,而四海奔走的经商者则少见,纵令商贾也是贾多商少。(注:许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拥有大批国内一流的工人,却缺乏大批一流的企业家。良好的制造业和遍地乡镇企业造就了江苏数以万计的工人,但相对稳定的现状和小富即安的思想也扼杀了许多创业的冲动,这也是江苏特别是苏南虽然经济发达但富民程度却比不上浙江的重要原因。)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地处偏僻,土地贫瘠,经济基础差。但这种艰苦的环境却使温州人养成了坚强、自信、自主、务实的品格和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传统。人多地少难以养家糊口(浙江农村人均耕地比江苏少0.6亩,仅0.86亩,温州则只有0.41亩),农民不得不外出经商闯荡,温州人历来以“通商惠工”的精神而闻名。南宋时期,在温州形成了与传统儒家文化大相径庭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讲实际、重事功”,主张“以利致义”,这与温州人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的传统是分不开的。悠久的经商传统和发达的手工业历史,造就了温州大批的经商人才和能工巧匠,当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在优势,成为改革创新的排头兵,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和购销大军,他们不断捕捉商机,迅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杭州的自然景观以精致和谐为特点,三面云山一面城,一城山色半城湖,江河湖山交融,互相映衬;春夏秋冬各有景色,阴晴雨雪别有情致。经过数百年的不断经营,杭州已基本形成“一湖、二峰、三泉、四寺、六园、七洞、八墓、九溪、十景”的格局。群山的天际曲线与西湖的波光水色,给人以和谐的感悟。西湖的柔和秀丽与钱塘江的波澜壮阔在反差中构成和谐的空间。雷峰塔与保椒塔南呼北应,跨湖相对,在对称中呈现和谐的完美。奔腾的钱塘江畔侧立着巍峨的六和塔,在动与静的对立中追逐和谐的统一。山水与城市互为一体,山水在城市之中,城市在山水之间,每一处山水景观,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典故,每一处人文景观,又都坐落在美丽的山水之中,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精致和谐的文化景观。已经完成的西湖南线、西湖西线和新湖滨景区建设三大工程,又进一步展现了精致而大气的西湖新形象,构建了一幅山水相依、山抱水环的自然美景。

杭州地处浙北平原,处于吴、越两大文化发源地之间,是良渚文化发祥地、京杭运河南终端、吴越文化中心地、南宋古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已有2200多年历史。杭州的地域文化是在吴文化与越文化的交融中、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南宋时期,北方人大量南迁,北方的文化因此融合到杭州文化之中。杭州也因此成为中原文化的复兴基地和宋学各派交往的平台,民族精神冶炼的熔炉。明清时期,杭州又成为浙东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精神和浙西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的交融之地。杭州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主要表现在:既能吸收外来文化,又能坚持本地文化特性,坚持本地文化和外来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是杭州精神的文化底气和学术底蕴。杭州本来就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布局,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如此和谐交融的人居环境,成为打造“生态休闲之都”的良好条件,这样的“生态休闲之都”正好与“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相适应。

2.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路径不同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南地区是靠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发展小城镇,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传统苏南模式的核心和主体。历史上的积累(如20世纪70 年代的社队企业)和接受上海等地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在90年代以前,苏南地区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但由于非农产业和人口过多地集中于农村地区,不能有效利用范围经济,服务业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9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乡壁垒的逐渐打破,苏南地区分散的乡镇企业有向小城镇甚至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与此同时,苏南各市的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进一步增强了对内资和外资的吸引力。(注: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28日中评网。) 苏南乃至整个江苏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城镇建设不合算,决定整个都市圈的设置和城市定位都要考虑到配合和接轨上海。于是,在1999年到2001年间,有1.5万个村庄和几百个镇从江苏省的版图上消失——传统意义上的村民已不复存在,农民由此变成了市民,农村、小城镇成为大都市的近郊区。由此看来,苏南又要走经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了,即在城市大量兴建工业企业(通过建立工业园区的方式)和农村人口向城市大举迁移。

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与民间力量的推动联系在一起的。温州是通过加快以乡镇企业、私营经济为依托的农村工业化来促进农村城市化,以发展小城镇为重心走分散型城市化的道路。过去,温州地区因缺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走的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发展道路,采取走出去闯市场的办法,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温州私营经济的创业模式是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形成的,被人们称为“草根经济”。这个特点反映在温州城市化模式上,表现为城市化走的是发展小城镇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聚集,随着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首先向小城镇聚集,最终形成了对旧城乡体制的巨大冲击,由务工经商农民自发地兴起了一场民间造城进城运动,在温州出现了龙港、柳市、桥头等一批农民工商城镇。例如,龙港汇聚了一大群民营化纤织造企业,柳市汇聚了一大群民营电器制造企业,桥头汇聚了一大群民营纽扣制造企业。这些各具特色的农民工商城镇,成为不同专业类型的民营企业群落的聚集中心。(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4—1055页。) 由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聚集在小城镇的民营企业就业,于是温州地区的城镇化模式既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力量,也不主要依靠社区集体力量, 而主要由民营企业或个人承担。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民间力量,即主要依靠民间和市场力量来发展城镇化。其他地方城市化通常遇到的户籍问题和建设资金问题,在温州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小城镇建设资金79.4%来自于企业、个人投资、财政拨款、集体投入分别只占到8.85%和11.6%。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较多,小城镇的生活方式及环境与农村较为贴近,比较适宜农村人口的生活。雄厚的民间资本,为温州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促进了温州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到2000年,温州市的建制镇达到130个、人口达488.24万人,人口超过5万的建制镇21个,其中以柳市、龙港为代表的30个经济强镇,其人口占全市农村人口的38.6%,但其经济总量却占全市农村的82.6%。

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兴盛的动力。杭州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着完成工业化、推进信息化的双重任务。杭州市要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必须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核心是“信息产业规模化”和“传统产业信息化”。要充分发挥杭州作为国家信息化、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高清晰数字电视等四个试点城市和国家软件产业化、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等两个国家级基地。努力培植一大批与国外接轨的信息支柱企业,增强核心技术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推动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管理信息化。大力支持和鼓励实施制造过程的自动化、集成化、网络化,推进传统产品信息化改造,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行企业网上营销,加快物流与电子商务的融合,促进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杭州通过推进工业兴市战略,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正在实践一条具有时代特征、杭州特色、产业特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2002年中共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确立“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新一轮发展目标时,提出“既要青山绿水,又要金山银山”,在实施“环境立市”战略的同时,大力推进“工业兴市”发展战略(注:研究者认为,杭州工业立市的发展战略是务实的。杭州郊县多数是国内的经济强县,其制造业门类全且具备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所不具备的产业集群优势。杭州现有的制造业均是块状结构,其产业内部的分工与配套能力决定着现阶段“浙江制造”的主要优势所在。这是杭州工业立市战略得已实施的现实基础和前进起点。按吴敬琏教授到浙江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浙江包括杭州市,年均GDP平均低估了30%。GDP一旦被低估,财政收入当然也会被跟着低估。政府少收了本可据实缴收的收入,其实质就是藏富于民。杭州丰盈的民间资本毫无疑问将为工业立市提供大量资金。见鲁宁:《长三角一体化下的杭州“双市战略”——工业立市和国际性旅游休闲城市战略》,《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8月25日。),加快工业经济发展步伐,这是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对于杭州工业的发展具有跨时代的重大意义。2004年5月,旨在扎实推进杭州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杭州市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纲要》获得浙江省政府批准。“工业兴市”、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战略目标是:以建设开放性区域先进制造系统的态势,融入全球先进制造体系,参与先进制造业国际分工,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研发、转移、生产与配套的主要基地之一;充分发挥对全省制造业的带动与辐射作用,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一流的制造业基地。“工业兴市”战略的总体要求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市属工业和县(市)区工业两个“两手抓”,力争通过5年努力,使工业成为杭州大都市产业的重要支撑,使杭州成为浙江工业发展的龙头、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一流的制造业基地。

经过努力,2002年全市“工业兴市”大会上提出的4个主要目标已经成为现实。一是确保了“一高一领先”,工业经济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工业经济总量处于全省领先位置。二是扶优扶强成效明显,目前全市已有超百亿企业3户(万向、UT、娃哈哈),超60亿企业3户(华立、卷烟厂、杭钢),超30亿企业6户,超15亿企业11户。三是块状经济建设大力推进。以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为支撑的园区网络体系初步形成,具有特色竞争优势的各地块状经济加快发展。四是“三年倍增”目标圆满完成。个私经济、招商引资、技改投入3个“三年倍增”计划均已圆满完成,新一轮“三年倍增”计划已着手实施。从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产销率、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衡量,国家统计局最近排定了全国主要副省级城市以及无锡、苏州等17个城市的座次,杭州市工业总产值居第5位。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杭州作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的中心城市,近年来把推进城市化战略作为加快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和突破口来抓,加快了“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和“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目标的实现,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杭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杭州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支撑城市化,信息化带动新型工业化,工业化支援农业现代化和振兴农村经济;通过城市化繁荣现代服务业,通过信息化提升现代服务业。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互动已成为杭州现代化建设强有力的三驾马车。(注:江成器:《和谐创业:杭州特色的发展》,《杭州研究》2005年第1期。) 在产业结构方面,杭州已经或者正在形成与杭州市高科技、高艺术的精致特色相适应的,以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为先导、都市农业为基础、传统优势工业为支柱、现代服务业为依托的大都市产业、进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调与融合。2003年末,杭州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2%,三次产业比例达到6.07∶51.67∶42.25。2004年,杭州市生产总值(GDP)突破2500亿元,达到2515亿元,同比前年增长15%。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14 565元,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按照国内外通常的标准,人均GDP在1200~3000美元之间,城市化就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据此,杭州市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2005年,杭州市的人均GDP预计将突破5000美元大关,标志着这个城市正在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的加速期。今后10年内,杭州完全可以创造条件,先人一步,在休闲经济大潮中成为有竞争力的城市。

3.资源组织方式、财富积累主体和产权结构的不同

传统苏南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乡镇政府,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的方式,是政府推动、集体所有。乡镇集体既是资源的支配者,同时又是财富积累的主体,企业负责人由政府指派的能人来担任。由于以财政、乡镇投入为主体,产权模糊,因此有“第二国营”之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企不分的乡镇企业产权越来越模糊,机制愈来愈死,离国营越来越近,与民间渐行渐远。

而在温州,由于集体资源有限,人们通过市场自发组织资源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主要采取家庭工业的形式配置资源。他们很注意专业化市场的培育,其中的民间资本市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注:温州银监分局有关分析表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腾飞之初,当地企业的资金构成为银行贷款、企业自有资金、民间借贷资金各1/3的比例。经过10多年积累后,企业自有资金上升到了60%,民间借贷份额则逐年下滑,到2004年初其比例下降至6%左右。到2004年末,估计温州民间资本超过3000亿元。http://www.zjsr.com2004年12月6日《温州:民间借贷超过银行贷款?》。) “温州模式”的非农产业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农民个人办企业,经营企业,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承担风险;但他们也在个人财富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由于股份都是民间资本,产权是明晰的。财富积累主体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果,这正是传统苏南模式经济增长乏力,而温州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根本原因。(注:现在温州企业资金严重外流,其根本原因就是本地的创业环境已影响了企业进一步发展,比如丰厚的民间资金无处安身,而在温州本地又缺少好的投资项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04年末前完成的《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报告》披露,温州市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社会资金外流等问题,可归结为民间资金自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主要表现为:民间资金作为资本要素在投融资机制和资金运用效率方面开始出现缺陷。http://www.zjsr.com浙商网2004年12月22日《温州模式遭遇“钱多的烦恼”》。)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迅速崛起的动因。浙江是全国的民营经济大省,杭州是全国的民营经济大市。(注:在目前的统计指标中,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被看作是国有经济,其他的经济成分近似地看作是广义的民营经济,广义的民营经济扣除外资经济后则是狭义的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典型部分应是个体私营经济。本文中所指的民营经济是广义的民营经济。) 多年来杭州市积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消除种种对非公有经济的不公正待遇,从而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全市民营企业的数量、从业人员、实收资本和营业收入4项指标,均列浙江省第一。杭州非国有企业在数量上超过全市企业的90%,个体私营经济对全市GDP的贡献率已达42%,个体私营和股份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全部工业总产值将近80%。普查资料表明,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13.85%的私营企业, 吸纳社会劳动力占全部企业法人吸纳劳动力的37%。杭州私营经济高度集中于制造业与商业餐饮业这两大行业。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民营企业在整个杭州经济总量中首度跃居全省第一,占据了半壁江山。杭州市民营企业存在规模经济和区域优势,这就是“一地一品”、“一村一品”的产业集聚。大型民营企业较多分布于通讯器材制造和纺织行业,显示出杭州私营经济区域性优势特征。民营企业的大量涌入又触动了金融机构的敏感神经。全国商业银行纷纷到杭州设立分行,形成了商业银行开一家赚一家的“杭州奇迹”。不仅是民营企业,法国达能、德国博世和西门子、日本松下和东芝、美国摩托罗拉和默克等诸多跨国公司也已登陆杭州。2004年,杭州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0亿美元;西博会中签订的29个外资项目,又使杭州成功引进外资10.7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突破20亿美元。民营经济已占杭州市经济总量70%左右,实现了从国有经济大市到民营经济大市的跨越。(注:《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指出,《福布斯》在中国评选最佳商业城市,主要有5大指标:私营企业活力、市场规模及潜力、人才素质、商业成本、交通,在5大指标中,杭州有四大指标排在前20位。“私营创业活力”包含两大板块,一是私企员工在所有企业员工人数中占的比重如何,另一块是民营企业数量在所有企业数量中占的比例大小。这两项比重越大,私营企业活力越强。杭州的这两项指标均十分突出。)

杭州在民营经济发展上,形成了“外引内生并举”的动力机制。一方面,杭州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和依赖蕴藏于城市内部创新力的培育,内源性、内生创新是杭州城市经济活力的根本源泉。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重视借助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力量,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与国际接轨,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主力军作用,推动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促进民营企业进入国际产业链分工,并善于把外来的推动力转化为城市自身的创新力。杭州对外部开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引资合作,引入国际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与杭州民营经济的内部机制、地域文化和传统产业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内源性经济与外源性经济“两轮驱动”,通过创新、融合形成竞争优势,提高杭州经济的竞争力,从而推进杭州经济进一步加快发展。杭州企业中外合资“嫁接”成功率较高,如杭州华丰纸业、杭州青春宝药业、杭州西子电梯等中外合资企业,通过合资引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与企业长期积累的自有品牌和企业文化相结合,使企业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外开放和内生创新使杭州拥有更大的市场、更丰富的资源,并提高杭州运作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从而促进杭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杭州虽然没有世界一流的大企业,但杭州的企业普遍地吸收了世界一流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进而在杭州诞生了一大批充满活力的民营中小企业,也正是这些民营企业,有力地推动着杭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入WTO后,民营企业还将按照杭州产业导向目录,通过引进外资组建新的投资主体,共同投资新的开放领域,包括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支柱产业,投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能源、交通、市政公用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旅游业为龙头的商贸、房地产、文化产业、中介服务和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甚至与外资结合起来,共同投资许多向民资和外资开放的垄断性行业。

4.政府职能的定位和管理体制不同

经济发展模式一般可分为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外部性政府主导型以及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和政府主导相结合型。传统苏南模式属于外部性政府主导型模式,也有人说是“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政府与企业难以分开,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模糊,在一些乡镇,干部更兼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其实是由政府掌管,管理体制上模仿国有企业,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权。而温州模式属于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模式,也有人概括为“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州大部分企业都掌握在股东手里,政府对企业的操控相对较弱,政府干预也就较少。在温州模式的形成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广泛的作用,政府的职能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硬软环境)和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则运作(如注意提高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等),即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环境和公共产品上,管理职能相对弱化。正是凭借这种自生能力,企业获得了高于社会正常利润水平的利润,使温州经济得以较快增长发展。温州经济是转型经济成功的一例,其要旨在于激发和依赖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得高增长的结果。温州经济是自生能力推动的经济模式,表现在城市化道路上就是由自生能力推动的城市化道路。

杭州模式则属于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和政府主导相结合型,刚好处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中间点上。杭州既强调政府主导,也注重民间推动,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政府与企业间的和谐。具体来说,就是倡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运行模式,发挥行业群的作用,以城市品牌共打、企业共同受益为目标,搭建政府管理城市与企业家经营企业有效联结的产业、行业运行平台,使杭州特色产业品牌和城市品牌相互提升、相互促进,提高城市整体的知名度,扩大杭州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杭州市委市政府要求在机关倡导杭州人文精神,就是要鼓励创新服务,即扩大服务、提供服务平台,现在杭州市一级政府权力越来越小,但创新服务空间却越来越大。杭州市政府正努力建设与“和谐创业”相适应的体现亲民、规范、信用、协商、服务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杭州在创业模式上正在形成自己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杭州温州商会会长黄靖深有体会。他说,杭州现在在国际上的名气越来越响,说明杭州市政府努力创造了一种和谐创业的氛围。他认为,这几年,杭州政府机关的效能提高了,和很多城市相比,杭州在创业环境上有着很大的优势,和温州经济基本上由民间力量主导不同,杭州经济是民间和政府共同驱动的结果。

5.企业家的背景不同

杭州的创业模式与苏南、温州创业模式最大的不同反映在企业家的背景上。温州的大多数企业家都出身于农民老板,主要发源于个体和家庭商贩,人人都是老板,是拥有个人资产的“资”本家。而苏南地区的背景有些特殊,跨国企业多,大多数企业家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更多的是拥有高学历,服务于外资、合资企业,是职业经理,是知识渊博的“知”本家。杭州的企业家分两个层面:90年代以前,和温州相近,是农民出身的“资”本家;90年代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集知识与资本于一体,成为集“知”本家和“资”本家于一身的老板、新型企业家。其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杭州软件业就是典型一例。至2004年底,杭州的软件高科技产业超过上海,成为全国软件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因此,集“知”本家和“资”本家于一身的新型企业家的形成正是杭州文化价值与经济运行和谐的一个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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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和谐创业”模式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_温州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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