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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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命名是作家艺术构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古代小说命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考察小说作家的创作心理,认识古代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了解古代小说文体的发展、演变历程,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思想文化及其对小说创作、传播的影响①。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命名,探讨古代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历程。因古代小说作家、作品数量众多,跨越的时代漫长,有鉴于此,我们选取《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唐传奇以及明清通俗小说的命名等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阐述古代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体意义。

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五家小说体现的文体特征

东汉班固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基础上编成《汉书·艺文志》,他在《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了15种小说作品,具体篇目以及班固、颜师古、应劭等人的简短注文如下: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也。’”)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以上小说出自先秦至汉代,共15种,合计1390篇②。笔者根据小说命名以及班固、颜师古、应劭等人注文,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早期小说命名的文体特征。

(一)《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命名与子、史关系紧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罗列以上15家小说之后指出:“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③诚如鲁迅所言,《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著录的小说体现出“似子”或“近史”的性质。我们从小说命名可以推断,《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等类似于先秦诸子著作,这些小说直接将人名嵌入小说命名之中,与先秦诸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命名方式相当接近,而《周考》、《青史子》、《臣寿周纪》等命名则接近于史书,如《周考》,班固注称:“考周事也。”《青史子》为“古史官记事也”。这些小说命名反映出早期小说对子书、史书的模仿与依赖,它们与子书、史书的取材、创作手法、创作风格等相当接近,甚至可以说是子、史的附庸。上述15种小说不少存在假托的现象,例如,班固认为《伊尹说》“其语浅薄,似依托也”,认为《鬻子说》乃“后世所加”,怀疑《师旷》是“似因托之”,认为《天乙》、《黄帝说》皆“依托”之小说。不管这些小说命名、创作是否为后人假托,至少可以说明到班固生活的东汉时期,小说取材、创作徜徉于子、史之间,距离文体独立的路途还非常遥远。

(二)与说体文关系密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15家小说之中,《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等5种小说共1047篇,皆以“说”命名,占《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15种小说1390篇的75.3%,这一比例相当可观。“说”是一种独特的文体,西晋陆机《文赋》已把“说”作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之一,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卷四《论说》指出: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④

刘勰认为,说体文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辨士们的言辞,这种说法不免缩小了说体文的内涵,但他指出:“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揭示出说体文的渊源及特点。他认为:“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顺情入机,动言中务”、“喻巧而理至”、“事缓而文繁”。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说体文的特征。王齐洲先生指出:

先秦后期诸子在言说中已经有把“说”作为文体概念使用的倾向。下面略举几例为证:

《庄子·天下》:“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

《荀子·正论》:“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⑤

战国中后期出现不少以“说”冠名的作品,如《墨子》之《经说》,《列子》之《说符》,《庄子》之《说剑》,《韩非子》之《说林》、《八说》、《内储说》、《外储说》等等,这表明当时说体文已经存在并流行。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中,以“说”命名者占75.3%,充分体现出先秦说体文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之深。

二、唐传奇命名的文体意义

唐传奇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⑥,一方面,它标志着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另一方面,又继承汉魏六朝小说的取材方式、创作倾向,这在小说命名中得以充分体现,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唐传奇的命名体现出与史传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唐代重视史学,修史成风。史学发展到了唐代,可以说达到鼎盛时期。自唐高祖开始,官方修史成为制度。令狐德棻向高祖建议: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⑦

唐高祖接受了令狐德棻的建议,下诏修史。唐太宗也非常重视以史为鉴,《晋书》、《梁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都是在唐代由官方修撰的。唐代文士也将参与修史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官至宰相的薛元超还以“不得修国史”作为平生三大恨事之一⑧,在这种重史的氛围下,唐传奇的命名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小说创作多以“记”、“纪”、“志”、“录”等词语命名。

关于唐传奇以“记”、“传”命名的问题,有些论者曾经谈及,比如:李少雍撰《〈史记〉纪传体对唐传奇的影响》(刊于《文学评论丛刊》第1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孙永如撰《唐代文士的史学意识与小说的历史化》(刊于《扬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笔者主要依据汪辟疆《唐人小说》所录篇目的正文部分,同时参照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拙著《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从单篇传奇和小说集两个方面进行统计,统计情况如下:

1、以“传”命名的:《补江总白猿传》、《邺侯家传》(《邺侯外传》)、《崔少玄传》、《高力士外传》、《欧阳詹传》、《任氏传》、《柳毅传》、《柳氏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莺莺传》、《冯燕传》、《无双传》、《上清传》、《虬髯客传》、《杨娼传》、《灵应传》、《阴德传》、《仙传拾遗》、《续神仙传》,共25种。

2、以“记”或“纪”命名的:《古镜记》、《梁四公记》、《冥报记》、《广异记》、《枕中记》、《离魂记》、《三梦记》、《通幽记》、《周秦行纪》、《秦梦记》、《秀师言记》、《纪闻》、《河东记》、《集异记》、《纂异记》、《大唐奇事记》、《原化记》、《兰亭记》、《大业拾遗记》、《耳目记》、《扬州梦记》,共21种。

3、以“志”命名的:《辨疑志》、《博异志》、《独异志》、《宣室志》,共4种。

4、以“录”命名的:《定命录》、《异梦录》、《龙城录》、《玄怪录》、《续玄怪录》、《冥音录》、《会昌解颐录》、《明皇杂录》、《东阳夜怪录》、《潇湘录》、《剧谈录》、《刘宾客嘉话录》、《闻奇录》、《续定命录》、《稽神录》,共15种⑨。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⑩古代史官将真实记载历史事实、言行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唐传奇的命名也体现出小说作家的拟史意识,他们记载自己亲自听闻、亲眼所见的人或事,有言必录,有事必记,并突出真实的原则。在上述不完全性统计中,以“传”、“记”、“纪”、“志”、“录”引入小说篇名者达65种之多,这一数字可以视作唐传奇历史化的直接证据之一。

(二)唐传奇的命名体现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趋势。我们在前文提到,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唐传奇处在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它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子、史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与此同时,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我们从小说命名来看,比如,牛僧孺《玄怪录·元无有》讲述唐代宝应年间,有位元无有仲春末独行于维扬郊野,正值天晚,风雨大至,元无有遇见四人聚谈吟诗,等到天亮以后才发现这四人原来是“故杵、烛台、水桶、破铛”四物所变。作者将这篇传奇取名为“元无有”,明确向读者表明:这是一篇有意虚构的作品,体现出唐代小说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除此以外,像《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同样是虚构之作。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二酉缀遗中》指出:“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也指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12)所谓“作意好奇”、“有意为小说”,其重要内涵之一就在于唐代小说作家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有意识地采取虚构、夸张、想象等文学手段进行创作,逐步摆脱了史学的束缚,《元无有》、《成自虚》等正是唐人“看意为小说”的集中体现,体现了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趋势。

(三)唐传奇以“闻”、“传闻”、“新闻”等为名,如《纪闻》、《纪闻谈》、《封氏闻见记》、《玉泉子闻见录》、《闻奇录》、《次柳氏旧闻》、《南楚新闻》、《异闻集》等,体现出在小说文体演进过程中,民间传闻的影响不可忽视。

古代小说自它产生的初期开始便与民间传闻结下不解之缘,班固《汉书·艺文志》明确指出小说多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唐传奇的产生、发展与民间传闻同样关系紧密,以狐怪传闻为例,唐代社会流传的相关传闻成为此类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太平广记》卷四四七所引《朝野佥载·狐神》指出:“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太平广记》卷四四七至四五五“狐”类作品共48篇,绝大多数是唐人所作,这些作品是与当时“无狐魅,不成村”、普遍流行的狐怪传闻密切联系的。中唐李德裕在《次柳氏旧闻》的自序中指出:“彼(按:指高力士)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13)李德裕把“实录”与“传闻”相提并论,意在强调《次柳氏旧闻》一书都是高力士亲眼所见,告诉《次柳氏旧闻》的作者而被作者记载下来的,真实可信,不是据道听途说而创作的。李德裕这段话实际上也从侧面透露出当时小说创作领域根据传闻而创作的情况较为普遍。

唐人传奇正是在糅合民间传闻、历史史实等基础上,运用虚构、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段,“作意好奇”,由此出现了接近于现代小说观念的作品,实现了小说文体的独立。

三、明清通俗小说命名与小说文体的演进

明清时期,古代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获得空前的发展,从而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笔者试图通过小说命名的变化,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通俗小说文体发展、变化的历程。

(一)演义概念的变迁。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开始,明清时期通俗小说以“演义”为名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与传播历程中,演义这一概念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它既是一种创作方法,又是一种编辑手段,在多数情况下,则表示文体概念。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所谓演义,体现为虚实结合的创作方法。演义,本来是依实事而演,在真实人物、事件的基础上加入适量的虚构,正如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所云:“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14)随着小说创作与小说观念的演进,演义一词逐步融入更多的虚幻、荒诞的成分,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15)

在小说编辑、整理、刊刻过程中,“演”或“演义”诸词也代表着一种编辑手段,我们以明末陆云龙峥霄馆所刊《型世言》为例,这部小说的第一回、七回称“陆人龙……演”,第二回、六回、十回称“辑”,第三、四、五、九、十二回称“演义”,第八回称“撰”,第十一回称“编”。由此可见,“演”、“演义”与“编”、“撰”、“辑”等一样,成为坊刻小说的编辑手段。

演义作为小说文体概念,被人们广泛接受。明清时期,演义一词甚至成为通俗小说(包括长篇章回小说与短篇白话小说等)的通称,作为小说文体概念的演义从何而来呢?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加以阐述:

1、从注疏学角度来看,演义一词源于对经书、诗歌的注释与阐发。演义,较早见于西晋潘岳的《西征赋》:“灵壅川以止斗,晋演义以献说。”(16)演义的本义在于演说铺陈某种道理并加以引申(17)。笔者认为,早期的演义一词主要是作为注疏学的概念,解释词意,考证名物等等,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云:“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18)依据经典演说上世故事,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作适当的“增饰”,可以说,早期的“演义”与经典已经结下不解之缘。宋、元、明时期,演说经典之风兴盛,尤其是自王安石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以来,注重阐发经史的微言大义,如元代学者梁寅撰《诗演义》,“是书推演朱子诗传之义,故以演义为名”(19)。明代学者徐师曾撰《今文周易演义》十二卷(20),这种做法对后来作为小说文体概念的演义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演义一词与诗歌及其注释之间关系密切,清代钮绣《觚续编》卷一《言觚·文章有本》云:“传奇演义,即诗歌纪传之变而为通俗者。”(21)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云:“《杜律虞注》,本名《杜律演义》,元进士临川张伯成之所作也……训释字理,极精详,抑扬趣致,极其切当。”(22)这里所说的演义实际上就是诗注,诗歌通过注释的形式而变为通俗,通过注释阐发作者创作意图,这就揭示出早期演义概念的内涵。

演义所演之“义”至少有两层内涵:一是字词释义、名物考证,二是阐发义理,突出教化功用。在小说领域最早出现“演义”一词的是唐代苏鹗的《苏氏演义》,此书承继了传统注疏学的特点,以考证、释义为主,这与明清时期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强调劝诫功能的演义小说有较大的区别,明代修髯子阐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意图时指出:“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櫽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23)修髯子强调阐发演义之“义”,突出小说的教化功用,这与宋、元、明时期演说经典之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宋、明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理学的盛行也有一定的关联,明代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在交代自己《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一书的创作情况时就指出:“按《通鉴纲目》而取义。”南宋理学家朱熹的《通鉴纲目》成为小说家阐发小说“义理”的重要参照。

2、小说演义体源于民间说书之“演史”一家。如果说,在注重通俗化、注重劝诫的创作倾向诸方面,传统注疏学影响了小说演义体的形成与发展的话,那么,在按鉴的创作形式、题材内容、叙事结构等领域,小说演义体更多地受到民间说书中“演史”一支的影响。宋代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小说引子”篇注云:“演史讲经并可通用。”并称:“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言非无根,听之有益。”(24)宋元时期,“演史”成为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后来直接导致演义体小说的形成与发展。

一般认为,“演史”出现于宋元时期,实际上至少在五代时就已存在,到宋元时蔚为大观。明代观海道人《金瓶梅序》云:“小说中之有演义,昉于五代、北宋,逮南宋、金、元而始盛,至本朝而极盛。”(25)据《南宋志传》记载,五代时,刘知远曾造勾栏,勾栏搬演故事(26),“演史”应是五代至宋元勾栏说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早期“演史”呈现一些特点:依据史实按鉴演述,强调语皆有本,不同于全凭杜撰的其他小说;突出劝诫功能,宣扬忠义节孝;语言通俗,主要满足下层市民的欣赏要求;在说书艺人所演之“史”中,三国故事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罗贯中在“演史”基础上完成的《三国志演义》标志着演义体小说的成熟。

五代以来民间说书中“演史”的特点多为后来演义体小说继承并发展,明清时期通俗小说书名多标“按鉴”,采取按鉴创作的形式,多以“演义”作为书名的演义体小说正是在五代以来的“演史”基础上发展、演变的。

(二)明清时期通俗小说文体呈现动态的发展、演进之迹,对此,我们从小说的命名上可见一斑,笔者试图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小说命名由“录”、“志传”到“演义”。明代书坊主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指出:

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27)

熊大木应“眷连”杨涌泉的邀请,在旧本《精忠录》的基础上创作《大宋武穆王演义》(即《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熊大木将《精忠录》改写为《大宋武穆王演义》,在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均超越旧本。除这篇小说以外,熊大木还曾编撰《全汉志传》,后来甄伟则编成《西汉通俗演义》,谢诏撰《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撰《隋唐两朝志传》,清代褚人获撰《隋唐演义》,这种由“录”、“志传”到“演义”的现象在明清通俗小说书名中不乏其例。我们在上文提到,“传”、“记”、“录”等词语与史学关系密切,而演义则更加注重通俗性、故事性、可读性,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卷六《三国志通俗演义》篇比较好地概括了演义小说文体的创作特性:“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28)明代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云:

西汉有马迁史,辞简义古,为千载良史,天下古今诵之,予又何以通俗为耶?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义不必演,则此书亦不必作矣……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好事者或取予书而读之,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29)

这则序言概括出演义体小说文体的一些特点:其一,依据史实创作,注重通俗化,“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其二,“补史所未尽也”,强调在“演史”的基础上进行“补史”,补充史书之不足,这与明代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所言“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意思相近;其三,强调演义小说的娱乐性与劝诫性结合,“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明清小说命名由“录”、“志传”等到“演义”,体现出小说文体在摆脱史学束缚而朝通俗化、文学性、大众化道路迈出的一大步。

2、就历史题材小说而言,出现由“演义”到“遗文”的变化。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多采取小说按鉴编年的结构方式,受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及朱熹《通鉴纲目》等书影响较大,明末以后这种情况出现明显变化,明末袁于令创作《隋史遗文》即为例证,他在《隋史遗文》的序言中自称: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向为《隋史遗文》,盖以著秦国于微,更旁及其一时恩怨共事之人,为出其侠烈之肠、肮脏之骨、坎凛之遇;感恩知己之报、料敌制胜之奇、摧坚陷阵之壮,凛凛生气溢于毫楮,什之七皆史所未备者已。(30)

《隋史遗文》以“遗文”而不是以“演义”命名,虽然与早期的历史演义一样有着“辅正史”的目的,但是,在结构编排上,却与早期历史演义按鉴笔法明显不同,它以秦琼这一英雄人物而不是以帝王唐太宗作为小说的描写重点,围绕秦琼这一人物来构合情节;它虽然也按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叙事,但是并没有拘于史书的束缚,而是按照人物塑造的需要,对材料进行必要的选择,选取能够揭示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件着重叙述,完成了历史题材创作由编年体为主到采取纪传体的结构方式的转换,逐渐摆脱早期历史题材小说按鉴编年的结构方式,参合了《水浒传》式纪传体小说的写法。通俗小说命名从“演义”到“遗文”的变迁揭示出明清时期历史题材小说文体的演进之迹。

以上我们选择《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唐传奇以及明清通俗小说的命名等三个方面,就不同时期的小说命名与小说文体的关系进行论述。从中国古代小说命名整体来看,古代小说是在诸子论说的风气和子、史的浸染下,逐步发展、演变并趋向成熟的;古代小说与民间传闻关系密切,小说来源于民间,经由文人的参与、加工,最终达至雅俗共赏的目标。通过小说命名的变迁,我们可以从特定的视角透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逐步发展、独立的演进过程。

注释:

①本文探讨的小说命名主要指小说作品的篇名(含作品集名称),不包括小说人物的命名、人物绰号等。

②班固统计为1380篇,误。参见《汉书》卷30《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5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④⑩[南朝梁]刘勰原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719、560页。

⑤参照王齐洲《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稗官与才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3页。

⑥本文讨论的唐传奇,包括少数五代作品。

⑦[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97页。

⑧参见唐代刘《隋唐嘉话》卷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页。

⑨参照拙著《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11)[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6《二酉缀遗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3)[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自序》,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刊《顾氏文房小说》本《次柳氏旧闻》卷首。

(14)[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2,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3页。

(15)[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1《庄岳委谈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页。

(16)[西晋]潘岳《西征赋》,严可均辑《全晋文》卷90,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66页。

(17)参见谭帆《“演义”考》,《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18)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洪秀全演义》卷首。

(19)[清]纪昫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6《经部十六·诗类三·诗演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1页。

(20)[明]徐师曾《今文周易演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卷7。

(21)[清]钮绣《觚续编》卷一《言觚·文章有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22)[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页。

(23)[明]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古本小说集成》据嘉靖本影印《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24)[宋]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25)[明]观海道人《金瓶梅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9页。

(26)参见《南宋志传》第119-120页、134页,《古本小说集成》据三台馆刊本影印。

(27)参见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卷首。

(28)[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4页。

(29)[明]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万历四十年金陵周氏大业堂刊《西汉通俗演义》卷首。

(30)[明]袁于令《隋史遗文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隋史遗文》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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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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