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服务业论文,含义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服务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非实体化的经济。服务业在定义和测度、评价标准、生产和消费关系、数量和价值关系、劳动生产率变化等方面与制造业有很大差异，还涉及许多超经济的问题。与过去30年由制造业推动的高增长时期相比，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含义及其对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收入分配和国民福利的影响比较复杂，有些可能超出我们的经验和预期。本文将择要讨论上述问题，预测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比重提高的可能性，并提出改革开放对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服务业的复杂性和研究难点
服务业的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庞杂、性质差异和目标多元，这些都对分析研究和实际工作带来困难。①
1.构成庞杂
服务业的构成极其庞杂，既包括传统“纯劳动”型服务业如家庭服务、餐饮、警察、保安等行业，也包括资金、设备和技术高度密集的服务如电信服务、航空服务等行业，还包括知识含量很高的研发、软件、咨询、创意等行业；既包括最具备完全竞争性质的商业零售、餐饮、演艺、商务服务等行业，也包括最具备自然垄断性质的金融、电信和网络设施等行业。服务业还包括大量超出经济意义的行业，例如教育、文化、卫生以及社会管理和政府部门等。构成庞杂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难题，这里提及两个方面。一是“共性”难以概括，反映服务业一般特征的普适分析框架不易构造，因此，在服务经济研究领域，除很少数研究服务经济“一般理论”的文献外，绝大部分都是分行业的研究，描绘不出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的全貌。二是统计困难，服务业统计中存在的缺口和缺陷相对较多，例如我国目前就存在资料来源缺口和口径不同、房地产业数据低估、保姆等服务未被计入、服务价格指数缺失等问题。②在各国经济统计中，服务经济遗漏都较多。从最近两次经济普查的结果看，我国常规统计的主要问题是低估了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③
2.性质差异
服务业的分类角度较多，从本文研究内容的需要强调两种分类角度。④首先，是区分为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这两类服务业性质迥异，研究者也有各自的分类标准。本文中，传统服务业往往指早于现代制造业就存在和发展的服务产业，例如家庭服务、零售服务、旅行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治安和国防服务、行政服务等，较早时期的服务经济研究都以此类服务业为对象。⑤其特点包括：一是“结果无形”，即服务过程不产生有形结果；二是“生产消费同步”，即服务生产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生产完成时服务已经提供给了消费者；三是“不可储存”，由于必须同步，服务无法储存；⑥四是“不可贸易”，同步和不可储存的特点，使服务无法在一地生产而在另一地消费；五是所有权不能完全让渡。商品交易的是商品所有权，服务是人力资本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不存在所有权的交易，服务只是让渡人力资本使用权。⑦
上述性质使较早时期的传统服务业具有以下经济学意义上的重要特征。第一，没有规模经济。由于服务生产和消费不可分离而是同时同步进行，消费需求又高度个性化，因此“批量”、“标准化”“劳动分工”等导致规模经济生产的基本要求不能满足。第二，技术含量低。制造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高效率机器设备上，多数传统服务业是直接的劳务活动，机器设备难以普遍应用。第三，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都体现不到服务业上，有学者甚至将服务业称为劳动生产率的“停滞部门”(Baumol,1967)。
现代服务业指随着现代制造业的出现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例如金融服务、商务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研发设计服务、信息服务、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现代服务业具备了技术含量高、规模经济显著、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特点。同时，采用信息技术使一些传统服务业的性质也发生变化。例如音像制品将音乐会等无形服务过程变为了有形制品，生产和消费可以异时异地，可以储存和进行贸易。近些年网络技术的发展再次改变了部分服务的特性，此时演艺服务不需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交换有形的存储介质，服务就可以随时随地消费。网上交易、电讯、远程教育和医疗、视频会议等新的服务方式，都使相应的服务业态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服务的传统特征。
其次，服务业可以划分为可标准化的服务业和不可标准化的服务业两类。可标准化的服务业，强调结果或过程的同质化，因此可以使用提高效率的设备和实现规模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信息、通讯、金融、批发业等。不可标准化的服务业，其性质与前者相反，不可能用机器替代劳动和大规模同质化生产。其中一些属于专业知识密集型服务如医疗、教育、文化、咨询等；另一些属于直接劳动型服务如家政、保安、保洁等。这个分类虽然国内不经常用，但本人认为十分重要：它涉及规模经济、劳动分工、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分析中最核心的概念，两种类型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服务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也很不相同。
3.目标多元
服务业覆盖的范围跨越经济和社会领域，相当一部分处在“社会事业”领域中。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愈来愈多的消费者愿意以个人支付的方式增加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服务消费，这必将导致社会事业的经济功能明显增强，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部分日益重要。社会事业各个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特别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它国家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规律和经验看，这些领域的产出应该占GDP的20％以上和服务业的40％以上。但是，政府能够提供的服务消费很有限，这就要求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激发活力提高效率，大幅度增加服务产出。
这部分的分析表明，研究服务经济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总量”分析和揭示“规律”要谨慎。不同服务行业的汇总数据只是一组高度离散数据之和，平均值并不能代表“一般性”。二是时间序列分析要谨慎。存在“快变量”是服务业的特点，例如信息技术的出现就是“非边际”的革命性变化，简单的趋势外推和比较研究有可能导致大偏差。三是判断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要谨慎。服务业统计困难，易漏易误因素多，服务业产值和比重被低估的概率较大。四是存在多元目标和多种评判标准，需要权衡不同角度的关切，统筹考虑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真实增长与名义增长：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含义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的含义与制造业有很大不同。理解服务业增长含义的核心是：比重上升的原因可能是真实增长，也可能是名义增长。先看一个例子。
1980年，北京买一台17吋黑白电视机的价格约为1000元，聘一位家务服务员的价格约为500元/年。简化起见，以它们分别代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则当时两者的比例关系为2:1，商品消费为主。2008年，北京买一台21时平面彩色电视机的价格约为1000元，聘一位家务服务员的价格约为15000元/年，两者比例关系为1∶15，服务消费为主。再简化放大为国民经济结构，服务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87年的33％上升到了2007年94％。然而对消费者来说，消费结构并没有实质改变：仍然是买了一台电视和聘用了一位家务服务员。决定服务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的是制造和服务两者比价关系的变化。
这个案例说明了实际消费结构(以消费内容衡量)和名义消费结构(以支出结构衡量)的差异。当然，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实际消费结构和名义消费结构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在服务经济比重加快上升时期特别显著。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提供的研究思路和服务业发展现实，尝试概括提出决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的四个主要因素，解释上述差异显著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实三名”。
1.新增服务消费：真实增长
服务消费的真实增长，是指服务消费“量”的实在增长。生活型服务消费需求的真实增长有几种类型。一是收入提高产生的服务需求，如高等教育服务、文化休闲服务、体育健身服务等。二是技术发展提供的新业态和新品种。与互联网相关的服务最有代表性。以网络游戏产业为例，2008年，我国网游产业销售收入达到184亿元，同比增长77％，已远远超过电影、电视娱乐节目和音像制品这传统三大娱乐节目的收入(课题组，2009)。三是制造业产品带动的关联服务消费，例如汽车服务、通讯服务、网络服务等。四是公共服务持续增加。生产型服务需求的真实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产业组织变化和最终需求变化的引导。随着科技进步，新产品、新设计、新的加工工艺等不断出现，作为中间技术投入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农业、制造业甚至服务业自身。制造业愈来愈复杂的分工体系，要求有密集的服务网络如物流服务、供应链服务等将其联结成协作体系。产品复杂性的不断增加，要求有方便快捷的客户服务如培训服务、售后服务等。
2.服务相对价格上升：名义增长之一
前面已经指出，许多直接提供劳务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较慢。因此，虽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都在提高，但制造业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其抵消，而服务业中工资上涨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价格较快上涨。这就是前面例子中电视机和家务服务相对价格显著变化的原因。这种情况下，虽然以增加值衡量的服务产出比重上升，但服务量并没有相应等幅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比重变化并不等于“数量”比重的相应变化。制造业以产值衡量的产出比重虽然下降，但实物产出却在持续增加。服务业则相反，产值比重上升并不代表服务量的相应上升。⑧
3.服务专业化和外移：名义增长之二
这是指原本处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或制造企业内部的服务供给独立出来，由专业化企业提供，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福特模式”基础上的，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品从设计、制造到销售和售后服务等，都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完成。在这个体系中，商品价值中含有大量服务内容。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无所不包的纵向生产组织方式在许多领域不再有竞争力。每个企业只能集中在有限的核心业务上，其它业务希望更专业化的公司提供。因此，企业将部分原本内部提供的零部件和服务转为从外部购买。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以后，服务切割外移显著加速，成为产业分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切割外移的服务从信息系统维护、售后服务、后勤等“非核心业务”，逐步扩展到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核心业务。这类中间服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有制造体系中内含服务的“切割”和外移，服务从企业的内部环节转变为外部的市场关系，从内部分工转变为社会分工。此时的服务业增长并没有为国民产出提供一个增量，而只是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⑨
4.自我服务转为市场化服务：名义增长之三
在社会成员流动性不强、社会分工不发达时，许多服务在家庭内部和亲朋之间无偿提供，不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随着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相当一部分家务服务社会化，成为有酬劳动，就产出了GDP。这个变化被形象地描述为“自己洗涮变为相互洗涮”。服务业的这种增长潜力在我国同样存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对十城市作了无酬劳动时间调查，有79％的受访者参与了无酬劳动；男性参与率为60％，人均2小时18分/天；女性参与率为97％，人均4小时30分；平均到全体国民，人均2小时44分，如果其中一半逐步转化为有酬劳动并取得社会平均收入，GDP要增加10％左右。⑩
三、“名义”增长的“真实”意义
服务业“真实增长”的积极意义无需赘述。需要特别分析的是“名义增长”。从静态和微观看，这些增长是“名义”的，然而从动态和宏观看，它们都蕴含着真实变化，有重要意义。特别要关注三个积极影响和三个长期挑战：对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服务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积极影响，对交易费用、稳定物价和公共服务可持续性带来的长期挑战。
(一)三个积极影响
1.提高生产效率
在初始阶段，企业内部服务切割外移和家务劳动社会化确实是“名义”增长，但之后，由于生产组织方式、激励机制等发生变化，促使生产效率得以“真实”提高。
首先是专业化分工的深化。生产性服务诸如研究设计、供应链管理、市场和客户服务等，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每一项业务需要的专业能力积累和人力资本构成不同，以往内部提供，业务量有限，不可能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外移给专业服务企业提供，可以显著提高专业化水平。其次是扩大规模经济效应。单个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有限，而且往往具有间隔性。以售后服务为例，推出新产品后一段时期需求较大，此后趋于稳定。专业化的客户服务公司能为多个企业错期提供服务，需求峰谷互补，达到规模经济。有了足够规模，就能够使用最先进的设备和聘用更专业的人才，降低成本并提供更好服务。再次是促进人力资本能力积累。专业化有利于工作能力的提高，这种现象在IT行业最普遍。专业化IT企业中的员工有机会参与不同项目，能力积累很快。如果一个企业自建IT系统，技术人员就要守着一个不变的系统进行维护类的工作，因此留住优秀技术人员困难。还有一类服务是企业中的非核心业务，例如已中止业务的老客户服务、保洁保安服务、餐饮服务等，员工没有好的升迁前景，没有自豪感，缺乏激励，难以管理。如果将这些业务外移出去，交给专业公司提供，这些业务就是专业公司的主业，员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充足激励。
2.提高服务水平
一些看上去“相同”服务的价格上升，其中有劳动成本上升导致的名义增长，但服务质量和水平也在提高。一是等量服务中的技术和知识含量增加。例如同病种手术费用的上升，除医护人员工资水平上涨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医生受教育年限增加、手术器械和监护设备费用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使手术过程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11)二是服务消费中的“愉悦”因素增加，例如宽敞舒适的购物、用餐环境，专业豪华的音乐厅，无排队等候时间，工装整洁举止优雅的服务人员等，都会使同样质量的零售商品、食品饮品和演出活动的价格大大上升。
3.增加劳动报酬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人工成本上升带来的服务价格上涨是“名义增长”；但是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这种“名义增长”却是真实的收入增长。从国民经济整体看，服务业中劳动报酬的增长快于其它生产要素报酬的增长，表明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份额的增加。因此，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增加劳动报酬，改善收入分配。在发达经济体中，人力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首要地位，利润、利息和税金一般只占总收入的30％左右，其余主要为人力资本收入。服务业增长及劳动报酬相应的快速增加，将成为改善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发展服务业还能改善长期收入分配。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与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有关，教育发展使更多的人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缩小不同出身劳动者在知识、技能方面的差别；卫生、文化、体育等行业的发展，可以普遍提高国民身心健康水平，缩小公民在身体素质和文化修养等方面差别。尤其重要的是能够使青少年不因家庭贫富而产生智力和体能方面的显著差别，从而减弱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
(二)三个长期挑战
1.增加交易费用
前面已经指出，服务供给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能够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和提高生产率。但是，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协调机制并不免费，原本内含在企业内部的服务独立出去，通过签订市场契约供给服务，必然产生新的交易费用。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专业化可能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因为服务不提供实物产品，因此其产出结果难以衡量，愈是高知识含量和专业化程度高的服务，投入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就愈强：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市场营销、管理活动等，都不易事先确定衡量标准。许多生产型服务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中，而不是像零部件制造和加工工序那样可以完全独立进行，例如开发新产品要与企业各个部分的能力相匹配。实际上，许多生产型服务都是一个在应用中持续改进和与相关各方互动的过程，参与各方的知识和技能都需要整合，服务提供要贯穿于企业全部流程之中，将这些服务移出企业外部通过契约方式外部供给，市场合约谈判和执行困难，交易成本可能很高。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长期以来生产型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大大低于制造过程的专业化程度。近30年来生产性服务外移和专业化速度加快，主要得益于技术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专业化的研发、设计、编程、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企业，可以以极低成本通过网络即时连结用户企业，介入加工制造过程的各个环节，提供全过程的专业服务。不过，即使如此，生产型服务的外移和专业化的成本与风险仍然较高，在专业化的益处和市场交易的成本之间寻求平衡点，将是生产型服务业选择组织模式的长期权衡。
2.物价上升的长期压力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由于服务业价格上升速度高于制造业，服务业较快发展有可能引起价格总水平的较快上升，因此在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比重上升的时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倾向。鲍莫尔阐述过一个非均衡增长对稳定物价影响的宏观经济模型：在一个生产率增长内在不均衡的经济中，由于名义工资是同水平增加，那么生产率停滞部门(主要是服务业)的成本(主要是工资成本)将不断上升，导致其价格愈来愈高(Baumol，1967)。鲍莫尔自己用投入产出表对美国1947年到1976年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相当一部分服务业虽然产值比重上升，但实际产出比重基本不变，证明了这些服务业具有劳动生产率上升慢、价格上涨快的特点，其他研究者也有类似发现(Baumol et al，1991；Kravis et al，1983)。许多国家包括我国近些年的经验都表明，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中，服务价格上升的影响最显著。
3.公共服务可持续的长期压力
国际经验表明，公共服务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单位服务成本长期呈现上升趋势，提供同样服务需要愈来愈多的财政支出。同时，公共服务还具有不完全受市场力量约束的特征，提供者没有竞争压力，成本上升过快；消费也不全部由消费者直接购买，公众要求政府不断增加供给。两种因素叠加必然导致政府支出水平不断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把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投入这些领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此长期下去难以为继。有研究者将公共服务部门的过快增长看作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12)
四、对服务业增长前景的一个预测
本部分从国际比较和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结合上述分析，对我国服务业的增长前景作一点预测。
(一)国际经验比较：进入中等偏上国家行列后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的可能性增加
虽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是一个总体趋势，但是，这种趋势的含义是“平均值”还是“普遍性”，在不同阶段并不相同。总体看，收入水平低组别的国家，其服务业比重更多表现出“平均值”的特点，即这个组别中各个国家服务业的比重与平均值的离散程度很高，甚至看不出收入水平与服务业比重的规律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各个组别内不同国家服务业比重与平均值的离散程度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下面表1和表2是按照世界银行分类标准统计的不同国家组别描述统计量。其中，上下四分位数和四分位矩是能够表示样本离散程度的三个统计量。将一组样本按照数值由小到大排列，其中排列在第25％位置的值为下四分位数，排列在第75％位置的值为上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与下四分位数的差为四分位矩。这三个统计量能够反映样本分布的离散情况，与同样表示离散程度的标准差相比，它不会受到极端值的影响。
下面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与人均GNI的散点图，为了让代表各个国家的点尽量均匀散布，横坐标的刻度不是均匀的，实际刻度经过了对数调整，是取过自然对数后的人均GNI。(14)
从上述一组图中可以看出，按组别看，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这一点已多有论者无需再赘述。这里我们强调，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这种趋势的普遍性有较大差异。
首先考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指标，标准差指标显示高收入组别离散程度最大，但是从散点图可以看出，这主要是受到了5个极端值的影响，占总样本数的比重不到10％。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考察服务业增加值的四分位矩，中等偏下收入组四分位矩为17.5，即位于中间位置的50％的样本点散布在44.8％-62.3％的范围内。相比之下，中等偏上收入组四分位矩为13.5，位于中间位置的50％的样本点散布在55％-68.5％的范围内，比中等偏下组别明显缩小。而高收入组四分位矩为11.4，位于中间位置的50％的样本点散布在65.9％-77.3％的范围内，散布范围进一步缩小。服务业就业比重逐级上升的规律更加明显，而且各个组别相对更为集中一些。中等偏下收入组中间位置的50％的样本点散布在36.9％-51.8％的范围内，中等偏上收入组是50.1％-64.3％，高收入组别是64.3％-76％。四个组四分位矩分别为22.2、15、14.2和11.7，标准差分别为12.9、10.1、9.3和8.2，散布范围逐级缩小，样本更为集中。这组数据表明，中等偏上收入组别处于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的阶段，而且这种上升趋势比较普遍，“例外”较少，即这个组别国家不仅服务业所占比重的“平均数”上升相对较快，而且各个国家偏离这个“平均数”的差异较少，具体到每个国家，服务业进入较快发展期的概率较大。也就是说，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别后，与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阶段相比，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更强一些。
有国外学者最新的研究表明，服务部门增长呈现两波(two waves)态势。第一波发生在人均收入1800美元以下(以2000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在达到大约1800美元时则趋于稳定。第二波出现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左右，服务部门产出份额又开始上升，进入“第二波”增长。1990年以后，由于信息与通讯技术在服务业的应用，第二波增长启动的收入水平降低了。这个研究结论与上述四个阶段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规律大体上是一致的。此外，研究还发现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服务业比重上升的速度相对较快，显然这是有利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Eichengreen & Gupta，2009)。(15)
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组别，同时也进入了服务业“第二波”增长时期。与上中等组别的情况相比，我国服务业的两项发展指标在同组内比较都明显偏低，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只有43.4％和34.1％，而中等偏上收入组别的两项指标平均值分别为60.4％和58.3％，我国数据明显偏低。大幅度偏离正常值意味着“纠偏型”发展的余地较大。
(二)国情分析：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真实因素和名义因素已经具备
1.真实需求快速增加
随着产业升级和竞争加剧，农业和制造业对新增中间服务投入的需求快速增加。收入增长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各类新型服务消费增长很快，公共服务也快速增长。笔者曾经分析过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都对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有显著影响(江小涓等，2004)。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未来都会继续增强。
2.“名义增长”的影响增强首先是劳动成本快速上升，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有显著影响。近几年我国全口径的劳动成本增长持续保持两位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到2009年，城镇各类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达到14.9％(《中国统计年鉴2010》)。这个趋势在相当时期内不会改变，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预期其成本水平将快速上升。其次是中间服务外移的趋势仍将持续并加强。随着技术更新加速、生产性服务不断外移和服务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制造业将内含服务环节切割外移的趋势不会改变。再次是城镇化转向以农民市民化为重点，农村家庭迁移城市速度将明显加快，以往农村自给型服务将加快社会化。
3.政策环境明显改善
近些年来，国内各方面对服务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有明显提高，中央政府和各层级地方政府都将促进服务业发展置于重要地位。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服务业税赋过重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个判断可能并不全面。据笔者的粗略估算，服务业的税赋并不高于制造业，而且总体上还略低于制造业。以2008年为例，笔者粗略计算的结果是，第三产业营业税/增加值的平均税率为6.63％，在扣除了免税行业并对数据口径和可比性做了必要调整之后，实际税率为7.45％，明显低于制造业11.82％的实际增值税率。估算的具体数值可能存在偏差，但服务业税赋相对并不高的基本判断应该能成立。
总之，结合国际比较和国内情况，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有明显提高。
五、加快服务业改革开放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提高竞争力，加快改革开放是一个关键举措。
(一)加快服务业改革
1.放开进入和加强竞争
有一部分服务业如金融业、电信业、文化传媒、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和领域，程度不同地与自然垄断、经济命脉、公益性质、文化传承、价值取向和舆情导向等问题相关联，长期以来存在着各种类型的进入管制和竞争限制。(16)其中有些是必要的，例如坚持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政府主导性。但也有不少是以这些特征为借口，禁止或限制竞争者进入，导致服务内容单调、服务质量差和高收费，抑制了消费增长，从而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方面改革的空间很大，包括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推进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培养多元化的竞争主体等等。改革多年来的经验表明，竞争能够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服务消费和增长。电信行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电信巨头拆分重组、同一领域多家企业进入后，竞争推动服务品种增多、价格下降和服务质量改善，消费潜力大量释放，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2.加快社会事业领域改革
今后相当时期，我国公共服务部门增长较快，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部门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按照这些领域已经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并考虑各相关因素后估算，到“十二五”末期，我国社会事业领域的公共支出有可能占到GDP的12％左右，再加上社会资金的投入，这些领域的支出可能超过GDP的20％，占届时服务业比重的40％以上，地位和影响重要。这些领域的改革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事业型服务的效率。要用好巨额财政资金为公民提供优质基本公共服务，要花钱促发展，也要花钱建机制。例如提高公共研发投资的效率，关键是要发展出一套机制，使那些无效创意和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能被尽早发现和摈弃，使资源不至于被浪费。二是公共服务方式和主体多元化。即使是基本公共服务，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委托外包等方式，增加选择空间和竞争压力，提高服务效率。三是放开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财政支撑的供给能力有限，因此需要通过市场化融资聚集更多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这是尊重消费者个人选择、满足公民多样化需求的必然，也是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大举措。
3.加快人事制度改革
总体上看，服务业内部收入差距要大于农业和制造业，这是因为服务业比农业和制造业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愈是高知识含量和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少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就愈突出。在研发、设计、演艺、影视、体育等科技和文化创意行业，个人才能往往居核心地位。为了有效激励关键员工，需要给予特殊高报酬。在不少国家的最高收入人群中，“特殊人才”多于“资本家”，诸如影星、歌星、球星、著名主持人、大企业家、著名律师、著名专栏作家等，都位居收入塔尖。因此，服务业需要有更加灵活的组织形态和分配结构，以体现个性化的贡献。例如以个人为核心的“工作室”，高水平专业人士的“多点执业”，因事而设的“创作组”，大量的个体自由职业者等，都是服务业特有的组织方式。在我国，大部分高水平专业人员集中在国有事业单位，以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位职称等作为收入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对高水平个体的激励明显不足，人员的流动性又较差。需要加快改革，形成更灵活有效的人事管理制度，使关键优秀人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4.促进金融创新
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金融创新对服务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是支持服务生产。许多服务业的核心资本是人和专业知识，没有可抵押的实物资产，需要金融创新提供适合的融资方式。二是支持以未来收入支付当前服务消费。例如教育贷款使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少年可以先接受教育再支付费用。三是支持用未来可变现的资产支付当前服务消费。如各种形式的倒按揭服务，老年人或者将房屋产权抵押给银行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对房产价值和抵押人的寿命进行估算后，按月将现金支付给老人，老人去世后房屋产权归金融机构；或者老人向金融机构贷款消费，继承人承诺将房屋拍卖后用一部分钱还款，等等。我国城市有大量“房产富翁，现金穷人”，这些金融服务对“老人经济”的发展很重要，老年人对医疗看护、养生健身、生活服务、旅游、文化娱乐等服务的巨大需求依此才能够有效实现。
(二)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
服务全球化是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宏观指标上看，服务贸易和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全球贸易和投资总额的增长，其中服务业跨国投资增长更快，占全球跨国投资存量的比重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5％，上升到2006年的64％。从企业层面看，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全球跨国巨头中已占有重要位置。100家最大跨国公司中，服务业公司从1995年的12家增加到2007年的35家。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明显上升，从1995年的32％上升到2006年的54％，上升了22个百分点，这些公司海外业务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本土业务。(17)各国服务业相互渗透、融合和依存，国际化的服务供给和消费不断增加。我国以往的开放重点是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据笔者的估算，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约为28％，而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仅为7％左右。服务业扩大开放将推动我国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提高竞争力。
即使在“社会事业”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全球化趋势也明显加快。在教育领域，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高校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跨国交流和融合日益加强，教材、师资和学生的跨国流动日趋频繁。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年出口额都已超过100亿美元，德国已有五分之一以上的职教机构开展了跨国教育服务。在科技领域，科技全球化是近十年来全球化中最重要的新特征之一，大量的新知识新技术以商品贸易、跨国投资、技术贸易和人员流动等为载体，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应用。在文化领域，借助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影视作品、音乐制品、书刊、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的制作和消费大量跨国进行。在医疗领域，无论是药品研发还是医疗服务，都以外包、远程诊疗、医疗旅游等方式大量跨国展开。在体育领域，运动员、教练员国际交流频繁，各国取得突破的非传统优势项目，大都有外国教练的指导。开放使我们能有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丰富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服务消费，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
服务业开放中有几点应该特别重视。一是吸引人力资本流入。在服务业的许多领域中，人力资本是知识和技能的主要载体，要努力吸引全球最好的群体加入，为国内和国际市场服务。二是引进高端服务业。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业中，优质人力资源集中在国有事业单位，民间投资主要在低端，短期内很难形成竞争能力。引进外资和人才，能够很快形成高端服务能力，满足消费需求，同时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促进国内服务业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三是发展服务外包。目前跨国服务外包已经覆盖信息系统服务、软件编程和家庭办公、商业流程、远程医疗和教育、物流和零售批发商业、文化娱乐、金融保险、信息技术、物流等各类服务业。今后若干年，大中专毕业生成为我国新就业者的主要部分，发展服务外包能够提供更多的国际化“白领”岗位。2009年，我国服务外包行业新增71.1万从业人员，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49万，占69％。
(三)几点初步结论
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初步结论。第一，我国服务业进入了加快发展阶段，服务业增长加速和比重显著提升的拐点有望出现，将对增长、就业、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第二，服务业增长有多重含义，真实增长和名义增长都是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比重上升的必然通道，产生的影响无法完全趋利去弊，要处理好机遇和挑战的关系，特别需要应对好物价总水平和公共服务可持续面对的长期压力。第三，深化改革开放很重要。要消除进入障碍和垄断力量，通过竞争促进服务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改善服务。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要加快改革开放，从“事业型”发展为主转向“事业型”、“产业型”并重发展，聚集更多资源，开拓更多消费空间。第四，服务经济理论研究有待加强。服务业有一些独特特点，不宜简单套用以往研究实物经济时的分析框架和思路，促进服务业发展需要加强服务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认真、专业、精彩的评审，本文根据评审意见作了多处重要修改。
注释：
①这几个方面的特点特别是前两点可参见Baumol(1967)、Fuchs(1968)、格鲁伯、沃克(中译本1993)、黄少军(2000)、任旺兵和李冠林(2004)等。作者在以往文献基础上有进一步概括。
②对我国服务业统计中的问题可以参见许宪春(2004)，载于江小涓主编(2004a)。国外学者的经典文献可以参见Griliches(1992，1994)，他提出服务业是“不可测度部门”。
③2004年普查中，GDP多出2.3万亿元，93％来源于第三产业，三产比重由普查前的31.9％提高到40.7％。2008年普查中，GDP多出1.1万亿元，97％来自于第三产业，三产比重由39.8％提高到41.8％。
④对更多分类角度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黄少军(2000)。
⑤在长期发展中，这些行业的技术手段和经营模式等都不断与时俱进，“传统”不意味着落后。
⑥服务能力有可能储存，例如修路、购买武器等，但服务本身如运送乘客、抗击敌人等是不可储存的。
⑦希望了解服务业严谨定义的读者可参考联合国《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不过，“服务”的定义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因为有不少例外，例如牙医是服务却提供假牙这种有形产品，但是由于其它定义的共识性更差，至今学术界仍然广泛使用这些特征来定义服务和服务业。
⑧程大中教授(2009)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表明近些年我国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长，主要受服务价格上升的影响。
⑨对生产性服务业外移的更多分析，可参见程大中(2009)，对跨国公司研发和相关中间服务外移的更多分析及相关文献来源，可参见江小涓(2008)。
⑩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不可社会化的家务劳动大体占到一半：一是有些不宜或不愿社会化，例如照看亲人特别是儿童，乐在其中的房屋和花园修整等；二是服务价格上涨阻止社会化，例如聘用全职保姆价格昂贵，从而出现全职主妇；三是服务商品化，例如购买洗衣机替代洗衣服务等。
(11)一个可以讨论的观点是，如果知识和技术投入增长反映在服务质量提高上，应该视为是“真实增长”。例如医生现在每天可以诊治的病人数量与10年前一样(即所谓的实物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而收费大大提高(即所谓的成本上升)，但现在医生诊治的水平与10年前相比可能大大提高，能解决许多以前诊断不清、治疗不了的问题(质量上升)。
(12)这种现象被称为“生产者太少”，非生产的公共部门占有了过多资源，例如Bacon & Eltis，1996。
(13)国家分类：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划分，即以2009年人均GNI划分为四个类别，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划分标准分别为：低于995美元、996-3945美元、3946-12195美元、12196美元及更高。数据时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主要是2009年数据，共173个有效样本，其中个别国家由于缺乏数据，使用的是2008年或更早年份数据。服务业就业比重由于2008年和2009年数据严重缺乏，使用的主要是2007年数据，共110个有效样本。
(14)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三个组别分布在0-12195美元收入的区间，而高收入一个组别分布在12195-4万美元的区间，如果水平轴刻度均匀，会出现布点极不均匀的情况。
(15)“两波增长态势”的文献来源引自匿名评审人的评论。
(16)更多的分析可以参见杨伟民(2004)、江小涓等(2004b)、李勇坚等(2008)。
(17)跨国程度用资产总额中海外资产的比重、销售总额中海外销售的比重和雇员总数中海外雇员的比重这三个指标表示，体现了海外生产、海外市场和海外员工的重要性。这三项指标的平均数构成跨国经营指数。数据由作者根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的企业名录和相应数据计算，均为简单平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