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货币政策不等于没有适度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等于论文,稳健论文,货币政策论文,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946（2004）02-0015-07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开始趋于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中国经济却持续高速增长，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增长扩大了对外开放市场，对外资来讲是一种难得的商机。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威胁，于是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输出通缩论”、“人民币升值论”等等论调，对中国进行大肆攻击和诋毁，企图通过国际压力来干扰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也有一些人遥相呼应，提出种种货币政策主张，试图以西方货币主义理论为指导，改革中国现行货币政策，走金融自由化道路。我们认为，中国推行的稳健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是有效的，应当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中指出：“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注：周小川在《金融时报》2003年1月2日所撰文。）因此，随着中国经济情况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应当按照《决定》精神，在现行稳健政策的基础上，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这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市场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通过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实行政策经验和教训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作为亚洲经济发展中的大国，实行适度弹性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从美国实行政策的实际情况看。美国是实行自由主义的国家，最早实行货币政策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此政策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依据，而美国是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实验场。当时，美国总统胡佛坚持自由市场调节，导致了生产严重过剩，产品大量积压，失业率空前增加，金融业极度萧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中。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在实行膨胀性经济政策的同时，实行钉住利率的货币政策，通过变动贴现率来稳定货币。这就是所谓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以后，美国面临的主要是失业和通胀两大问题。面对这种局面，自由主义思潮乘机兴起，凯恩斯主义面临着货币主义的挑战。货币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是无效的，“滞胀”是赤字财政政策的结果，应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保护美元，保护货币。美国政府开始采用现代货币主义者的主张，用调节利率的办法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增长法》，对《联邦储备法》重新修正，再一次明确规定了美联储在调节美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1979年初，美国通货膨胀加剧，货币供应量增长迅猛，美联储开始采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但到1982年就证明这一政策是失败的。采用自由扩张货币政策，缺乏适度干预正是导致失败的关键。直到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格拉姆—拉得曼—霍林斯》法案以控制预算削减财政赤字，原先反对政府干预的里根政府终于走上了政府干预的老路。从这时开始，美国政府一直重视通过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进行适度调节和干预的作用，美联储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其运用的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也越来越显著，甚至可以说是发挥了与财政政策同等重要的作用，使美国经济实现了连续8年的持续增长。（注：温家宝之文，载2003年8月5日《经济日报》。）近几年来，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性导致了美国经济出现了周期性的衰退。但美国政府却始终没有忘记充分发挥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而不是自由放任。纵观美国货币政策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步入垄断阶段后，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实行的是适度的货币政策。但美国却要求别的国家实行自由的货币政策，其目的何在？日本的泡沫经济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从日本实行货币政策的实际情况看。日本实行的是从干预到自由放任的货币政策。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增长率很高，成为“亚洲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实行了干预性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使日本经济运行处于有调节的良性循环之中。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对美贸易大量盈余，从而美国经济发展构成威胁，导致日美贸易摩擦尖锐化。1985年9月，美日等五国财长与日本中央银行行长签定《广场协议》以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货币政策，旨在降低美元对日元等货币的汇率，由此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从1∶240到1∶150），并因此导致日本从1986年数年的经济衰退。为了避免日元对美元过度升值，西方七国于1987年2月在巴黎签定《卢浮宫协议》，日本中央银行的官方贴现率降到创记录的2.5％的低水平，而且在后来几年世界经济出现增长势头时，日本政府继续保持官方贴现率2.5％的超低水平，使得本来资本已经富裕的日本经济体系内充斥着廉价的资本，引发了资本价格的恶性膨胀。但是，当时的日本企业投资率已经持续数年处于高水平，过剩的资本并没有完全进入生产领域，而是推动了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结果“泡沫”越吹越大，大企业、金融机构乃至普遍的民众纷纷卷入其中，短短数年之间，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了3倍多。1989以后，日本货币当局为了防止普通物价上涨，采取了“预防性紧缩政策”，将官方贴现率从3.25％提高到6％，于是早已敏感的资产价格开始暴跌，“泡沫”破裂，金融体系受到重创，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日本在当时顶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达到维持币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并把资产价格变动情况纳入中央银行监管范围的最终目标，那么日本经济有可能比现在好。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内需有限的岛国，其经济特点是天然要依靠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在日本的GDP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日元汇率也就始终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
通过对美日两国货币政策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经济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原有的货币政策措施就要进行调整。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千万不能完全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否则，我们是要吃大亏的。因为政策效应与商品买卖不同，如果采取不正确政策主张，它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消费者如果采用不正确方法买错了商品还可以调换，其损失不大，而且可以弥补。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货币政策时，应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那种不符合中国国情政策主张，不仅不会起到预期效果，反而对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恶果。
二
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必然要求。我国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以来，货币信贷保持较快增长，金融监管不断加强，金融风险逐步化解，金融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国际金融合作继续加强，国民经济呈现了良好的势头，GDP增长保持在8％左右。（注：周小川之文，载2003年7月98《经济日报》。）中国出口贸易额从原来的世界上第6位上升到第5位，进口额仍保持第6位。但是，国内外有些人认为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和进出口贸易水平，应当从宏观经济上调整货币政策，实行自由的货币政策，即实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以适应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主张是不正确的。通过分析美日政策运行中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目前只有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才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中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尚不成熟，需要通过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来调控。所谓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指一国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采取适度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或信贷量的方法、政策、措施，一般包括适度弹性的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监管政策等内容。它的基本要求，一是要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及时调整信贷规模，积极引导货币的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二是灵活执行金融稳定计划，发挥货币政策在保持金融稳定中的作用；三是在发展货币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货币政策工具改革，实现货币政策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的转变。因此，为了实现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笔者提出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政策主张。
第一，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必须继续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实现和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币值稳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币值不稳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尤其是恶性通胀会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如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3年8月5日会见美国客人时明确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注：张晓松之文，载2003年7月21日《经济参考报》。）从美日实行货币政策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到出现通胀至少有半年的时滞，而当通胀压力转移到资产如房地产、股票及其他投资价格上，就会形成资产“泡沫”，其时滞可能更长一些，危害也更大。因此，及时预防和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而不是等到已经明显出现通胀时再采取措施。中央银行要善于根据经济与金融运行规律，对经济与金融形势发展作出及时准确的分析判断，借鉴国外经验，吸取国外教训，结合中国国情采取有效调控措施。（注：程思富之文，载2002年第11期《当代经济研究》。）
第二，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必须及时调整信贷政策，适度控制信贷规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近几年来，随着扩大内需呼声的高涨，银行信贷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仅2003年上半年全国人民币贷款增为17810亿元，已接近2002年全年贷款18475亿元的水平，全年必将突破18000亿元的调控目标。种种迹象表明，信贷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贷款增加尽管会对投资形成新的推动力，但如果控制不及时，很容易导致经济失衡，此后将不得不进行被动调整；过度投放的贷款在经济景气回落后，容易形成金融机构新的不良贷款；贷款过度增加和货币供应量持续高涨，就有可能加大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贷款增加过多还会导致某些领域过热和重复建设现象。银行信贷是调控社会总需求的重要阀门，保持货币供应的适度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货币信贷长期增长过快，就可能引发一连串的金融风险。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应当高度重视贷款持续高增长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注：谭雅玲之文，载2003年7月21日《环球时报》。）为此，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加强货币供应调控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窗口指导，对商业银行信贷增长进行必要的风险警示，要求商业银行注意贷款质量，控制贷款进程，防止新不良贷款的形成；二是金融机构不仅要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还要密切关注信贷增长，确保年信贷增速不超过23％，力争在调整贷款结构基础上控制贷款猛增的趋势，实行层次性贷款投向，慎防重复建设；三是在继续稳定汇率的情况下，慎用存款准备金政策，继续运用央行票据“对冲”政策，尽管有困难，但要坚持去做，就会取得实效；四是在对合理开发房地产予以支持的同时，防止贷款中可能产生的不合理因素，特别是要抑制房地产中投机性资金的活动，防止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
第三，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必须建立适度浮动的理性汇率制度。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安排。在现行汇率制度下，中国不可能引进西方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否则，就会破坏以稳定国内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进而影响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为此，应建立一个适度浮动的理性汇率制度。其具体做法一是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计划组合主要包括美元、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通过有机组合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有效汇率，这样做相对于仅与美元挂钩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日本的教训应当永远牢记。二是建立一个合理的非对称利率市场化机制。利率是作为资金使用权让渡的价格，是引导资金配置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世界许多国家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利率市场是指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水平由经济主体自主决定，并在交易活动中形成一个利率体系的过程。非对称利率市场化是相对于完全自由的利率市场化而言，是指以中央银行利率为核心、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存贷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从世界金融发展历史看，利率市场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完全自由的利率市场化，它以发达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基础。有关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说明，如果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一旦利率放开，完全由市场决定，利率波动就比较剧烈，就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深刻教训。因此，这种利率市场化模式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目标。另一种是我们提出的非对称利率市场化模式，它是以欠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利用经济手段进行适度干预为前提。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若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就无法满足资金的要求，因此，只能通过政府对利率的干预来增加资本积累。可以这么说，非对称利率市场化在一定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起着其他因素所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从实质上看，它是一个博弈过程。因此这种利率市场化模式会得到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认可。三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规范的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连接各个市场的纽带，没有一个统一和规范的金融市场，就不可能有一个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利率市场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中国金融市场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但很不完善，因此要逐步完善短期资金市场和长期资金市场。前者称货币市场，主要由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等构成；后者称资本市场，主要由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构成。完善这两大类资金市场，是建立非对称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基础。四是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中央银行间接管理和规范管理的要求，搞好资产负债管理和业务经营创新。同时，要按照商业银行规范经营的要求进一步公开市场交易，正如凯恩斯指出的：“公开市场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货币当局之未来政策的预期，因此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这样，才使利率波动成为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在银行存贷关系上，进一步实行存贷款利率的动态机制，调节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引导资金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流通，使社会资金供求达到动态的平衡，才能避免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经济稳定。
第四，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必须提高金融业运行的透明度，重建公共信用基础。要贯彻透明度原则，就要求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做到对重大改革变动情况事先公示给市场参与者，并与地方政府部门在政策实施上协调一致，各类金融机构则必须按照国际性统一会计准则运作，并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韩等国家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业运行情况不透明，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的不良资产状况，直至出现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知道真实情况，但这时要想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从中国现状看，这种不透明现象比较严重，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这种不透明的“黑箱”运作之中，在无外来竞争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一旦金融业对外开放，各种矛盾就会暴露出来。因此，在加入WTO和金融业开放的条件下，监管当局应当公示政策调整信息，使金融业参与者及时了解政策变动情况和要求。同时建立金融机构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各类金融机构可根据情况划分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必须向监管当局报告，哪些信息应向公众告知，使监管当局心中有数。各类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也应做好适时清理资产和贷款五级分类工作，对银行造假报表的行为应严厉查处，各银行之间也应建立信息交流渠道，实行信用等级信息资源共享，预防和减少道德风险，维护银行合法权益。外资银行也应遵照信息透明度原则，监管当局则应对其监管，为中外金融机构有序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第五，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必须适度控制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不良现象发生。从中国前两年货币政策实施情况看，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是货币供应量调节不当的必然结果。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就要考虑货币供应量的均衡点，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时段、不同时点的变化，有弹性地对货币流量进行调节。要吸取2000年下半年货币政策收缩性操作所导致2001年经济下滑、物价再次负增长的教训。同时，也要吸取日本放松货币约束、日元升值导致通货膨胀的教训。因此，货币总量政策要相对稳定，努力将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维持在18％左右，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出台时机选择要慎重，对回购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要适当。
第六，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层次性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为此，一是实行审慎监管政策，统一和提高对金融企业的监管标准，实行符合国际标准的审慎会计制度，增加金融监管透明度，提高整体金融监管水平。从2003年开始在银行业全面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制度，通过层次性监管，确保新制度良好执行；并通过加大对金融业经营运行过程的监督检查力度，按银监会的具体要求，有比例地降低不良贷款。二是加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步伐，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并逐步设立独立董事，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力。在学习WTO有关规则的背景下，借鉴国外监管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制度和金融管理，逐步实行层次性混业经营管理模式。三是加强对我国的外债管理，提高外汇经营管理水平，继续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逐步完善对资本项目的管理，不惧怕国际压力，主动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维护亚洲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四是加强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的协调监管，建立有分工有合作、互通信息的灵活反映机制，为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共同为中国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和协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三
中国进入21世纪后，究竟需要采用何种货币政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币应当升值。人民币升值论最早是由日本政府提出来的。在2003年2月八国首脑会议前夕，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正式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因此，要了解日本政府提出人民币升值论的背景，就要认识《广场协议》的内容。《广场协议》的背景是，1985年为抑制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财长们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30％。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广场协议》的签署是引发日本经济当年衰退的根源。日本政府希望人民币升值，对日本来讲没有多少刺激作用，其目的在于打压人民币，维持本国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从而保证日元在亚洲区域经济中的影响。
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人民币不能升值。实行适度弹性的货币政策，不等于就要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不在升值的时段上，如果强行升值就会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上造成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其后果一会减少出口和外部需求，甚至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和个人来讲都是不利的。二会提高出口成本。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出口利润会减少，进而影响出口企业的标准。如化工、钢铁等原材料行业就容易受人民币升值的打击，同时还会减少原油、成品油、原木、铜金矿等资源型商品的出口。三不仅会造成进出口企业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会引发失业率增加、银行呆坏账提高等连带效应。四对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也会带来影响。因为，中国经济正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周边国家中人民币正在逐渐成为硬通货。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仅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一定影响。虽然，人民币升值会增加个人财富，最直接的是有利于人们境外旅游和消费，对第三产业发展也有一定作用，但总的来看，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正因为如此，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指出：“我支持人民币不升值。中国经济刚刚走出通货紧缩的区间，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由于进口商品的价格，中国有可能输入通货紧缩；另外一点，人民币的重新估值也有可能带来关键设备市场的泡沫，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最后一点，人民币的重新估值，还会给全球的投机者一个信号，那就是可以加入到人民币投机的队伍中来。”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处于经济发展期的国家，如果每隔一段时间就被强制重新估价人民币，我国将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而这一点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期望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扩大银行信贷规模。近两年来，这种观点已经在我国货币政策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而这是不符合适度弹性货币政策的内在要求的。贷款增加过度，虽然会对投资形成新的推动力，但也容易导致一些经济领域过热和出现重复建设，这不仅导致国家经济失衡，而且也会形成金融企业的不良贷款，增加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不难看到，什么时候银行信贷规模过大，那个时候便往往会经济过热，出现通胀现象，影响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速度、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我们认为，不加快信贷速度，照样能加快经济发展。对生产性企业来讲，关键是要调整好经济结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对管理性企业来讲，关键是要真正优化资产结构，更要改变单一关键设备过度扩张。汇丰、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之所以发展很快，并不是靠单一的信贷业务，而是做到了资产多元化，如它们中间业务收入就占40％以上。我国银行企业也可以借鉴走这条自我发展之路，从不断加大在同业市场和银行间的资金融通中获利，从各类中间业务中获利。当然贷款中的利息收入也是必不可少的。总之，加快银行信贷管理，如果用在重复建设，虽然GDP增长率上升了，但不等于经济就发展了，相反，造成了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避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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