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才能有位 有位更要有为——与顾秀莲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有论文,更要论文,顾秀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象最深的几次全会
记者：中央委员会每年举行全体会议，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顾秀莲：我进入中央委员会后参加了五届党的代表大会，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三中全会”。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从调动几亿农民积极性出发，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当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会前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会后在进口粮食、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再一个是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时我在江苏省工作，我们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特别积极，迫切要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点到面全面展开。
还有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选出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很好地解决了接班人的问题，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您连续五届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顾秀莲：我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工作25年了。进入中央委员会后，我感受最深的是中央委员会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在每次中央委员会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都要到各地各部门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成立文件起草小组，文件完成以后还要征求各方面意见。我在地方工作时提出的中央下放经济管理权、扩大开放等建议都得到了采纳。
实际上，每一届党代会的报告不仅吸收中央委员的讨论意见，还要吸收其他党内外领导的意见。党的十五大报告一共修改了800多处，经过反复讨论、九易其稿才最后定稿。修改过程中我们都积极参加了讨论。
如何履行职责
记者：在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这些年里，您在不同的岗位上是怎样履行中央委员职责的？
顾秀莲：1982年，我从国家计委调到江苏省工作。那时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那个阶段，我集中自己一切精力，和省委省政府的同志们一起，带领全省人民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产生了“苏南模式”，后来被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发展，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对开拓市场、城市经济改革都起到重要作用。这一阶段，江苏省的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不仅实现了自给有余，而且可以调出粮食、棉花和油料。根据中央精神，江苏省委提出“提高苏南、加快苏北”，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实施科技兴省战略。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江苏省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位。
90年代初，中央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那时我刚从江苏省调到化学工业部当部长。根据中央的精神，部党组提出采取三条措施，加强企业管理，提高全行业经济效益。一是在化工全行业开展学习吉化活动。总结推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当时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创出的一套管理经验。二是科技兴化，通过科学技术来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三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1989年我到化工部时，全系统出口不到60亿美元，我从化工部调出时，已经达到了360多亿美元。
事实证明，中央正确的决策在基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这些干部，也在实践中央决策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我是这么想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就是把中央委员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认真完成自己分担的职责。
记者：您在转换岗位过程中，迅速胜任工作的“诀窍”是什么？
顾秀莲：一是把握政策，二是使用干部，三是相信群众。做任何事情都有经验的积累。我46岁到江苏省当省长，之所以把工作拿下来了，一方面认真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是不断地学习。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12年，当了9年的副主任。当时我30多岁，是年轻干部，我跟着老同志学习把握宏观政策、总结好的工作方法。当我再到地方工作的时候，我对经济和管理心中有数，这样就为我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是相信干部和依靠群众。我刚到江苏20多天，江苏省发大水，记得汪冰石副省长来找我，他说：秀莲，你赶快召集一个干部会，洪水来了，要研究一下抗洪问题。开会时，我说我不会治水，就得靠同志们，靠群策群力吧。后来我请副省长、水利专家陈克天出任总指挥。水灾的时候，我和抗洪一线的干部群众奋战在一起。在这个时候，群众最需要领导站在他们身边。我感觉只要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只要心贴着基层干部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当年在江苏省的班子里我是最年轻的，又是个女同志，也有人对我说，可能有的人对你有看法，不知你能不能做得好。对这种看法，我把它当作对自己的鞭策，更加努力地开展工作。我最大的力量就是：是党派我来的，我自己勤勤恳恳来做，通过自己的实践让人家来承认。身体力行是最重要的。只要把事情干好了，别人的看法就会转变，接近实际了吧。由于不了解，提出看法完全可以理解，不要不高兴，而要变压力为动力。我觉得职务越高，责任就越重。职务高了，意味着加大了责任，加大了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把自己的位置放对了，也就没有这样那样的杂念，可以大干一场了。
有为才能有位 有位更要有为
记者：1998年，您被调到全国妇联工作，当时怎么想？
顾秀莲：我从60年代开始做经济工作，虽然我不是专家学者，但我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对我来说干了几十年了，熟门熟路的，是个高级经济师。组织上要我调动工作，转到群众团体，当时我这么想：第一，我是老党员，也在中央委员会呆了那么多年了，党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不能讲价钱；第二，我是妇女，能为妇女服务，为妇女事业做一些工作，是件很高兴的事；第三，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干。当时我写了一篇日记：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要下决心把工作做到最好。
到全国妇联上任后，我首先表态：虽然我对妇联工作不熟悉，但我有信心依靠大家把事情办好。
这些年，妇联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通过“双学双比”活动、“巾帼建功”活动、“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等载体开展工作；还提出科技致富、社区服务、五好文明、女性素质四项工程，号召妇女创造、创新、创业，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这4年多我们向社会募集了3.5亿元，用于公益事业，帮助贫困妇女摆脱贫困，帮助失学女童重返校园。我们还和165个国家和地区、670多个妇女团体建立了友好往来，推进民间外交为国家外交股务。妇女能顶半边天，做妇女工作，我很有劲头。
来到妇联，我感到妇联工作特别重要，她是妇女的“娘家”。我认识到妇联是综合部门而不是专业部门，凡是有妇女的地方，都有妇联的工作对象。
事业有成与家庭幸福
记者：您是党的高层领导干部，为了事业，总会牺牲一些个人利益。比如说您到江苏时，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去的，和您先生分居8年。您怎么看待这其中的得与失？
顾秀莲：我有一个座右铭，一个女同志既要事业有成，又要家庭幸福。这虽然很难两全，但是努力做吧。当然，这种两全不仅取决于女同志，也取决于家庭。
我先生阳明珠从事数学研究。他很支持我，从来不干涉我的工作。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我30多岁，很年轻，他也很年轻。他就得顾家。
后来找到江苏的时候，我先生不能丢了专业，所以没去。我们也在讨论孩子给他带还是给我带，他说，对不起，给你带。我一个人把两个儿子带过去了，他们那时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我当省长的时候很少休息，几乎没有星期天，孩子和我一道吃食堂。我儿子从北京转到南京上学后曾经写过一篇日记：为什么把我们带走？他们不愿意去。
在江苏工作时，我好几年都没有保姆，有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从农村请了个阿姨来我家。她就像我家母亲一样，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在家里，她叫我“大姑娘”，我叫她“老干部”。3年前她才离开我家，我们很想她。
现在我先生退休了，就在家做饭。经常打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来，今天咱们吃什么饭？我觉得我的环境很好，对我的工作，父母支持、兄弟姐妹支持、先生支持、孩子支持。我感到自己很幸福。
人的一生总得做点事业。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一生，一定要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我离开家时是一个16岁的农家女孩。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对我们讲：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一家的今天。现在我可以这么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付出一切是应该的。我得到的也很多，得到的是什么，是我成长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