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乐教育论文,行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隶属】 中国音乐史/中国近代教育史
【通讯地址】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音乐系（235000）
陶行知（1891—1946年），原名文睿，后改知行，行知，安徽歙县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杰出的思想家、革命活动家和大众诗人。陶行知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行知是很推崇音乐教育的。1927年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正式形成后，在普及乡村教育的实践中，陶行知又总结创立了“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艺友制”，这种教育方法不到一年时间就遍及国内二十三个省市，不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都广泛采用。并受到国际教育界人士的注意和赞扬，印度、加拿大、墨西哥都要求介绍“小先生”经验，日本更是积极推行于教育实践中，全面开展日本乡村普及教育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生活教育理论又成为指导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的思想基础，把生活教育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服务于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期间，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允许共产党人艺术家，比如贺绿汀等在校中任教活动，以育才学校为艺术阵地，培养了大批革命的优秀文艺人才，有力地支援了新民主义文艺革命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陶行知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陶行知音乐教育的思想支点，生活教育
1917年秋，陶行知从美国回国，应聘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积极从事教学改革，开始酝酿生活教育理论。从1918年发表《试验主度之教育方法》一文起，至1946年7月16 日写的“最后一封信”——勉励育才学校师生做英勇的民主战士，陶行知一生所写的文章、诗歌、歌曲、演讲，几乎都是为社会启蒙与民主教育而服务的。从他的歌曲创作看，如《新安旅行团团歌》（田汉、陶行知词，张曙曲）。《儿童节歌》（陶行知词、赵元任曲）《广明十学校歌》（行知词、赵元任曲）。《献给北碚青年抗敌出征团》（行知词、贺绿汀曲）等，以及他的文章，如《教学合一》、《试验主度之教育方法》、《生活即教育》、《平民教育概论》等，均属这种性质。都是对中国社会改造的呼吁，对中国社会弊端的揭示，以及企图从教育角度着手加以改造的学术研究与思想探索。
教育与救国的关系是近代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一个大教育家，在教育与救国的关系问题上，行知对此也有认识。陶行知早年就曾针对以往教育实践得失，认为：“今之议者，每曰：教育救国。教育岂尽能救国乎？吾敢断言曰：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注：《陶行知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P62 （以下只写《全集》卷数与页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意愿，使陶行知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卫生问题，生计问题、道德问题、娱乐问题，以及种种别的问题都待解决，都是从事社会改造者不忍放弃的问题”（注：《全集》第一卷430页）， 认为“从事社会改造的人，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在具体教育实践中，他提出社会改造之出发点，最好是从我们的最近环境着手，逐渐的推广出去。因而可以说，行知的教育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一开始就关注当时中国民众与中国社会生存发展与需要，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具体之也是必须以符合其总体目的为目的的，其音乐教育是大教育观下的音乐教育。
在思想方法上，陶行知信奉“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它是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教育“以生活为中心”，主张教育必须以社会生活或社会人生为中心，反对脱离社会生活或社会人生的教育。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撰文，批评当时学校教学“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的将他（教）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实在是应当合一的”。提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注：《全集》第一卷87、88页）在教学论中，他的具体的方法是“教学做合一”。在教育实践中，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陈腐的传统教学。对自己的教育理论及其实践，陶行知也用“生活即教育”的准则来进行衡量。陶行知早年信仰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把名字文睿改为知行。后在教育实践中又深感这一命题与事实不符，于是就又“翻了半个筋斗”，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自己解释说：“亲知是亲自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是“了解闻知之必要条件”（注：《陶行知教育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74、75页（以下简称《文选》））。可以看出，陶行知特别强调“行”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其思想观点上，一方面批判了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弊端，同时扬弃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观点，行知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构建其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是要使人民大众在生活斗争中，结合自己的斗争的需要和条件得到教育，另一方面是要使学校以生活为中心，学校与社会血脉相通。在这样的教育实践的前提下，陶行知强调教学活动学生心理及其活动功能的整体性，并撰文揭示教育活动知情意的关系，认为“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并不对立。
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观点与主张以实际生活斗争教人去追求向前向上的生活思想是紧密联系的。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某种程度上，陶行知无暇顾及其教育理论体系中音乐教育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精巧。所以，他的音乐教育实践大多是以鼓动和宣传他的思想学说，而不是以单纯音乐教育的面貌出现在当时学校音乐教育领域的。
在音乐课程设置上，陶行知强调必须同时注重两个方面，即社会和个性两个方面。“从社会这面讲来，要问这课程是否合乎世界潮流，是否合乎共和精神”，是否能最终使受教育者“做一个有力的国民”。“从个性的一面讲来谁的事教谁”。总之，“要从社会全体着想”。（注：《全集》第一卷129页）对教师事讲， 要求必须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中，认真地科学研究与实践。对待教育科研与实践，他认为“有了结果，再去批评他的好坏，照此屡试屡验，分析综合，方才可下断语。倘使专靠外国，或专靠心中所有，那么，或是以不了了之，或是但凭空想，或是依照古老的法子，或是照外国的法子，统是危险的”。“由自己试验，得出真理，方不至于落人之后”（注：《全集》第一卷129页）。 陶行知坚信教育对国民与社会的改造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必须建立在为社会、为民众的中国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他批评中国当时教育现状，说：“我们中国的教育向来是抄袭的。先是抄袭日本，后来又抄袭英、德、法，现在又抄袭美国。这种抄袭教育，简直不是中国的教育，甚至不成教育。教育要有创造的精神”（注：《全集》第一卷553页）。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在怎样编选音乐教材与内容的选择上，陶行知曾花费了相当多精力与时间，与赵元任、贺绿汀、吕骥、冼星海、张曙、任光、田汉、夏之秋、杜鸣心、马思聪以及他的学生陈贻鑫等合作，创作歌曲，编写教材，宣传他的教育思想与主张。比如陶行知的歌曲集中的《手脑相长歌》、《儿童节歌》、《一分钟歌谣演讲》、《儿童年献歌》、《一个地方印刷工人的生活》、《新安旅行团团歌》《三方歌》、《武训歌》、《邹韬奋先生挽歌》等作品，以及行知在回答音乐教育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时所撰写的许多有关音乐教育的文论，都体现了他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方法。
二、设计音乐教学新系统、宣传民主新思想
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从整体上看，是基于他关于艺术与现实关系的美学思想观。
生活教育“以生活为中心”，主张教育必须以社会生活或社会人生为中心，反对脱离社会生活或社会人生的教育。陶行知主张培养人、教育人要与生活密切联系，生活教育就是要符合人民需要的“合理人生”的教育。在晓庄师范时期，陶行知规定：健康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和改造社会的生活为生活教育的主要内容。陶行知反对达官显贵少爷小姐们的腐朽没落的生活，也反对生活中一些人愚昧无知、糊里糊涂的生活。他提出“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受现代的教育”（注：《文选》115—116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30年代提倡国难教育时，指出大众教育要“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程。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斗”（注：《文选》213页）。 抗战时期，陶行知提倡战时教育，主张“战时生活便是战时教育”，“抗战建国的生活才算是抗战建的教育”（注：《文选》251页）。抗战胜利后，全国民主运动高涨，陶行知把战时教育转为民主教育，主张“在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注：《文选》258页）。 从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历史看，尽管生活教育内容随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其更新宗旨是时代的需要。生活教育是以社会生活或社会人生为中心的。
从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精神出发，陶行知把音乐教育看成是“生活教育”的重要内容与工具之一。行知本人不是音乐家，但其音乐教育思想与指导下的音乐实践在当时却是很有影响的，这也可能与行知曾经专门学习政治学和教育学，以及推崇科学的知识背景相关，因而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总是较准确而敏锐地触及到中国近代不同时期教育的许多本质上存在的问题，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在“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注：《全集》第三卷58页）方针指导下，寄托着陶行知对中国未来的希望。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学校先后设社会、 自然、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七个组。贺绿汀、孙铭勋、戴爱莲等知名人士曾任各组主任。学校根据儿童兴趣和条件进行分组学习，教学贯彻“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各组在学习普通文化课的同时，给予某一方面的特殊培养。育才学校的培养目标是“用生活教育的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注：《全集》第三卷366页）因此，在教学中， 注意把普通文化课专业基础知识和革命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学生“从老百姓中来”，“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的思想素质。抗战时期，陶行知极力推崇，提倡大众曲，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并且努力寻求富有时代特点，符合人民性、民族性的词曲创作。为此，他高度评价聂耳大众歌曲创作，认为这样的歌曲才是民族大众所需要的时代之声。他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是战斗的音乐，最伟大的文学是战斗的诗歌。中国是在发动一个空前的民族解放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时候，是自然而然的跑出最伟大的音乐与战斗的诗歌”。他坚信，在这个时候，“受着时代的伟大的感动，音乐的天才自然会写出大众高兴听高兴唱的歌词”（注：《全集》第三卷94—95页）他认为“大众的歌曲是大众的心灵的呼声。它是用深刻的节奏喊出大众最迫切之内心的要求”（注：《全集》第三卷93页）。大众歌曲成为抗战时期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命题，某种意义上，它也构成了生活教育理论的情感中心论。
三、音乐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但并不是最早提倡音乐教育的。音乐教育在中国渊深流长。据说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也就是寓道德教育于音乐教育中。孔子以“六艺”授弟子，其中就有“乐”，蔡元培是中国现代第一个在教育实践领域实施美育的人。关于美育蔡元培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它与智育相辅相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注：《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174 页）为了使更多的民众有受教育的机会，陶行知主张用多种办法开办各种形式的学校来普及教育。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不实行多轨制办学，就不可能使教育普及。他是我国教育史上最早提倡并切实推行多轨制教育制度的教育家。因此，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古代乐教，与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不仅背景不同，目的不同，实施方法不同，即使教育的内涵也极不相同。
陶行知与当时绝大多数期望迫切改变中国面貌的优秀知识分子一样，把“术”看作是达到“道”的手段。他对文艺的关注与研究，是为实施生活教育而服务的。音乐教育作为生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之一，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改变社会面貌。关于教育，陶行知是这样对教育下定义的：“教育是什么？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不教人变，教人不变的不是教育。”（注：《全集》第二卷237页）这意味着， 教育的实施尽管从个体的受教育者入手，而最终的目标是在于立足社会，顺应社会的发展，改造社会环境，提高整个民族、国家的文明素质。因之，树立正确健康的人生观，有理想，在劳力上劳心是评估实施音乐教育不可或缺的方法、途径之一。
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不是生活便不是教育。”在生活教育的观点看来，“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康健的生活便是受康健的教育；过科学的生活便是受科学的教育；过劳动的生活便是受劳动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便是受艺术的教育。”针对教育过程的特殊性，陶行知又强调：“反过来说，平是过的是少爷小姐的生活，便念尽了汗牛充栋的劳动书，也不算是劳动教育；平日过的是奴隶牛马的生活，便把《民权初步》念得透熟，熟得倒过来背，也算不得民权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注：《全集》第二卷 289页）认为传统“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是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
在革新教育的试验与研究的基础上，陶行知总结中西教育的历史经验，吸取其精华，主张教育革新。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主张“革而新之”。怎样革而新之，他认为“反传统教育也不是反对固有的优点。我们对于中国固有之美德是竭诚拥护”。“反对洋化教育的用意并不是反对外来的知识。我们对于外洋输入的真知识是竭诚的欢迎”（注：《文选》257页）陶行知立足于中国的土地上， 总结了新教育运动的实践经验，吸收中外教育成果，探索和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生活教育是在中国大地上成长的，充分显示了本民族的特色。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适合中国国情。陶行知考察研究教育的明确指导思想就是“必须根据现代中国国情，本国国力，本国需求及与本国接触之世界潮流，方为无误”（注：《全集》第一卷558页）。 他坚决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洋化”音乐教育。认为洋化教育脱离民众生活。
关于歌曲的选择，陶行知指出：选择歌曲要有标准。“一要意识前进，二要有精神，三要歌词不违背大众语”。（注：《全集》第三卷97页）追求歌调的意义。要求在唱歌中引起调动大众误字的趣味。“因为喜欢唱歌就对于歌里的文字发兴趣。”使认字读书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在歌曲的旋律写作上，他要求“别抄袭”。反对“把欧、美现成的歌谱拿来填词”。认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半殖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调子，这个调子在欧、美的音谱里是没有的。它是要我们大众队伍里的天才在中国的土壤气候里抉养出来。”（注：《全集》第三卷99页）
四、育才学校音乐教育实践
创办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对人民教育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也是战时教育运动的最主要的内容。在怎样办好育才学校的艺术（音乐）教育，陶行知对此作过深入的思考与实践探索。针对“育才学校的艺术各组是和大众脱节”（注：《全集》第三卷581页）的事实判断， 他认为“育才学校办的是人才教育”，所谓人才教育是“和传统的人才教育办法有所不同。传统的人才教育，一般地是先准备普通的基本教育，然后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办法是不作这样严格的时间上的划分，我们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开始时便同时注意其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前者所以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能及优良的生活习惯与态度；后者所以给予具特殊才能之儿童以特殊营养，使其特殊才能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并培养其获得专门知能之基础。表面上看来，这是一般基础教育与专科基础教育之过早的区分，但根据我们的办法，这是及早防止一般基础学习及专科基础学习之裂痕。我们要及早培养儿童对于世界和人生一元的看法。倘若幼年的达尔文对于生物浓厚的爱好是发展伟大的进化论者的条件之一，那么今天提早发展儿童之个别优异倾向，实在有其理由。倘若中国近年来文化工作之脱离广泛社会实际生活和技术专家之缺少正确的认识可以作为殷鉴，那么，今天便在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中予以统一，防止那样的分裂倾向，实在有其必要”（注：《全集》第三卷366—367页）
上述这段话是陶行知对育才学校艺术教育方法理论的纲领性的文字表述，它高度概括了育才学校包含音乐教育在内的艺术教育理论的基本框架、一般性质与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及早培养儿童对于世界和人生一元的看法”，“同时注意其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是其音乐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回顾中国近代教育所走过的历程，检讨教育改造社会的得失，他提出：“中国数十年的新教育是知识贩卖的教育，有心人曾慨然提倡感情教育知情意并重的教育。这种主张，基本上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没认清知识教育与感情教育并不对立，同时，知情意三者并非从割裂的调练中可以获取”（注：《全集》第三卷367页）。 陶行知主张“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深入的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行知注意到学生心理及其活动功能的整体性。在陶行知看来，强调教育过程中知情意的统一，其目的就是让学生在接受音乐教育的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为的意志”。对于儿童的情感与意志的教育培养，他则认为应“调节并启发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进而“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的习惯，简而言之，总而言之，就是使学生“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因此，学校的所有教育行为、活动、日常生活、课程的设置都必须服从这一目标，“通过全部生活与课程以达到智仁勇”，使“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注：《全集》第三卷368页）。 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技艺的学习，而是通过学习，“培养人”、“教人”、“化人”来来改造生活、改造社会。育才学校的音乐教育就其类型而言，更多的侧重的是专科教育，音乐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是由“造就抗战的建国之人才”的性质所决定的。不难看出，音乐教育与生活教育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需要，音乐教育的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音乐教育的根本宗旨却在使学生“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音乐教育是以社会生活与人民大众为中心的，反对脱离社会生活与人民大众的音乐教育。
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音乐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与今天的音乐教育相比较有其特殊性，但是，陶行知把音乐教育纳入到整个大的文化、大教育，纳入到民族解放的广阔背景之中，并明确指出音乐教育在其中的地位、作用与意义的思想与实践，是一份非常宝贵的思想财富。从这一点上讲，他的思想具有超越性、永恒性。研究探索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普及教育的任务还很重，经济还不发达，人民还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当今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只是我在教学、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过程中积累的一些肤浅的认识。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或许可以将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思想、音乐思想史结合起来，由此才能对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收稿日期：1998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