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
陈奕平 王 琛
[摘 要 ]从新中国成立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中美关系历经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个“20年周期”，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这三个周期变化的重要因素。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掀起贸易战，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权力结构性矛盾使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增大，这表明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2009—2029年第四个20年周期的关键时期。中美关系前三个20年的周期性变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按照意识形态“选边站”；维护地缘安全；实施“大国平衡”，推进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在当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的形势下，东南亚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思考其部分国家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重回“选边站”的问题。
[关键词 ]中美关系； 东南亚； 外交政策； 周期性变化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变化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也势必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在中美之间，东南亚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使自身的利益获得最大化的效果，这成为东南亚国家在处理与中、美相关问题的关键考量。
关于中美关系对东南亚国家外交选择的影响，学术界从不同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视角进行探讨。从单一国家视角进行的探讨，较多的是新加坡的现实主义外交和“大国平衡战略”，也有对泰国、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进行探讨的。这方面的论述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阐述。从整体上进行阐述的主要分为制衡/平衡战略、追随战略、对冲战略等研究视角，对东南亚国家在大国关系变化下的外交选择进行阐述。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中，地区主义组织东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基于东盟对东南亚国家外交进行的研究也就自然比较多了。就本文所阐述的问题，即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东南亚国家外交选择之间的关系，也有国外学者进行了相关的讨论[注] Sidharto R. Suryodipuro, Implications Of Sino -American Strategic Competition On Southeast Asia ’s Post -Cold War Regional Order , Thesi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Monterey, California, December 2003; Ann Marie Murphy, “Great Power Rivalri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Policy: Exploring the Linkages”，Asian Security , Vol.13, No.3, 2017, pp.165-182; Ian Store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China Relations: All Quiet On The Southeast Asian Front”, 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October 2007, http://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 army.mil/pdffiles/PUB812.pdf; Dana R. Dillon and John J. Tkacik, Jr., “China and ASEAN: Endangered American Primacy in Southeast Asia”，Backgrounder , Produced by the Asian Studies Center, Publish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19, 2005, No.1886; Joseph Chinyong Liow, “U.S.-China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A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Weighing the Rebalance Policy Brief Series, October 2015，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us-china_relations_and_regional_security_architecture_southeast_asia_liow.pdf，etc.，但国内外学者大多数都是以个案或是就单一大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展开探讨，较少就中美关系的周期变化对东南亚国家外交选择的影响进行讨论。
另外，有临床研究指出，长期过量服用八角枫可致人死亡[24]。实验研究也证明，八角枫具有神经毒性，可引起实验动物死亡[25]。在本研究实验过程中，八角枫高剂量组（20 g/kg）中有3只大鼠死亡，其在灌胃后均出现呼吸减弱、抽搐、四肢瘫软等症状；而中剂量组（10 g/kg）和低剂量组（5 g/kg）均无大鼠出现上述症状或死亡。这提示与八角枫水提液高剂量组比较，其低、中剂量组的效果差异不大，而安全性更高。但该结论仍需进一步的毒理实验来证实。
国际关系学界曾一度热衷于探讨战争与和平的周期理论，“一些分析家就试图弄清楚，国际体系中是否存在着战争—和平的周期”[注]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32页。 ，比如，乔治·莫德尔斯基、威廉·汤普森提出“体系宏观决定的世纪周期”说；查尔斯·多兰提出大国相对权力涨落的重要性，“重要的不是国家权力成长、成熟和衰败……而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一国总体权力相对于体系中其他国家总体权力的比率”[注]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36-337页。 。本文借鉴国际关系的长周期理论，将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相结合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层次的美苏霸权之争，美国拉中国抗衡苏联的均势战略，霸权国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压制的政策等等，使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变化的特点，也影响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中美关系历经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个“20年周期”，美国东南亚政策演变大致也经历了三个“20年周期”的变化[注] 陈奕平：《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继承的遗产及走势展望》，《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 。导致中美关系周期性变化的因素主要为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在1949—1969年期间，美苏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成为左右中美关系的核心变量，也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即按照意识形态标准“选边站”；在1969—1989年期间，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中美接近并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地缘政治的变化导致东南亚国家外交选择的部分变化，东南亚国家在加强东盟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同时，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1989—2009年期间，虽然“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调仍然不时出现，但经贸相互依赖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石，中美两国是“利益相关的参与者”(Stakeholder)，东南亚国家外交选择的重点由此转向推进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并掀起贸易战，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增大，这表明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2009—2029年第四个20年周期的关键时期。在当前中美关系从战略竞争逐渐转向战略对抗的形势下，东南亚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重回“选边站”？东南亚国家这样的外交变化对中国周边外交会带来何种影响？
一 冷战初期中美意识形态之争与东南亚国家的“选边站”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中国在这一时期却依旧保持着高速的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达6.10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注]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统计，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5&locations=CN-US-JP&start=2008，2018-12-15. 。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实力也迅速增长，特别是军事实力增长，海军、空军现代化装备的投入更加快速，四代机成军与航母建设等等，这些虽然都是中国正常的发展变化，但是美国却认为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对其霸权形成挑战，因此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到现在特朗普时期，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美国甚至已经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些都将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东南亚国家的对中美以及其他方面的外交政策。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说，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从对抗到改善和建交，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逐渐改善，但是这种影响难以改变东南亚国家“选边站”的外交主线。这是因为冷战两极格局的结构性因素造成“非此即彼”的外交认知，东南亚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外交选择其实并不多。虽然东盟成立了，但这一时期的东盟在地区秩序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直到冷战结束，国际环境改变，以及中美等大国关系发生变化，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才逐渐发生变化。
总之，在冷战初期，虽然东南亚国家民族主义高涨，但是随着冷战的深入以及中美之间对抗加剧，加之此时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与新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这一阶段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倾向于美国，而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东南亚与美国“最初，双方关系常常以美国的利益为转移，东南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随着东南亚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东盟的建立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美国的支配地位愈来愈下降了”[注] 张锡镇：《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0-401页。 。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东南亚国家也逐渐改变或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二 中美地缘战略变化与东南亚国家对华关系的改善
2.2.4 不同处理下整个生长季的草地总载畜量 整个生长季的草地总载畜量DM总载畜量最高，其次为ME总载畜量，DCP总载畜量最低。施肥和补播处理下草地DM总载畜量(246.81和239.80羊单位/hm2)分别比CK增长33%和30%，DCP总载畜量(133.50和124.89羊单位/hm2)分别比CK提高20%和12%，ME总载畜量(210.83和213.22羊单位/hm2)仅比CK高0.2%和1%。说明施肥和补播对DM载畜量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对DCP载畜量次之，对ME载畜量无明显促进作用。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收缩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东南亚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开始不断表达对美国的力量、决心和可靠性的疑虑。1975年春夏期间，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都公开质疑美国的可靠性。他们及其他地区领导人都承认阮文绍(Thieu)和朗诺(Lon Nol)政权最后的日子是令人震惊的景象，尤其是美国面临失败所表现出的无能及强硬态度对他们的冲击。”[注] Robert J. McMahon,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II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188.为减少美国战略收缩的影响，东南亚国家此时调整外交政策，他们“一方面，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加强东盟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强东盟的力量，以期解决其面临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问题。”[注] 陈奕平：《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19、153页。 此外，相对于地缘政治的威胁，特别是越南妄图建立地区霸权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威胁，此时意识形态的威胁有所降低。在这种地缘政治变化因素的影响下，虽然“外国对国内政治事务的干预一直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对意识形态威胁的看法可以强烈影响东南亚国家外交政策行为”[注] Ann Marie Murphy, “Great Power Rivalri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Policy: Exploring the Linkages”，Asian Security , Vol.13, No.3, 2017， p.171.，之前与中国对抗的国家还是努力改变或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1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开展了贸易代表团互访，三年之后正式建交。1974年菲律宾同中国签署《关于进一步发展中菲两国贸易的换文》，双方达成了相关石油协定；而泰国更是从中国进口高达5万吨柴油，改善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从而进一步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改善除了对东盟五国与中国关系有影响外，也影响了越南的外交选择。越南在抗法抗美战争中得到苏联、中国大量的援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停止“革命外交”，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行为也表示不满，而此时越南领导层完全倾向于苏联，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建立霸权，并对中方边境进行骚扰。中国被迫于1979年实行自卫反击战，教训了越南。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石油危机、越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而中国也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中美在此时改善关系共同对抗来自苏联的压力就势在必行了。1969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出访亚洲时在关岛发表演说，提出美国新的亚太政策，即“关岛主义”，也称“尼克松主义”，美国开始进入战略收缩状态，同时，美国也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促成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1979年邓小平访美，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幅改善，甚至还有过一段“蜜月期”。
但是，东南亚国家大多是在冷战初期从西方殖民宗主国独立出来的，其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也比较高涨。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提交的关于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报告就指出：“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民族主义在东南亚是最为强势的思潮……最为激进。”[注]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SC 51”, July 1, 1949,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 Document No.: CK2349354016. 因此从民族主义出发，在冷战初期，东南亚国家在外交上采取了较为独立的政策，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交往的同时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战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加之宗教文化的不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自身安全的考量，随着冷战中意识形态对抗的不断深入以及战略利益的考量，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选择依靠美国。而且，美国此时需要东南亚国家来遏制苏联和中国，因而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基本上是依赖于美国，特别是几个海洋群岛国家。菲律宾作为美国传统的盟友，其外交路线势必会依靠美国；而印尼在苏加诺时期与美国保持着正常交往的同时，也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1965年发生政变后，激进的民族主义被威权政治取代，也走上了亲美路线；而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就与西方保持密切联系，与中国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建交；中南半岛上的泰国1954年批准《马尼拉条约》，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与美国结成盟友；越南由于分裂，意识形态对抗更为剧烈。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国家获得了美国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据统计，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获得的美国援助总额约为340亿美元，其中南越最多，高达217.58亿美元，菲律宾、印尼、泰国分别获得26.25亿、20.46亿、18.5亿美元，而老挝也获得了高达23.37亿美元的援助[注] Thomas J. Bellow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World Affairs , Vol.137, Fall of 1974, pp.99-100.。这一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比较复杂，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中国在冷战初期奉行的是一种“革命外交”[注] 关于“革命外交”的论述可参见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对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进行大力支持，然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共产党并不占主导地位，甚至有些国家反共的同时反华。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从和平相处走向意识形态对抗的状态，甚至在东盟成立之际，《人民日报》对《曼谷宣言》做出如下解读：“宣言仍然露出了马脚，表明所谓经济、文化等 ‘合作’只不过是个幌子。宣言公开表示要同现有的反华反共的国际和区域性组织‘保持紧密的有利的合作，并且利用一切途径加强同它们之间的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只不过是侵略性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孪生兄弟，是美帝国主义反华包围圈的一个组成部分。”[注] 《美帝走狗拼凑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出笼，美国主子急忙为其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喝彩叫好》，《人民日报》1967年8月12日。 因而东南亚国家在这一阶段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与中国保持距离，而倾向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写入党章,生态文明纳入宪法,形成系统性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 中美的竞合与东南亚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
总之，与冷战时期相较，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呈现出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特征，这种特征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与美国的战略需求变化而变化的，这种特征也将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改变。面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合作与冲突的变化，东南亚国家在外交上主要是选择“大国平衡”战略，在中美之间保持一种平衡，避免东南亚成为中国或美国单独控制的区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此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东南亚国家也发挥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主义机制，在地区事务中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性。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接下来的变化以及东南亚国家自身发展，2008年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不断深化，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上，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与此同时，与中国关于海洋权益的争端也增多，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东南亚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这种争端也不断得到缓和或者解决。同时，面对中国的崛起，也有东南亚国家表示担忧，担心中国崛起后建立起类似古代的朝贡体系，影响东南亚国家的独立性与主权。近期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马来西亚。92岁高龄的马哈蒂尔再次执政，马哈蒂尔这两年曾经批评中资“抢了本地人饭碗”，宣称马来西亚“没有从中国投资中赚得任何好处”。他还表示一旦当选，将重启南海岛礁权利的谈判。他的那些表态让人担心其当选会使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面临危险，中马在南海问题上也可能发生摩擦[注] 《社评：马哈蒂尔不太可能做中马关系颠覆者》，环球网，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05/12008080.html 。马哈蒂尔当选之后虽然对华表示友好，但宣布对中国在马投资项目进行审查，特别是东海岸铁路计划、中马工业园以及关丹港扩建、皇京港工业园建设等，这三项共计340亿美元。对于相关条款，马哈蒂尔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重新谈判条款”[注] Bhavan Jaipragas，“Malaysia’s Chinese Projects: Mahathir To Respect All Agreement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17 May 2018，http://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2146629/malaysias-chinese-projects-mahathir-respect-all-agreements.。他甚至在来华访问时表示，马来西亚警惕“新殖民主义”[注] Danson Cheong, “Mahathir Calls on China to Help Malaysia with Its ‘Internal Fiscal Problems’”, The Straits Times , Aug.20, 2018,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chinas-premier-li-keqiang-says-willing-to-push-bilateral-ties-with-malaysia，这一系列的动作影响到中马关系的发展，也影响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面对美国时，在奥巴马时期，恰好是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较为紧张的时刻，譬如越南、菲律宾等国与中国发生海洋、岛屿等领土争端，美国也借机插手，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同时，奥巴马政府也极力拉拢东南亚国家参加TPP，建立起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的贸易机制，撇开中国来维护美国在地区事务上的主导权。但是，东南亚国家并非全面倒向美国，东南亚国家依旧希望通过地区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独立性。特朗普上台后，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2017年11月首次到访东南亚，在其宣布退出TPP后，并未打造出针对东南亚的完整方案。虽然特朗普在人权、价值观等方面对东南亚国家没有施压，但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及其东南亚政策的缺乏，致使东南亚国家在他提出“印太战略”时，基本没有什么反响。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使得对美政策也出现变化。东南亚国家面对特朗普执政的美国的政策态度，正如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冯雷所说：“特朗普上台后表现出与传统的政治家出身的总统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重双边、轻多边；重分担、轻分享；重大国、轻小国’的外交风格较为显著。如果特朗普此行的表态能够坐实‘美国没有明确的东南亚政策’这一判断，对东盟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战略转向的契机。东盟在谋求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进程中，美国的作用固然重要，但美国的地缘政治政策同样需要东盟的支持。站在中国的立场，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的起伏也是中国的机遇，对于东盟国家解决‘选边站’的矛盾心理有所促进。”[注] 冯雷：《特朗普亚太行②|美国是否会推出“重返东南亚战略2.0版”》，澎湃新闻网，2017年11月1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6563
东南亚国家在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后深受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在反恐领域，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展开了深入合作，改善或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2001年11月东盟首脑会议首次通过《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该宣言提出一系列“反恐行动计划”，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反恐斗争中，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同时也明确指出，就国际范围来说联合国应起主要作用[注] 张锡镇：《2002年东南亚反恐回顾与展望》，《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4期。 。反恐战争使菲美双方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用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话说，美菲在反恐战争中已经是“军事同盟”[注] “Bush Says U.S., Philippines Must Cooperate in War on Terror”, Chicago Tribune (IL ), Oct.18, 2003.。因为印尼在美国全球反恐斗争中的重要战略意义，“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主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向印尼示好，印尼也顺水推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注] 曹云华：《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当代亚太》2002年第12期。 。但是，“印尼对美国提供援助打击国内恐怖主义表现十分慎重，一直否认是用来对付国内穆斯林极端主义，而是把美国引导到打击国内分离主义和各种恐怖破坏活动上，其中包括亚齐和巴布亚等地区的分离主义活动。”[注] 翟景升：《印尼参与积极 心情复杂》，《参考消息》2002年8月8日。
当然也有部分国家对中美同时抱有警觉的态度，譬如新加坡，其一方面对美式民主保持着距离，坚持自己提出的“亚洲价值观”，但是又拉着美国，开展军事合作，以防其他国家对自己安全方面的威胁，另一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同时对中国的崛起又抱有十分警觉的态度，担心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构成威胁。而地处中南半岛的越南依旧担心美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改变其国体颜色，与此同时“也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担心与美国开展过于密切的军事合作会‘刺激’中国。至于长远的未来，则要视乎越南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及地区形势，尤其是南沙群岛问题的走向”[注] 陈奕平：《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
冷战的结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也具有重要的影响。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瓦解，美国顺势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在冷战后，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综合国力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多强之一。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首先，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没有像冷战时期那样强烈，但在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上，中美之间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在这些方面常常发生冲突，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其次，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禁止对华军售，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甚至轰炸中国驻外大使馆，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从而影响到中美关系。2001年“9·11”事件之后，中美在反恐领域展开了合作，美国不再将中国看作是最大的潜在威胁，转而注重中东局势以及恐怖主义威胁，同时美国也认识到东亚局势必须保持稳定。由于美国在反恐方面必须寻求中国的合作，因而无法再在东亚制造针对中国的行动。从2005年开始，美国提出中美两国是“利益相关的参与者”(Stakeholder)的相关观念，2006年美国相继出台《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 《中国军力报告》，这三份报告不约而同地明确提到了“负责任的利益参与者”一词[注] 张金翠：《美国 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与对华新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5期。 。美国在这一时期着重强调双方的可合作性，但是这种合作也是美国“接触加遏制”政策中的一部分，并未消除中国崛起对其地位形成挑战的担忧。
四 中美战略竞争和潜在冲突对东南亚国家外交选择的挑战
冷战开始后，两大阵营对峙。在冷战序幕拉开之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站在了西方阵营的对立面。因此美国对华也就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干涉中国内政，阻止解放台湾。与此同时，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倾向于苏联[注] 关于新中国成立时期外交政策的文献和论述，可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35-1436页；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1993年, 第1-7页。 ，并且在国际上支持各国共产党进行武装革命，其中包括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在冷战开始阶段，美国对东南亚的地缘战略尚未明确，东南亚在美国的战略地位也较轻。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在东北亚及东南亚的战略发生变化，尤其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中国同美国在东北亚的对抗从热战回归于冷战；中国同美国在东南亚的对抗逐渐从冷战向热战转化。”[注] 崔丕：《美日在东南亚的战略合作：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的缘起与影响》，戴超武主编《亚洲冷战史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64页。 中美在冷战初期处于对抗状态，加之冷战格局的形成，东南亚国家势必受到影响，它们必须进行相关的外交选择，实行选边站的外交方针。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从学界到政府决策层基本上都认为中国将对美国构成严重的挑战。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内仍然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它也可能会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注]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的政治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取决于三个因素：美国的同盟、没有对手的海上优势及稳定的均势。而中国力量日益增强，但意图不明，对这三个方面都形成了挑战。”[注] Mohan Malik, “America and China’s Dangerous Game of Geopolitical Poker”, National Interest , June 18, 2014,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chinas-dangerous-game-geopolitical-poker-10690美国政治学者阿伦·弗里德伯格(Aron Friedberg)甚至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使得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加之国内民族主义高涨以及政治体制等因素，中国将会更加向外展示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影响邻国和亚洲区域，如此中国必然意在和美国争夺在亚洲的主导权，中美在亚洲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争霸”已经开始[注] 〈美〉阿伦·弗里德伯格著，洪曼、张琳、王玉丹译《中美亚洲大博弈》，新华出版社，2012年。 。
这种认知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发展。奥巴马执政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以及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相关政策来加强对中国的围堵。特朗普上台后，虽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会晤，但是其遏制中国的政策却一步比一步加重。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联合其他国家来共同遏制中国，对华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中美关系可谓是“雪上加霜”。近期中美关系出现较为困难的情况，这使得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受到影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杰弗里·贝德在《奥巴马的中国及亚洲政策：牢固的双保险》一文中，认为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主要成就包括：“在缅甸建立民主制，美国决定加入东亚峰会并开始努力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论坛，与日本、韩国及其他同盟国的安全关系明显加强，以及深化与东盟10个成员国的关系。”[注] Jeffrey A. Bader ，“Obama’s China and Asia policy: A solid double”，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8/29/obamas-china-and-asia-policy-a-solid-double 另外，美国还搅局南海问题，拉上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问题谈判进行干涉，典型的例子就是推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注] 陈奕平、王琛：《大国关系变动下东盟国家的战略选择——基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历史演变的分析》，杨静林、庄国土主编《东盟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总之，东南亚地区容易成为中美等大国博弈的主要地区。
对于国际环境而言，小国更偏向于以“大国均衡”(great power equilibrium)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环境，为小国提供在大国之间采取中立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在没有大国冲突的情况下，通过保持与所有主要大国的良好关系可从中获益，因此大国均衡成为小国最安全的国际环境[注] Ann Marie Murphy, “Great Power Rivalri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Policy: Exploring the Linkages”, Asian Security , Vol.13, No.3, 2017, p.171.。在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大国平衡”战略成为其主要的外交选择，它们力争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在此基础上获取经济和安全利益。在经济方面，东南亚国家仍然采取争取美国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战略，但同时也尽量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性，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为东南亚国家带来巨大的贸易预期值，利用中国、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资金和市场成为东盟国家改变对美经济战略及减少依附性的重要手段[注] 陈奕平、王琛：《大国关系变动下东盟国家的战略选择——基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历史演变的分析》，杨静林、庄国土主编《东盟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具体来说，东南亚国家采取了以下几种经济贸易措施：(1)继续利用美国的投资、技术和市场；(2)扩大东盟的作用，推动东盟一体化进程，增强区域经济合作，以增强对大国的讨价还价能力；(3)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使得东盟国家逐渐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4)调整不合理的经济关系；(5)积极利用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在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中与美欧大国相抗衡, 反对欧美大国借人权、劳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歧视[注] 陈奕平：《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11、253页。 。
作者前期对考虑机床电能的柔性作业车间调度开展了优化分析[1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刀具、切削液等辅助资源能耗分摊到车间作业过程中，并考虑工件流转过程产生的搬运能耗，研究面向广义能耗的柔性作业车间调度优化模型。首先引入车间广义能耗的概念，对柔性作业车间调度直接电能和间接能耗进行分析，然后建立了以广义能耗和完工时间为优化目标的柔性作业车间调度优化模型，并基于多目标模拟退火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最优调度方案。
所以，在校长和家长的认识中，不排除“踢好足球，上名大学”的动机，但是就校长而言，他们更多的想法是响应国家号召，执行国家政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学校知名度。就家长而言，他们更多的想法是让孩子参与校园足球，促进孩子身心健康，让孩子有一项体育特长，进而养成终身体育的意识。而家长的这一认识恰好契合了校园足球改革的本初含义。
因此，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由于中国崛起、大国竞争以及东盟地位弱化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在对冲过程中整体提升了各国和东盟的抗御力和吸引性权力，东盟保持住了地区合作框架的支点地位……在未来，东盟的对冲战略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因为东盟自身的凝聚力仍然有待提高， 然而地区风险尤其是大国竞争却正在急速上升。如何应对新形势下不断衍生的困难，则是摆在东盟国家面前的长期挑战。”[注] 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 另外，东盟国家也加强自身的建设，进一步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建立东盟共同体[注] ASEAN，2015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the 27th ASEAN Summit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November 22, 2015,http://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5/12/KL-Declaration-on-Establishment-of-ASEAN-Community-2015.pdf，通过地区主义建设，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结 论
中美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事关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中国周边国家的外交选择，其中包含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在面对中美这两个“大象”时所做出的外交选择适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笔者认为中美关系历经三个“20年周期”(1949—1969年、1969—1989年、1989—2009年)，现在正处在第四个“20年周期”。导致中美关系前三个周期性变化的因素主要为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不同时期具体体现在：按照意识形态“选边站”；维护地缘安全；实施“大国平衡”，推进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
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并掀起贸易战，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增大，但是不会重回“冷战”老路。笔者的理由有三：一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中美之间的交流有很好的机制且互动频繁，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合作也不少，这些是冷战年代难以想象的；二是，中国从自身发展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使命出发，积极推进中美关系稳定的意愿十分强烈，也采取了不少积极行动；三是，包括东盟、日本、韩国、印度等在内的区域行为体也不愿意看到冷战对抗的局面出现，也在积极协调，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在当前中美关系从战略竞争逐渐转向战略对抗的形势下，我们认为，东南亚国家会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但会面临美国的压力等挑战，中国应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区域机制建设和安全合作等措施，防止东南亚部分国家在极端情况下重回“选边站”。
胡适重视每个作为个体存在的“小我”，反对在历史进程或社会活动中无视“小我”的作用，或以任何名义淡漠甚至牺牲“小我”的论点。在他看来，每个“小我”时间都是无穷时间中“大我”必不可缺的一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每个“小我”的生命历程在进化之流中都会留下各种“不朽”，参与影响或构建创造历史的活动。“小我”的一生并非只是来世间空耗了一段与己无关的“时间”。
[中图分类号 ]D833.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1.048
[作者简介 ]陈奕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琛，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6级博士生。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中国公民利益保护机制研究” (16AZZ016)。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9)01-0048-12
【责任编辑 ：邓仕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