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1997：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上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篇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趋势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的话】：中国“九五”计划开局的第一年，经济运行情况如何？1997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如何？这是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岁末年头，本刊特请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专家和著名经济学家对1996年的经济运行形势及1997年经济发展趋势作了深入的评介。他们对1996年的经济形势作了充分肯定，对1997年中央政府应实行的宏观经济目标及相关政策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去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状况，更好地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本刊编发了这组专题。
宏观形势：中国值得骄傲的一年
——首次成功实现“软着陆”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也伴随着经济周期性的起落。80年代中期，中国的决策者就曾提出“软着陆”的设想，但始终没有如愿以偿。1993年，中央提出宏观调控，明确提出了“稳定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的“软着陆”的目标。当时，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是否能够实现“软着陆”，抱怀疑观望的态度。三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终于在1996年首次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专家们对1996年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给出的一致结论是：1996年是中国值得骄傲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7%，实现了一个比较适度、比较快速、又是可持续的速度；同时又成功地使通货膨胀从1995年的14.8%降到6%。这“一高一低”是成功实现“软着陆”最显著的标志。
不仅如此，在1996年，中国汇率稳定，外汇储备增加，出口业绩超过预期，储蓄与投资继续以强劲的态势增长，财政收入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专家们对1996年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运作结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96年宏观经济运行六大特点
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1996年宏观经济有哪些特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邱晓华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认为：过去的一年，是宏观经济调控成效表现最显著的一年。这首先是我们比较好地解决了经济生活中长期困扰我们的高增长、高通胀的矛盾，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9.7%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来之不易的，一方面我们是在控制通胀的大环境下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另一方面我们是在各个方面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宏观调控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效。第二是物价涨幅回落到一位数，在三年的时间内物价涨幅从21.7%降到14.8%再降到6%，显示了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调控能力。第三，较好地处理了工业与农业的增长关系。1996年经济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增长关系比较协调，全年农业增长5%左右，工业在13%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区间。特别要指出的是农业再一次获得了特大的丰收，粮食产量超过9600亿斤。工业也在结构调整中保持了比较适度的增长，这主要反映在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都有新的调整。企业的兼并、联合步伐，比前几年进展得快，这不仅是对当前有利，着眼于未来更是有利。第四，国际收支保持较好的发展趋势。全年贸易顺差在16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达到400亿美元，年末外汇储备超过了1000亿美元。这对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对改善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非常有利。第五，投资与消费关系改善，社会需求保持了比较适度的增长。1996年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总量基本接近，两者的实际增长率也基本接近。这两个“基本接近”反映了宏观调控在对总需求的调控方面比过去更成熟、手段也更灵活了。全年投资额有可能完成23800亿元左右，扣除物价上涨后实际增长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24500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是13%左右。这两个"13%"是1996年宏观调控艺术与科学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第六，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民的收入继续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1996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达4380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3.4%；农村居民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8%左右，可能达到1900元，高于1995年增幅3个百分点，改善了农村购买力不足，对提高农村市场的实现程度是比较有利的。
宏观经济格局——喜中有忧
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显示出以“两个根本性转变”带动经济增长的趋势。专家们将这一年的宏观经济格局概括为“以压抑最终需求求得抑制通货膨胀，以扩张中间需求达到维持经济增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认为：
199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1995年相差不大，但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进一步发展。1996年的出口增长率是3.4%，投资增长率17.4%，消费增长率19.3%，这和1995年的增长幅度相比，出口下降幅度8.5%，投资基本持平，消费下降幅度是28%。由于需求控制得很严，所以保持了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下降。为什么在严格控制总需求的时候会出现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7%？主要是由于扩张了中间需求造成的。1996年1至11月，国家银行总投放的贷款当中，有95%左右是流动资金贷款。由于贷款的大量投放，维持了企业的生产增长，才使1996年的增长速度保持了这样的水平。以压抑最终需求求得抑制通货膨胀，以扩张中间需求达到维持经济增长，这是1996年整个宏观政策的格局。总的效果当然是很好的，但是由于扩张中间需求而没有最终需求，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量积压在仓库，没法实现利税。这就造成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普遍下降。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1996年“宏观好、微观有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
“宏观好、微观有困难”——当前企业经营困境成因
在宏观形势全面好转的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却没有按照想象的那样发展，企业经营状况不能尽如人意。全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和亏损率上升，利润总额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改革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从“短期”、“长期”、“发展”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说：
宏观问题有其特殊性，它是短期问题，而体制则是长期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许多体制问题是长期造成的。企业效益下降，当然同四个“提高”有关，即折旧率提高、利率提高、税率提高、社会保障提高。但提高是必要的，过去的折旧率太低说明过去是寅吃卯粮；利率低是因为过去用了低成本资金；社会补贴太低甚至不交社会补贴，结果造成了现在企业负担过重。因此只能说明过去的盈利有虚假性，现在不盈利是真实的，暴露了过去企业经营中被掩盖了的问题。现在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也是长期积累的问题，只能努力去解决，当然不能指望这些问题一年两年就能解决。宏观问题是通过总量的调控实现经济增长的相对平稳。抹平波动是宏观调控的特殊任务，但不能指望宏观调控去解决企业经营的问题、发展的问题，虽然它们不是没有联系。
宏观经济仍面临六大问题
宏观形势好转，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中不存在问题。专家们冷静、客观、科学地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指出宏观经济政策仍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国家计委综合司副司长朱之鑫认为：
我们应当与从提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1993年的对比，来看1996年的成就和所收到的效果。1993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61%，货币净投放了528亿元。生产资料价格指数6月份上涨了52.9%。6月22日外汇比价达到了1∶10.84，有的地方高达1∶11.9。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已经做到了经济增长幅度的逐步回落，从1992年的14.2%，到以后三年的13.5%、12.5%、10.5%，直到1996年的9.7%的速度。从物价指数来看，从1992年的13.2%到1994年的21.7%，再到1996年的6%左右。总之，从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他认为，宏观好不等于宏观不存在问题，微观存在问题不等于微观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现在我们面临有六大问题：一是政企职能的错位；二是银行的“倒逼机制”；三是财政的困难；四是经济信号的失真，部分统计数字不够准确；五是就业矛盾的加大；六是普遍存在的经济上的浮躁情绪。这六大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影响下一段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一致认为中央调控政策更趋成熟、灵活，运用手段也更为丰富合理的同时，是否在政策上能够更完善一些呢？樊纲认为宏观政策还存在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他说：
第一个问题是，货币政策过松，投资政策过紧。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两个政策，第一是货币政策。在西方另一个政策是财政政策，而我国目前财政基本很难发挥作用。但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政策——投资政策，它是可直接控制的变量。正因为如此，由于投资控制得较严，发生了最终需求不足，中间需求过大的问题。而相对于最终需求，货币究竟是多还是不多？当最终需求没有变的时候，货币多了，放在中间环节，则产生了1996年库存增长过大，坏帐持续增长的局面。8月份库存600亿元，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1.5个百分点。库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指标，这个数字对今后的判断也非常重要，因为消化这些存货也是一个过程。因此，从1996年增长速度的判断来讲，如果宏观政策组合得更好，实际的增长（包括库存增长）有可能再高一点。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第二个问题是，政策的滞后性仍是个问题。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其实已经基本实现了“软着陆”，只有一个指标没下来，就是体现通货膨胀率的零售物价指数。这个指数是相当滞后的，等到这个指标下来了再去调整宏观政策，许多事情就比较晚了。看来，今后我们应及时关注像投资增长率的指标、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指标、存货的指标，并据此及时调整我们的宏观政策。因此，199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还存在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一是两方面的政策没有兼顾到，特别是最终需求的政策没有兼顾到；二是要考虑政策提前量和滞后期的问题。
保持清醒头脑 改进宏观管理
如何评价1996年的宏观调控？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研究员李晓西认为：一是我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年初多项计划目标多数已经实现了，这很不简单。二是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之中，这是历史性的改革，困难很多，任重道远。把传统的计划体制改革过来，不可能一蹴而就，是要下很大功夫的。中央指出，到本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比如，1996年在金融调控方面，搞了公开市场，这是具有历史性的一步，将在货币政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真正能使这项调控手段完善起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讲利率杠杆，认为是宏观调控的工具。其实，这仅是一种过渡的办法。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利率要通过市场供求形成。中央银行是通过再贴现率来调控商业银行影响利率水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吞吐金融债券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在我们对货币政策的成绩，不能满足于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一定要清醒地看到，金融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我认为1996年宏观调控政策很有成效，相对成熟，正在成长。在宏观管理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利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的作用，进一步解决好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在对外经济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对外政策体系；在社会经济秩序基本稳定的大好形势下，要提高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有助于1997年的工作，有助于完善和改进宏观管理体制，有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1997年：从寻求“软着陆”到寻求“稳定增长”
1997年对中国来说将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怎样寻求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胡鞍钢提出如下看法。他说：
从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过程看，我们已经经历了四次完整的经济周期。当我们首次成功地实现经济“软着陆”之后，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当从寻求“软着陆”到寻求“稳定增长”，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简而言之，在快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指导方针。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应注意以下两点：一，如何在持续快速增长过程中长期维持低通货膨胀？二，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促进就业的相对增长？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根据我的《中国经济波动研究》发现，改革以来，经济周期是受到政治周期的影响的，即所谓“非经济因素”的“政治冲击”。通常一个周期为五年，前两年“大干快上”，后三年再去经济调整。改革以来重复了多次，这方面应当吸取和借鉴历史性的教训，中央政府应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定的“稳中求进”的方针。只有保持经济的稳定，避免大起大落，才能真正实现低通胀率的持续高增长。第二，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关系。以往人们认为，经济高增长必然带来就业高增长。但是根据“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就业增长率的计算结果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过去的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2%，扣除物价指数以外的投资增长率在20%，而就业增长率却只有1.3%，大大低于80年代就业增长率3.0%的水平。也就是说，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高增长。当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通货膨胀率由高到低的时候，就业问题就相对地突出出来。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至少要持续到2020年。所以说，在“九五”期间，就业问题格外突出出来。因此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应当包括就业增长目标，即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主要解决以下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城市中目前有500多万失业人员，失业率为3%左右。这是一个较高的失业率；二是农村新增和现存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业劳动力绝对数下降而引起的向非农转移的就业问题，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问题不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就业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在保持经济的高增长时，如何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从而有效地带动就业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1997年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总的原则是“稳中求进”。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方针呢？对此，朱之鑫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非常恰当的。所谓稳，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宏观的趋势和走向，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农业要稳，物价要稳，整个社会要安定。所谓要进，就是在改革上要有所前进，在结构调整上要有所前进。
金融运行：金融调控手段有所创新 金融运行基本平稳
1996年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没有金融的有效监督与管理，经济要得到良好的运行是很困难的。
金融宏观调控的六大成效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秦池江认为，金融宏观调控整体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表明我们有实力、有信心实现长期所希望的目标。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区以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三，对金融秩序、金融监管能力进一步加强，前几年金融秩序比较混乱的状态基本上得到了治理。四，开辟了统一的拆借市场和公开市场业务，一个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在上海开始运行。五，适时地利用利率手段。六，加强了金融监管，不仅对境内的金融机构，对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中资机构在境外的金融机构，也第一次派出队伍，进行有力的监管。
对于金融宏观调控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中财办财经组副组长戴根有作了如下分析：一是中间目标比较明确。过去长期以来对银行主要实行贷款规模控制。1994年以来，中央银行开始按季度公布货币供应量，取得社会的监督，货币政策变得比过去明确了。二，利率政策调整，1996年比较灵活。三，中央银行比较重视结构，根据市场情况，灵活地调整贷款规模。四，中央银行加强了监管。
潜伏问题不容忽视
评价1996年的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形势好，不等于不存在问题。问题何在？秦池江认为有以下五点：
第一，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还未得到根本性的治理，通货膨胀存在反弹的危险。第二，社会资金循环不畅，特别是企业之间债务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第三，信贷资产质量继续下降。第四，金融秩序还存在许多隐患，特别是股价腾升，暴露出金融秩序存在相当严重的缺陷。第五，金融政策上，货币政策的过度运用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不能指望用货币政策来解决一些它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地区差距、收入差别、投资规模、贫困人口生活等等。
戴根有在谈到金融方面的问题时，概括为以下四点：一，货币供应量还比较高，留下了很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二，资金流量结构控制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央银行利率下调以后，大量的资金聚集到股市。企业非常困难，而股市却炒得非常之高。三，对外金融关系取得很大进步，相比较而言国内金融改革慢了一些。四，金融秩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经济犯罪国际化。
1997年的宏观调控政策
1997年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秦池江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稳定币值，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绝对不能放松。二，市场问题。市场问题解决得好，资金循环就能够畅通，货币稳定就有基础。当前市场问题最核心的是消费层和消费区的选择问题，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农村市场。三，重复建设问题。各地都有庞大的发展计划，都要求银行放松银根，但是从宏观调控讲，银行控制总量解决不了结构问题，总量控制的有效还要靠结构的调整。四，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育问题。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还是货币市场问题，货币市场不发育起来，不规范起来，要发展资本市场是很难的。五，外资的利用和内资的利用的配合问题。我们一方面为外汇储备的增长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包含担忧的因素。外资进来以后，利用外资和内资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六，企业缺资金。目前企业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信用。企业没有信用，资金就解决不了；如果有信用，资金会源源不断地来。七，金融工具的多样化。需要继续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真正按市场经济的条件发展各种金融工具。
财政运行：财政收入与预算 比预想的还要顺利
从1994年开始，财政改革，包括税收，出台了一系列大的改革措施。经过1994、1995、1996三年的运行，建立了一个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框架。财政、税收改革出台时最担心财政收入和预算是否有保证，三年来的实践证明，财政收入比原来预想的要顺利得多，连续四年上了个大台阶。总体上说，改革和发展成绩都是比较大的。
1996年财政运行的基本状况
199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是否正常？财政收入与支出是否增长？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如何？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财政部综合司司长丁先觉在谈到这些问题时说：
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而且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支出增长幅度，国家预算情况也基本正常。1996年1至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9.9%，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6.6%。在全国财政收入当中，增加项目最多的是工商税，增长20.2%，其中消费税增长23.9%，增值税增长18.4%，林业税增长20.1%，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增长20%，个人所得税增长49.2%，农牧业税增长34.9%。收入减少的项目主要是企业的所得税，减少了64亿元，下降了9.1%。全国财政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14.7%，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增长了10.3%，地方财政支出增长了20.6%。增加较多的项目主要是企业挖潜的改造资金，增长12.6%，支援农业支出增长17%，城市维护费增长15.5%，教育事业费增长15.9%，优抚和社会救济费增长34.9%，行政管理费增长16.3%，价格补贴支出增长21.6%。
丁先觉把1996年中国财政运行的基本特点，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入增长高于支出增长的幅度，但是支出增长也超过了预算。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比支出增长幅度高了0.7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幅虽然低于收入增幅，并且比去年同期还下降了2.7个百分点，但是比预算高了7.7个百分点。二是中央财政的收入偏低。到11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比地方财政的收支增幅要低16.7和10.3个百分点。三是进出口税收政策的调整对财政收入有较大的影响。由于关税税率下调，以及由于4月1日起取消了对进口投资设备、原材料的关税减免，所以第二季度以来，进口关税增长缓慢，海关代征的消费税、增值税增长较快。四是企业效益下滑，实现利润大幅度下降，使企业所得税收入出现了负增长。五是预算外资金侵蚀税金的情况比较严重，乱收费的现象比较普遍。六，支出管理的突出问题是支出的约束不严，铺张浪费现象依然存在。
宏观形势好转，微观存在诸多问题，财政形势不容乐观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以及丁先觉对当前财政面临的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苏明说：
财政当前面临的问题很多。一是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八五”期间财政比重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1995年下降到10.7%，1996年继续下降，可能不到1个百分点。二是财政赤字和债务不断膨胀。1996年的预算是600多亿元，基本能控制在预算之内，但赤字的幅度还在增大。三是中国的赤字和债务全在中央，地方基本没有。现在国库券发行量每年都在增加，1995年发行1500亿元，1996年1900亿元，1997年有可能大幅度地增长。
在谈到财政支出时，苏明认为财政支出当前有四个问题：一，财政支出总量不足，已影响到政府实行其职能。财政支出包括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还本付息支出。1995年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比重已下降到13.8%，1990年是21.8%，下降大约是8个百分点。财政支出下降有几个大的问题：一是很多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办公经费缺乏；另外，财政的社会公共开支力不从心，特别是教育经费。1994年的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16%，这一比重与西方许多国家相比，也是不低的。但是由于我国总的财政支出比较少，尽管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高，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是比较低的。第二个问题是，财政投资下降。财政预算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到1995年下降到7.7%，1981年是20.5%。财政投资占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到1995年下降到3.1%，1981年是28.1%。投资过度地依赖银行是要出问题的。第三个问题，国家一方面财力不足，另一方面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不该管的还得管，加重了财政负担。最突出的是财政补贴，一是企业亏损补贴，二是价格补贴。
他认为，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不是简单地从紧，而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增长。财政支出靠什么？过度地依赖债务，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出路在于：一要整顿预算外资金，二要改革税制，加强征管，扩大税基。
丁先觉认为，财政形势不容乐观。主要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面临着制约因素，特别是有不少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比较困难，企业经济效益仍将制约财政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一些过渡性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做不到完全取消，也影响了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支出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主要是7月份粮食价格调整后，以及部分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财政支出将进一步增加，增幅将进一步提高。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初步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比上年增长16%左右，财政支出增长15%左右，财政赤字通过努力可望控制在预算确定的数额之内。
1997年财政发展趋势预测
丁先觉说，从财政收入方面看，根据利用宏观财政模型对1990年到1996年财政与经济关系分析，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0.67%。他认为，按照1997年宏观调控目标和对主要经济指标所作的初步预测，财政收入增长大体是这样一个区间：其下限是按照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计划增长8%、物价涨幅不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来测算，财政收入可能要达到13%；其上限是，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增长10%左右，物价涨幅控制在10%以内这种态势下，财政收入预计增长17%左右；同时考虑到计划年度某些政策性因素调整，影响财政收入，近几年财政收入年速增长较高，基数也比较大，以及国有企业困难等因素存在，短期内还难以扭转，将综合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综合这些因素分析，预计1997年财政收入增长大体在14%-15%之间。
从财政支出方面看，1997年预算支出安排面临三个方面的任务和要求：一是要落实“九五”计划逐步压缩财政赤字的目标。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二是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压缩一般性的支出，同时保持重点建设事业的支出资金需要。1997年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为了平稳过渡，中央财政还要有所准备。因此，1997年财政支出的压力还比较大，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调控财政支出，力争做到财政支出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从而达到逐年压缩财政赤字的目的。
1996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是很好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来之不易的。
中国经济发展如同一架巨型飞机飞行，如果飞机操纵失灵或硬着陆的话，就会丧失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令人欣喜的是，这架飞机已经平稳地着陆。这得益于驾驭这架飞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决策能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常言道：“四十而不惑”，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在认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方面已经不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包括吸取历史的教训。这正是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最重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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