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谈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_全球治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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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全球化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在全球化进程中也日益具有跨国的特点。

全球化是一种空间现象。地区、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空间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全球化也具有时间的特点。信息、知识、资本、商品和人员都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在全球迅速流动。此外,不同的全球发展趋势之间紧密的因果关系也表明了全球化的特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人口增长、环境保护和技术革新以特殊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对那些得以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提供了许多机遇。

然而,全球化也提出了许多涉及未来政策的复杂的新问题,如全球化的政治可塑性问题及世界的可治理性问题;建立世界经济秩序框架的可能性问题,尤其是如何防止出现野蛮无情的全球化问题等等。

我们的社会靠着一些已经不适应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新现实的机构在运转。要建立一套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制度,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智力挑战。”

政治结构滞后

“政治危机”的产生,不应当归罪于全球化,而应当归罪于政治结构本身。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不断发生变化,而政治机构却没有“随之改变”,它们的惯性太大,缺乏制度上和政治上的革新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社会“缺乏控制”,制度方面发展不足或没有发展。一方面经济已经国际化,出现了全球性的对环境的破坏和跨越国界的问题,另一方面政治活动继续由各个主权国家决定,这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我们政治思想的基本参照系在现实面前已令人生疑,或者说已经过时。首先,内政和外交这两套政治机构有明确的分界并且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领域”,而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界线实际上却正在消失,因为越来越多的问题已不是某一国的事情,不少问题已具有全球性质。如因区位竞争而引发的降税竞争问题,因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而产生的资本收入的征税问题,等等。面对这种发展趋势,即使在科学上仍占主导地位的内政和外交的分异也是分析问题的障碍。其次,世界性的问题和跨国界的问题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得到解决。我们生活在一个主权分立的体系中,而民族国家独自解决迫切的未来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鉴于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国家主权”的传统理解和对“民族利益”的过于狭隘的定义会导致走上政治末路和政策失灵。为了加强民族国家行为能力,实行国际合作、有选择地放弃部分主权和国际负担均摊是绝对必要的。再次,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也需要适应国际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这种新的条件。只有建立一套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和监察制度作为“互相干涉”这种新形式的基础,才能保护人权、防止国内战争、遏制国际环境危机、防止民族屠杀、监督国际协议的执行。因此,鉴于全球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必须打破民族的内部逻辑,朝着有利于长远的全球目标的方向发展。那些不能适应这些新要求的社会,在中长期内必将被全球化进程所抛弃。

国际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贸组织除外)大都力量弱小,行动不力,或者不能面对新的挑战。联合国在东西方冲突结束之后未能扩大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此外,多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经历了一场危机。世界上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发展合作却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应发展全球性的多边主义,制定一套可靠的全球规则,以实现资本主义“第二次转型”的目标,将全球市场经济纳入新的全球制度中。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是21世纪的重大挑战。

全球治理面临四个挑战

全球化过程向人们提出了许多超越经典对外政策的问题,促使人们彻底重新思考“内政”和“外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对民族国家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全球治理这一新的领域来说,至今还没有建立任何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建立全球治理体系将面临四个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扩展全球的秩序框架。市场需要有一个秩序框架,以便发展生产力,使它服务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没有秩序政策,市场竞争就会导致社会和生态的恶性竞争。这一内在联系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则在整个国际社会都有效。世界贸易秩序是这种世界秩序的首要因素,此外还有世界竞争秩序、世界货币和金融秩序、国际社会秩序、世界环境秩序等。

为了创造上述的全球总体条件,在20世纪末或世界日益网络化的条件下,必须首先建立一套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这并不是说建立诸如“世界环境机构”、“世界竞争机构”等等级制的机构。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全球治理结构是无法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的。更确切地说,应当建设全球性的、跨国界的秩序网络。全球性的最低标准应由世界各地区(如欧盟)的共同秩序框架来补充和细化,以便与各国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国际间商定的标准将随时受到各个国家、区域或国际组织的监督。民族国家应加强对跨国公司履行通报信息的义务,区域的或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应有助于民主监督和增加透明度。银行、跨国企业和其他私人公司也必须参加全球政策形成的过程。

第二个挑战:解决全球的和跨国界的问题。全球化和世界性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要求扩展国际合作的形式。共同的探索过程和学习过程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最重要的。日益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和协调,制定一套超国家的标准和规则,签订受国际法约束的公约,加强国际管理以及各国为解决全球问题而采取国际间协调一致的战略和措施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

第三个挑战:创建全球法制国家和国际合作文化。建立民主的法制国家是为了克服独裁统治、寡头统治、社会达尔文主义及文化和宗教的苛求,实现民主、自由、团结、利益均衡、公平和社会公正。要实现国际社会的长期稳定,就需要制定一整套有益于合作、以合作为基础的规则,即从制度上和法律上对权力加以限制。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创建全球法制国家。法制国家的思想是现代社会和西方民主的一大成就。只有加强全球的法制才能实现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政策。如果建立国际刑事法庭和设立世界环境司法审判权,那么就是向这一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国际交流——全球治理的文化方面。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通过“互相干涉”、制定全球性的规则、跨国界的政策网络和全球治理才能解决,那么就需要一种更加稳固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基础。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有差别的规则制定。在制定全球性规则时不能对存在不同问题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制定全球性规则必须考虑全球化的不同影响,同时应将普遍适用的原则、标准和规则与具体的国家集团的特殊规则相结合。

全球性标准。人权、男女平等、民主和正义就是这样的全球性标准,但是,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它们就成了互相借鉴和开展国际对话的几个复杂领域。

第四个挑战:国家政策的重组。在全球结构变化的时代,民族国家的行动绝不会失去意义。没有高效率的和有行为能力的国家,就不可能实施全球性政策,没有国家政策与全球政策的结合,全球治理就不可能成功。全球治理要求一种多层次的政策。解决跨国界和全球性问题不仅需要一套全新的全球规则,而且首先要在从地区到全球的不同的政治层面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因此,解决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公约和规则作保障,同时区域性的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将来面对全球化的进展,人们必须考虑和制定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国家政策。

全球治理观点的政治现实主义

德国不仅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支具有创造力的重要的“国际力量”。欧盟更是如此。它由于其经济力量、共同的货币区的建立、内部大市场的规模以及技术潜力,可在高效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欧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区域性一体化工程,积累了许多超国家的经验。而美国经常扮演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的角色,因此要实施合作性的全球治理计划就相对困难一些。

“全球治理”的设想是一个参照系,目的是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加强政治调控能力,解决国际问题及未来问题。尽管会遭到某些集团的反对,但它终究会深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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