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格纳研究综述_文学论文

麦格纳研究综述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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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领域内的一位重要的作家,也是具有自己独持艺术风格的东北作家。他的创作,跨越了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两大时期,比较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北部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人民斗争的历史痕迹,他的一些代表作,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马加同时又是三十年代极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解放后,他长期担任辽宁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他是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委员,离休前担任着辽宁省作协主席,辽宁省文联主席。现在是辽宁省作协和辽宁省文联的名誉主席。

马加是从192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是年,他从故乡辽宁新民县的文会中学考上了沈阳的东北大学教育学院预科,并于本年秋天在沈阳的《平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歌《秋之歌》。这是马加的第一篇作品,也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开始。至今,已有近七十年的创作生涯。

马加已出版的作品计有: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江山村十日》、《在祖国的东方》、《红色的果实》、《北国风云录》、《血映关山》;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登基前后》(解放后改名为《寒夜火种》);短篇小说集《过甸子梁》、《新生的光辉》、《双龙河》;散文集《祖国的江河土地》、《友谊散记》、《幸福的时代》、《马加散文选》;长篇回忆录《漂泊生涯》,以及《马加文集》等。此外,还有一些小说、诗歌、杂文和评论文章。

关于对马加作品的研究,最早的一篇是1933年出版的《文艺年鉴》。该书里的一篇文章认为马加的长诗《火祭》,是本年度最好的一首政治抒情诗。

1936年,吉旅在《黎明》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评〈登基前后〉》,也是较早的评论马加作品的文章。

迄今为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评论马加的作品和介绍马加的创作经历的文章约在二百三十篇以上。研究的方面比较广泛,取得了较好的学术成果。但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加创作成绩的研究专著还不多,只有《通向作家之路——马加的创作生涯》(白长青著,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还有一部比较系统的资料研究专集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马加专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长青、徐国伦编)。

在已出版和发表的各种文章、专著中,涉及到马加创作的各个方面,下面,我们拟分为几个专题,将马加创作的总体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介绍。

一、关于马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论

关于马加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分为现代和当代两部分。

关于马加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研究,首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①a]。在此书中,杨义专门以一节《江山的喜悦和草原的悲壮》,通过马加在建国前的三部主要作品的时代价值,来反映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杨义认为,马加和作家康濯一样,是“以农村题材作品著称的”,但“他的文学准备更丰富,也起步更早”,而且他“以主要的精力创作中长篇”。

杨义比较详细地分析了马加在这个时期的三个中长篇小说。他认为《滹沱河流域》“颇有融城与乡,军与民于一炉的艺术抱负”。但“作家尚未养成大开大阖,擒纵自如的文学魄力和手腕,使矛盾的展开难免局促拘谨,场面转换显得紊乱而缺乏章法。倒是一些描写的片断,还有几分清新细丽之处”。

对于《江山村十日》,杨义认为,这是一部“洋溢着政治激情,散发着几分北大荒的旷野气息”的小说。杨义特别注意了它的出色的东北语言风格和对人物的心情的表现。他指出:“小说写得比较出色的地方,是展示人们分果实时的喜悦心情,作家确实是受这种喜悦的心情所感染了。”这是点出了作品的基调、色彩和作家创作时的心情相联系的本质。

关于《开不败的花朵》,杨义评价为“散发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开拓了一个相当开阔苍茫抒情的艺术境界”。杨义特别指出了作家对草原的描写所达到的精神气韵,并把它和契诃夫笔下的草原相比较。杨义评价说:“它带有大草原的寥阔、清新,无论写晴空下的进发,暴雨中的强行,还是写黑夜里的迷途,都有一种浩缈的逼真,似乎可以闻到草原的香味,令人联想到契诃夫的中篇《草原》。”杨义还认为,马加描写的草原,着力渲染着草原上那“数不清,开不败的花朵”,通过春风吹又生的五月的鲜花,象征着王耀东、嘎达梅林这样的人民英雄,把历史和现实,神话和土地,都“交融在一个坦坦荡荡,千花百草繁茂的草原的怀抱之中”。这些,就是马加的笔下的“草原的灵魂”。而此节的标题“江山的喜悦和草原的悲壮”,其意义也就蕴含其中了。

一些评论家还特别注意到马加作为三十年代就享誉文坛的“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的地位。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②a],沈卫威的《东北流亡文学史论》[③a],都关注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的群体意识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影响。

二、关于对马加的创作生涯的研究

许多研究者都比较关注马加的创作生涯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也比较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加的创作历程比较长,生活经历也比较丰富,可以研究和总结的东西比较多,同时也是由于马加创作的自身特点来决定的。作为一个几乎与二十世纪同行的有特色的作家,马加的作品差不多都取材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他的漂泊、坎坷、动荡、多彩的一生阅历,构成了他特有的生活积淀。他的大部分创作,就来源于他对这些生活的艺术的再升华之中。同时在这些生活中,又包含着他的丰富的感情因素,并与他的创作个性结合起来了。马加那些著名的作品,像《开不败的花朵》、《江山村十日》、《北国风云录》等,都直接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都带着他内心的感情历程。因此,对于像马加这样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来说,关注他的创作生涯的研究,就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了。这也是马加研究中的一个特色。

对马加的创作生涯的全面研究的成果,首先是白长青的研究专著《通向作家之路——马加的创作生涯》。这部书比较详细的介绍了马加的创作道路,资料比较丰富,写得比较详实,颇有参考价值。此外,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马加专集》中,由白长青所撰写的《马加传略》,以及他的文章《一个真正的人民作家》[①b],都是比较全面地研究和介绍马加创作生涯的。在这篇文章中,白长青提出了马加创作历程中所具有的革命方面,那就是:“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个坚定的战士,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有着作家与战士的双重身份。”白文认为,马加从“走上文学道路开始,他的创作就追逐着革命的激流,歌颂着人民斗争的历史画卷,从来没有疲倦停息”。从而体现了“一个革命的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他的另一篇文章《旌旗开处大纛舞》[②b],也是较全面地研究马加创作道路的文章。

宝藏有多篇研究马加的创作生涯文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加文学生涯60年》[③b]和《论马加的创作道路》[④b]两篇。在后一篇文章中,宝藏特别指出了马加的中篇小说《登基前后》(又名《寒夜火种》)在当时的积极的思想意义,以及今天对它的重新评价,重新认识的必要。他认为,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充分地反映了沦陷区人民的反抗意识”,而且还能在作品里能够对三十年代的东北农村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给予艺术而准确的再现,十分难得。他说:“马加在三十年代中期,就能够站在当时社会思想的制高点上,俯瞰沦陷区阶级意向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这无疑是与作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学习马列主义有直接的关系。”此外,宝藏还对马加的其他作品,以及马加的创作风格等,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另一位研究马加的创作道路的作者张福高,在他的文章《论马加的创作》[⑤b]里,也谈到了马加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特征。他认为,由于马加“和革命同呼吸,共脉搏,因而才能如此迅速地、全面地反映了时代的动向和革命的风貌”。应该说,类似张福高这样的评价,在其他的研究马加创作生涯的文章中是具有共性的。

一些文章还特别地注意到了马加的早期文学活动。在《东北现代文学史》[⑥b]中,就提到在“五卅运动以后”,各种文艺团体在东北文坛上的日益活跃,其中就有“东北大学的马加”等人组织的北国社。在该书的第三编第三节“长篇小说《寒夜火种》及其他”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加在北平流亡时期的创作情况。

沈卫威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在沈阳的文坛上,特别是在东北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一些文学青年当中,只有马加是最出色,最活跃的一个[⑦b]。

关于马加的创作生涯的介绍,还有一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马加的夫人,女作家申蔚的《〈开不败的花朵〉补记》[⑧b]。由于申蔚和马加共同经历了那次难忘的草原行军,共同经历了战斗的考验,因此她在回忆和写出《开不败的花朵》的创作素材和当时的亲身经历时,无论是场、景、情、人物都异常真实动人,因而也更有说服力。这对读者更好地了解《开不败的花朵》的创作过程,无疑是有帮助的。

三、关于对《江山村十日》的评论

马加的长篇小说《江山村十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正是在这部作品中,马加开始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东北地方的创作特色和东北语言的风格。《江山村十日》的发展,确立了马加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并以“出色的东北作家”的鲜明标志而令人瞩目。在解放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都提到了《江山村十日》,这表明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认为,《江山村十日》是反映土地改革内容的比较好的作品之一。“作者以干部下乡和离开为起讫,用了近于素描的概括的方法,比较完整地写出了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王瑶还特别地引述了作家杨朔对《江山村十日》的一段评价。杨朔的评价不仅很精辟,而且很准确,他的评价几乎被所有的研究者所普遍认同。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它摘录如下:

全书读起来似乎有些平,故事性不够强,可是只要你一拿起书,就会被一种强烈的生活气息所吸引。鲜明的色彩,浓厚的风土气味,人物也都赋有一定的性格,这就使本书的生活气息特别迷人。为什么能达到这一步呢?我研究了一下,觉得主要是语言运用得好。东北的语言相当丰富。比起先前所有用东北语言写东北题材的作品,这本书可以说是最突出,语言最好。正是因为语言的乡土气味十足,所以不管写人写事,色彩气味便显得格外浓。[①c]

杨朔评价《江山村十日》里面由于东北语言运用得好,从而使作品的气味格外的浓郁。而冯雪峰则从小说的时代意义和个性气质方面展开了自己的分析:“《江山村十日》这部小说,在我们目前的需要和我们的文学的现在的水平上,也是一部好小说。”“作为一个速写式的中篇,作为一部炭画,我觉得作者在这上面是很成功的。”冯雪峰进一步解释说:

我说速写式、炭画式,是说这部小说的特色,我绝不是说它“不完整”或什么别的,这是它自己的一种表现法和风格。这部作品在个别处所,没有力或所谓“笔乏”的地方并不少的,尤其写周兰的母亲,是很失败的。但整个地说,这是一幅完整的炭画,轮廓是分明的,内容和人物和景色是生动的,自相连接着的。当我读它的时候,我能够找到它很多写得不好的地方,但我读完,把书搁开,闭眼一想,我就觉得它是描写江山村土改的一幅生动可爱的炭画,其中的缺点似乎都没有重大关系了。[②c]

此外,由唐韬、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③c],和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④c],都提到了《江山村十日》。特别是在前一部书里,指出了这是反映东北土改生活的比较突出的一部中篇小说。它的“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形象也比较突出,……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伟大变化,也给读者留下深长的意味”。

《东北现代文学史》对这部书给予重点的介绍。该书的第四编第三节,题目即为“马加的《江山村十日》”。作者首先肯定了这本书的鲜明的时代意义,认为它“是描写东北土地改革斗争的较为成功的作品”。作品“满腔热情的讴歌了翻身以后的贫苦农民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品中的金永生就是中国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的代表”。

在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①d]中,也专门谈到了《江山村十日》,认为它的“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相当鲜明的人物性格,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较之作者以前写的《滹沱河流域》一书,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刘绶松认为小说的不足是运用东北语言所带来的地方局限性,而且描写金成和周云的爱情故事与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结合得还不够紧凑。

在评介《江山村十日》的几种文学史书籍中,当以晚近出版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史》[②d]评论得最为全面和深入,对马加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手法给予了新的挖掘和阐释,使读者对这部书能有更深刻的历史的和艺术审美的认识。作者认为:“《江山村十日》是东北解放区小说创作中最为出色的中篇。”在这部书里,马加能够把自觉的创作意识和命题创作的时代要求很好地相结合,特别是由于他追求着语言的群众化,才促成了作品的独特风格。

比起其他的评论家,《东北解放区文学史》的作者更注重马加在这部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就和某些创新的艺术手法。

《东北现代文学史》的作者认为,《江山村十日》“不仅在某些语言的运用上有现代派的风格,在其他艺术表现上,也略带几许现代派风格。而这,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忽视”。“它在坚持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的同时,能够将某些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它门类的艺术表现手法有机地融入创作之中,这也许是不经意的,但是这种‘不经意’,正表明作家生活功底与艺术功底的丰厚”。所以,“它与大多数东北解放区文学作品不同:它不仅至今仍有认识价值与历史价值,而且迄今仍葆有审美价值”。这些观点,都是很重要的。

四、关于对《开不败的花朵》的评论

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是马加的代表作,它自1950年出版以来,一再再版,曾被译成英、日、德、蒙等国文字,并收入到《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在先后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周扬同志的报告中,都把该书列为建国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自出版以来,有关的评论就相当的踊跃,数量也很多。

丁玲在她的《创作与生活》[③d]一文中,曾结合《开不败的花朵》的创作过程和马加的成功的创作体验,详细地谈了作家应该怎样构思题材,怎样表现生活,升华主题的问题。一般的评论家都认为,《开不败的花朵》的艺术成就是高于《江山村十日》的。王瑶评论说:“《开不败的花朵》所以超出了他以前的创作水平,主要是因为他相当成功地写出了新的英雄人物的新的品质。”王瑶并引用了柳青的评价说:“我认为,《开不败的花朵》在各个方面都相当远地超出他过去的水平。语言比《江山村十日》也使人读起来舒畅,有些地方好像诗,很有感情地传达出了气氛,塑造了形象。”[④d]

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⑤d]中,作者着重分析了马加的创作欲望源于作家重回东北后的心灵感应的过程,作家这种新鲜的内心感情赋予给草原一个觉醒了的灵魂。而朱寨则侧重于寻找小说的思想层面上的精神隐喻意义,特别是表现革命精神的象征性手法:“以往对《开不败的花朵》的称赞,多着眼于草原风光景色的描绘。是的,作品描写的无垠草原,缤纷斑斓的花朵,瓦蓝的天空,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其实,作品还有更深沉的蕴含隐喻:草原上的花朵秋天谢了,春天重开,年复一年,生机不衰,因为花下‘掩盖着志士的鲜血’;缭绕飘荡于草原上的歌声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歌,而是人民思念革命烈士的《五月的鲜花》和《嘎达梅林之歌》。作品的结尾正如飘逸的歌声,余音袅袅。”[①e]这种“思想感情的蕴含”,才是作品的最打动人的地方。

在解放后出版的几种《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都提到了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如《当代文学概观》[②e]中说:“《开不败的花朵》叙述了日寇投降后党的一支干部队伍,在进军东北的途中,发生在内蒙草原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作者几乎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事实的记录,作品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今天读来仍然激动人心。”此外,像《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也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五、关于对《北国风云录》和《血映关山》的评论

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和《血映关山》姊妹篇,是马加晚年的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出版于八十年代。这两部作品以马加亲身经历的一段生活为基础,展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这段历史时期的以东北社会为中心的北部中国的风云变幻史。作品场面宏阔,结构浑整,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浓厚,特别是它运用马加特有的语言风格,再现了那段历史生活中的东北农村的鲜明的地方色彩而广受好评。《北国风云录》获辽宁省政府优秀作品一等奖,中国首届满族文学奖,《血映关山》获东北文学奖。这两部小说出版以来,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注意。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北国风云录》“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中可以看到作家的“文章老成的风采”。李作祥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的马加的创作风格,那就是“散”和“淡”的特点。他认为,“马加同志是一个温厚而含蓄的人,他是一个不善于用强烈的,浓度相当高的方式表达自己感情的人”,“马加同志的感情特点、气质特点决定了这种淡如水的表达方式。这种感情上的淡化,并不是没有感情,或者感情不深,而是一种感情的存在方式或表达方式”。这种淡淡的彩墨化,恰是马加的风格。他认为,小说的不足是由于结构上“过于均衡”,“而无异峰突起之妙”[③e]。

李兴武认为,《北国风云录》在人物的塑造上是极有创意的。在马加过去的一些小说里面,重要的人物往往也就是英雄式的人物,而在《北国风云录》中却不是这样。马加把知识分子周云作为重要人物去塑造,但周云却绝不能算是英雄人物。正因为“他的优点和弱点都了了分明地显现在读者面前,才收到了如鲁迅所说‘正因真实,转成新鲜’的艺术效果”。小说又塑造了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沈风的形象,“作为周云形象的补充”,这种“二合一”的手段,就能更充分的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物精神[④e]。周兴华认为,《北国风云录》中的地方色彩同小说中的爱国主义的主题是一致的,地方色彩是外在的形式,而爱国主义思想是其内在的精神[⑤e],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分析。

曾镇南从对历史题材的表现的时代意义上分析了小说的价值。他认为,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要能“唤起青年庄严的历史感,使他们览畴昔之风云,明今日之使命,知前辈之奋斗,增开拓之勇气。《北国风云录》是能够起这样的现实战斗作用的”。“在这部写作时间长达二十年,三易其稿,历尽劫难的力作中,凝结着作家毕生的生活经验和进行艰苦艺术创造的心血”[①f]。

对于长篇小说《血映关山》,有两篇比较重要的评论文章,其一是何镇邦的文章。他认为,《血映关山》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小说是从某个侧面来写伟大的抗战斗争的,“因此,虽然作者并不追求一种史诗效应……,却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深厚的历史感”。其次,作品对抗战时期的延安生活的描写也是极有特色的,“作者正是以一种平实的笔调,白描的手法,从不易被人注意的平凡的日常生活画面中写出延安的生活面貌和革命精神”。更为可贵的是,“马加同志写延安,不只是写光明的积极的一面,也写到延安生活的阴暗面,他几乎是以实景的笔法,通过革命青年周云的遭际来写当年在延安由康生一手导演的‘抢救运动’的。这些描写,具有历史记载性的文献价值,也表现出马加这位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艺术勇气”[②f]。

林为进认为,《血映关山》的叙事结构是作家以流动的一个个画面去反映历史的,“正是在似乎零散的叙述中,打破了似乎完整的封闭与凝固,通过仿若不连贯的众多零碎的画面,努力表现出历史的风云变幻”。林为进以赞赏的态度评价了小说对延安的“抢救运动”的描写,他认为,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对延安生活进行具体的描述,的确还不多见”。因此,小说对延安生活的描写,“就文学创作的题材的开拓来说,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贡献”[③f]。

六、关于对马加的其它作品的评论

马加的其它一些作品也引起了评论家的广泛的注意。他于193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登基前后》,在当时就有吉旅给予了介绍,1940年,于毅夫在《反攻》第2期上也给予了介绍。但由于当时的抗战开始后的动荡环境,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解放以后,这部小说改名为《寒夜火种》再版时,它的价值便受到了普遍的注意和再识。《东北现代文学史》说:“当时的东北‘到处是严冷的寒夜’……在这种情况下,《寒夜火种》的确起了火种的作用,向人们心里投下了希望和真理之光,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抗日救国的道路,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积极的思想意义。”此外,在姚辛主编的《左联词典》中也指出:“1932年夏至1934年4月,马加从北平潜回家乡务农,体验生活,这部小说就是他根据自己这段亲身经历而成。”关于小说的意义,他认为,这是“一部反映三十年代伪满洲国现实生活的优秀之作,也是马加左联时期文学道路的一块里程碑”[④f]。

李兴武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得益于其选材的新鲜。“《寒夜火种》的选材,很类似一幅好的图画。溥仪登基前后,正是东北最黑暗的时候,也是各种矛盾最集中的时候。小说紧紧抓住这个时刻,写出了恶霸汉奸的横征暴敛,胡作非为,写出了贫苦农民的屈辱与苦难,不平与反抗,写出了义勇军的集会宣传和武装斗争,显得真实自然,毫不牵强附会”。不仅如此,李兴武还首次把几乎发表于同一时期的,同是东北流亡作家的抗日题材作品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和《寒夜火种》作了比较,他认为:“马加在北京创作《寒夜火种》的时候,萧红和萧军也正在青岛创作和完成着《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现在,《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都载入了史册,《寒夜火种》却被冷落着,这是不公平的。就这三部作品来说,虽然风格各不相同,但是每一种风格都有各自的长处,表现的主题是一致的。而从通篇的结构和布局上看,《寒夜火种》则更符合中、长篇小说的规范和要求。因此,《寒夜火种》应该和其它两部作品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光荣的位置。”[①g]

对于马加写于延安时期的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也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给予了介绍。李兴武也认为,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在于展示了解放区阶级关系的变化,……比起《寒夜火种》来,这部作品的生活场景更加广阔,生活气息更为浓厚,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也更加细致。”[②g]沈卫威则从东北流亡作家在抗战后期的整体创作轨迹上看待这部小说的积极意义的,认为这部作品“突出地代表了这一时期东北流亡作家群创作转变后的文学成就。可以这样说,流亡到延安的东北作家二十余人,在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发表长篇小说的仅马加一人。”[③g]还有的评论者认为,小说反映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人民的新的觉醒的精神面貌[④g]。关于这部作品的不足,认识也比较一致。那就是因为这部小说毕竟只是一个半成品,艺术上还显得不够成熟。

对于马加的另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在祖国的东方》,李兴武评论说,小说的成功在于人物的塑造比较生动,富有东北人民的气息。而小说的不足则是“结构也稍嫌散漫”[⑤g]。张福高也认为,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是成功的,“有些场面浮雕似的印在人们的脑中,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⑥g]。小说在表现高昂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基调方面,是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的。

五十年代,马加在辽宁农村长期深入生活,他在辽南盖县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写出了反映辽南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内容的长篇小说《红色的果实》。这是马加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较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注意,也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

马加是以写小说为主的作家,但同时他也很喜爱散文创作,出版了几部散文集。在他创作生涯的早期,他又写了大量的诗歌。马加在散文和诗歌方面的成就,也引起了一些评论者的注意。马风从作家的创作心态上提出,马加在写散文和写小说时,是否有着不同的创作心态。“马加并不拿出一副散文家的身份和架势来写散文,恰恰因为如此,他的散文才没有被‘规范’所掣肘,而勃发出另一番鲜活的姿态”。而马加散文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厚重的思想力量”。他的情感,是始终不渝地和时代的“思想”联系在一起[⑦g]。

马加在北平时期写作了大量的诗歌,而且基本上都是些长诗,像《火祭》、《故都进行曲》、《第三时期》等等。这些来自于苦难的时代的战歌,是“真正从血管里涌出来的诗”!“它以火的激情,鞭鞑那个吃人的社会,呼唤着革命的到来”[⑧g]。诗人刘镇对马加在北平时期创作的诗歌的评论文章,是有关评论文章中较有分量的一篇。

七、关于马加的创作风格和艺术观

马加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创作风格是随着他的创作历程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的,而且越到晚年,这种风格就越加鲜明。马加坚持走着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且经常和积极地进行着艺术上的新追求。在东北作家当中,马加的个性特色是非常鲜明的,他的“东北的”气质也非常地突出,而他的艺术成就,也极大地得益于他的独特的创作个性。众多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关于马加的创作风格,白长青评论说:“他的作品,思想凝重,自然朴实,传递着塞北关外的源远流长的风情习俗和北方人民历史生活的搏击之声,表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气节,表现了东北人民的坚韧性格和精神气魄。”“作为一个成熟的,有影响的作家,马加的创作自然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清新、淡雅、朴实、自然,具有浓郁的东北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他喜欢采用简朴自然的手法,表现宁静的自然天成的美。他的作品,并不刻意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注意营造一种意境,透析着作家独特的审美感受,渗透着历史的穿透力,以一种朴素自然的魅力而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①h]这是对他的创作风格的总体把握。

张福高认为,马加不仅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表现生活——采用一种“自然的色调”,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某种“水彩画”的特点。

陈屿认为,马加的作品焕发着一种浓厚的抒情性,产生着一种意境化的美。既使他在表现大自然的风光时,也是采用大自然的原色调去写大自然。此外,众多的研究者比较一致看法是,他的作品中的浓郁的东北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构成了他的作品独特风格的基调[②h]。

马加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醇厚的乡土色彩,这些都是比较公认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史》的作者则认为,马加的作品所觉见的对人物心理的潜意识和幻觉的表现,则具有西方现代派的新感觉派艺术风格。这些,我们在前面的文中已有介绍。

谈到马加的创作风格,自然离不开他的作品的语言。马加的语言艺术,是他的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出色的地方,这也是研究者所公认的。

马加的文学语言,是在东北人民语言特色的基础上经过了艺术的提炼和再加工的结晶。正如陈屿所说:“马加同志对东北乡土语言的运用,已经到了纯熟的境地。而最令我惊服的是,他善于把辽河套上最‘土’的庄稼话,提炼成为最美的文学语言。使人不能不为之叫绝……把乡土气味浓厚的方言土语,巧妙地镶嵌到文学语言之中,使之成为浑然一体,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读起来一气到底,读完后别有韵味,使人既得到文学的欣赏,又呼吸到乡土气息,这就是马加同志在语言上的独特风格。”[③h]一些评论者还举了大量的马加作品中的语言的例子来说明,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能一一摘录了。

在马加的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作品的风格和艺术观是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转变的。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带有一种明显的“忧郁情节”。他在东北大学读书时,接受着新的思想,开始反抗家庭给他的封建包办婚姻,这时候,他在个人的感情上,以及对社会的黑暗的不满,都使他的内心相当苦闷。接着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被迫流亡到北平,过着颠簸坎坷的生活,加上失去家园的内心的痛苦,抗日的情绪无法发泄,只得以写作谋生,在忧郁中继而产生出一种政治上的激情,这从他的长诗《火祭》等都可以看出来。在他的早期创作中,这种作者自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忧郁情绪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白长青认为,马加“作品的前后期呈现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尤其在语言的运用和艺术风格上,都呈现着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作家的审美观上,经历了由模仿西方到回归东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转变,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则经历了由外在美到内在美,由形式美到内容美的转变”。“1928年,当马加在东北大学开始创作的时候,他颇受西方现代文学潮流的影响,更注意追求作品的西方现代意识和外在的形式美。他的早期的诗作,包括在北平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就有着这样的痕迹”。白文认为,马加在参加革命队伍以后,他的创作观和作品的风格逐渐开始了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分水岭,则是他亲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马加的创作思想的转变中起到重要的分水岭作用的,就是他亲身参加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使马加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认识到,要成为人民的作家,要写好人民的历史,首先就应该去熟悉人民,热爱人民,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在他的作品《江山村十日》里,马加的创作真正实现了这种转变”[①i]。正由于马加的创作观念发生了这次重要的转变,才使他更走近人民,更加注意向人民学习,并最终取得了极大的创作成功。

注释:

①a 《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a 《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③a 《东北流亡文学史论》,沈卫威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①b 见白长青著《走出沉思》,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1月版。

②b 见赵杰、王金屏主编《璀璨的星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③b ④b 宝藏:《布鼓集》,大连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⑤b 张福高:《文学创作论集》,大连出版社1991年2月版。

⑥b 《东北现代文学史》,东北现代文学史编写组,沈阳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⑦b 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

⑧b 见《马加文集·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①c 转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②c 冯雪峰:《马加的〈江山村十日〉》,载《东北现代文学论文集》,王建中、白长青、董兴泉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

③c 《中国现代文学史》,唐韬、严家炎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④c 《中国现代文学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d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②d 《东北解放区文学史》,王建中等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③d 丁玲:《创作、生活、修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d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⑤d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①e 朱寨:《感悟与沉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②e 《当代文学概观》,张钟、洪子诚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③e 李作祥:《论东北作家群》。

④e 李兴武:《略谈〈北国风云录〉的人物塑造》,载《文学评论稿》(辽宁作家协会编)1983年第2期。

⑤e 周兴华:《小谈〈北国风云录〉的地方色彩》,同上。

①f 曾镇南:《评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载《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3期。

②f 何镇邦:《独特的视角与独具的风彩——评马加的长篇新作〈血映关山〉》,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6期。

③f 林为进:《状历史之风云,叙青春之无愧——读马加新著〈血映关山〉》,同上。

④f 《左联词典》,姚辛编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①g ②g ⑤g 李兴武:《论马加的创作》。

③g 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

④g ⑥g 张福高:《文学创作论集》。

⑦g 马风:《陌生的阅读——〈马加散文选〉读后札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6期。

⑧g 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集·马加专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5月版。

①h 白长青:《走出沉思》。

②h 周兴华:《小谈〈北国风云录〉的地方色彩》。

③h 陈屿:《异彩生辉,自成一家——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读后》,载《鸭绿江》1983年第7期。

①i 白长青:《走出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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