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英美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
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不但使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而且还对马克思的理论产生了种种怀疑。面对这种情况，英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目光又转向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寻求帮助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使得辩证法成了90年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最具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前边提到的奥尔曼和哈维。
奥尔曼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领军人物，对辩证法研究的贡献也最大。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 s Method。他在这本书中指出，马克思的研究主题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不是历史，而是所有这些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具体说来，它涉及的是尚未实现的潜在于资本主义内的共产主义如何逐渐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从最初时期直到我们面对的遥远未来的历史。是什么让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之中发现了共产主义，以及他的发现如何既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构成了推翻它的策略的基础？奥尔曼认为，“马克思发现这一切首先是因为它们存在，但允许他发现这一切的……却是他的辩证法。”（注：Bertell Ollman,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 s Method,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p.2.）马克思的所有理论都是通过他的辩证的观点及其相关范畴而形成的，因而，只有掌握了辩证法，这些理论才能被正确地理解、评价和应用。奥尔曼说，“马克思的辩证的方法——借用毛主义的一个说法——‘靠两条腿站立’：内在关系和抽象过程。”（注：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 s Method,p.51.）因而，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探究就主要集中在“内在关系”和“抽象过程”这两个问题上。奥尔曼关注“内在关系”还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些人看来，特别是在一些学习语言哲学的青年学生看来，马克思用来展示世界发展变化图景的概念让人难以把握，用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话来讲就是，“马克思的话像蝙蝠。人们在其中既能看到鸟，也能看到老鼠。”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马克思的“内在关系”理论。马克思的“内在关系”理论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这种理论把任何一种事物处于其中的关系看作构成它的基本部分，以致任何这些关系的重要变化，都表现为它是其中一部分的那一系统的性质的变化。由于以关系而不是以事物作为现实的基本构件，因而一个概念的含义会发生某种变化，这取决于它所要转达的那种特殊关系的多少。奥尔曼指出，在业已存在的大量有关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文献中，“内在关系”的理论相对说来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几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如卢卡奇、萨特、列斐伏尔、科西克、戈德曼及马尔库塞，都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拒绝并不包括其“内在关系”的理论，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应当围绕这种理论建构他们对辩证法的解释，也没有一个人把这种理论作为解释马克思对语言的不寻常用法的基础。而这些正是他所要做的。
奥尔曼认为，由于“内在关系”理论从马克思的本体论中取缔了有限的成分，因而马克思接下来做的，是通过抽象这一思维过程在现实世界中划出一些暂定的分界线，以确定那些更适合他要进行特殊研究的部分。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些最终发现，全都带有这些在一开始就进行的抽象的痕迹。因而，要充分掌握“内在关系”理论，还需对“抽象的过程”给予同样多的关注。奥尔曼指出，辩证法的主题是所有的变化和各种相互作用。但这不是说只有辩证的思想家认识到这些变化和相互作用的存在，而非辩证的思想家则没认识到。但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思考它们，如何将它们捕获到思想中。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思考它们才能不略去或歪曲我们所知道的现实存在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为了帮助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转向了“抽象过程”。在说明了马克思的“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以后，奥尔曼指出，就某种意义来讲，马克思赋予抽象的作用是完全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关现实事物的所有思考都是由将其分解为可以驾驭的部分开始的。现实事物可以以一个完整的部分存在，但为了对其进行思考并加以表达，它就必须被分解。我们的头脑不可能吞下整个世界。这样说来，在思考任何对象时，我们关注的只是它的某些特征和关系，而许多可以包括进来的东西都被省略了。致力于确定这种界线的思想活动，就是抽象。奥尔曼指出，马克思的抽象与其他思想家的抽象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其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但马克思的抽象的最为独特之处，“是它们聚焦于变化和相互作用（或体系）上，并将二者体现在那些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形式中。”（注：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 s Method,pp.63—64.）而马克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资本主义是什么和它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和它正在走向何方。因而，辩证法是人们今天能够认识社会主义的未来远非痴心妄想的最好方法。这是人们之所以需要辩证法的主要原因。
哈维不仅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在辩证法的研究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哈维说，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以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作为贯穿他全部研究的指导思想，通过界定一些理解空间—时间、处境和环境（自然）的可使用的基本概念，进而揭示地理差异中的正义问题。为此，他在书中专辟一节对他所理解的辩证法做了深入的论述。他指出，马克思从未写明任何辩证法的原则，因而，惟一理解其辩证方法的方式是追随他的实践。根据马克思的实践以及近年来人们对辩证法的反思，哈维提出可以将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 11个命题：（1）辩证的思维强调，对要素、事物、结构和组织系统的分析，要注重对过程、流动、变动和关系的理解。（2）要素或“事物”，是由在构成有结构的系统或整体的限定领域内起作用的流动物、过程和关系形成的。（3）很多研究者视为不能化简，因而不成问题的“事物”和系统，在辩证思维中被看作是因为构成它们的多重过程而存在内在的矛盾。（4）“事物”总被假定为在每一层次上都是内在地由不同成分构成的，即都是内在地对立的。（5）对于过程而言，空间和时间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外在的，而是有条件的并为过程所包含。（6）部分和整体是相互组成的，部分组成整体，整体组成部分。（7）部分与整体的交错需要主体与客体、原因与结果的可互换性。（8）变革的行为——“创造力”的出现，既源于与“事物”内在的不同成分相连的矛盾，又源于存在于系统内的更为明显的不同成分的矛盾。（9）变化是所有系统和系统的所有方面的特征，这也许是所有辩证法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10）辩证的探究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展现为诸如概念、抽象观念、理论及被确立的知识结构被不断的探究过程所支持或损害这种永久性情况。（11）对“可能的世界”的探求是辩证思维必要的组成部分。（注：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6,pp.48—57.）哈维说，“对辩证法的理解会在所有方面加深我们对社会—生态过程的理解，而且完全不会否认或抛弃通过其它方式获得的发现。”（注：See 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pp.6—7.）哈维这些概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辩证法研究在英美的新进展，并对强烈抵制辩证法的英美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生态马克思主义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这使得原本就已存在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刻反思20世纪各种生态理论和运动之后，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以寻求正确的指导思想，并进而产生了以戴维·佩珀（David Pepper）、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 Connor）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佩珀现任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学教授，其代表作是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Routledge,1993）。在这本书中，佩珀在倡导一种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同时，对影响当今绿色政治哲学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做了对照性的分析。通过分析他强调指出，“主流绿色分子和绿色无政府主义者必须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接受更多积极的东西。那里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和社会—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两者都是强有力的、认识深刻的和准确的。”（注：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页。）佩珀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人们组织生产的方式的强烈影响，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的“资本主义”关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把19世纪的环境问题主要归结为与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相关的经济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当今正在全球蔓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如果没有对这个制度的理解，“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它对环境体系的干预达到了一个威胁我们的持续存在的程度。”（注：同上书，第96页。）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就只能是把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他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佩珀还指出，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上，技术中心论者提出人类应该控制自然，生态中心论者认为自然的限制应该制约人的活动，而马克思主义表明的则是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自然和人类之间不存在分离，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因而人与自然都不可能排除与另一个的联系来界定自己；人与自然在一种循环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人类社会改变自然，被改变的自然又影响着社会对它的进一步改变。由此出发，佩珀进而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总是处于中心地位，是从人的利益出发对待自然的，但导致人对自然的破坏的原因却不是人的这种地位，因为“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质，也不‘犯有’傲慢、贪婪、挑衅、过分竞争的罪行或其他暴行。而且，如果他们这样行动的话，并不是由于无法改变的遗传物质或者像在原罪中的腐败：现行的经济制度是更加可能的原因”。（注：同上书，第354—355页。）
奥康纳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教授社会学、经济学并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现任《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一本社会主义生态学期刊）的主编。他的代表作是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The Guilford Press,1998）。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虽然当今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可信性，但当今政治生态哲学所主要关心的一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却少有论述，因此，需要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必要的扩充。他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然而，自然界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中，因而也在人类的历史和人类意识的进步史中是一个能动的伙伴。人类造成的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会决定人类历史的可能性和极限。但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却很少论及。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注：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他还指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到底源于资本的自我扩张与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但当前却缺少一种能帮助我们清晰地思考这一矛盾的资本主义理论。为此，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他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因价值和剩余价值无法得以实现而以生产过剩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他的第二重矛盾讲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而他所谓的生产条件，指的是包括外部自然、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这些实际上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但却被当作商品来对待的东西。这第二重矛盾导致了因生产条件被破坏而以生产不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他强调，“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注：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75页。），前一种矛盾和危机引发的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后一种矛盾和危机引发的是对生产条件的重构。
福斯特现任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是当前英美影响较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其代表作是Marx' 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在这本书中，福斯特提出了一个颇具创新性的见解，即“马克思的世界观是深刻的，而且的确是系统的生态的（就当今对这一概念使用的所有积极意义上讲的）世界观，这种生态的观点来自他的唯物主义”（注：John Bellamy Foster,Marx' 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p.ⅷ.）。他指出，虽然不少人现在已经承认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许多的值得注意的关于生态问题的论述，但又往往从六个方面对其加以诋毁。一是说，马克思有关生态的论述在其著作不过是枝节末梢，因而不值得考虑；二是说，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更多地来自他早期对异化的批判，在其后期著作中则谈的很少；三是说，马克思没有论述对自然的掠夺问题，而且采取的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赞同技术的，反对生态的）的观点；四是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未来联合的生产者的社会将存在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五是说，马克思对科学问题及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不感兴趣，因而不具备分析生态问题的科学知识基础；六是说，马克思是“物种主义者”，将人与动物彻底分离开来并认为前者优于后者。福斯特在书中对这六种说法一一予以了批驳，并明确提出他的这本书就是要“系统地重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注：Marx' 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p.10.）。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当前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都不同，它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为此，他明确反对简单地把注意力放在生态价值上的种种做法，认为它们就像更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灵论，对解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没有任何帮助。通过对马克思有关生态问题的几乎所有论述的考察分析，福斯特提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是以劳动为中介的自然与社会的“新陈代谢”，并认为“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观念……使他能够逐步展开对环境恶化的批判，这一批判预见了很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注：Marx' 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pp.141—142.）
六、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开始凸现，妇女解放再次成为左翼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泛滥，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和信心，认为马克思主义全然无助于当代妇女的解放事业。这一情况引起了英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为此，美国左派学术刊物《科学与社会》在2005年1月出版了一期题为“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思想”专刊（注：Science and Society,Special Issue:Marxist-Femi nist Thought Today,vol.69,no.1.），集中发表了5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关系问题的论文，其中马撒·E·吉梅内斯（Martha E.Gimenez）的论文Capital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Marx Revisited和特里萨·L·艾伯特（Teresa L.Ebert）的论文Rematerializing Feminism，尤其反映了当前美国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吉梅内斯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社会学教授。针对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吉梅内斯在她的论文中首先指出：“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不以马克思著作中的分析为基础，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压迫妇女并形成男女之间那种关系的力量。”（注：Martha E.Gimenez,Capital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Marx Revisited,Science and Society,vol.69,no.1（January 2005）,pp.11—12.）她所说的“分析”，指的就是马克思的方法论，包括他对抽象的辩证理解、他对那种源自脱离并先于对所考虑现象背后的历史的特殊结构和关系的研究的批判，以及他的历史观和关于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在她看来，尽管马克思并未专门地、详细地论述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但他的方法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压迫妇女却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吉梅内斯进而提出了分析资本主义下男女不平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组织和人类再生产或再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这里所说的再生产方式，指的是历史的特殊的劳动结合，以及存在于再生产主体关系中的再生产条件和手段（用于完成再生产任务的物质基础——生物意义上的和经济意义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方式决定再生产方式，因而也决定了男女间的不平等关系。她认为，这一原则确认了存在于无产者中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模式的结构性的基础（它是一种不能还原为个人层次上的解释）。这意味着，尽管这种再生产模式是以一种永恒的、看似普遍的“家庭”形式出现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这种影响着无产男人和妇女如何才能谋生以及如何才能形成稳定结合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条件，是男女间结构性的不平等的物质基础。这样一来，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结构性的特征而被概念化的性别不平等，就不能归因于那些微观的基础，即它不能仅仅或主要基于男人或妇女的意愿、生物特征和性心理发展等等来解释，因为它是宏观进程复杂网络的结构性的后果，在这一进程中，生产与再生产是无法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网络设置了对无产男人和妇女的机会结构的限制，把妇女主要分配到家务和再生产劳动方面，并只给她们较低的劳动报酬，这就为她们在相对而言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奠定了客观的基础。
艾伯特是美国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她的论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批判了当前流行于女权主义理论中的“文化转向”。她首先指出，无论哪种冠之以“后”的理论，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在对性和性别的说明上采取的策略都是回避劳动和资本问题，而代之以对文化差异的详细描述。这种“文化转向”使得有关性和性别问题的争论脱离了它们的物质基础。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文化非但不是独立存在的，相反，“它总是而且最终是生产的物质关系的社会表现”。（注：Teresa L.Ebert,Rematerializing Feminism,Science and Society,vol.69,no.1（January 2005）,p.34.）由于各种“后”理论都假定文化具有脱离其物质条件的完全自主性，并进而把性和性别上的差异理解为完全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样一来，它们也就将劳动和剥削（即阶级关系）领域完全排除在有关女权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之外。艾伯特说，她并不否认人们在性别上存在的差异，但认为这些差异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人们所处的阶级关系——劳动上的不平等所制约的，因为“性别只是在阶级社会中才成为社会差异的标志”。（注：Rematerializing Feminism,pp.37—38.）艾伯特认为，既然文化不能脱离它的物质基础，那仅通过文化方面的抵抗也就不可能变革社会整体。所以，实现社会整体变革的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将通过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的重组而带来“根基”的变化，并消灭社会中存在的阶级。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