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亚太地区的集体安全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中国论文,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国家安全利益的变化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对于世界局势发展的估计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西方较普遍的反应是从乐观变为悲观，亚太地区却从本地区的持续发展中增加了自信。各国都认识到旧秩序已经不能够维持，但是谁也不能肯定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根据哪些原则去建立和运行。
邓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曾指出，在新旧格局转换之际，和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还更严重。中国对外政策应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新秩序。具体的做法就是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目标、并且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新条件下，由于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过去所熟悉的一些国际因素已经消失或失去意义，如美苏两国的力量均衡、各国普遍把军事安全当作国家安全中的最高利益、发展中国家的中立和不结盟倾向，等等。因此，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必须全力探索国家安全利益的变化及坚持和平共处目标的途径。
重新确认国家安全利益中的优先次序 要坚持和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就必须了解冷战后国家安全利益构成的变化。这种构成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安全利益的次序变化表现出来的。
进入冷战后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发达国家普遍削减了军费开支。一系列裁军条约的签署，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计划的放弃等行动也表明，对他们来说，军事安全的意义已明显缩小。由于美苏全球性对抗的结束，第三世界原来存在的一些地区热点也随之降温，如亚洲的柬埔寨、南部非洲及中东地区。这些热点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它们的“热幅射”已大大减弱，至少其周围的国家已经无需再把大量资源投入军事开支中去。与此同时，人们也日益明确地认识到，经济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利益中最为至关重大的利益。经济安全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一国的经济活动能否同世界经济活动进行它所必需的交流，政府是否对本国的经济活动具有适当的主导和调控能力，有效的反经济谍报手段，一国的商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竞争能力，以及一国所处地区是否具有和平、稳定和健全的国际环境，等等。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其经济体制僵化而无法调整。美国现在则把经济制裁作为损害其敌对国利益的主要手段。大量事实表明，在国家安全利益的优先次序中，经济安全正稳步地获得最优先的地位，它不仅关系经济本身，而且关系到政治和社会稳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安全已无足轻重。由于种种原因，新旧国际冲突正不同程度地损害着世界和平与稳定，对于一些潜在冲突的后果也不能忽视。许多国家正在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和作战能力，以便能对它认定的军事威胁作出有效反应。
但是，在国际或国内军事冲突中，各方利用邻国领土作为庇护所似乎已成为国际惯例，这使得使用有限军事行动解决冲突的困难性明显增大。随着军事手段有效性的下降和军事行动代价的上升，利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减少。因此，军事安全的优先地位的下降正在成为事实。
在冷战后时期，尽管有人认为价值和意识形态差异必定导致严重的对抗，但这种看法的影响似乎有限。意识形态差异在冷战后时期会形成一定的敌对情绪，但这种情绪对任何国家的安全造成的危险，比经济和军事危险要更容易控制。因此对其后果不应估计过高。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威胁在安全优先次序中只占较低的地位。这从最近的中美关系进展中已得到证明。
对后冷战时期中国安全利益的分析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正在迅速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冷战秩序的结束使中国的安全状况有了进一步改善。我国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前景比冷战时期更为光明。
但是，中国的安全问题也面临各种威胁，对此必须有现实和清醒的认识。
（一）、国际国内的分裂主义一直在活动，它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构成重大威胁。这些活动在台湾和中国西部边疆问题上表现得相当猖獗。
（二）、对外开放使中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日趋紧密：中国对原油、铁矿等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中国商品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也在不断加强；中国输入和输出的资本也在不断增加，这些经济交往一旦受到障碍，中国的经济安全势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三）、中国在西沙、南沙的主权已受到侵犯，我国东海大陆架、南海海域及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资源也正在被别国蚕食。
（四）、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抱敌视态度，一些势力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改变中国现有的社会制度。
（五）、中国周边及世界其他地区还有热点。局势一旦恶化，中国直接或间接会受到重大冲击。朝鲜半岛出现的核危机就给中国带来了这种威胁。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在同一时间坐标上，中国安全利益受的威胁是多样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消除这些威胁已经不能依靠过去那种全力打击某个主要敌人的简单的模式。实际上，主要威胁的确定性正是冷战后时期世界在安全问题上面临的普遍问题。
后冷战时期，中国面临的一般性安全威胁的强度低于冷战时期。但由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寻求国外庇护所及难民流动等因素，未来的国际冲突具有一种扩散化的趋向，即国际危机往往会对周围地区，甚至一些遥远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因此，随着中国经济交往的不断加深，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将会有频发性的特点。
二、如何维护冷战后的国家安全利益
后冷战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途径 针对冷战后中国安全利益的变化，必须重新考察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手段。
军事力量仍然是维护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它能够遏阻潜在的侵略者，并能够在遏阻失效时给侵略者以回击。因此，加强军事力量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一国军事力量的过度增长势必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其后果很可能导致地区性军备竞赛，从而引起新的不稳定局面。
在冷战时期，建立同盟集团和形成特殊战略关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中国过去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及教训。但由于后冷战时期面临的主要威胁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建立在对付某个特定敌人基础上的战略关系或联盟的作用已大大降低。那种预先确定某个国家为主要敌人的方法本身就是危险的。
与此相反的一种倾向是，过去一贯起不了有效作用的联合国机制现在却发挥着预防和控制国际冲突的积极作用。作为国际社会最有权威的机构，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引导了众多成员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并在解决一些国际问题上取得了成功，如中国曾参加的柬埔寨维和行动。然而，也应注意到，存在着少数大国滥用联合国的可能。
冷战后期出现了一些国际对话和协商机制，如欧安会、孔塔多拉集团、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信任，改善国际气氛和预防冲突方面能起有效的作用。但是这些机制在解决已发生的国际冲突时通常也缺乏能力。
可以看出，由于经济技术条件和安全利益的变化，在冷战后时期对多种安全手段必须加以综合利用。
威胁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频发性等特点都表明，在冷战后时期，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有效地对付各种威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她能够投入安全中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建立一种能够遏阻潜在侵略、防止国际危机转化为武装冲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集体安全合作机制，是当前中国应争取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这一机制应能对各种威胁作出迅速、灵活和有效的反应。
虽然中国面临的威胁是多样的和多来源的，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相对集中在亚太地区，因此中国寻求的一种可操作的安全合作机制应是地区性的。这种机制首先应具备协商对话的政治谈判功能，其次应具备制止冲突和维持和平的军事反应功能。前者是实现目标的基本方法，后者是对前者的有效性提供保证。缺乏实力保证，政治解决就可能流于空谈。
国家主权完整与安全合作 中国参与地区性集体安全合作是为了坚持和平共处的目标，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维持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使各成员国的相互理解更为深入，地区性的经济与文化合作进一步发展。下面对达到这些目的的可能性加以讨论。
参加集体安全合作是主权国家的自主行为，因此从本质上说，参与这一合作的成员国的主权将不受侵犯。集体安全合作体制无权干预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合作机制只有在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共同行动。国际安全合作的基本方针是：在成员国对付来自地区以外的威胁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处理成员国之间的重大冲突时提供协商对话和斡旋调解的机会，以及根据国际法为成员国解决他们之间的一般性纠纷提出建议。
集体安全合作机制有利于中国主动压制针对中国的分裂活动和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活动。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亚太地区集体安全机制的组建中，中国应全力阻止台湾当局以独立政治实体身份进入该机制。在防止地区性军备竞赛的问题上，中国还可利用这一机制阻止外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对于有争议的领土和领海问题，中国可以在这一机制中继续贯彻“搁置主权争议，合作开发资源”的方针，也可就领土问题在这一机制中同有关国家进行协商，但安全合作机制本身无权对领土归属问题作出裁决。
一旦安全合作机制决定采取某种共同行动，成员国当然有义务遵守有关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权将会有部分让渡。例如参加共同军事行动，一国军队的指挥权可能受联合行动指挥部的制约。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利益因这一行动受到威胁时，仍可以退出行动乃至退出这一机制。作为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中国还可以而且应能够通过争取机制中的主导地位，确保国家领土安全和主权利益。
经济安全与安全合作 近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往来表明，地区内部的经济相互依存有所加强。这种相互依存为安全合作提供了基础，而集体安全合作也能为本地区的安全提供保障。
由于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是相当高的，因此集体安全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机制可阻止少数国家为达到政治目的向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利用这一机制也可以对付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歧视性经济和技术封锁，使中国能更平等地进入国际技术和商品市场。集体安全合作还可为公海航行自由和中国航运安全提供保障。更重要的是，地区性安全合作有利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这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会有重大意义。在地理上，中国处于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亚太地区发生的动荡都不可避免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影响。因此，使各国都拥有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尤其符合中国的利益。
意识形态分歧与安全合作 亚太地区各国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多种分歧。这一分歧造成了各国之间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缺乏信任感是冷战后时期亚太地区各国缺乏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应该指出，本地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动机仍抱有怀疑。这种怀疑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此外还有某些势力的挑拨因素。地区性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可为各国领导人加强交流和增进相互理解提供重要的渠道。
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也早已提出，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自己同别国的关系。此外，少数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试图“扩展”其价值观念，并以此干预别国的内部事务。作为亚洲的一员，中国可以同其他亚洲国家一道行动，反对他们把价值观念强加给亚洲国家。
三、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
面对冷战后急剧变动的世界形势，中国政府“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了积极、稳妥和后动的方针，消除了“六·四”风波后出现的不利国际因素，使中国的对外关系面临着挑战与机会并存在的局面。邓小平同志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中国确立新形势下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方针。
中国应全力推动集体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 50和60年代，美国曾经试图建立遏制中国的亚洲反共军事联盟，苏联在70年代也企图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目前，俄国的势力在亚太地区已明显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也在减少。几个大国的力量在本地区基本形成了均衡。
随着亚洲各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他们对本地区的持久和平、普遍稳定与共同发展有了更主动的要求。冷战的结束为亚太地区所有国家更广泛地参与决定他们的未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会。
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自动导致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局面的进一步加强。亚太国际政治中存在着较强的相互猜忌怀疑现象，许多国家间有着领土和遗留问题争议，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隔阂尚未完全消除，强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都还在影响本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还有严重的潜在冲突的风险。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虽相对稳定，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在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的不明朗状况也相当显著，这种状况引起了一些中小国家的不安。这种不安情绪的客观存在，使得从一些西方传出的“填补真空论”、“中国威胁论”之类的谬论拥有一定的市场。同时，这种不安情绪也促使一些中小国家大量购买武器，使本地区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逆裁军”现象。如果目前这种不明朗局势长期延续，缔造亚太地区持久和平的历史性机会也可能因此丧失。
中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过去，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做出过重要的努力。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使中国格外关注冷战后本地区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已使中国具备了推动亚太各国加强安全合作的能力。中国四十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负责任的，它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具有广泛影响。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但是，要使这一主张真正得到贯彻，还必须提出并形成原则上与其相适应的、可操作的、能取得实际效果的行动机制。鉴于内外条件的逐渐具备，中国应当抓住当前已经出现的历史性机遇，主动了解、接纳和协调各国的不同意见，积极推动亚太地区集体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中国应争取集体安全合作中的主导利益 亚太地区的持续发展已为本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合作提供了基础。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正酝酿着新的变化。在这一新的挑战面前，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活动，力图在今后的地区性国际政治和安全方面起主导作用。
克林顿政府上台不久以后就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通过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美国试图使这个经济合作机制发展为政治和安全合作机制。东盟一方面扩大组织，一方面在拓宽活动范围，希望在东盟基础上建立东南亚共同体。马来西亚建议成立东亚论坛，力图排挤美国影响。日本虽然仍把美日同盟作为安全基础，但也出现了“新亚洲主义”思潮，表明了谋求亚洲事务领导权的想法。显然，有关各国都在关注亚太国际政治的未来走向，并且在寻求主导权。
对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主导权的关注说明，这种主导权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利益。主导权能决定或影响形成新机制的基本原则思想，能确定新机制将担负的主要职责和权力，能规定机制的组织方式和成员资格，并在必需的常设机构中占据有利地位。二战以后，美国对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建立都具有主导权，它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之在、利益之多是有目共睹的。
目前，美、日和东盟在安全合作问题上还有众多分歧，对于中国的未来作用和地位也有不同意见。中国决不应让别人来安排它在冷战后时期的国际作用，在主导权之争上，中国决不能作壁上观。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之一，中 国对本地区事务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发言权。这一发言权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利益，而且也关系到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将建立在什么原则基础上。所以，中国不仅要积极推动亚太地区集体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而且要积极争取合作中的主导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