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与增能化：失独者的“自我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自我论文,组织论文,增能化论文,失独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915(2016)01-0006-07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16.01.001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失独”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大众眼中，失独者是社会弱势群体，不仅生活方面存在客观压力，灵性层面也缺乏关怀。在生命发展历程中，老年人通常以照看孙辈或者参加广场舞之类的娱乐性社交活动为主要生活内容，并以此为“任务”来弥补退休后精神上的空虚。而失独者特殊的家庭结构剥夺了其关注子女与后代的权利，致使其无法通过一般性的方式满足灵性上的需求。失独者最深刻的体验亦是灵性层面的“空”和“飘”：“空”主要体现为失独者生命缺乏意义和价值，精神缺乏盼头和寄托；“飘”主要是指失独者生活没有保障，心灵没有依靠。因此，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失独者都处于一种无力化的窘境。但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失独者并没有显示出人们印象中弱者的形象，而是努力突破失独的“阴霾”，实现了“组织化”和“增能化”。这一现象引发我们思考以下问题：通常情况下，失独会降低家庭和个人的行动能力和社会地位，但是为什么失独后失独者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是什么力量推动失独者走向组织化和增能化？在失独者的相关救助中应该侧重什么？ 灵性(spirituality)一词源于拉丁文“spiritus”，在拉丁文中有呼吸(breath)之意[1]，国内有些学者也译为“精神性”。对于灵性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威廉·詹姆斯认为“灵性是人类超越自身的过程。对于信仰上帝的人，灵性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体验，对于人道主义者来说，灵性是与他人相处的自我超越体验”[2]。卡洛尔(carroll)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灵性：一是作为本质的灵性，二是作为维度的灵性(作为本质的灵性是指灵性作为人的核心本质，能够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转换提供持续性的能量；而作为维度的灵性存在于一种关系中，尤其强调个体与最高实体(如上帝)关系，通常是指个体的超越层面)[3]。正是因为人类具有灵性层面的自我超越能力，在遭遇困境和挫折的时候，人们能够在无意识状态下作出相应的回应和抗争，打破周遭的束缚性环境，追求一种超脱于物的境界。失独者的增能和组织化行为亦是源于人类趋乐避苦的灵性力量。 人生不幸之事有三：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相比之下，老年丧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独生子女家庭曾经是政府倡导、邻里羡慕的“三口之家”，然而独生子女家庭也是一个游走在“钢丝”之上的风险家庭，一旦独生子女因为疾病、车祸、自然灾害、暴力犯罪等不可控因素离开人世，对于其父母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失独父母不仅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精神上的痛苦，还要面临养老、医疗、污名、灵性依恋等生活上的危机，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会因为遭受“失独”的巨大打击而发生改变。灵性社会工作视角认为失独者遭受“失独之殇”后，虽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但是每个人本身具有一定的愈合伤口的“恢复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每个个体先天都具有三种基本能力，即感性能力、理性能力和灵性能力。正如物体有着长、宽、高三维一样，人所具有的3种能力构成了人精神世界的三个维度：感性能力标志着个体精神世界的宽度；理性能力标志着个体精神世界的长度；灵性能力标志着个体精神世界的高度。[4]“失独”所带来的一切具有危机性质的“环境”都具有物性，与灵性相对立。一个完整精神世界的人是感性能力、理性能力、灵性能力相协调统一的人。失独父母因为遭受巨大打击造成了感性和理性能力无力化的症状，外在表现为抑郁、自杀、疯癫等极端行为。然而处于非理性层面的灵性会引导个体不甘于成为危机环境的附属物，促使其摆脱环境的“物化”，追求个人的自我超越和终极实现，从“失独”危机的困境中实现突围。失独者面对失独物性“环境”的自我抗争主要表现在群体组织化和个体增能化两个方面，力图通过自身努力建立悲伤情感脱离机制，实现自我超越。
图1 失独者灵性抗争结构示意图 二、个体“自我抗争”：从“无力化”到“增能化” 失独事件发生之后，由于自身所承受的打击以及难以与周围环境产生良性互动，失独者往往会逐渐与周围的社会关系产生裂痕，并陷入一种自我封闭状态[5]。长期的自我封闭又会使失独者形成边缘性排斥心理，主动远离社会群体。同时，外界环境会对“失独者”施加结构性压力，排斥和孤立失独者。主动与被动的双重疏离导致失独者进一步沦落为“孤独者”，拉大了失独者与“正常人”①之间的社会距离，使之在面对危机环境时呈现出“无力化”的屈从态势。然而，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倾向，灵性驱动下失独者会对“无力化”困境作出“反抗”和“突围”，本能地追求生命的“自在感”。在与“无力环境”的斗争过程中，个体通过持续的自我学习来提高应对“失独”危机的能力，在无意识状态下实现“涅槃式”的自我增能，从“无力化”走向“增能化”。 (一)失独者的“无力化”困境 失独者大部分已过“知天命”的年龄，处于退休或半退休的状态，本应坐享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但失独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航线。“老无所依”成了失独者眼前最大的危机，同时失独还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一连串的“次生危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表示：“失独会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无法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恸摧毁父母身体，家庭可能就瓦解。”[6]由此可见，“失独”所引起的环境压迫并不是单一压力构成，而是多种形式困境的交织重叠，它们就像一块块巨石压在失独者的肩上，致使失独者陷入“无力化”的瘫软状态。 1.经济困境。失独者多数是体制内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退休金，但是随着身体机能衰退，养老与医疗方面的需求与日俱增，加之物价持续攀升，为数不多的养老金显得捉襟见肘，造成了失独者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根据山东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对失独者的调查显示：50%的“失独家庭”经济困难，20%的“失独家庭”靠低保生活。[7]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部分因病失独的父母因给子女治病不仅花光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巨额债务，导致人财两空的窘境。同时，亚健康的身体状态不允许失独者重新操持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收入，没有了孩子就没有依靠，失独父母只能依靠微薄的退休金来维持生活。有些失独者迫于生活压力，退休后不顾年迈体衰出去打零工，为今后入住养老院存储积蓄。而没有养老金身体健康状况又较差的失独者生活更为拮据，只能靠政府低保和亲朋好友的接济勉强度日，在养老和医疗方面没有过多的奢求。 2.精神压迫。我国是一个“养儿防老”的国度，孩子不仅仅是父母年迈后的依靠，更是父母的精神支柱和生命价值。孩子一旦失去，失独父母的生活也变得了无意义，精神世界就没有支点。失独者的精神压迫主要来源于客观环境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和自己主观建构的精神压力。客观方面主要是人们对“传宗接代”的子嗣传承文化的重视给失独者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传统思想中，人们对“不朽”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立德、立功、立言”的精神上的“不朽”；另一种主要是通过“香火相传，血脉相承”，把个人小生命寄托于家族大生命之上，通过家族生命的延续来实现人生的“不朽”。失去独子也直接导致了家族传袭的中断。因此，失独者不仅承担着亲情伦理断裂的痛苦，还要遭受“断子绝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精神折磨，精神几近崩溃。主观方面的精神压力主要来自于失独父母对已逝子女深深思念而带来的精神上的长期压抑。相对于“空巢老人”来说，失独者可以说得上是“真空老人”。“空巢老人”只是与孩子暂时性的分离，生活还有盼头；而失独者却是“空巢余生”，精神上失去了依恋的主体，只能通过回忆建构自己的灵性生活。久而久之，失独者沉浸于“失独之殇”中不可自拔，习惯性地处于一种逃避与排斥的状态，无法面对现实。浓重的哀伤情绪长期累积而无法释放，进一步强化了精神压迫，导致失独者精神伤害的“恶性循环”。 3.身体压迫。失独者身体压迫主要源于年迈后机体衰退、疾病侵蚀以及精神压力下的自我折磨。失独者基本上都是已迈入或即将迈入“老龄期”的中老年人，一方面承受着机能退化带来的种种不适，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由于免疫力下降所引起各种疾病的困扰。身体经受着控制力下降和灵活性减弱的压力。据调查显示，在“失独父母”中，有50%的人患有慢性疾病，15%的人患有重大疾病，6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7]同时，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身体上也会伴随着主动或被动的刺激反应行为，比如失眠、焦虑、高度警觉等，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失独者本已脆弱的身体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调查中发现，失独者睡眠质量普遍不高，经常是一种“颠倒黑白”的生活方式，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白天精神恍惚病痛多。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失独者身体的损耗速度，使失独者处于一种抑郁、烦躁、疲劳的精神常态，感觉“生不如死”。患有关节炎之类慢性病的失独者表现尤为明显，他们渴望得到照顾和关怀，发病疼痛之时对子女的思念之情更为强烈。疼痛难忍之时甚至萌生“追随孩子而去”的念头。身体的慢性痛苦和面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进一步强化了失独者的“无助感”，加剧了失独者的“无力化”趋势。 4.自我封闭。危机初发期，由于内心无法接受从“正常家庭”沦落为“失独家庭”的巨大落差，失独者通常会选择主动逃离或以自我封闭的方式躲避熟人同情的目光，自动脱离原先的社会环境，并逐步呈现出一种“去社会化”的倾向。由于缺乏共同感受机制，失独者认为“正常人”没有失独经历，不可能理解自己的痛苦，再多的安慰也无济于事。而有关孩子的话题则成为失独者的心理“禁区”，但熟人群体聚在一起闲聊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孩子的话题，这对失独者来说就像是在伤口上撒盐，造成了对失独者的“二次伤害”。陈雯通过调查研究也给出了相同的观点：在死亡独生子女家庭中有63.3%的人表示“不愿意出门”，有50.2%的人表示“不愿意与以前认识的人打招呼”，害怕与他人交流时，扯上涉及子女的话题。[8]因此，失独者选择自我封闭机制来逃避这种伤害，拒绝与周围的熟人沟通。这种社会交往障碍直接引发失独者的社会融入和再适应问题，导致失独者之前的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可利用资源锐减，使其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加之退休后产生的“无用感”，进一步强化了失独者的“无力化”感觉。 5.制度保障不足，缺乏安全感。我国在立法上对失独者的关怀虽然在逐步加强，但力度仍然不够。尽管在200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其中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是其中“给予必要的帮助”含糊不清，给地方计生部门不作为埋下了伏笔。随后，在2007年国家制定了《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给予失独家庭每人不低于80—100元的补贴。2013年12月18日，国家卫计委、民政部等五个部委联合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规定对年满49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50元、170元。虽然补助标准略有提高，但对于面临养老、医疗压力的失独者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而且现在颁布的救助办法多处于“通知、制度”的层面，立法层次较低，尚未上升到法律高度。同时，各地根据财政实力不同，失独救助标准参差不齐，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造成了失独者“愤不公”的情绪心理。因此，失独者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安全感不足。 (二)失独者“三维”增能 在后现代理论的框架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失独者”在权力宰制的悲剧命运下，并不只是消极地服从和接受。[9]失独者针对现存的“无力感”所作出的回应和改变是一种灵性驱使下的“情感行动”，受非理性情感支配，不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缺乏主观意义的建构，类似于生物的刺激反应行为。这种本能的“恢复力”驱使失独者对现存的压迫进行反抗，走出当前结构化困境，寻求权能感的提高。根据所罗门等人的看法，造成权能的缺失和无权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本人的负向自我评价；二是人与社会环境间互动的负向经验；三是社会环境的影响。[10]基于“失能”的三个方面，我们从失独者个体、人际关系、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分析失独者“自我增能”的过程。 1.个体层面增能 失独者增能并不是由于主观意义上的追求，更多的是为了适应漫长孤寂的失独生活而作出的无奈选择。如果没有危机事件的发生，失独者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增能行为。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所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些成就大多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以说，失独者自我增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抒发压抑情绪、排解失独忧愁的手段，是一种为了应对危机而产生的应激反应。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失独者已近花甲之年，失独之前对电脑和互联网知识毫无兴趣，从不主动接触电脑。失独之后，在缺乏文化反哺的情况下，失独者竟然能够自行摸索学会五笔输入法，熟练地进行网上聊天、网上购物等网络生活，实现了网络交际能力的从无到有。有些失独者为了摆脱失独带来的孤单和冷清，通过培养兴趣爱好来弥补灵性的空虚，比如关注养生、疾病预防以及音乐、运动等。由于失独者长期专注于一点，所以在其所关注的兴趣点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成长。部分失独者通过写一些文章表达对已逝子女的思念来“麻醉”自己，不经意间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素养。还有一些失独者积极学习收养方面的法律知识，尝试通过领养孩子重建“家庭三角结构”，回归主流群体。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通常情况下老年人是传统守旧的代表，失独者却能够在人生的“夕阳”阶段表现出积极的学习行为。但这些行为是在特定情境下的被动增能，是人在最痛苦、最压抑时刻的“悲壮”抗争，这在正常状态下是难以实现的。 2.人际关系层面的增能 人际关系层面的增能主要是失独者为了突破“与社会脱节”的孤寂困境，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同命人”，融入新的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失独者传统的关系网络逐渐收缩并淡化，新建失独群体人际脉络持续扩张且关系牢固。失独者之间虽然相互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基于相同的遭遇，彼此惺惺相惜，能够迅速建立起比较亲密和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各地的失独者之间也会相互走动，通过你来我往、互赠礼品、组织旅游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强联系，巩固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失独者会不断介绍新的成员加入群体，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面对人生的“失独之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传统意义上的人脉圈断裂的情况下，灵性层面呼唤失独者寻找新的伙伴来相互依偎，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来弥补情感慰藉方面的缺失。 3.社会参与层面的增能 社会参与层面的增能主要是指失独者在参与集体社会行动的过程中思维意识和行动能力得到提高。首先表现为失独者维权意识的“觉醒”。正常状态下“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个人在国家既定秩序下倾向于过安稳的生活，挑战现存秩序的思维并不强烈。失独后，“老无所依，病无所靠”的多重困境迫使失独者认识到独生子女夭亡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唯一性风险”[11]不无关系。失独者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要求国家给予应有的保障和补偿，并通过“协作维权”等社会行动来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改善当前的困难处境。其次，在失独群体的影响下，失独者社会参与度得到提高。失独者在群体“场域力”推动下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通过帮助弱势群体来获得人生意义，增强自我存在感并重建自信心，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 三、群体“抱团取暖”：从“碎片化”[12]到“组织化” 失独后，之前融入性的社会生活被打破，失独者不愿主动与外界进行交流，更情愿独自舔舐伤口，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有些失独者也尝试过和街坊邻里交流，但凡是涉及孩子的话题，他们就会潸然泪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此等状况经历数次之后，失独者就感觉自己“怪怪的”“跟他们不一样”，不愿意和那些“正常家庭”进行沟通。尽管街坊邻里能够体谅失独父母，但由于和失独者交谈时顾忌太多，有些街坊也不愿与失独者聊天，只是偶尔见面打个招呼，从以前的“问寒问暖”变成“点头之交”。失独父母主动的“隔离”和邻里街坊的被动“疏远”加速了失独者走向社会边缘。但失独者基于“自我防御”所进行的自我隔离并不意味着失独者没有与他人交往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反，失独者因为自我封闭可能更希望其他人能够理解自己，能够给自己以支持和关心。“碎片化”的失独者在“正常家庭”群体中走向边缘，但无意识中却向“失独群体”的核心靠拢，通过群体“组织化”来达到“抱团取暖”的目的。 (一)失独初期“碎片化”原始形态——“独自疗伤” 危机初发期，失独者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知所措，难以适应由“正常家庭”到“失独家庭”的角色落差。多数父母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否认孩子死亡的现实存在，拒绝与外界交流。此时，失独者背负沉重的精神压力，不愿与别人倾诉，也不希望博得别人同情，既不愿意与社区内“正常家庭”进行交往，也没有归属“失独群体”的意识，独自舔舐自己的伤口。然而生活还要继续，失独者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寻找继续生存下去的支点。但无论是“逃避式应对”还是“直面式应对”，独自疗伤之路都充满了艰辛和无奈。 孩子走了，亲戚朋友叫我出去我都不愿意。没有好心情，哪都不想去。不难过那是假的，毕竟是唯一的孩子，每天在家里想的都是她。像我们家出了这样的事，他们也都理解。(20150522YSZ) 在我们县城住我都是低着头，到了外地我还可以抬起头看看街上的风景。在这边我们走路都走最里面，好像我们做错了事、犯了罪一样，走路撇开人走。反正我们这类人大部分人都是这种心态。我是没有到外面的生存能力，我要是有生存能力，我也愿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居住。(20150525HGJ) 自从计划生育实施以来，独生子女家庭“失独”的风险就一直存在。同样，失独家庭在成为社会问题之前也广泛存在，但并没有走向组织化，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当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还比较低，社会各界对失独的关注度不高，缺乏组织化路径和机制。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结合人口死亡的年龄结构推算出中国1975年至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而这些家庭中会有1009万个独生子女在25岁之前离世，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失独家庭至少在1000万以上。[13]失独家庭基数虽然巨大，但散布在拥有十四亿人口的中国，显得微乎其微，极容易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而且失独者的伤痛是内隐性的心理伤痛，外显特征和“正常人”并无两样，伤痛表现并不直观，影响力有限。第二，失独父母对“失独事件”的自我归因大都是“命该如此”“孩子不在了是我倒霉”“前世没有积德”等，并没有把外源性的社会风险与计生政策导致的“唯一性”相关联，缺乏组织化意识。 这一阶段的失独父母并没有立刻想到失独之后养老和医疗等以后的问题，维权意识也并不强烈。通常是沉陷于痛苦和绝望之中独自“疗伤”，回忆子女生前的点点滴滴，不愿与外人沟通，失独者之间相互也没有往来，就像一个个“碎片”散布在各个社区，呈现出相互独立的“碎片化”格局。 (二)失独者“组织化”——“抱团取暖” 独自承受痛苦往往会让自己更加痛苦。在悲伤情绪趋于稳定后，失独者会在灵性引导下不自觉地寻求虚拟或实体的“精神共同体”对自己受伤的心灵进行安慰，通过“共同体”内部倾诉和互助为自己寻找一个灵性上的依靠和支持。 1.弱组织形态——以QQ群为代表的虚拟组织 对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孩子就是父母的一切，承担了父母太多的希望和寄托，一旦孩子没了，一切希望都将破灭，父母的生活也变得漫无目的。家庭结构是一个三角形，父亲、母亲和孩子分别是三角形的三个角，从而形成了稳定的家庭结构。没有孩子的家庭，虽然基于彼此情感依托和生活扶助而在夫妻间形成一条线，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结构，而不是一种稳定的立体结构。[14]没有孩子，家庭三角形结构也就没有了支点和稳定性。家庭的抚育与赡养、繁衍后代的功能都化为乌有，休息娱乐和情感交流功能也大打折扣，致使“家庭凝聚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下降、家庭传承功能中断、家庭平衡系统紊乱”[15]。 两个人在家里，没孩子没有说话的主题，主要是没有话题。家里一点人气都没有，我老公尝试把单位里的人带家里来玩。个人与个人心态不一样，我努力过没有用。(20150511YSJ) 正是家庭功能的弱化和夫妻之间情感交流的减少，失独者开始在网络世界里寻求和关注与自己有类似命运的“同命人”，试图通过“同命人”的惺惺相惜来打开精神困境的突破口。 在实体互助组织无法帮助和温暖大多数失独者，而失独者个体的诉求表达又石沉大海的背景下，失独者网络群体悄然出现。[16]目前，失独者在网络上联系主要以QQ群为主，少数个体也用微信、微博与国内其他地域的失独者进行沟通。从组织形态上考虑，QQ群只能算是弱组织形态，它的凝聚与整合并非依赖于组织的结构性要素和控制系统而是建立在自发、自愿、自主的基础之上。[17]但失独者在弱组织形态下却有非一般的“强关系”。失独者在失独群里完全可以十分信任地相互倾诉失独带来的苦难，组织旅行和其他集体活动。同时也会介绍各地有关失独方面的政策，集体行动以向国家争取更多养老和医疗方面的资源，捍卫“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失独者严重依赖于网络生活，不分昼夜在群里聊天闲侃。有些失独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十分自闭，但是在失独群里却异常活跃，甚至把现实生活变成了“线上生活”。失独者网络社群在发挥情感慰藉作用的同时，也成为众多失独者精神上的家园。刘中一在对某个失独QQ群话题研究中发现，失独群体经常讨论的关键词主要有：养老、维权、健康、生活、计划生育、领养孩子。这一方面说明失独者在网络社区中表达自己在养老和健康(医疗)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也说明失独者在积极与现存困境作斗争，试图通过理性维权的方式得到法律上的保障，或者依靠领养的方式重新组建家庭三角结构。 2.正式组织——以“连心家园”为代表实体组织 物理距离相对较近的失独者会尝试突破“线上生活”，希望能够和“同命人”面对面交流。在部分大城市通常会有一些经济能力较好的失独者成立民间组织来“抱团取暖”，相互安慰和鼓励。比如武汉的“连心家园”、“温馨港湾”等，这些失独组织大都得到了政府或妇联、计生办等正式机构的支持，其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受到政府的限制，只能满足小范围内“同命人”抱团取暖的需要，给予失独父母提供心理安慰和方向引导，弘扬社会正能量。以“连心家园”为例，设有会长、秘书长等职，在青山、武昌等5个城区分别设有区域负责人，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和稳定的组织成员，政府定期会给予“连心家园”一定的经费支持。该组织以“相互安慰、跨越苦难、战胜自我、挑战明天”为宗旨，为失独父母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养生休闲、心理咨询等服务，帮助失独父母度过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对失独者的情感慰藉有一定作用。 组织成员之间基于共同的经历有着普遍性的身份认同，彼此通过“自我暴露”将自己的不幸和其他成员分享，成员之间会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压抑的情感在组织内得到巨大释放。在精神压力释放的同时，失独者对“同命人”会有一种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得到迅速提升，有利于失独父母走出孤独自闭的边缘状态，积极在组织内融入社会。这些实体组织定期开展互助互爱活动，用自己的失独经历去鼓励“同命人”战胜自己，走出失独的心理阴霾，也会向成员提供失独救助和领养孩子方面的政策法规知识，组织成员参加公益活动，为福利院孤残儿童提供必要的帮助，引导失独者参与和回归社会。 平常他们会组织一些户外活动，再就是座谈会。到书吧去扯扯谈，到书吧的话，我们就经常去。我们都是星期三去。我们自己去，去就是打一下牌、扯一下谈呀，看看书呀。还有生日的时候也会搞活动。就是一个季度的时候，比如一二三月份，谁生日就去开个庆祝会。就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七八九月份过生日的人搞了一个生日会，去到了农家乐，唱歌、打牌。(20150916CSL) WXGW组织那个活动对我们还是有一点帮助的，就如YSZ(失独者)所说我们在一起疯玩，能快乐一分钟就快乐一分钟。(20150521YSW) 除此以外，在失独组织的协作下，失独者还进行有组织的理性维权行动。单独的失独家庭的呼声微弱无力，失独组织整合全国各地的失独力量，形成“合力”以理性化的方式向政府相关部门施压，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呼吁政府在失独者养老、医疗、精神慰藉方面作出政策性调整，改变失独者目前的生活困境和现状。 四、结论与建议 失独者“自我抗争”是对孩子离世后“黑暗”生活的反抗，其实质是一种灵性层面的自我救赎。在灵性力量的驱动下，失独者不自觉地实现了“组织化”和“增能化”，二者交互影响。“组织化”促使失独者进一步增能，个体增能后反过来推动失独组织的发展，两者互动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在这个过程中，失独者的生存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避免因过度自闭或忧郁而走向自杀。但作为社会发展的“伴生问题”，失独问题要想得到根本破解就必须在政策层面作出改变。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颁布给失独问题的有效解决带来了一丝希望，但由于制度惯性，短期内失独群体的规模仍会只增不减。失独问题像社会的“脓包”，虽然目前处于一种良性状态，但仍有恶化的可能。目前针对失独者的救助主要集中于物质层面的帮扶，灵性层面则涉及较少。因此，政府应该在微观社会工作上做出努力，给予失独者更多的灵性关怀和精神慰藉，以柔性的方式化解社会风险。 针对失独者灵性依恋问题，社会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灵性社会工作从“身心灵社”全人的角度去分析失独者的需求和问题，通过灵性干预帮助失独者认识到自己潜在的灵性力量，使其超越当前自我认同的局限，建立与更高层次精神力量的联系，重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另一方面，灵性社会工作侧重于满足失独者的精神性需求，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潜能，鼓励失独者无畏苦难“心有所归”，用光明之爱超越泣血之爱，用理智之爱拯救沉痛之爱，用灵性之爱成就永恒之爱[11]，将身心灵有机地和谐统一。通过举办各种主题的文化活动来丰富失独者的灵性生活，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灵性导向，渐进走出“失独之困”。 针对失独组织集体化风险，社会工作作为失独者与政府之间的第三方，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以其独特的柔性服务，“有效弥补了政府刚性政策和刚性管理的不足，尤其是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事件时，具有单一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18]。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当“政策影响人”，代表失独群体向政府反映失独者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诉求，为失独者争取养老和医疗方面的资源，缓解失独群体和政府之间的冲突，重构失独者对政府的信任体系。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失独者资源获取、生活照料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失独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①此处“正常人”出自失独者口述，失独者把和自己有相同命运的人称为“同命人”，其他人皆成为“正常人”或“他人”。
标签：失独论文; 家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