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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正式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一旦离开实践的土壤，社会主义这株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花就会枯萎。那种把社会主义学说牢牢地束缚在理论囚笼中并以它作为现成公式去剪裁多姿多彩的现实的做法，只能是扼杀社会主义的生机。
一、19世纪中期， 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逐渐形成。然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始终坚持着客观的、历史的、发展的、实践的观点。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集中在英、法、德三个国家，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创立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取代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马克思当时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内首先爆发。据此，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只是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而没有注意到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如果实事求是地对全部马克思主义史进行反思，我们便可得知：马克思不仅探讨了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而且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也纳入了自己的视野。
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领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同时代的英、法相比，无疑是较为落后的。尽管如此，马克思仍十分关注着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上讲，社会主义革命已被提到议事日程，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认识仍然停留在仅是否定德国的封建制度上，“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从德国国内来看，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大程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先进生产力，并“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当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敲打着历史的大门。从国际国内相统一的角度看，当时世界的两大基本矛盾在德国交织、重合，聚成了那个时代的矛盾焦点，在欧洲革命影响下，“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对落后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研究，体现了马克思历史方法论的核心——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又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落后的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发展高度上具体分析了俄国国内状况，认为俄国未来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沿着西欧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二是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至于哪一种可能性将成为现实，马克思认为，关键在于条件，“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随着历史的进展，马克思又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他还满腔热情地预言：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创权理所当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这就是说，落后的俄国可能先于发达的西欧首先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行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具体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深入具体地研究，乃是马克思探讨社会主义运动问题的出发点。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批判卡尔·海因岑时就指出：“海因岑先生以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给后辈马克思主义者的遗训。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 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这是商品生产在“世界市场”背景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中去把握俄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得出了一个惊世的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19世纪中后期，“半东方”、东方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未充分展开，马克思又毕竟身处西欧，故关于东方、“半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为了科学地解决俄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问题，列宁不仅分析了自己祖国的国情，而且始终把她的未来发展道路置于“世界历史总进程”这个宏大的背景中去加以观察。列宁认为，只有了解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进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当时的俄国，从整体上看，仍是一个介于文明西欧和落后东方之间的国家，“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相对于西欧来说，它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同时，它又被卷入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体系，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有力冲击和影响。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的结合，使俄国成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矛盾的集结点和薄弱环节。这就为缩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进程、迈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历史走着奇怪的道路，领导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光荣落到了落后国家的身上。”这个“奇怪的道路”的形成，正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在其背后隐藏的正是历史的必然性。列宁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最好机会”，采取果断行动，催生了社会主义，并在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这集中体现在两个论点上：
第一，“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历史进程已经证明，随着“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越来越多落后的国家、民族卷入或被“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就使落后国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许多发达国家不能产生的矛盾。这些落后的国家既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处在一种历史的转折点上。历史告诉我们，当国际社会向一个处在转折点上的民族展现出种种社会形态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于该民族来说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经济落后的国家、民族看到了人类历史的新曙光，它如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吸引着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左右徘徊的民族“走俄国人的路”。
第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我们必须把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和它实现方式作适当的区别，同时，又要加以辩证地联系。否则，我们便会在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多种实现方式面前看不到贯穿于其中的必然性，或者以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否定具体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表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没有使它“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问题的实质在于，在20世纪初，俄罗斯民族抓住了历史提供给它的“最好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内“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开创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范例。这是对19世纪以来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从1918年到1945年，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在革命和战争年代里，形成了临战性质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民族解放事业和支持人类进步事业等方面，都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继续进步和生产力的长足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更为严重的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屈服于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宣布同过去彻底决裂，抛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导致苏联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逆转，列宁领导开创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葬送。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这一重大挫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当前和今后必须认真思考并应作出科学回答的历史性课题。
三、20世纪中期，在东方社会“典型地区”的中国，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一历史性选择，并开始探索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今，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摸索、实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中国是一块“活的化石”，体现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无疑具有东方色彩，这对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更具有直接的意义。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中国造成了一种双重效应：一方面它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一种畸型状态。“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解决了如何实现这种必然性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首先要完成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又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色彩；另一方面又具有凝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色彩。这个二重性必使其结果二重化，即“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二重化的结果又必然使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两种前途。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断言：“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飘洋过海，从西欧经“半东方”再传至东方，以至传播到中国每个普通百姓的思想里，已是经过了多次“过滤”和“蒸发”。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先进的革命意识对落后的社会现实的改造和中国文化中优秀成果与这种先进意识的结合，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性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理解。实践证明，曾被我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有些并不真的属于社会主义；而一些曾被我们认为是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却未必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虽然还存在商品生产，但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整个说来不是商品经济），只有这种经济模式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没有也不可能为社会主义绘制具体的蓝图，他们只是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上去论证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从而为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们虽然就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做过一些简单的论述，但是，绝对没有把它作为固定的模式加给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意思，相反，他们倒是一再强调这个问题应由后人在实践中去解决。
社会主义新中国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曲折道路，在改革大潮奔涌的今天，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提到人们面前并要求重新加以思考的问题。20年来的改革实践，终于使人们得出了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利用的结论。这无疑是社会主义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从改造经济基础入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以此为根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基于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是这样概括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过程从整体上把握的，这个过程的起点和动力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基本社会问题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其中也内在地包括了判断是非成败的基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创造和贡献。“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历史即将跨入21世纪，在现实的世界环境中，只有“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才有牢固的根基，才能经得起风浪的考验。事实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种真正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周年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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