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的“异化”——论李劫夫的“语录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录论文,歌曲论文,论李劫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71(2004)02-0009-09
引言
李劫夫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歌曲作家之一，是一位伟大的、难得的旋律大师。他 一辈子专写声乐作品，一辈子在政治风云中谱写音乐，留下了大量的能够体现20世纪时 代特点的歌曲作品，但最后不幸被政治风暴席卷而去。
“语录歌”是一个十分沉重而复杂的话题，特别是今天在纪念我们十分敬重的李劫夫 诞生90周年的时候来谈论“语录歌”这一话题，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无可讳言， 李劫夫所引领的“语录歌”狂潮，将中国歌曲创作领进了一条十分狭窄的死胡同，使歌 曲彻底“异化”为“文革”政治工具。但是，在正常和健全的社会氛围下，应该是不为 贤者讳，就像一个健康的人决不讳疾忌医一样。“语录歌”问题是研究、总结李劫夫对 20世纪中国音乐贡献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只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方法，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一沉重和复杂的问题也应该是可以得到清理的。我 们决不应该讳言历史教训。笔者有意来试一试做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一、“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李劫夫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乐坛出现过一道怪异而昙花一现式的音乐景观，这就是“ 语录歌”的狂潮。说它昙花一现，因为“语录歌”前后只存活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具体 是从1966年9月底到1969年4月中。它的突然产生，继而依靠行政推广很快形成洪流，复 又遽然退出了历史文化舞台，这都体现了典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的特点(注：关于 “语录歌”狂潮的兴起和结束的具体过程，请参看拙文《论“语录歌”现象》[1]。)。
提到盛极一时的“语录歌”运动，就不能不提李劫夫，因为李劫夫的“语录歌”创作 最早，不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说，影响都是巨大的。他的“语录歌”在“文革”期间 曾经家喻户晓，妇孺皆唱，以至后来有人称“语录歌”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 如果仅从“流行”的角度来评定“语录歌”，上述评语也不为过。
李劫夫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开始于1966年3月。当时，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他 对夫人张洛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深入生活，现在我年纪大了，下去生活只能走马看花， 但是看花一定要看壮丽的花，走!到地震灾区去!李劫夫和张洛及歌词作家洪源一起立即 奔赴邢台体验生活、创作歌曲。据张洛的回忆：“我们在邢台见到了正在那里慰问受灾 群众的周总理。劫夫对周总理说：‘总理，我们保证每天写出一首新歌。’他谱写了《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震区群众歌谣词)等歌曲，写完后立即就教群众唱，当时大地 还在抖呢!在他谱写《你震你的，我干我的》一歌时，怎么结尾都觉得不够劲儿，一抬 头，毛主席的语录牌就立在我们身边，上面写着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词作者洪源就采用了毛主席的这四句话结的尾。”(注：2002年8月14 日笔者电话采访张洛的记录。)
图1.《你震你的，我干我的》曲谱(张洛供稿)
以上曲谱刊载于河北省地震救灾指挥部编印的《抗灾革命歌曲集》(1966年4月)(注： 为抗震救灾宣传工作印发的非正式出版物。)，这本歌曲集中，全部都是李劫夫到抗灾 前线创作的革命歌曲。从这个曲谱来看，它与后来单独流传的《争取胜利》一歌在节奏 、音调上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但是在结尾句“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已经可以看到 “语录歌”《争取胜利》结束句的端倪了。
这种情况有点类似黎锦晖在上世纪20年代谱写儿童歌舞剧《小小画家》中一首插曲《 背书歌》的情况：《背书歌》中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语录”并谱了曲：“子曰：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第51页) 但是《背书歌》中只有几句唱的是孔子“语录”，它当然不能算是“孔子语录歌”。李 劫夫在60年代谱写的《你震你的，我干我的》也还不能算是完整的“毛主席语录歌”， 而只是在一首歌曲结尾的地方引用了毛主席语录，但也可以说是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一 个开端。此事离“文革”正式爆发(即1966年5月)才两个月，离“语录歌”的正式产生 约五个月。
1966年8月，沈阳二中高三年级的红卫兵耿大权在北京一份叫做《井冈山》的小报上看 到一首标题为《造反有理》的歌曲。他从这首歌受到启发，觉得也可以将毛主席语录谱 成歌曲，让广大群众演唱。他还试着挑选了几条短小的语录谱了曲。耿大权是一位音乐 爱好者，业余喜爱作曲，认识李劫夫。当他将这一情况在电话中告诉李劫夫之后，劫夫 马上叫他过来商量此事。耿大权立即来到了劫夫家里，他们坐在门口，打开《毛主席语 录》，找出字数较少的、适宜于谱曲的段落，劫夫当时就在耿大权的小本子上谱了起来 ，连续三个多小时，李劫夫一口气谱写了十七、八首“语录歌”。谱曲的时候并没有给 歌曲起名字，谱完之后，他们才商定：基本上以每段语录的第一句作标题。当夜，耿大 权就到东北工学院找人刻写、油印，第二天就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召开的辽宁省红卫兵 大联合的集会上散发、教唱。耿大权说：“油印的谱子上可能会有刻印的日期。我一直 保留着油印的谱子，可惜后来找不到了。我还要再细致找找，如果找到了，也许就能够 确定劫夫谱写这批‘语录歌’的具体日期了。”后来，耿大权他们还到公共汽车上去教 唱过“语录歌”。于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 身上》等“语录歌”就开始在沈阳市和辽宁省的红卫兵中流传起来了(注：据2003年12 月5日笔者对耿大权的电话采访记录。)。
可贵的是：耿大权一直珍藏着李劫夫的第一批“语录歌”手稿。耿大权在2003年12月1 0日于沈阳召开的“劫夫歌曲创作之路座谈会”上展示了他整理、张贴好的这一批“语 录歌”手稿，使我们得以亲眼目睹劫夫的“语录歌”手迹。它们无疑标志着“语录歌” 的正式诞生。
图2.“语录歌”《争取胜利》手稿(耿大权供稿)
上图即《争取胜利》的手稿。手稿上的曲谱已经和后来流传的基本一致了，差别是在 于：后来流传开的《争取胜利》结束音没有延长四拍，而是只用一拍就干脆、果断地结 束了；另外，就是增加了呼喊口号的两句。手稿上的标题《争取胜利》四个字也是劫夫 写上的。
图3.“语录歌”《革命造反有理》手稿(耿大权供稿)
这个手稿上的《革命造反有理》歌的曲谱和后来出版的李劫夫谱写的《革命造反有理 》完全不一样，与“中央乐团谱曲”的“语录歌”《“造反有理”》[3](第22页)(注： 误为劫夫谱曲，但经笔者查阅1967年沈阳音乐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自行印刷的《李劫夫 毛主席语录歌》歌本中没有这一首。)也完全不一样。可见这是李劫夫为这段语录谱写 的最初的曲谱。在手稿的最后写有“劫夫”二字，准确无疑地说明了这是李劫夫的手笔 。劫夫谱曲时用的是钢笔，谱子上被洒上了许多蓝色墨水。
这首《世界是你们的》语录歌的手稿和后来流传的完全一样。但是手稿上还没有标题 。可见直到耿大权拿走这批“语录歌”去刻印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给这首“语录歌” 起标题呢。
图片4.“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手稿(耿大权供稿)
这些手稿就足以证明：李劫夫是“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沈阳是“毛主席语录歌 ”的发源地。20世纪60年代的“毛主席语录歌”是从沈阳诞生并流传到全国各地的。
二、掀起“语录歌”狂潮
全国性的“语录歌”狂潮是随着1966年的国庆节掀起的。
“语录歌”是如何从沈阳“走向全国”的呢?这点笔者原先并不清楚。2003年12月10日 ，笔者到沈阳参加的“劫夫歌曲创作之路座谈会”召开之前，我见到了李劫夫的研究者 霍长和(《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的作者)。他很清楚地告诉笔者：1966年8、9月间 ，《人民日报》的曹宪文到东北组稿，在沈阳发现了一批李劫夫谱写的“语录歌”，认 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遂将这批“语录歌”寄回给《人民日报》。李希凡在收到这批“ 语录歌”后，和《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其他同志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他们写好了“编者按”，并了解到李劫夫本人没有什么重大问题， 再送唐平铸审阅、批准之后，于国庆节前夕在《人民日报》首次发表了十首毛主席“语 录歌”。霍长和依据的是当年《人民日报》朱悦鹏写的一份证明材料：《关于刊登劫夫 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情况》(写于1967年1月23日)，此材料现藏沈阳音乐学院档案室。 它非常准确地说明了“语录歌”从沈阳传到北京的具体过程。
接着就是“语录歌”的走向全国——在“文革”初期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大迫害 、大批判的腥风血雨中，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风暴中，在国庆17周年前夕， 《人民日报》以“亿万人民齐欢唱，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为通栏标题，整版刊登了李 劫夫等人谱写的十首“毛主席语录歌”。“编者按”称：“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为了满足 群众的要求，为毛主席语录谱出了许多曲子。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运用各种文艺形 式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革命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相信，在革命音乐工作者的 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这将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永 远大放光芒。”[4]《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一批“毛主席语录歌”，就是“语录歌”全 国性狂潮的开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第一批十首“语录歌”中，绝大多数都获得了广 泛的流传。
图5.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六版
《人民日报》的行为是“语录歌”传播中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因为在此之前，劫 夫的“语录歌”创作还完全是一种群众性的自发行动，只在沈阳市和辽宁省的部分红卫 兵中流传，还没有形成巨大的影响。之后的情况即发生了质变：从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 ，由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推动的“语录歌运动”。那篇简短的《人民日报》“编者按” ，就成了“语录歌”登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了。
当时的《人民日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是舆论重心的角色。1966年5月31日， 刚刚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就代表党中央亲临人民日报社，彻底改组 了《人民日报》，撤销了原社长吴冷西的职务，使《人民日报》完全成为“中央文革” 的喉舌。改组后的第一天，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又发表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这两篇文章流毒极广，“文革”烈火就此在全国燃烧了起来。原《人 民日报》的各部主任大多被迫到车间劳动改造，红卫兵进驻《人民日报》，大字报满天 飞，《人民日报》正处在被夺权之后的混乱局面。发表“毛主席语录歌”，正是《人民 日报》为“中央文革”所做的重要的造舆论的工作(注：2004年1月24日笔者电话采访李 希凡的记录。)。
由于党报《人民日报》的巨大影响，第二天全国的大小报刊全部转载了这批“语录歌 ”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各电台、电视台也全力推广和教唱“语录歌”，唱片 厂大量地、迅速地出版廉价的“语录歌”唱片，各出版社很快就大量出版了不同版本的 《毛主席语录歌曲集》，红卫兵在“大串连”中也将“语录歌”带到全国各地……以19 67年9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歌曲集》为例，它第一版就出了十万册，2 13页谱面的歌集，售价只有0.24元。于是，“语录歌”和“红宝书”交相辉映，“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争取胜利”的歌声铺天盖地、此起彼伏，说它是中 国有史以来声势最大的歌咏运动，大致也不为过。
作为“语录歌”运动开端的十首歌曲的具体作曲者，在9月30日《人民日报》的右下角 括号内有一个说明：“本版除《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工作就是斗 争》二首是中央乐团谱曲外，其余为劫夫谱曲。”[2]即由李劫夫谱曲的有八首，它们 分别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的教育方针》 《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 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 在你们身上》。以上八首“语录歌”，都是广为流传的“语录歌”精品。李劫夫在“语 录歌”一开始产生之时，就提供了一批“语录歌”的样板作品。
此后，《人民日报》在三个月内又先后六次刊登总计近四十首语录歌曲，其中亦有多 首李劫夫的作品。10月25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本报“发表的为毛主席语录谱写 的歌曲，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革命小将们最热烈的欢迎。在全国的内地和边 疆，城市和乡村，工厂和田间，军营和学校，到处响起了高唱毛主席语录歌的歌声”[5 ]。一家党报在一个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语录歌运动”，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 情。这给“语录歌”的产生带来了特殊的政治身份。
除了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外，李劫夫还为“林副统帅”的语录、题词和指示谱写了歌 曲，还为列宁语录、鲁迅语录谱过曲。196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三批语录歌 时，其中第一首就是李劫夫为林彪语录谱写的《永远学习“老三篇”》。该报在“编者 按”中写道：“今天本报发表的九首歌曲，第一首是林彪同志最近关于学习‘老三篇’ 的指示。”[5]这是“林彪语录歌”的最早出现。“语录歌”运动中的主潮当然是“毛 主席语录歌”，而“林彪语录歌”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他的如马、恩、列、斯“语录歌 ”及鲁迅“语录歌”，则像大潮边上的泡沫，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
别小看了《人民日报》报脚括号中“劫夫谱曲”那四个小字。在当时，那简直是一种 特殊的政治待遇，无异于向人们透露：“劫夫没有政治问题”，“劫夫是可以为毛主席 语录谱曲的人”。和当时大部分被审查、关“牛棚”、戴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 威”帽子的作曲家完全不一样，李劫夫是“大批判”运动中很少几个值得“无产阶级革 命司令部”信任的“革命音乐家”。于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向沈阳，涌向沈阳 音乐学院，涌向劫夫的家里，要求劫夫为各式各样的毛主席语录谱曲，要求李劫夫的签 字。红卫兵成了“追星族”，李劫夫成了被追逐的革命音乐明星。这真是“文化大革命 ”中一道独特的音乐景观。
还有就是来自各大报刊的书信、电话约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 《解放军歌曲》对李劫夫的约稿接连不断，全部是约写“语录歌”的。李劫夫为此忙得 四脚朝天。这实在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矛盾现象：当时正在“文革”开始的火头上，沈阳 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副书记遭受批判，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李 劫夫本人也受到大字报的揭发、围攻，被红卫兵反复抄家。而他却能够静下心来为毛主 席语录谱曲，还忙得不亦乐乎!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际遇。张洛同志 跟我说：“劫夫是视作曲为生命的人，不作曲他就难受。当时什么都不能写了，毛主席 诗词也已经谱完了，实在没活干，他只能为语录作曲，也能从中得到快乐。”(注：200 3年12月11日在沈阳音乐学院对张洛的采访记录。)
1966年12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几乎李劫夫的以“破私立公”为主题的“毛主 席语录歌”，报纸在其《编者按》中说明：“为了帮助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破私立公的 伟大思想和教导，我们选了一部分有关的语录，请劫夫同志谱了曲，供大家学习和传唱 。”《编者按》还写道：“毛主席语录歌一出现，大家就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放声高唱 。革命群众说：‘唱起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的话儿记心窝。破私立公闹革命，一颗红 心为人民。’目前，在全国各地，到处传唱语录歌，已成为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 席著作的一种崭新而有效的方式。”这篇编者按还号召大家：“让我们大唱毛主席语录 歌，人人唱，天天唱，唱得豪情壮志满胸怀，唱得思想革命化，把‘私’字彻底破掉， 让‘公’字大放光彩。”[6]而在这时，沈阳音乐学院“红色造反团”张贴的“打倒李 劫夫”的大标语在沈阳随处可见。
改变李劫夫处境的是1967年2月9日戚本禹在北京的接见。这天下午，时任“文革小组 ”成员的戚本禹在政协小礼堂接见了李劫夫和沈阳音乐学院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 井冈山”和“红色造反团”。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示要保劫夫，认为劫夫是站在 毛主席一边的，要劫夫向革命小将学习，对错误作深刻检查。戚本禹向造反派说：要给 李劫夫创作条件，他现在也还在为毛主席语录谱曲。
又过一年，1968年春节前夕的2月19日，李劫夫一家还接受了林彪的接见。林彪对李劫 夫说：“你过去写过很多好作品。“语录歌”这种形式很好，能很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容易记忆，便于流传(注：2003年12月11日笔者对霍长和的电话采访记录。)。这既给 了李劫夫的巨大鼓舞，又为他坠入政治深渊埋下了伏笔。
借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力推动，借用了当时一切有效的传媒工具，“语录歌运动”在196 6年底和1967年初就迅速进入了它的高潮期。此后的两三年间，《毛主席语录》中的重 要段落都被谱成了语录歌，凡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时，李劫夫必有新的“语录歌 ”产生。在众多传唱的、推广的“语录歌”中，李劫夫的“语录歌”在数量和质量上都 占据着首要的地位。他可以说是独步“语录歌坛”的作曲家。据统计，那几年他谱写的 毛主席语录歌多达130余首，还为林彪语录谱写了12首歌曲[7](第386页)[8](第292页) 。在当时出版的一本装帧成“红宝书”模样的《毛主席语录歌曲集》(无出版单位和年 月)中，所收入的全部234首语录歌曲里，由劫夫谱曲的即有68首，占了总数的29%。又 据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歌曲集》[3]，收入的161首“语录歌”中，劫夫 谱曲的有34首，占21%。重要的还不在于占了多大的百分比，重要的是最为流传的“语 录歌”大多是李劫夫的作品，前列劫夫的八首“语录歌”之外，广为流传的还有：《革 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他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的文学艺术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等等。
受到“中央文革”保护和林彪接见之后，李劫夫又谱写了一些“语录歌”和其他歌曲 ，还帮助别人修改“语录歌”创作，参与了“国歌”的创作(后来没有结果)，参加了电 影《万水千山》的音乐创作，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李劫夫 “文革”中最为“春风得意”的阶段，但严酷的悲剧亦快要降临了。
“语录歌”运动是由《人民日报》推动起来的。但是它始终没有得到过“文革旗手” 江青的首肯。江青最为担心的事情是会有别的文艺作品来影响她竭力鼓吹的“样板戏” 。于是就突然发生了江青对“语录歌”彻底封杀的事件，她猛烈攻击“语录歌”的两次 讲话即发生在“九大”召开期间。因此，从1969年4月之后，李劫夫的“语录歌”创作 也就画上了终止线[9]。
三、李劫夫“语录歌”的艺术特点
“语录歌”中充满了政治的狂燥，难道还有什么艺术可谈吗?还是有的。当“语录歌” 狂潮停息了三十多年之后，我们已经能够冷静地将“语录歌”和政治内容剥离开来，还 是有可能分析它的某些艺术特点，尤其是李劫夫的“语录歌”。
李劫夫的“语录歌”获得那么广泛的流传，除了行政推行、政治干涉等原因之外，总 有一些它本身的原因(即某些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起作用。笔者将它总结为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曲调来自语录；二是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三是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 效果。以上三点主要概括李劫夫“语录歌”的成功之处。此外还有第四点：“语录歌” 在节拍、调式上的极度贫乏。这一点主要突显“语录歌”的枯燥和单调。当然，这几点 不仅是李劫夫的“语录歌”的特点，也是所有“语录歌”的共同特点，但是数李劫夫的 “语录歌”往往做得最有特色。以下分别予以说明。
第一，曲调来自语录。这一条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说唱、戏曲音乐“依字行腔、腔随 字转”的传统。有了这一条，李劫夫“语录歌”的旋律和语录就结合得自然熨贴，他的 “语录歌”基本上做到了“不倒字”(不是绝对的“不倒字”，在极少量“语录歌”中 也可见到为了曲调的顺畅而“倒字”的现象)。这在他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我们的教育方针》《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语录歌”中最为突出。
第二，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李劫夫能将长短不一的语录，分割成大体上方整 、对称的乐句，将散体结构的政治文章，组织在大体符合音乐规律的乐段或单二部曲式 结构之中。因此，他的一些语录歌非常上口。这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凡是 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争取胜利》等“语录 歌”中非常突出。又如，李劫夫谱写的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其音 乐风格一如他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比较流畅，旋律与语录结合也较好，李劫夫把 这段语录用相对平衡的8个乐句来处理，最后一个乐句作重复性的扩充，获得完全的结 束。
第三，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李劫夫将他在群众歌曲创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民 间说唱音乐的深厚传统功力充分运用到为“语录歌”谱曲方面了。他在总结自己的歌曲 创作经验时曾经说过：“我幼时学到的那些民歌、说唱、戏曲也对我以后写歌曲起一定 作用。记得在儿童时代念唐诗、古文、四书都是唱着念，特别是在家乡每逢年节有一种 唱唱本的习惯，乡里的老大娘们常常要我去坐在炕上给她们整天唱唱本。唱唱本虽然有 一个固定的曲调，但怎样处理情感，怎样处理长短句，都得自己去临时即兴编造，由于 那些听众都是文盲，我当然也还得尽量把语言交待清楚，特别是那些比较难懂的关键性 的语言，也还得尽量把曲调唱得好听一些，以满足她们起码的审美要求。这些对于我这 个缺乏基本功的歌曲作者，或许也应算是一种基本功。”[10](前言)在谱写“语录歌” 时，“把语言交待清楚”和“尽量让曲调好听一些”这些创作原则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第四，节拍、调式的贫乏。李劫夫的“语录歌”几乎全部都是2/4拍，五声音阶大调式 ，进行曲风格，基本不用其他调式，极少采用fa和si两个偏音。他的出发点当然是“群 众化”和“为工农兵服务”。与他此前歌曲创作的丰富多彩的调式、节奏、节拍和多样 化的音乐形象相比，“语录歌”的形象是相当贫乏、非常枯燥、极其单调的。他把歌曲 创作引到了这样一条十分狭窄的小道上了。
第五，结构短小。“语录歌”结构的大小，完全是取决于语录的长短。李劫夫的“语 录歌”在曲式方面多是短小的乐段或二段体，就是由于所选用的语录大多是字数较少的 短小句子。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2/4拍16小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 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是2/4拍17小节，《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 滥》是2/4拍16小节，《争取胜利》的主体部分也是2/4拍16小节，加上口号和重复，也 只有24小节。这些短小的“语录歌”，曲式上类似民歌的“上下句”或“四句头”结构 ，但在音乐的风格、形态上，却比民歌单调得多。略大一点的曲式，如《希望寄托在你 们身上》是二段体，也只有35小节。李劫夫也曾想谱写一些较大型的、更专业化的“语 录歌”。例如，1966年10月《解放军歌曲》约请他谱写“老三篇”中的语录，他在回信 中说：“……《愚公移山》中‘中国古代……有什么挖不平呢’这一长段，我曾试验用 说唱体谱出，可由演员唱给群众听。但尚需花费一些功夫，以后谱出再寄。”[9](第29 1页)“可由演员唱给群众听”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需要较高演唱水平，一般群众是难以 演唱的，因此是属于“提高型”的“语录歌”。在李劫夫遗留下来的“语录歌”中，几 乎全部都是“普及型”的，完全没有“提高型”的例子。“语录歌”只存活了两年多时 间，它的主要艺术特点就是“普及”。如果它继续存在下去，也有产生“提高型”或其 他种类的“语录歌”形式的可能性。它还没有来得及得到提高，就被封杀了。当然，“ 语录歌”遭到封杀，也并不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
前面分析的一些“语录歌”，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争取胜利》《希望寄 托在你们身上》，是李劫夫“语录歌”中比较成功的例子。当然，他谱写的“语录歌” 中也有许多从内容到艺术都很差或极其粗糙的，如为“最新指示”谱写的《全国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等。
世界历史上大概有两个人物被歌唱得最多，一个是耶稣，一个是毛泽东。比较毛泽东 颂歌和耶稣的颂歌，似乎浩如烟海的毛泽东颂歌在音乐风格上要显得更为丰富多彩。世 界历史上大概有两本书被唱得最多，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毛主席语录》。以 《圣经》为歌词的音乐作品，历史上留下了不少鸿篇巨制，如《弥赛亚》《德意志安魂 曲》等等。以《毛主席语录》为歌词的“语录歌”，却没有能够留下经典名篇。对比是 如此的分明。
“语录歌”是一种“异化”了的歌曲，是被强权政治扭曲了的歌曲变种。歌词由诗歌 “异化”为政治论文，音乐由艺术“异化”为政治符号。“文革”政治扭曲了音乐家， 使音乐家“异化”为极左政治的工具，歌曲的艺术性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李劫夫的歌曲 创作，由原本极其丰富的形态“异化”为极度枯燥的状态。作曲家的审美能力极度萎缩 ，创作由走在大路上“异化”为走进了死胡同。
“语录歌”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我想：作为一种历史的音乐遗存，它不会完全消失。 它会作为特定的时代音调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有可能被采用在某些文艺作品的时代背景 中，也会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中……
四、“李劫夫悲剧”
李劫夫毕生忠于中国革命事业，毕生忠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毕生对发展中国歌曲 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现当代最优秀的作曲家之一。他1913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1937年 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工作中开始音乐创作实践活动 。恁着他对音乐的特殊敏感，谱写出许多广受欢迎的歌曲作品，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和解 放战争时期的《我们的铁骑兵》《歌唱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歌》《忘不了》等 ，解放战争时期的《坚决打他不留情》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创作了《革命人永远 是年轻》《如今唱歌用箩装》《哈瓦那的孩子》《我们走在大路上》《农友歌》等许多 优秀的歌曲。他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数十首歌曲——如《蝶恋花·答李淑一》《西江月 ·井冈山》《七律二首·送瘟神》《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沁园春·雪》等，将毛泽 东诗词的意境和内涵表现得非常完美。到1964年，李劫夫被树立为“文艺战线上的毛主 席的好战士”。那个时代，活着的作曲家是很难出版歌曲专集的，而李劫夫却出版了篇 幅浩大的《劫夫歌曲选》[10]。当时的评论通过这本歌曲集赞扬说：“为政治服务”的 口号“为音乐艺术开辟了多么辽阔的领域”[10]。(序言)李劫夫的创作道路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肯定。紧接着，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他又谱出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传唱全国的作品。接下来，他在有意无 意中掀起了、引领了那场席卷全国的“语录歌运动”。
不过，“语录歌”形式实际上并不是李劫夫的首创。历史上，国外、国内都曾有过将 《圣经》或佛经或可兰经当歌词的音乐作品，它们都可以算是“语录歌”的原始形式。 那首历史上被称作《国民党党歌》(程懋筠曲，后来又被定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歌曲 ，实际上就是一首“孙中山语录歌”，歌词即孙中山的《对黄埔军官学校学生训词》[1 1](第24页)。李劫夫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首创了“毛主席语 录歌”，掀起了一场特殊的、声势空前的“语录歌运动”。
在经历了“文革”头五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当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匆忙乘飞机逃跑坠 亡后不久，李劫夫即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而被辽宁省委隔离审查，在“学习班” 里度过了与世隔绝的、迷惘而痛苦的整五年。直到1976年，当他获知“四人帮”倒台的 消息后，觉得自己的问题即将能够得到解决，为此十分高兴。这时又从广播中听到他的 老战友诗人郭小川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在大喜大悲的冲击下，他的心脏无法承 受了，终于在1976年12月17日突发心脏病逝世，终年63岁。他在“学习班”留下的遗物 中有一张画于1976年7月1日(这天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党的生日)的“自画像”， 画在一本“批林批孔”材料的空白处。隔离中的李劫夫蓄着长须，那双深邃的眼睛充满 着迷茫、忧郁、憧憬和期待，透露出深深的悲剧气氛——20世纪特殊的“李劫夫悲剧” 。
劫夫夫人张洛对笔者说：“劫夫内心是一个十分胆小的人，他一辈子跟共产党走，他 不怕坐日本人的牢，也不怕坐国民党的牢，就怕坐共产党的牢，就怕成为共产党的敌人 。”(注：2003年12月11日在沈阳音乐学院对张洛的采访记录。)他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在 “文化大革命”中降临到他的头上。真是可惜，一代旋律大师竟死于隔离审查中!文革 时期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盲从观念，使这位艺术家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特殊的路线 斗争的经验，使他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李劫夫一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成功中又 隐藏着悲剧的因素。他在不知不觉之中踏上了林彪的“贼船”，在残酷的路线斗争中失 了足，最后丧失了音乐创作的权利，甚至失去了生命。对于当代音乐史来说，“李劫夫 悲剧”给人的教训实在是太残酷、太深刻了。
图6.李劫夫隔离时的自画像(张洛提供)
“劫夫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代中国人的悲剧。只是李劫夫 体现得最为典型。
在李劫夫三十余年的革命音乐创作中，不到三年的“语录歌”创作只是短暂的瞬间； 在数以千计的李劫夫的歌曲作品中，百余首“语录歌”只占其作品总数的一小部分。从 主流来说，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他对20世纪中国歌曲创作的特殊的、重要的贡献，记住这 位为发展中国音乐献出毕生精力的人。
致谢：本文原为2003年12月10日在沈阳召开的“劫夫歌曲创作之路座谈会”上的发言 。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张洛、耿大权、霍长和等先生的大力帮助，特致衷心的谢意。笔者 在参加沈阳“劫夫歌曲创作之路座谈会”时见到并采访了他们三位。当时霍长和告诉笔 者：由他撰写的《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笔者整理此发 言时，2003年12月30日就得到了霍长和的赠书。书中有许多珍贵的资料，对笔者整理此 文深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