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路径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社会工作论文,路径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3)06－0059－06
一、社会工作与协商民主内涵的界定
(一)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
美国社工协会(简称NASW)把“社会工作”界定成：社会工作(Social Work)为一种专门业务，其有助于个体、团体、社区提升其社会功能发挥的素质，且塑造有利的宏观环境。社会工作也被看作为个人、家庭、群体、社区和社会提供人道、有效的服务，其目的是增强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库少雄，2010)。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讨论最早出现在1917年Mary Richmond出版了《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中。社会工作的工作手法按不同的标准划分，有宏观的组织工作与社区工作，中观的小组工作以及微观的个案工作。其中，小组和社区工作充分体现了民主协商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社区工作通过组织成员有计划地参与集体行动，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一系列的工作要素与价值观念与协商民主理念具有很强的耦合性，尤其是在促进城乡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协商解决其利益相关的社区事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这里重点以社区工作为例对协商民主的作用展开讨论。
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实践具有特殊的意义。不同学者根据不同标准，对社区工作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较为普遍的一种理解是，甘炳光(1994)对社区工作基本内涵的阐述：“社区工作是以社区为对象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它透过组织区内居民参与集体行动，去厘定社区需要，合力解决社区问题，改善生活环境及素质；在参与的过程中，让社区成员发挥其潜能，以形成更有能力、更和谐的社区。”夏建中(2009)就国外学者对社区工作内涵所作的总结是：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种介入手法；它既是一项有计划的行动，也是一个过程；社区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社区需求，解决相关问题，培育社区成员的凝聚力，提高社区融合，改善社区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公正。
美国学者楼斯曼(1997)将社区工作的各种实务理论归纳为三大模式：即地区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社会策划模式(social planning)以及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但有学者也将社区工作的架构总结为六大类型：即社区关照、社区组织、社区发展、社区计划、社区教育和社区行动。其中地区发展模式特别重视居民参与，关注社区共同问题，通过建立社区自主能力来实现社区的重新整合，建立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组织之间的互助和合作，重建和谐的社区关系，增进居民对社区的感情投入和归属感，促进社区进步。在该类型中，目的实现意义超过工作执行度，因此相关专业人士在实践进程中面对的主要是整个社区、社区团体和组织、社区居民，他们扮演的角色包括：倡导者、协调者、促成者，催化者，问题解决技术及伦理价值的教导者等。该模式强调通过民主方式解决问题，以舆论产生共同意识，通过社区团体的共同讨论，获得有关问题的沟通，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等特点对协商民主在基层中的治理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二)协商民主的基本内容
最早提出“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Claymont大学的政治学教授Bissett，他撰写《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时首次对“协商民主”进行了学术化使用，其观点是公民广泛参加，并不支持精英主义的宪政阐释。但是，实质给予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活力的是曼宁与科恩(Bernard,1987; Joshua,1989)。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思想变成一个极具意义的思潮。
以管制架构存在的协商民主注重自由社会，人民对社会议题进行民主抉择，而且具有宏观方向，这是卓越的民主框架，有助于多元化社会的治理，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以及多元文化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因为是一种公共参与的民主形式，注重各方进行的公平与公义，要求公民通过对等明智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积极加入共同政策和政治生活；同时协商民主也是培育公民精神的学校，有利于培养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性格和美德，形成集体责任感，以及建构参与持续性合作行为所需要的社会责任的基础。
二、协商民主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根据社会工作与协商民主的各种视角、价值观念、发展模式以及方法特征等内容的分析发现，二者在发展背景、实现路径、核心价值观、理论基础以及实践与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契合性，有利于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
(一)发展背景相似：适应中国文化的民主形态
从背景的构成看，协商民主注重社会主体的多方和谐合作；而以“公义”、“仁爱”理论和人道主义的传统为基石的社会工作实践助人思想和社会公义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以“和”为依归的政治文化基础为协商政治和赋权服务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土壤。中华传统的“民本”思想主张执政者应该纳谏，与民同乐，强调君主要善于接纳人民的建议和批评，也就是治国之道就是主张政治需要协商，为协商民主植入中国提供本土资源，同时慈善服务相关理念存中国的发展历史中始终对人道主义的共同追求，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
(二)发展路径相似：实践先于理论
早期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结构所塑造的稳定社会结构使专业社会工作难以内生于乡土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直到20世纪初才由西方引进。而在20世纪末期，市场经济等各种制度的持续健全，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加剧，新的利益主体的不断涌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凸显出的一些问题与矛盾使得某些现有政治运行体制运作的乏力，日益凸显协商民主的作用，于是舶来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也逐渐在国内兴起。社会工作在中国经历引入、曲折、恢复和发展的历程，目前总体上看社会工作存在与协商民主理论同样的困境，理论远远滞后于实践，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不强，教育先于岗位需求。
(三)核心价值：存在内在相关性
协商民主倾向于通过重建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方式，构建更加宽容、公平、民主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体制，目的就是完成社会共同利益基石上各基层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社会工作是通过尊重服务对象、建立信任、肯定个人与人群之间的差异，赋予平等权力争取社会资源，有助于各个层次和领域提升和发展相关功能培育的基础，进而形成一个宽容的价值观空间。社会工作实务与协商民主的推进为社会资本的积累供给一些思想和执行层次的扶持。
(四)理论基础：社会资本理论与赋权理论
协商民主的核心理论是社会资本与商议性政治；与此相对社会工作的关键理论是赋权理论，二者的共同点是建立在平等、信任、自由和包容基础上的权力赋予和资源共享。布迪厄最早针对社会资本进行全面的现代化阐释，其主要的理论框架就是三种形态理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充分发育的社会资本是协商民主形成的基础，而对服务对象赋权是社会工作开展的基本要件。根据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的内在联系，二者关联的思想都是注重秩序和自由辩证关系。尤其是现在提倡的意识形态即自由、民主、公平等，这些正是社会工作实务所提倡的主要思想理念。丰富的社会资本积累促进繁荣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反过来推进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和自治。
(五)实践基本技能与方法相似
在协商民主理论实践与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中，参与者平等，互相理解尊重、互相包容，有利于培养公民美德和赋予弱势群体“发声”的权力；二者都赋予参与者“特定的责任和权利”，这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生命影响生命的实践”最有力的证明，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公民自主治理，这也是公民社会发育的必要条件。
三、社会工作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路径
(一)创新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
结合当前社会复杂的背景，创新现有各种社会工作实践方法同时蓄积社会资本，不断探索社会工作方法对协商民主理念的实践。20世纪末以来，互联网的飞速繁荣，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变迁。互联网是资讯积累的重要方式，它提升了把协商民主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国际网络体系的崛起为社会建设创新提供了契机——网络社区建设，也有学者将此定义为与实体存在的住宅社区不同的虚拟的“心理社区建设”，或者称为“精神社区”等。拉兹洛在《决定性的选择》中提到：“一个比黄金、土地和货币更灵活的无形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其延伸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网络权力。这种让强权警惕，贪官心悚的权力通过网络搜索、网络舆论，网络上访等形式，为弱者提供了一个发言的机会；网络中任何参与者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网络公共领域，为当代协商民主提供了民主的土壤。网络社区与地理社区不同在于：参与主体多元化、信息沟通及时性、资源整合能力巨大以及为工业化中原子化个人提供一个心理与精神寄托的庇护所。网络社区建设充分认识到职业群体是城市社会的主体，新形势下职业群体和职业场所网络化是网络社区建设的前提；网络社区的建设冲出单位机制和“住宅社区”的观念体制，把社会专业人员及其专业活动纳入社区发展和社会管理视野；有利于从物理社区向心理社区延伸，从业余社区向职业社区挺进，从住宅社区向市场社区扩展；拓展城市活动空间，提高社区居民的交往能力和沟通效果，有利于把不同层次地位的人群在共同的平台中沟通和交流，互帮互助，有利于资源共享和整合；通过网络建立各种形式的社团，如“随手公益”论坛汇集了很多热爱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并自发组织形成社团活动，将公益爱心通过“流动图书馆”、“爱心接力”等活动付诸实践；适应当代文化影视化、感性化的新趋势，开展有丰富吸引力的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形成真实的“社区认同”、“共同意识”或“集体表象”，促进地理与心理空间的建设；为此网络社区通过平等、民主、多样化的共享、聚集、碰撞和传播等方式，提高社区工作的管理创新能力和水平，坚持行思并重、知行并举、提升社区管理创新性，同时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相反，在现实中不能保证信息的真正公开和信息对称，导致完全一致的讨论不能完成。
(二)加强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核心理念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的创新手段——网络社区的建设，有利于为公民平等、自由地沟通与交流建立公共空间和领域，为协商民主搭建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平台，也是提升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社会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的核心是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代表国家民主水平的高低，当前社会组织在中国迅速的发展为协商民主提供了一个开放自由的公共空间，从而有利于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公民社会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团体或组织的发育程度。帕特南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基础活动……在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存在着许多社会组织”。协商民主需要公民具有相应的能力和素质。首先，需要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目前我国公民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社团、行业协会、学术团体、企业团体等。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传统计划经济影响，一方面社会团体组织的发展缓慢，发育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国家权力倾向于对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进行过多的干预和控制，使得许多社团组织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推进社会建设中需要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协商制度，既要为公民创造横向交流的环境，倡导公民建立各种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促进社团和民间组织的发展，实现政府对这些组织的宏观管理和间接调控，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表达、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持续性交往合作提供载体和渠道，为协商民主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其次，良好的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公民精神主要是指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在政治自由与平等中追求更广大的利益，公民之间是拥有平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的平等互惠与合作关系，而不是权威与依附的垂直关系，公民之间相互尊重、信任、团结。沃尔泽认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公民精神不可以简单移植，也不可能短时间建立起来，它必须在公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加以实践、贯彻和训练才能够逐渐养成。在我国要实行协商民主就必须为公民提供充分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在参与的实践中培养公民的民主、自由、平等、宽容的美德。
(三)整合资源
无论是帕特南笔下的“让民主政治运转起来”，汉斯·科曼指称的“公民社会的黏合剂”，还是肯尼思·纽顿揭示的“社会资本三模型与民主的三模式”，以及Robert D.Putnam的观点：“在一个聚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中，自愿合作和有序参与更容易出现。这种社会资本包括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互惠规范可以促进公众形成彼此之间的信任、支持；公民参与网络则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及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沟通，体现了合作的成功。”另外有学者总结的社会资本包括两个基本内涵，其一是它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合作规范有关，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信息；其二为某种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培育向上的公共活动空间，走出群体活动的泥潭。从上述的社会资本的内涵要素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和社会基础，社会资本要求公民具有的信任、互惠、合作的规范与协商民主的价值观具有很好的契合性。
在中国，协商民主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基础。首先明确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对协商民主的贡献，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和拿来主义的协商民主为中国类似体制的形成聚集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一是中国“和为贵”的政治文化传统契合了协商民主的合作、达共识的价值诉求。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通、意会的认识理念与协商民主对主体之间可理解和沟通的理念是相契合的。三是中国的特殊治理文化为引进自由民主体制在我国的培育给予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和”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协商政治的传统源远流长。如君主体制下的协商政治蕴含的政治需要辩论的思想，是协商民主在中国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四)经验总结
当代全世界对协商民主的学术研究进行大量的讨论，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里重点从实践角度出发探讨以社会工作为基础的服务实践对协商民主体系的助益。协商民主与社会工作皆为“拿来主义”的产物，应在尊重中国的文化和国情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实践和探索。从以上关于协商民主与社区研究的实证案例研究表明，社会工作方法在推进协商民主中具有丰富的实证经验。以下将重点以民主恳谈会为例对协商民主的经验进行总结。民主恳谈实践在纵向深化与横向拓展方面的顺利实施对协商民主在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等公共组织，其目标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公众最大限度的满意，所以民主是其本质的要求。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讲究市场交易规律，但当双方较量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时，资本和劳动坐下来平等协商、沟通，能更好地促进效率。于是尽管协商恳谈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企业更多的利润，但毕竟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障、民意得以表达。所以城市企业可能出于融洽劳资关系、协调内部矛盾、构建和谐团队、营造团队文化等目的进行协商民主恳谈，这对劳动者和社会都是有益的。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落实恳谈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有监督机制和后续跟进措施，承诺的要落实，不能落实的要说明理由。
(五)实践支持
在公民参与协商民主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如民主选举、决策、监督和管理等，公民有序参与都有许多鲜活的、生动的实践。其中最典型的是民主旁听、恳谈会、薪酬集体协商制、议事会以及民主网络参与。民主恳谈会创始于1999年6月，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试点，采取一种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促进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式沟通。随着民主恳谈的不断深入和完善，首先在浙江温岭试点成功，很多学者对此进行经验总结，并开始对民主恳谈机制在全国其他各地进行“复制”和推广。同时上文案例中也提到的北京参与式项目中心实施的参与式社区服务模式以及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在重庆的“乐和家园”办公室，创新实践的“联系会”试图联动各层次以实现乡村建设。与其他方式相比，网络参与具有以下的特点：便捷、广泛、互动、高效、节约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的网络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人类信息交往的时空领域，有力推动了公民参与方式的转变，开拓了公民参与的广阔空间。在众多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社会工作的一些理念和手法，如助人自助，社区工作等，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在推进民主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需要面对弱势群体，试图对政策进行评估和影响，对服务对象进行评估，运用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整合资源等等工作手法，都是社会工作所必须掌握的技巧，为此社会工作服务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技术支持。
四、结束语
随着协商民主的不断发展和公民参与的扩大，协商民主中公民参与的形式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讨论和协商，发展出了如公民听证会、愿景工作坊、网络参与、民主恳谈、社区议事会、村民民主评议会等多种形式，这些鲜活的协商民主的形式，不仅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内涵，更大大拓展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我国基层政治实践中的这些创造性实践，虽然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但它们都体现了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在一个不断变革、日益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政治体制中，这些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创造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整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从直接服务到间接服务角色，再到复合服务角色的转变。社会工作者在幕后承担着咨询者和政策影响者的角色，为项目推进营造一个有利而可行的环境。最后在项目实施后的总结评估过程阶段，社会工作者以协调者、管理者、教育者或发言人等角色引导服务项目相关主体对项目实践进行总结和分享，提升居民主体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共同解决社会事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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