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人文精神重视自我修养——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诞辰论文,修养论文,人文精神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两千多年来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树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的周边邻国，东亚地区，乃至欧美西方世界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如经过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批判，扬弃其封建性的糟粕，那么还是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可以为现代社会、现代人所借鉴，为现代文明的建设服务。这里我仅想就孔子儒学中的人文精神与自我修养两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鲜明的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的确立，是与孔子儒学的大力倡导、弘扬是分不开的。所谓人文精神，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根本，不为神役，不为物役，通过礼乐伦理教化，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的和谐。
在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中则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生），人为贵。”荀子则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能参。”（《荀子·天论》）这里的“参”字是“叁（三）”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以其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而在天地人三者中，人是处于一种能动的、主动的地位。从生养人与万物来讲，当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则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就这方面说，人在天地万物之中可说是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因此，无论在对自然的治理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的治理方面，主动权都在人自身，而不应当听命于神。
荀子尝明确宣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理物而勿失之”的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儒家认为，人在治理和改造自然，必须要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和能力，但绝不能是人的随意逞能，而是要“顺自然”、“不违天时”，即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儒家把大禹治水的智慧看成是“顺自然”治理自然的典范，朱熹在讲述此事时说：“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四书章句集注》）在这样的治理自然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
周初人在考察夏、商两代的兴亡、治乱的历史时，已认识到其关键在于人，而不在于神。他们的兴盛是由于有德和得民，而他们的衰亡则在于失德和失民。由此他们总结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道理，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行为准则。这里的“天”有祖先神、天命等含义，然如果结合当时流行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的说法，则“以德配天”的观念中，无疑地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在大大超过了其宗教的色彩。相传，春秋初管仲便直截了当地对齐桓公说：“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说苑》卷《建本》）
因此，人事急于神事，民意重于神意的观念深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至当季路向孔子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相当严厉地斥责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而当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又表示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务民之义”是“人有其治”的具体体现，人之治如果搞不好，鬼神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说，只有懂得近人而远鬼神，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好它，才能称之为“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中，把建设好政权看得比崇拜神权更重的文化上的根源。
二
孔子儒家学说中不为物役的人文精神，则大量地体现在他们有关心性道德修养的理论中。荀子在论及人“最为天下贵”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义”是指遵循一定伦理原则的行为规范，所谓“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荀子·强国》）。这就是人类与其他万物，特别是动物（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荀子的这一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大部分的圣贤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质，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孟子也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那不同于禽兽的一点点，就是人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尝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则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
孔、孟的这两段论述都是强调，只有具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才能把人的行为与禽兽的行为区别开来。既然明于伦理和只求物欲满足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根本标志，所以对于人的伦理与物欲的关系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儒家和传统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学说中，把人格的确立（以区别于禽兽）和提升（以区别于一般人）放在第一位，而且把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养成看作是一切教育之基础的根源之所在。
在中国历代圣贤的心目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伦理与物欲的关系问题是确立人格和提升人格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在儒家学说中大致是从三个层次来进行探讨的。一是理论层次，讨论“理”“欲”问题；一是实践层次，讨论“义”“利”问题；一是修养（教育）层次，讨论“役物”“物役”问题。概括地讲，在理论上以“以理制欲”、“欲需合理”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存理灭欲”说；在实践上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在修养上则概以“役物”为尚，即做物欲的主人，而蔑视“物役”，即沦为物欲的奴隶。
人不应当“役于神”，更不应当“役于物”，人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家学说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则恐怕主要是有见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那样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的人文精神，以之抵御日益泛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这大概也就是中国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什么还值得人们在今日来认真研究和发扬一翻的理由吧！
三
儒家的心性修养学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批判旧道德的重点内容之一。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随同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严厉批判，儒家心性修养之说更被视为所谓培养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理论和方法而遭到彻底地否定，并把讲传统儒家心性修养看成是一种可怕可恶的“修养经”而加以排斥和否定。所以，即使在专门的“伦理学”教科书中也很少讲到关于“心性修养”的内容。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我国国民素质极待提高。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国民素质的提高，应当是一种全面的提高。也就是说，它不仅是现代科技知识的提高，而且包括一般人文知认的提高，以及为人之道的提高。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人之道的提高，亦即基本做人准则、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确立和提高，在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中，具有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意义。而为人之道的养成和提高，主要靠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修养。这里，教育是外在的、被动的，自我修养则是内在的、主动的。伦理道德的践行既有外在的他律约束，更需要靠内在的自律自觉。儒家十分重视教育在基本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养成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培养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的自觉，以及不断提升人格境界方面，则更为强调自我的修养工夫。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就是强调道德的自觉自律。自我心性修养既是主动养成正确伦理观念和不断提升人格境界的途径，更是在行为上自觉实践伦常义务、道德规范的自律功夫。于是，自我修养的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重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开始为“修养论”恢复名誉。
人们一般都把儒家的修养论理解为仅仅是道德方面的修养，其实儒家所讲的修养，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一个人的全面素质修养。儒家学者认为，道德修养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一个人的全面素质提高密不可分的。因此，儒家所讲的修养论中，同时也包括了文化知识、文学艺术、职业技能，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等的养成和提高在内。儒家学者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礼仪规范，如洒扫应对等，也看成是进德成业不可或缺的修养内容。这是很有道理的。试想，一个连最起码的生活中的礼仪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好的人，怎么可能期望他会成为一个有高尚品德和能成就大事业的人呢？
事实上，现代社会对每一个人的素质要求更高。科学越发展，人类驾御和支配自然资源的力量越强大，同时也就要求人们能更自觉地约束自己，节制自己的欲求，而且要学会自尊重自然，爱惜资源，树立起一种“生态伦理”观念来。在这方面，儒家伦理中强调“不违天时”、“节用”“御欲”，反对不时砍伐、渔猎，讨伐“暴殄天物”等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同样，民主越发展，个人越自由，同时也就要求每个人都能更加自觉地约束自己，更加懂得尊重他人，树立起一种真正符合人人平等自由的“人际伦理”观念来。在这方面，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等，即使在今天也不失为一条有益的教训和人际伦理的准则。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尽心上》）对于生长在现代优裕生活环境中的青少年，尤其需要有这种自找苦吃的自我修养精神，否则是担负不起未来21世纪的人类社会建设任务的。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纪念“五四”76周年时，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会曾倡仪发起了一项以自我修养为中心的继承发扬传统美德，树立新一代大学生精神风貌的道德建设工程。这一消息在报纸和电视台发布后，得到了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的热烈响应，也纷纷开展起了道德建设工程。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它完全是学生们自动发起的，是他们从时代、社会的要求和自身形象塑造中体会出来的，所以既亲切又真实。在他们所制定的工程计划中，学习传统伦理学说是重要内容之一。这就充分说明，即使在青年中也已认识到传统伦理，包括儒家伦理，在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中还是有它重要意义的。随着对传统文化、儒家伦理种种偏见和误解的消除，去掉那些儒家伦理中的封建性糟粕，可以相信，儒家伦理是能够为现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