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珠江论文,流域论文,人口论文,主流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珠江流域是一个以珠江水系为纽带，主要包括两广、掠及湘、滇、黔诸省部分地区的地理单元。纵观历史，该域人口移动主流变迁历经了三个阶段：即自有人类发祥的一百多万年前至公元前214年的短距迁移为主流阶段；公元前214年至公元1368年，以大量中原汉族人民由外而内、由北而南长距离迁入域内为主流的阶段；公元1368年至1949年，人口移动以流域下游地区人口向中上游地区和海外分别呈东西和外拓走向的长距移动为主流阶段。作者认为：人口移动主流的这种变迁体现着珠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节律和区域格局结构的演化嬗变，其中隐含着珠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诸多特殊的重要区域经济规律。
珠江流域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发源和聚居的重要地区之一。历史遗存表明，它还是我国最早的人类起源地区之一。上百万年来，就有先民在该区域生息、繁衍。随着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广度、深度不断伸展，人们不断地聚集，又不断地分散，不断地定居又不断地流动。从一定意义上说，珠江流域一部社会经济开发历史，正是一部人口流动、民族融合的历史，而人口流动的主要流程（即流量最大的一支）的变迁，则体现着社会经济开发节奏的递进起伏和区域格局结构的演化嬗变。在此，笔者拟对此略作探究，以期能从历史总体上对珠江流域的区域经济运作的轨迹、规律有所把握。
第一阶段：人口移动以原始发祥居民在域内的短距流动为主流
这一阶段历经时间最长，大致从170万年以前的云南元谋人时代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在流域上游地区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人化石，距今170万年以前，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人类化石。①在贵州的黔西县也发现了距今五、六十万年以前的观音洞人类遗址。②在中游地区，广西田东县林逢乡最近发现了73万年前人类文化遗址，③广西的“柳江人”化石距今也约有五万年左右。④在下游区，广东曲江县的“马坝人”，距今十万年左右。⑤诸多的文化遗存表明，珠江流域是我国最早的人类发祥地区之一。在这数十上百万年中，域内各地起源的先民不断繁衍子孙，派生氏族、家庭，相互之间不断发生部落吞并，沿着珠江水系各支江河，形成了最原始的人口流动过程。因为当时人口基数小，开发能力和交通工具有限，这种流动距离短近，数量微弱，节奏缓慢，方向不十分明显。
尽管如此，经过上百万年这种人口流动过程的漫长积累之后，还是使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的珠江流域对人口这种流动的统一制约作用初现轮廓。珠江流域各地起源的先民到秦汉时都逐渐形成了无论体质特征还是经济文化习俗都具有相同特点的古民族——越（又称粤）。东汉史学家班固实际上已模糊地把当时越族广泛分布的珠江流域看成了一个统一的人文地理概念，他说：“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皆粤分也”。⑥另外，当时云南古民族也以“滇越”、“粟越”为名称⑦也就是说，从远古的时代起，珠江流域就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人口流动地理空间。
第二阶段：人口移动以大量中原汉族人民由外而内、由北而南长距迁入流域地区为主流
这一阶段大体经历了1582年。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至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随后于前214年南定百越，从此珠江流域成为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原汉族人民北——南走向的人口迁移逐渐成为流域地区人口流动的主流。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在今广西、广东、贵州等地域置桂林、南海、象郡后，即下令几十万大军全体留居，“谪戍备之”⑧，后又增发数以万计的妇女、囚徒、贾人到岭南“遣戍”、“与越杂处”，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发往今珠江流域的广西、广东、贵州等省的——这也是中原汉族人民大量迁往珠江流域的开端。自此以后，中原人民或因逃避战乱，或因仕官迁升、贬官发配，或因随军平叛，或因寻找宽乡和经商，源源南来，越来越众。尤其到了中国政治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两宋时期，汉族南移浪潮更甚。据刘佐泉先生研究，现今客家人最大聚居区广东北部、东部（从韶关南雄到梅县一带），就是唐宋时期由于“根在河洛”（河南一带——笔者注）的中原汉族移民——客家人的大量迁入而开始奠定分布基础的。⑨在广西，宋代以山东汉人为主的一支部队随狄青入桂征讨侬智高后留居戍守，后世代繁衍，至今他们的后裔仍称自己是“山东祖籍”，保持着自己特有的方言——平话，广布在柳、邕一线和左右江沿岸地区。中原汉族长期持续的这种北南走向的人口流动过程，也可从在珠江流域主要地区当时人口密度分布格局上得到印证。据统计，北宋时期从太宗太平兴国到神宗元年的一百余年（976-1085年），广东最靠近与中原连接孔道、接受移民最多的北部至东北部的几个州，人户增长幅度是最大的：梅州从1577户增至12390户，增长686%，南雄州从8363户增至20339户，增长143%，⑩而广东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如番禺、顺德、南海、新会等地还是一派“烟瘴地面，土广人稀”(11)的荒景，流域中游的广西当时的人口密度分布也呈现此种“北稠南稀”的格局，参见下表。
由下表可见，从公元140年至1290年的1150年间，广西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是与中原王朝直接连通、最多接纳中原汉族移民的北部地区，即以灵渠为纽带的湘桂走廊地区，次而为沿珠江水系主干河流西江可顺利抵达的桂东、桂东南地区；最次而为移民较难抵达的桂南和桂西地区。这种人口密度布局结构也说明广西当时的人口流动主流是北南走赂，并由外至内的。
广西历代人口密度分布表
此表据黄贤林等主编的《广西人口》第二章的统计数据制成
当然，这一阶段珠江流域人口这种北南走向的主要流程在全域各区又不是完全平衡的，在流域的粤、桂、滇、黔诸省中，又以流往广东的人口数量最大，广东主要也是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汉化过程，成为汉人居多的省区的；广西则次之，虽颇多汉人迁入，但在人数上仍远不及土著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流域上游的滇东南和黔南流量最小。
第三阶段：人口移动以流域下游地区人口大量向中上游地区和海外诸多国家地区分别呈东西和外拓走向的长距流动为主流
这一阶段大致经历了580年，从1368年明王朝建立到1949年民国时代结束。明清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在前代社会经济发展积累基础上获得突破性发展，包括珠江下游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珠江流域以佛山、广州为核心的三角洲地带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迅速发展，从而崛起为全国瞩目、甚至具有国际意义的一大市场辐射轴心地区。(12)这成为域内前所未有的促进人口流动的新的强大的内在动因；生产和消费能力的较大提高，刺激了广东地区人口的剧增，如从清代乾隆十四年至五十六年（1749-1791年）仅42年间，广东人口从6397000人猛增至15923000人，净增近一千万，远高于当时全国人口的增长率。(13)尤其是开发最热的地带珠江三角洲（广州府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从宋时的“地广人稀”一跃而为广东新的人口密度最大区域，如番禺县宣统年间人口多达996513人，(14)南海县道光年间人口多达1119344人。(15)新会县道光十九年人口多达688412人，(16)顺德县咸丰年间人口达1033473人。(17)仅此四县（占广东所有县数约5%）人口就占宣统三年（1911年）广东总人口28622000(18)的13.4%。广东原先“北稠南稀”的人口布局结构已让位于“南稠北稀”的局面。地窄人稠的矛盾随即产生并日益尖锐，如广东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从顺治18年（1661年）的26亩，锐减为嘉庆25年（1820年）的1.54亩。(19)同时，“十倍于禾”(20)的高额利润刺激着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废田兴桑”、(21)废田树果叠起高潮，稻田面积迅速锐减，这些因素都要求广东必须向新的“宽乡”或地域转移过荷人口，开拓新区作为全省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赖以支撑的商品粮基地。因此，以广东为源地，珠江流域一个崭新的人口流动过程应运而生，并分明地派发出内陆、海外二路。
内陆路——从广东溯珠江水系向中上游桂、滇、黔地区迁徙，横贯全域，呈典型的东西走向。从广东环围省区看，北邻的湖南、江西省和东邻的福建省早已是“大田耕尽”(22)人流外溢之区，唯有广西尚“大率土广民稀”，“半由田亩之荒芜”，(23)连通两广的西江水系又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航运河，它既是广东核心水系珠江水系的主干，又渗入广西83%以上的区域并掠及滇黔部分地区，于是，广东大量的过荷人口在陆路主要集中向广西迁移。移民的类型属经济性移民，有农业移民和手工业、商业移民。移民的民族民系属汉族各支系：白话人（广州府各县移民）、客家人（梅县为中心的客家区移民）、闽南话人（潮汕地区移民）。广西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逐渐改变少数民族人数居多的“土著恒多”的居民结构，而演变为汉族人口居多的地区的。还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年）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形，桂西地区“左、右江各府州县半是广东流民寄居，或买田收租、或娶妻住宅，多有长子育孙”。(24)到19世纪50年代，广西地区壮族为主的土著人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三、四，外省客民竟占总人口的十分之六、七，而外省客民中广东流民又占了绝大多数。(25)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广西省政府统计数据表明：广西62.77%的居民操白话，19.15%的居民操客家话，二项相合为81.92%，(26)剔除其中可能存在的双言、当地娶妻等成份，至少可断定广东移入广西的汉民及后裔当占广西总人口的过半比例，以宣统二年（1910年）广西人口调查的标准人口数8967629人按50%比例折算，至少也有4483814人之众。(27)广西城镇圩市中的工商业者也多半是广东的商业移民，因此广西素有“无东不成市”(28)之谚。他们穿越广西，还抵居流域上游一带的滇黔，如昆明和贵阳，广东人聚居营生众多，两个城市都形成了热闹繁华的“广东街”。(29)广东移民数量如此巨大，致使广西人口稠密地区从明代以前的桂北，逐渐转移到最靠近广东的桂南和桂东南。嘉庆25年（1820年），以平均每平方公里人数计，桂东的梧州府为57.28人，桂东南的寻州府为52.09人，郁林直隶州为53.45人，桂西南的南宁府为63.11人，都超过了以往人口最密的桂北区桂林府的该项42.82人。(30)这种新格局正是粤民由东而西源源徙桂持续数百年的累积结果。
海外路——从广东渡海迁往我国台湾等诸岛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南洋各国，或沿海岸西行迁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如道光年间广东镇平县，就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人到台湾耕田垦辟。(31)雍正年间仅马来西亚新埠一地种胡椒的广东人就有万余人。(32)仅光绪前期，广东“谋生海外者其数既逾百万”。(33)另一则材料则指出，当时每年从汕头坐船往外洋者，达四、五万，散处“各岛者何止数十百万”。(34)由此可窥见当时海外一路的广东移民数量已以数百万计，广东也就是在这一历史阶段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侨乡之一的。
小论
以上分述的三个阶段人口流动当然不是珠江流域人口流动的全部过程，如秦至宋元阶段流域人口北南走向为主，并不排斥类似原始社会至秦阶段土著少数民族人口继续沿水系河流东西间互为短距流动以及南来以后的中原汉族人民的同向移动。明清民国时期虽然流域人口流动以东西走向和海外迁出为主，但是传统的北南走向的人口流动也从未间断，这一时期湖南、江西就有大量移民源源不断进入广东、广西（尤桂北）、贵州、云南。以上三个阶段的人口流动三个流程，在流域整个社会经济史上确实具有其他人口流程所不可比拟的标志性或者划时代的意义：第一阶段土著人民域内的短矩流动，标志着流域内起源的少数民族首先，并且在最漫长的岁月里开发了流域沃土，创造了流域最古老的文明。第二阶段中原汉族人民的大量南入，实现了流域地区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原广大区域汉族人民的大沟通，从此，中原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强烈辐射域内，与土著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特色相融合，将流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水平。第三阶段流域下游地区由于市场经济张力作用，人口东西迁徙和向海外迁出，则以市场经济联系为纽带，对内更密切地将整个珠江流域连接成一个同一的市场整体，对外实现了与南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区人民的大沟通，为珠江流域经济进一步发展，外拓了新的市场圈。三个阶段的人口流动，也鲜明地体现了珠江流域地区历史上经济开发的节奏和轨迹：最先在人类起源各地点原地开发，秦汉以后，由北部往南部逐渐开发，明清民国时期则以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为中心，以与海外诸多地区国家物资交流为新依托，从下游往中游上游地区逐渐开发。
纵观历史，珠江流域虽然从行政上逐渐划分为桂、粤、滇、黔等数省区，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单元，它无论是人口流动，还是其所涵括的经济运行，都遵循着整个流域特有的共同规律。越是接近近现代，尤其是体现经济联系的市场机能越是发育成熟，这种共同性就越是分明地显示出来。这是我们在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布局整个流域地区的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更好地搞好改革开放的今天所不应当忽略的。
注释：
①胡录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的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②周春元等编《贵州古代史》第1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
③《南宁晚报》1993年4月16日第一版消息“田东县爆发大新闻，考察队发现73万年前人类文化遗址”。
④黄现璠等编著《壮族通史》，第6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
⑤《广东风物志》第186页，花城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⑥《汉书·地理志》。
⑦江应梁《百越族属研究》（节录），谢启晃等编《岭外壮族汇考》第12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⑧《汉书·严助传》
⑨⑩参见刘佐泉著《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第6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11)黄慈博辑《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刻印本）
(12)参见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广州）1987年第4期。
(13)(18)(19)数据参见司徒纪尚《明清和民国时代广东人口和耕地的历史变化》，《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0年第2期。
(14)宣统《番禺县志》。
(15)道光《南海县志》。
(16)道光《新会县志》。
(17)咸丰《顺德县志》。
(20)光绪《高要县志》卷之二十，地理。
(21)张鉴《庵主弟志记》卷五。
(22)引自许怀林《宋元以前鄱阳湖地区经济发展优势的探讨》，《江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23)曾国荃《
粤批牍》卷5，《凌云县赵令禀批》，《曾襄公全集》。
(24)《霍勉斋集》卷19。
(25)梁碧兰《太平天国时期广西的土客团练》，见《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第417、419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26)薛暮桥《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民国二十三年版本）。
(27)数据引自民国二十四年《广西年鉴》第二回。
(28)参见拙作：《明清时期广西的“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三期；《近代广东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桂海论丛》1992年第三期。
(29)笔者1991年8月到昆明、贵阳市实地访得。
(30)参见黄贤林等主编《广西人口》第二章，历史人口状况。
(31)道光年间《石窟一征》卷三。
(32)（雍正年间），杨炳南《海录》。
(33)《茶阳三家（文钞）》卷3，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一辑，第941页。
(34)《谭文勤公奏稿》卷一七，引自同上书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