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计划与市场的理论及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理论论文,计划论文,市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大在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概括的同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凝结着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的心血。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曾经对计划经济、商品与市场等问题有过许多精辟论述和远见卓识。这些思想，对我国经济建设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今天，研究毛泽东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对于总结我国经济建设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充分认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一
毛泽东的计划思想，首先应该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态度中去考察。毛泽东对苏联模式既有突破，又有趋同，既有不少真知灼见，又造成一些严重失误。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指本世纪20——50年代初期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目标、道路及体制的总和。其基本特征是，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和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分配方式。在这三个方面，计划经济是核心。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在经济运行中依靠行政命令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以此实施对国民经济领导的经济体制，它是苏联模式的典型表现。
中国革命是在苏联十月革命鼓舞下进行的，它在许多方面无疑受了苏联的影响，在经济体制上莫不如此。早在30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就非常重视经济计划工作，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次年1月毛泽东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经济工作的计划性，他指出：“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慢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化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①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刚刚诞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十分强调经济工作的“精密的计划”，这些思想包括：经济计划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合理安排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布局，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抓住中心环节；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时候，明确优先发展哪种经济成份，等等。毛泽东还认为，要实行经济的计划，必须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要“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②30年代末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中，还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所有制结构。他指出，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共同发展。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全国解放后，尽管党和毛泽东立足我国国情，坚持实事求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在总的方面仍然没有摆脱苏联那种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有计划的、集中统一的按劳分配制度；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以国家行政调节为主的统一的计划体制，从宏观决策到微观决定都由中央和中央各部筹划做出，国民经济的运转和企业的经营管理，都要按照中央及中央各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经济运行机制上，限制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作用，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实行统一调拨。一般来说，市场经济的驱动力是个人的、局部的、目前的利益，由于它遵循价值规律，因而对市场的需求反映最为灵敏，所以能够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计划经济则是从国家的、全局的、长远的目标出发，它可以利用行政调节的功能，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统一组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解决市场经济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建国初期经济落后、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曾对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军事需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在经济体制问题上是坚持计划经济的。首先，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上，毛泽东改变了30年代提出的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地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构想，主张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当时认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③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把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才能提高和促进生产力。“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④到后来，他不仅主张建立单一的公有制，而且要建立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两种所有制并存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使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其次，在经济体制上，毛泽东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他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第一位的。他把价值规律看作是计划工作的工具。60年代初，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批评南斯拉夫实行市场经济是“取消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以及能够体现这一规律的国家计划。最后，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很不发达，因此，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商品生产的阶段。但遗憾的是，他不是把商品生产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而是仅仅把它看作团结五亿农民，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逐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可利用的工具。1958年10月，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的谈话中说：“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商品生产问题上，又由“有利的工具”论尽而转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
由上可见，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实现党和国家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毛泽东计划经济思想的基本精神；从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是毛泽东计划经济思想的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利用商品生产到限制商品生产，则反映了毛泽东在计划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局限和矛盾。
二
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讲过市场经济问题，但从他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等认识和观点中，可以看出他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粗略的构想。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个别劳动还不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劳动者的各种需求只有通过市场买卖来达到，而不能由国家包下来。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逐步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然而，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些人总把市场经济看成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一提商品生产、产品交换就同资本主义划等号，甚至违背价值规律，刮起“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多次和一些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进行交谈，并通过广泛调查，听取各方面意见，在进行商品生产，发展国内市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第一，要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1956年2、3月间，毛泽东在听取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能源等三十多个部门汇报后，于4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苏联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同年12月底，毛泽东同志在同统战部等部门负责人谈话中表明，他表示同意陈云同志“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
1958年11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他强调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因此，“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讲：要提倡每一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忌讳它干什么呢？它现在有用嘛！他针对有人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严厉地说：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
关于商品的范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⑤这种观点在苏联经济理论界流行了很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认为生产资料既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毛泽东说：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后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研究商品的范围，他赞成把商品的范围扩大，不单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因为，归根到底，生产资料是为了制造生活资料的。他看到中宣部一个内刊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重要修改的材料后说，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仅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他赞成这个修改。
第二，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要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必然起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它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既然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那么如何对待价值规律和货币交换呢？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明确指出：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又说：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毛泽东还说：价值法则是宏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又说：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针对当时刮起的“共产风”，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它“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大矛盾，一个大问题。”在一次谈话中他又说：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到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为了进一步强调价值规律的重要性，毛泽东于1959年春又在山西省的一个报告上批示：“算帐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严厉批评了有些公社无偿占有原高级社的财物而不愿退还的现象，指出：“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在经毛泽东审定的周恩来在八大的报告中指出，在八大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家统一市场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毛泽东已经把价值规律看作是商品生产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看作是教育千百万干部和群众，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强调只有正确利用这个规律，才能搞好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要怕资本主义，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毛泽东起初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建国初期，提出对资本主义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1956年底，他在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⑦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核心是要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所有制结构过于公过于纯的问题，总的基调是，允许并提倡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提醒全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比较落后，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结构。
总而言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认识，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重要作用的思想，以及对社会主义发展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分析，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真知灼见，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
三
毛泽东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我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对于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合理利用经济资源，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起了促进作用。从而使建国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毛泽东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理论，特别是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和后来关于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等思想，对于纠正当时刮起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建设积极性，活跃城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毛泽东仍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架。他虽然从对苏联模式不很满意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仍然摆脱不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以至后来直到晚期，对于他曾经力倡并大加赞赏的那些正确思想又发生反复和动摇，这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心理和认识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上，毛泽东在“新经济政策”中虽然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搞私营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又认为所有制越单一、越纯粹，社会主义的“品位”越高，把“一大二公”看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特征。在单一所有制基础上推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国家对企业和生产队行政干预过多，使其缺乏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再加上管理上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生产力发展。
由于主张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所以在分配方式上，毛泽东是坚持平均主义的。他曾把“吃饭不要钱”、“供给制”看作共产主义因素，推崇三国时代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并以此来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做法找历史依据。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但毛泽东并不主张我们回到张鲁时代去。他既反对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又赞赏平均主义，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他曾表示，农民要富，但不可太富。他说：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不好；在我国土改以后，农民不敢“冒尖”，以穷为荣，以富为过，这是一个好现象。这些思想上的片面性，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其次，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提出了一些闪光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斯大林的框子，但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王国里遨游，甚至有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看成是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东西。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调节，即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不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内容。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指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差、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象是吃了亏，但从整体、长远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在毛泽东这些思想指导下，我国在1958年前后一度曾进行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试验，在资源配置方式上，过分强调计划经济，把食堂制、供给制做为共产主义因素大加赞赏和推广。这可以说是一次大规模地消灭商品与市场的运动，它的后果是很快带来了三年经济困难，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
再次，在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虽然提出不要管得过死，可以搞自由市场，商品交换，在消灭资本主义同时，“又搞资本主义”，不要怕资本主义的“鬼”。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又往往把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同资本主义相等同。60年代初，在经他亲自修改审定的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认为南斯拉夫实行市场经济是“取消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这就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姓“社”和姓“资”的根本标准，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到了晚年，毛泽东把他本人曾经提出并赞同的许多正确见解，都同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他把小生产当作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把个体经济的适度存在当做资本主义“复辟”，把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当做资本主义因素，批判物质刺激，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革命。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理论问题谈话中讲的一段话，集中体现了他后期的思想观点。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产生矛盾心理，以至发生重大失误呢？
从理论根源上看，是受传统理论影响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经济属资本主义范畴，它与私有制同时存在，商品生产随着私有制消灭而消灭。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有商品经济。列宁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⑧斯大林也说：“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经济，就要废除货币经济。”⑨但是，马恩构想的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模式，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充分涌流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而苏联和中国则是在经济十分落后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经济建设的。从思想认识根源上看，由于我国是在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经济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在经济和政治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唯一可借鉴的是苏联模式。在经济体制上，我们确定的目标就是被列宁称为“计划经济制度”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已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和领导的思维定势，使毛泽东本人对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深信不疑。他虽然对计划经济体制中表现出来的弊端不满意，提出了许多变革和超越的思路，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但他往往只是从局部避免这个体制的弊端，而不能从总体上去冲破这个体制。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说：“对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来看，由于50——60年代在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也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猖狂进攻。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在经济上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对资本主义保持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这一时期到他逝世前，由于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从而影响甚至终止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参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做法，吸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在我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方针。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又精辟地分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直至党的十四大提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这些成果，既是对毛泽东关于计划与市场理论的发展，又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伟大成果。它经历了艰难和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应该珍惜这一成果，努力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8--119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1页。
③参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8--199页。
⑤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41页。
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163页。
⑦《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第308页。
⑧《列宁全集》第15卷，第112页。
⑨《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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