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从身体到经验——兼论当代女作家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当代论文,身体论文,经验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的创作活动，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而一种自觉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写作的出现，则是晚近之事。今天，对一个女作家来说，问题的关键已不在能否表达，而是这种表达是否源自女性的本己经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今天尽管女性的解放已迈出了大大的一步，譬如爱情、婚姻、就业、参政等等权益的获得，但她们所处的仍是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几千年历史的延续和文化的承传，决定了女性是在男权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她们的身体、情感、心灵需求被刻上了一道深深的男性文化的印迹。尽管有许多女作家在写作在表达，并且有的还十分“女权化”，但常常是她们的这种写作，这种表达在无意识中却变成了反映男性需求的“他者话语”。
一种真正的女性写作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男性相对抗的文化姿态。说到底，女性写作的根本依然在于写作，一种对人类生存的限度与可能的诗性表达。但它是女性的，这是一种源于女性的身体与经验并终结于女性的身体与经验的表达。
身体的语言
女性的存在是一种“身体的存在”。之所以说是“身体的存在”，是因为在一个由男性与女性组成的人类社会里，“身体”对女性来说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它是女性赖以确立自己、证实自己的存在尺度与价值尺度。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男性靠的是生存力，靠的是金钱、权势、地位而不是身体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这里所隐含的另一意思即是说，男性是女性身体的拥有者和占有者，女性因自己的身体进入男性的世界而存在。
对女性身体的关注，是人类文化中的久远弥长之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其文明的源头，都对女性的身体与容颜予以了几乎一致的唱赞。在《圣经》和《诗经》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把女性的身体与物相类比，不仅成为一种文学描写定律，而且也成为一种普泛的人类文化心理。它以一种文化的形式代代相传，渗透于人类社会的整个经验领域。
在把女性比喻为鲜花、饰物、柔顺温情的“鸽子”的赞美声中，女性有血有肉、有情有爱、有灵有性的鲜活人体沉没了。作为人而存在的女性被置换为一道风景、一具玩偶。当她青春秀丽时，人们在这里观赏、流连；当她韶华黯然时，她成为一枚秋天的落叶，散落在一条无人问津的荒凉小径上，偶尔有脚步从她身上踩过、消失。
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意识的那样，女性写作即是在文学领域内进行女权化的声张，向男性要求平等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在爱情、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的自主权。我并不否认以上诸方面都是一个女性应拥有的起码权益。但那是一个文学领域之外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纯粹的女性作家更关注她所传达的写作经验对人类想象空间和存在可能具有的美学意义。
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等级社会里，女性天生就是被“塑造”而成的。如果一个女作家是凭藉惯性，依靠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验而写作，那么她很难保证自己的这种写作不是男性欲望的变相表达。改变数千年的历史所造成的男权等级社会，在人类的整个文化领域和经验领域清除男性欲望的“他者话语”，这是一个女性作家所无法承担的超限重负。即使她勉力去承担了，这种承担会不会变成一种西绪弗斯式的荒诞？
写作，本来是人类本真经验的表达。可女性的写作一开始就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为了避免成为男性欲望的无意识表达，女性作家不可能依靠既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验而写作。为了使女性写作的纯粹性浮现出来，一个女性作家首先要做到的恰恰是拒绝历史、拒绝文化、拒绝社会。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悬搁”的策略，女性作家才能够从男性文化无处不在的经验领域抽身而出。无历史、无记忆是女性写作本真性的首要前提。如果说文化记忆、现存经验对女性写作是无效的，那么女性作家从何处才能找到自己的写作赖以发生的经验滋生地？从男性文化经验领域抽身而出的女作家别无选择，她只有回到“一间自己的屋子”。在一个男权文化的等级社会里，女性作家真正能拥有的也就是“一间自己的屋子”。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女性作家拥有的不仅是一处栖身之所，而且也是一块浪漫之地。
在自己的屋子里，进入女性作家视野的首先是她自己的身体。在这里，没有他者的存在与窥视，女性作家得以以人的眼光第一次打量自己奇妙的身体。她谛视它、触摸它、展示它、冥思它。于是，女性的身体复活了，在女性写作中，各种有关女性身体的眩目感性经验成为一再重复的主题。
在男权文化中，女性是作为“风景文化”、“娱乐文化”或生殖繁育的工具而存在。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势必与主流的男权意识构成一种紧张、尖锐而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女性欲把在男权文化中被扭曲了的异性爱还原为一种正常的、自然人性之爱，这注定要遭到男性权力话语机制的压抑、扭曲。异性爱的无望与失败，使一些心性高洁、超凡脱俗的优秀女性走向了同性恋。“女同性恋的存在，不是作为一种‘性选择’或‘另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不是作为少数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对统治秩序的最根本的批评，是妇女的一种组织原则”[①]。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论断未必妥当，而在一些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却多少可以发现这样的倾向。在林白和陈染的小说中，女主人公起初都试图和男性去建立一种美好、和谐而又相互人格独立的情爱关系。但在她们的潜意识深处，对男性那种女性占有者的焦虑却始终存在着。
这些细腻、敏感、要求着完美与独立的优秀女性，无法容忍眼中男人的自私、阴暗与庸俗的占有欲，她们以自恋、幽居、互恋的方式来保持生命的纯净，来实现情感的升华。陈染的小说，譬如《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破开》等等，涉及的都是对男性失望而离婚幽居的女人的故事。她们回到幽独的房间，在自恋中、在写作中，品味情思的丝丝缕缕，感喟生命的忧郁凄恻。林白的《致命的飞翔》，《回廊之椅》、《瓶中之水》等，则直接表现的是女同性恋的主题。但林白对女同性恋的主题的处理，如前所述“不是作为一种‘性选择”或‘另一种生活方式’”。那种扭曲、变态、倒错的性心理、性行为是与女作家笔下的女同性恋主题无关的。对林白来说，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身体的迷恋、记忆，是女性对生命自然美的领悟、触摸。也只有在女性自己的目光中，她们的身体、她们的生命才摆脱了被作为“物”，作为“风景”看待的屈辱。在女性自己的目光中，她们的身体散发出灿烂、迷人、纯美的诗性肌质。它是女性灵感、想象、经验的永恒纯真源地。
一个青春年少的女性，一个风采依旧的女性，她的身体是美丽的、迷人的。她的生命的光华、气晕如同夏日的玫瑰一样盛大。而一个生命的油灯即将燃尽的老妇，具有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体？陈染以一种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描绘了一个老妇的裸身：
那干瘪的空空垂挂着的乳房，那被昏黄的灯光涂染得像老黄瓜皮一样的胸壁，那松软而凹隐的腹部，我看她那完全走了形的女人的身子感到一阵寒冷和恶心。
（《站在无人的风口》）
这是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眼中所见的老妇。少女／老妇构成了最基本的转喻性置换关系，由此生发出青春／衰老、亮丽／干枯的对应与互补。陈染的艺术之笔令人震惊令人恐畏。这是一种透入骨髓、揪人心肺、令人无言而又无处逃逸的生命的大悲凉。
在历史与故事的边缘
历史性与故事性是男性写作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一般而言，男性作家都倾向于讲述一个具有一定叙事长度和较为完整的故事。男性作家的作品总是具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男性作家创作中那种强烈的历史感与传奇感是和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角色分不开的。如果说，女性是一个“屋内人”，男性则是“屋外人”。社会对男性的期待与角色规范是追求功名、财富、权势与地位。因此与女性需要“回到自己的房间”的生存方式不同，男性的生存方式是“走出房间”，成为社会中人。作为男性生存经验的表达的男性写作，不可避免地保存着男性生活的历史积淀，而当作家把这种历史积淀转化为艺术的存在方式时，情节性与故事性正构成了男性叙事文本的基本特征。
单纯地讲史并不是男性写作的根本目的。男性作家通常在历史的叙述中寄寓着他们对历史、社会、现实、世界的总体看法与认识，理性化是男性写作的内在本质。男性写作的理性化特质同样导源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角色，在社会的组织结构关系中，男性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他的任务是征服自然、改变历史和创造历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对自己所置身的世界作出一种本质的认识。因而在男性的历史经验与社会经验的背后，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世界观在起作用。这种情况反映到创作活动中则是，作家们不仅在叙述历史，而且也在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本质认识。
女性写作在题材选择及艺术结构方面恰好与男性写作构成一种对立的关系。一般而言，女性没有广阔斑斓的生活内容，没有宏远深邃的历史意识，女作家们大都以身边之事、眼前之景，以一刹那触发的情绪感悟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一帧旧时代的照片，一枝盛开的花朵，一封被遗忘的信函，一面梳妆台上的镜子，都可以进入女作家们的表现视域，成为她们为之缠绵、为之幽惋的诗思所在。林白的《回廊之椅》以一张摄于40年代的黑白照片为媒介，对一个旧时代年轻女性的生命与命运进行美丽而凄惋的想象与叙述；陈染的小说《空的窗》通过一个生命接近垂暮的老人执著地送达死信的行为，缅想生命的充实与无望的内在联系；虹景的《在人群之上》则以反复出现的镜子意象，映现一个敏感多思的女性那种自恋而又自虐的痛楚心理。
女性题材的“私人化”决定了女性写作在艺术结构方面的弥散化与意绪化。女性作家很少去精心编撰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讲故事”并不是女性作家的优势所在。她们通常的做法是，采撷生活中的吉光片羽，捕捉自己心脉的每一次跳动，留意自己身边的一景一物，以一种诗意化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
女性写作那种不讲述故事的结构特点在其语言句式的选择上表现得也十分明显。海男、陈染、林白、虹影经常采用不具备叙事功能的表意句进行写作。
声音是风和黑夜中隐晦的面孔，声音从密集的雨丝和阳光中到达我们的耳朵，声音中充满了凄戚、荒凉的图画；……在声音里祖母逐渐地衰老，声音和衰老像一种漠然的表情，而手指帮助声音翻拂着历史中阴暗、沉寂的书页。
（海男《蝴蝶》）
那一天，惊讶而恐惧的阳光闪烁不安地徜徉在凸凹的细胡同路面上，而光晖的表情正是十六岁的我第一天迈进那所破败荒凉的尼姑庵的心理，已近黄昏了，这表情正犹豫着向西褪尽，它慢慢吞吞来来回回穿梭在蓬满荒草败枝的小径之上，涂染在面庞黎黑的碎石乱土之上。
（陈染《站在无人的风口》）
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对诗歌来说，隐喻是最容易接受的东西，而对散文来说，转喻是最容易接受的东西。”[②]上述两段引文所呈现出来的语言特点却是和雅各布森的观点相对立的。在第一段引文中，“声音”这个词语反复出现，叙述者显然在强调这是一个具有不寻常涵义的意象。“隐晦的面孔”、“凄戚、荒凉的图画”两个暗喻句的使用使“声音”和某种隐喻义的关联变得明确而具体。接下来，叙述者用一个明喻句把“声音”、“衰老”、“漠然的表情”三个语义单元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声音”的语义内涵进一步得到了拓展。在第二段引文中，“惊讶而恐惧”、“闪烁不安”的“阳光”和“我”的心情构成了一种相似性的隐喻关系，而“破败荒凉”、“荒草败枝”则是对“我”的心情的另一隐喻暗示。强调隐喻即是强调语言的诗性功能。如果说在诗与史之间，男性写作更偏向于“史”的活，那么女性写作则以“诗化”作为自己的艺术旨趣。女性写作是一种感性化的诗性写作，女作家们不仅以自己的身体与经验作为审美感知的原点，而且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拒绝先在的理性观念进入自己的文本表述。那种原初，本真的身体与经验既是女性写作的起点，也是女性写作的终点。保持经验的原初性与本真性并不意味着写作的“自然化”与“本能化”。当女性作家以一种隐喻的诗性语言去表达自己的生存经验时，她们不仅保存了经验的灿烂感性，而且使这种经验得到了审美的提升与超越。
女性写作的非历史化与非故事化有其历史、文化、社会的根源。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历史就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当女性作家开始叙述时，她并没有自己的真正历史可以依靠。男权文化或明或暗的制约，使得女性写作很难有那种丰富广博的生活内容和恢宏高远的历史意识。
单从历史、文化、社会的角度去看女性写作，它的非历史化与非故事化似乎是一种缺陷。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女性对生命的存在与意义所具有的那完全不同于男性的独特感知去看女性写作的非历史化与非故事化，这就不仅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一种优势了。一个纯粹的女性作家对此不是加以回避，而是作为自己创作的自觉追求，男性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及其角色规范决定了他要在事业的成功中确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男性写作中，各种各样的欲望在手舞足蹈着，在一片喧哗与骚动中，生命的内质被遗忘、被遮蔽。与此相反，女性不以历史的欲望来替代甚或掩饰自己生命的真实体验。远离外面世界的纷扰，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女性作家沉迷在对自己身体的谛视、触摸与冥想中。镜子、花瓶、像册等琐屑的事物构成了女性写作的基本元素。女性作家是从对一丝皱纹、一朵花、一只蝴蝶的冥思中体悟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的。女人并非天生脆弱，而是天生就对生命的脆弱有一种内在敏感。无论是多么辉煌的荣耀，无论是多么盛大的庆典，都改变不了、掩饰不了生命必然衰朽这一悲凉的事实。女性作家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生命。生命是她们一切表达的本体。女性写作既是对生命的唱赞，同时也是对生命的悲吟。
忘却、悬置历史的记忆，使女性写作在描画事物、传情写意时，具有初恋般的纯真与诗质。这是一种洋溢着灿烂感性的诗性写作。
神话的写作
从历史的、现实的场景中抽身返回，回到对生命，对自然的本真体悟上去，这是女性写作最内在的本质追求。不言而喻，关于生命，关于自然，同样也是男性作家笔下的永恒话题。但男性作家对生命，对自然的表达常常是一种形而上的本质话语。关于生命是什么，关于自然是什么的种种主体性命题在男性作家笔下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生命，对自然道说了许多，但生命是什么，自然是什么却仍旧晦暗不明。男性写作有一个基本的存在论前提，那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蕴含的另一层意思即是说“人也是人自身的尺度”。男性写作的哲学背景是人本主义哲学。正是在人本主义哲学观的制导下，男性写作达到其最辉煌的巅峰状态。这种巅峰状态是以“人的发现”为标志的。“人的发现”肯定了人作为世俗生命的存在价值，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男性写作试图通过对现象与本质，经验与超验，此岸与彼岸的区分来解决上述冲突，但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却使男性写作陷入了一种自相悖反的尴尬境地。对本质，超验、彼岸的肯定，也就意味着对此在的世俗生命的否定，而肯定世俗生命的存在正是男性写作之为男性写作的根本所在。男性写作无法解决这种矛盾冲突，因为“人的发现”、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正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区分与对立作为基本前提的。一方面必须走出自然、走出社会、走出群体，另一方面又需要回到自然、回到社会、回到群体，这是永远困惑着男性写作的一个自我缠绕的怪圈。可以说，以人本主义为实质内容的男性写作既是人的存在的发现史，又是人的存在的遗忘史。
女性写作不是对生命是什么、自然是什么的人本化表达。从历史的、现实的场景中撤出，意味着放弃男性那种“君临一切”的人本主义立场。女性作家不是举着一个主体的、先验的望远镜来打量世界。当她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中，感受自己的身体、谛视周遭的景物时，她也就获得了一种与生命、与自然同在的原始本真状态。女性写作作为对这种本真状态经验的传达，同时就获得了一种神话的意义。女性写作的神话意义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的：
1、物语。这里所说的“物”包含两个层面意思：一是指自然之物，二是指人化之物。在男性写作中，自然之物，譬如花鸟虫鱼、山川日月，一般是作为被观赏的对象而存在，其意义与价值是由“风景化”所决定的。即便在许多男性作家笔下，自然物被赋予了生命的情致，但也常常不过是一种拟人化的修辞手法的使用，自然物本身仍旧是作家主体情感的被动容器。人化之物在男性写作中常常被当作功用化的器具。镜子用作穿衣整容，榔头用作敲打硬物，服饰用作遮羞御寒。“物”是被表现、被占用的客体，而人则是表现、使用的主体；“物”的价值与意义完全取决于人的态度与立场，这就是男性写作中人与物的基本关系。
女性写作中“物”的存在是一种灵性化的存在。人与物的基本关系是一种交感互渗的生命同构关系。在女性写作中，“物”在自主地言说，关于生命，关于存在的幽幽乡愁在物的清辉与光亮中缓缓地溢出。花开花落诉说的是生命的灿烂与凄凉；幽静的夜晚显示的是存在的神秘与虚空；镜子映现的是时间无情的永恒法则；而刀刃则指向某种与黑夜有关的尖锐与痛楚。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与物、人与大地、人与天空共居于一种充满灵性的神话母体中。随着人类文明的成年仪式的到来，神话解体了，人与自然被割裂开了。自然成了冷冰冰的被征服、被开采的对象，人也变成了流离失所的孤魂。女性写作复活“物”作为有生命的灵性存在，这是对人的存在家园的追溯与还原。在这个追溯与还原的过程中，那种被文明尘封已久的神话记忆被唤醒了，生命的原型由此得到重视。
2、诗语。诗语是与人语相对而言的。二者的相同点在于：发话主体都是人且都是为存在之澄明而发言。但在人语中，发话主体扮演的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他对置身的世界进行命名和判决，世界的存在与意义完全取决于发话主体的“观感”。男性写作基本上属于人语的写作。尽管关于这个世界的存在景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男性那种君临世界的人本立场却依然如故。在人语的写作中，人们听到的不是天籁之音，不是存在的吁请，那里喧哗的是各种各样僭妄、浮夸的市声俗语。
诗语中的发话主体是一个对世界、对存在谦卑敬畏的倾听者与追问者。她并不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个世界的命名者。置身于世界的广大与无限之中，她目迷神乱，一种陌生而亲切的古朴之音在她心灵的圣殿悄然鸣响。她身不由己地听从这个神秘之音的召唤，在自己身体的自然波动中，在周遭景物的季节递嬗中，感受生命的节律，融入存在的恩泽。
我整个手臂都处于弯曲的状态，我睁大双眼，似乎在我体内有一种河水流动，我仿佛觉得，河水在朝着我的巢穴流过来。因此，我看过了世界的许多事物之后（它们包括：圆顶、斜塔、阳具、风中的一场骤雨），这时我好像又一次赤着脚在品尼的怀抱沐浴，那座小镇的带有野草花香的浴室引起我神经受挫，使我越来越接近了言语、海滩、石头、空气和品尼的躯体。
（海男《缅怀》）
本世纪初，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大胆预言：“在未来的时代，妇女将要写出数量较少而质量更佳的小说。”[③]今天，伍尔夫的预言正在或已经成为现实。但当代女性作家创作的“质量更佳的小说”，并不是比照男性的文化经验而言的。今天的女性作家在创作上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自信。她们坚定而执著地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并且坚信，女性的身体与经验是通向人类存在的另一途径。正如一个杰出的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那样：
那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
指向一个终结，终结永远是现在。
足音在记忆中回响
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通道
通往我们不曾打开的那扇门
进入玫瑰园中。
（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注释：
①〔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4页，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2月版。
②转引自〔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第80页，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
③《论小说与小说家》，第59页，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