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对美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1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不急于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但到了同年4、5、6月间，主要由于美国在外交上的主动， 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方针进行了调整，试图通过外交接触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这一期间的外交接触和试探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7 月以后，中共中央对美国的政策又回复到年初确定的不急于与之建交的政策上来。
一
1949年初，随着中国革命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确定基本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1949年1月， 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策。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我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1〕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来，即使美国要承认新中国， 也是为了进行内部破坏。为了击破其内部破坏政策，最好无过于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是要打倒它，而不是承认它，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承认它们〔2〕。 周恩来在会议的发言中也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3〕。 因此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不急于和美英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
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1月 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4 〕中共中央认为，采取此种方针可使新中国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不仅谈了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监督管制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的方针，而且又一次涉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新中国的外交承认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他说：“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5〕在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 毛泽东还明确表示：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6〕。这样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签字的当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联合声明》。这一声明公开点明新中国将是苏联的盟友。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产生导致新的世界大战，新中国将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等北约国家〔7〕。
1949年4月17日， 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的问题的报告》中谈道：“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8〕就是说， 即使美国承认了新中国，新中国也未必会承认美国。
由于确立了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中共中央随后又决定不与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有外交来往和接触。1949年1月2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明确规定：“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9〕4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规定对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因没有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10〕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北平美国助理武官包瑞德上校曾极力设法同北平人民政府机关保持接触，希望促进美国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关系。当他去找北平人民政府负责官员时被冷淡地搁在一边，等候很长时间不予接见。原因是人民政权不承认他的外交官身份，因此不予接见和来往。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在1949年3 月给天津军管会写信要求进行外交接触亦遭拒绝，理由是“没有外交关系，恕不来往。”〔11〕但是这一不承认、不接触政策在4月底和5月初却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美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所致。
二
1949年3月16日，司徒雷登呈递美国国务院一份文件， 请求批准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外交接触。据周恩来讲，当时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拉关系，他的秘书傅泾波在香港也常给周恩来、邓颖超写信〔12〕。美国国务院很快同意了司徒雷登的请求。4月23 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继续留了下来以便相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而在此之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北平、天津，美国领事馆不仅继续留下来办公，而且主动找共产党负责人来往，表现出相当的和人民政权建立和维持正常外交关系的愿望。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对原先的政策做了调整。4月28日， 毛泽东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也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3〕既然已考虑承认和建交，则和美国外交官进行外交接触和会谈便是必要的了。
5月初，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 随之司徒雷登提出与黄华会面的要求。5月10月，毛泽东指示说，黄华可以与司徒会面， 作非正式谈话，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14〕。从5月13日起， 黄华和司徒雷登进行了数次会谈。
5月13日，黄华正式会晤司徒雷登。 黄华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希望美国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承认新中国。司徒雷登表示他同样希望恢复中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但他又说，只有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遵守国家之间的条约义务，才能奠定承认的适当基础。司徒雷登还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全国性政府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做。
6月6日，黄华和司徒雷登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黄华在会谈中再次强调了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残余断绝外交关系的必要性并提出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司徒雷登则答复称，要外国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只有成立了国家性质的政府机构才有可能。当司徒雷登问到能为进一步密切中美关系做些什么时，黄华答复说共产党所要求的，只是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而司徒雷登对此未做任何承诺。
6月初， 当黄华得知司徒雷登有意访问燕京大学后请示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意见。6月28日，黄华答复司徒雷登， 已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信，欢迎他回北平重访燕京大学，司徒雷登随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此事并请求指示。美国国务院很多官员及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也赞成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但由于国会内亲蒋派反对声浪太大，美国国务院乃于7月初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15〕。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便流产了。
以上情况表明，1949年5、6月间黄华和司徒雷登会谈期间，中共中央曾对其1949年初确定的对美英等国比较僵硬的不承认、不接触政策作了适当的调整和松动，改为一方面不急于主动寻求美英等国的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在美英采取外交主动的情况下准备进行外交接触和试探，以致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这种比较灵活的政策基本上属于一种外交试探和摸情况性质，随机性较大，并非一种比较确定的和长期性的政策方针。一遇到对这一政策不利的情况时，很快又会退回到原先的为反帝意识形态所主宰的不急于承认、不接触政策上来，后来事情的演变正是如此。即在执行这一比较灵活而务实的方针政策之时，中共中央也并未相应采取具有实质意义的措施以图改进中美关系，没有释放此前被监禁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在这期间，美国国务院曾指示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就释放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一事和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交涉，都没有成功。
在上述黄华和司徒雷登会谈、接触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认为美国出于其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本性，有可能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1949年4月底和5月初，美军在青岛地区活动频繁了一些，本是准备从青岛撤退，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美国有可能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征兆。5月23日， 中央军委指示：“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要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16〕尽管美军很快从青岛撤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后来也认识到美国不会出兵干涉中国革命，但以美国为主要敌人和主要威胁的战略部署和思想准备并未因此有所改变。
三
1949年6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到新中国与外国建交的原则时说：“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7〕这里表面看来没有将任何一国排除在外，但通观全文，便可明白他实际上认为美国不符合新中国与之建交的条件。毛泽东在同篇文章中提醒人们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他列举了“封锁中国的海港”、“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等可能性〔18〕。总之一句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不忘反对新生的中国及中国革命，根本不会对新中国采取真正友好的态度，自然不符合新中国与之建交的条件。
对比一下4月28日毛泽东的电报和6月15日毛泽东的讲话，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新中国与美英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上又有了一定变化。4 月28日的电报说：“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而6月15 日的讲话则要求不仅要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而且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而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来，美国根本不符合这一条件。这反映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与美国建交问题的考虑上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又朝着1949年初确定的不急于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向摇摆过去。这种微妙的变化和摇摆自然是由于黄华和司徒雷登在5月中旬和6月初进行的两次外交接触和试探的结果所致。因为事实上无论美国方面还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黄华和司徒雷登进行的会谈都是属于外交试探和摸情况性质，却要根据从双方会谈中了解的情况再行确定或修改、调整自己的政策。双方谁也无意一定要改善中美关系，或说是有一种确定的实现中美建交的外交政策。双方在思想上都深为反共或反帝意识形态所影响，对对方充满戒心、疑虑乃至敌意。双方都期望对方主动为改善中美关系而做出让步，而其中任何一方都谨小慎微，不愿做出这种让步，所以黄华和司徒雷登两次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美国一方既没有承诺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没有表示要承认新中国。黄华和司徒雷登的会谈表明这种外交接触和试探对改善中美关系并没有多大价值，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然感到失望，于是又倾向于年初确定的不急于和美英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如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一方，本来就缺少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主动性，不过是被动地因应而已。尽管后来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到北平一行，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已不抱多大希望了，对于改善中美关系以致互相给予外交承认也没有多大兴趣了。因此在黄华和司徒雷登会谈期间，一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另一方面，在司徒雷登尚未接到美国国务院指示他不要赴北平前，毛泽东又在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该文严词攻击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公开宣布对苏一边倒。毛泽东明知这样做会对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触和试探产生很不利的影响，使与美国改善关系以致建交更加困难，但他还是在此时发表了如此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文章，说明毛泽东已没有多大兴趣和美国改善关系以致建交了。即使邀请司徒雷登赴北平一行，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正如资中筠所言：“关于司徒赴北平事，在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同意他以私人身份来解放了的北平看看，没有什么坏处，估计他如到北平，领导人也会见他，表明中国方面的政策，敦促美国停止扶蒋反共，如此而已。”〔19〕
黄华和司徒雷登外交接触和会谈无积极成果可言已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和美国建交问题上不再抱多大希望和兴趣了，而1949年7 月刘少奇秘密访苏后带回的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则更促成了中共中央在这一问题上退回到年初确定的不急于和美国建交的政策上来。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估计到列强很快就会承认新中国。他建议，中共中央不必急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他说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你们可能从帝国主义方面获得很多让步，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20〕斯大林的上述意见，最后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再次回到原先确定的不急于求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承认，也不承认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的政策上来。
1949年8月， 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国共产党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抨击。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 只有在和美帝国主义作了长期斗争之后， “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21〕。才有可能解决承认和建交的问题。
从此以后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对美政策一直定格在不急于承认，也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上。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一次和外宾的谈话中说：“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清理内部，它要是在我们这里有使馆，它就要在我们内部搞各种破坏活动，这是我们实际的政策。”〔22〕毛泽东在另一场合又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交，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们不讲时间。中国人办事，就是不讲时间的。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23〕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政策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它确也无助于建立正常的中美关系。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10月出版，第17～18页。
〔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1月6日。
〔3〕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1月8日。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10月出版，第45页。
〔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80～81页。
〔6〕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
〔7〕《人民日报》1949年4月4日。
〔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323页。
〔9〕〔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第78、233页。
〔11〕〔1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第323页。
〔13〕〔1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83、87页。
〔15〕《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69页。
〔16〕《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6页。
〔17〕〔1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91、89～90页。
〔19〕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63页。
〔2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第55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7页。
〔22〕〔2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87、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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