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学理论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走向论文,我国论文,经济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27年来，发展变化是巨大的，中国的经济转型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由于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一边摸索，一边前进。因此，经济转型的过程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经济发展几经大的波折和调整；改革开放有时阻力重重，往往难以抉择，有时甚至出现决策失误（例如1988年的价格“闯关”，还包括1986年～1992年推行的国有企业承包制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客观方面存在难以预料的撞击之外，最重要的则是影响政策形成的思想认识因素。如果往更深层追溯，则又是受不同经济理论观点的影响所致。因此，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争论也是空前活跃的。回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几起几落的大讨论，便是社会变革实践在理论界的反映。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理论讨论是客观实践矛盾的反映，同时正确的理论指向又是推动实践发展的动力和前进方向。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对前一时期包括目前的经济学理论走向作一个回顾和判断是很必要的。
在“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当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同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但是，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没有给出具体阐述。另一种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中国无须构筑自己的经济学。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们只要有分析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可以了。这种观点虽然时常遭到一些尖锐的批评，但它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在学术界尤其是在中青年学者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而且在我国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形成中，它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要弄清楚上述两种观点看似简单，但要评论孰是孰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从不同角度看它们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在探索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楚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过去人们的观念里，二者是泾渭分明的。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后者则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它们似乎是对同一个事物但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观察得出的不同思想体系。西方经济学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是“庸俗经济学”，甚至曾被指责是伪科学。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践的迫切需要，我国再次引进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平起平坐”，在学科目录中同处于二级学科的地位。然而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要求它们各发挥什么作用，反而不甚明确。马克思经济学，它本来诞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以及它如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作出了必须推翻这个旧制度、创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性结论。在这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和历史任务很明确，就是要破坏那个旧世界，而不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去研究如何促进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它与西方经济学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规律，它认为应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而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自然形成的，是有效率的，它的研究目标是在既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研究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以促进经济发展。在这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是容不得混淆的。
问题是，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进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个历史任务面前，我们是仍旧坚持只研究生产关系推动制度变革这个主题呢，还是把重点放在如何研究更具体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同时，更加重视优化资源配置，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我认为只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只能是选择后一条路，而不应该固守已不合时宜的教条。既然如此，单纯从总体上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走向也就比较清楚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还应该强调，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转型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该始终坚持，并不能因为时间的变化而轻易放弃。
大的方向清楚了，却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这里还有一些涉及学科分工等方面的问题有待探讨和明确。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可以兼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即是说，它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关系），又是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此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但从通用的教材来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经济学的内容。其二，如果上述改变不科学，试问，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是否需要另设一门专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经济学？对此问题的答案是有的，但并不统一。从实践看，有些人已把政治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然而这样一来对于这个学科的性质、对象、方法、体系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澄清。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无须再重设经济学。因为它已经有了，就是西方经济学。因此完全可以有分析地运用它的方法和思路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由于我们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运行方式，而西方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则具有一般的适用性，对中国自然不能例外，又有什么必要另外（在西方经济学之外）设立经济学呢？这个道理看起来固然也说得通，但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制度特点和历史的发展阶段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有巨大的差异，因而西方经济学是否可以说也一般地适用于我国，这似乎仍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就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首先，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向面临的“彷徨”是社会经济转型问题反映到理论思维上出现的一个必然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同时也必须充分估计到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发展脉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过程。任何要求过快过急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该欢迎在探索过程中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包括容忍错误观点的出现。只有在平等的自由探讨中，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潜心的研究，冷静而客观的思考，同时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我认为目前我们的探讨不仅要摆出观点，最好也要摆出支撑自己观点的思想体系或者著作，这样才便于进一步讨论。我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通论》是兼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经济学的内容，也就是说，它把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融为一体。这样做从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来看当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的理论分野一时还理不清楚的状况下，这样做起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和读者对于转型经济条件下有关经济学知识的需要。至于经济理论学科究竟要经过怎样的分工和整合，研究方法怎样取长补短，则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逐步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