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探析论文,国家安全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的演变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其目标是通过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促进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东盟成立以后，参加东盟的各个国家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区域经济政治集团，同时，它们在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也迅速发展，使东盟成为一支重要的区域力量。
纵观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7年东盟成立到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双方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相互隔绝与对立，东盟认为中国是其安全的最大威胁。东盟国家认为，中国从三个方面对自身构成威胁，其一，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东盟国家面临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东盟五国均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握统治权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当时世界冷战格局的影响，在美国的影响与支配下，东盟五国成为东南亚的反共反华阵地。泰国、菲律宾等国与西方国家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组成东南亚条约组织。据此，“泰国把自己造成为西方在东南亚的防御堡垒。”（注：（新加坡）黄朝翰：《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其二，中国是与东盟国家毗邻的大国，他们认为中国的极权制度及其扩张政策直接威胁东盟国家安全。东盟国家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奉行极权制度，表现在对外关系方面是扩张与冒险，而弱小的、毗邻的东盟国家是中国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扩张和冒险政策”，“在亚洲，中国是一个企图统治这个大陆其余部分的国家……它所标榜的共产主义招牌及其不断使国内计划陷入困境的人口爆炸，指导冒险主义和扩张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完成它意识形态上的圣战……。”（注：（新加坡）黄朝翰：《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其三，东盟国家认为，其国内以华人华侨为主体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部威胁。这些华侨华人受中国的支持，他们是中国从内部颠覆东盟国家的代理人。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公开指责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是“忠于中国的颠覆分子”，“中国在这个国家有无数的代理人，他们唯一的目标和宗旨就是试图用武力来推翻这个国家的民主政府。”（注：（新加坡）黄朝翰：《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这种观点在东盟其它国家也广为流行。
基于上述认识，东盟国家认为中国是其外部与内部安全的主要威胁。只有新加坡有所不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包含有形地侵略亚洲的任何部分，”（注：（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38页。）他说：“我并不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开到整个东南亚”，（注：（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39页。）“不管人们认为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多么坏，他们不大可能追求战争。”（注：（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9页。）
东盟国家把中国作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的原因是：双方之间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东盟国家执行亲美的外交政策，其对华政策受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与制约；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受林彪、“四人帮”“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国一度倡导“革命输出”，自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也加强了“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疑惧。”（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对此，菲律宾学者指出：“在这个阶段，中国被东盟各国视为它们的国家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威胁，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之外，困扰年轻的东盟国家的国内武装叛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还有种族问题等。中国军人的革命态度加剧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感。美国的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加强了东盟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害怕与怀疑，同时也为东盟各国政府提供了实行孤立中国政策的基本支持。”（注：转引自曹云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新加坡学者指出：“东盟心目中欠佳的中国形象的形成，部分原因是国际冷战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则在于对中国本身创造的革命辞句的误解。”（注：黄朝翰，前引书，第3页。）
为了对付所谓的中国威胁，东盟国家对华实行不接触的外交政策，执行亲美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接受美国的保护；对内采取各种措施镇压、瓦解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中国方面认为，东盟国家本身对中国并不构成威胁，中方一再表示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与东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东盟国家追随美国的反华言行，反对东盟国家利用自身的领土设立美军基地，进行越南战争，威胁中国安全。
第二阶段：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内容是反对越南霸权主义对柬埔寨的侵略。随着尼克松的上台，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略收缩，逐步从越南战争脱身，并改变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谋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在这种情况下，东盟国家对自身安全及东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认识开始出现调整。这种调整的重要举措就是改善对华关系，推行地区均势战略，谋求东南亚的和平、自由与中立。1971年11月东盟国家发表了《东南亚中立宣言》，争取使东南亚成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1972年7月东盟外长马尼拉会议确立了与中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方针。这样，7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削弱，苏联乘机加强对该地区的渗透，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推行霸权主义。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同时，越南实行排华、反华政策，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给中方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在共同反对越南霸权主义的基础上，我国与东盟在安全关系上由以前的对抗转为合作。我国与东盟国家一道共同谴责越南的侵略行为，支持柬爱国军民的抗越斗争，要求越立即无条件地从柬撤军，让柬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民族自决。为捍卫我国领土主权，支持柬人民的抗越斗争，1979年春，中国军队发动对越自卫还击战，迫使越南把60%的军队置于越中边境地区，极大地减轻了柬人民抗越压力。同时，中国对处于“战线地位”的东盟成员国泰国给予了各方面的巨大支持。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如果越南进攻东盟国家，中国将站在东盟国一边；如果越南进攻泰国，中国将站在泰国一边。”（注：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1页。）如果越南“胆敢对泰国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军队和人民不会坐视不管。中国人民和军队将站在泰国一边，坚决支持泰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注：《人民日报》1983年2月6日。）可以说，共同反对越南霸权主义的斗争，既是这一时期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基础，又推动了我国与东盟国家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
第三阶段：90年代初期以后。这一时期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内容是综合安全关系的发展与传统安全领域的局部矛盾与分歧并存。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综合安全观点取代传统的安全观点，国家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综合安全的实现。为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关系全面发展，其重要表现是在这期间，我国与东盟所有国家恢复或建立了外交关系。1997年夏，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向有关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并保证人民币不贬值，极大地缓解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东盟部分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与我国存在矛盾与分歧，从而影响了双方关系的发展，如南沙群岛问题。1995年1月，菲律宾挑起美济礁事件，期间中菲军舰长时期对峙，形势一触即发。事后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公开声称“中国是东亚地区头号威胁。”（注：转引自罗杰：《东南亚国家如何看“中国威胁论”》，《亚太参考》1997年第5期第2页。）越南把中国看作是“在安全方面最令人担心的国家”，希望美国在东南亚驻军，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保持多种形式的存在，是该地区对华关系的稳定因素。”（注：许梅《浅析美越建交的主要动因》，《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3期第38页。）东盟部分国家的这种立场与态度对东盟与中国安全关系的发展留下了阴影。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各国的安全观点也在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安全观。考察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新安全观，对探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冷战时期，安全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是军事安全与军备竞赛及集团对峙。这种传统的安全观忽视了安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涵。中国认为，冷战结束后，冷战时期的安全观与安全思维模式已经不适于维护冷战后的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为了更有效更持久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国认为有必要“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注：《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中国认为新安全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构成安全的基本条件；维护持久安全的办法。
关于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中国认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务是否强大，而在于它举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注：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这就是说，新安全观认为对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国家间军事实力的差距，而是一国是否有称霸、扩张、侵略以及干涉他国内政的动机与内外政策。或者说，安全面临的威胁取决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实力差距。一个国家如果有了称霸与侵略扩张的动机与政策，那么，即使它的军事实力有限，也会对他国安全造成威胁。此外，中国认为，世界多极化过程中实力对比的变化并不对世界与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构成威胁的因素是对多极化趋势采取的政策。在多极化过程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策有两种，其一是试图以武力争夺霸权的政策；其二是以军事力量压制其它力量崛起以维护霸权的政策。
关于构成安全的基本条件，中国认为“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注：参见《第四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钱其琛就亚太形势阐述我观点和立场》，《人民日报》1997年7月28日。）这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国家之间平等、友好、稳定的关系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政治基础；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从而加深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这是保证安全的经济基础；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议，这是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正确途径；对话与合作是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支柱。（注：参见《第四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钱其琛就亚太形势阐述我观点和立场》，《人民日报》1997年7月28日。）这就说明，构成安全的基本条件不是实力优势、军事同盟和相同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
维护持久安全的办法，中国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扩大共同利益。有关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坦诚合作、求同存异、寻求共同利益，以共同利益作为维持安全的纽带；其二，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其三，加强经济合作；其四，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江泽民同志在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时的讲话中提出“通过友好协商和坦诚合作，增强信任，扩大共同点，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分歧，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江泽民：《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7日。）这概括地指出了中国新安全观中解决安全的主要方式。
后冷战时期，东盟国家的安全观点也出现新的变化，形成新的安全理论。东盟国家提出“全面安全战略，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的全面的平衡发展视为解决自身安全问题的基础。”（注：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的第5号备忘录，转引自时永明《亚太安全环境与地区多边主义》、《国际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第42页。）东盟这种新安全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强调综合安全观念。综合安全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创先实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冷战结束后，综合安全观念广泛流行。东盟国家的综合安全理论结合了东盟国家自身的实际情况，因而呈现出自身的特性。其一，突出经济安全在综合安全中的基础地位。东盟国家强调没有繁荣和发展就没有国家的稳定和安全。90年代以来，国际安全环境日趋稳定，经济安全在安全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维护经济安全，确保经济繁荣被视为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1997年7月以来，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危机给东盟国家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无异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出，这场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倒退10年”。（注：李罗力：《第二冲击波—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全球经济大变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同时，金融危机给国家的社会稳定、安全造成严重影响，1998年5月，印尼由金融危机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暴乱。严酷的教训使东盟国家把维护经济安全置于安全的核心地位。其二，注重促进国民团结，提高社会凝聚力。东盟国家独立时间较短，国民在宗教、种族、文化等方面差别大。因此，东盟国家一直致力于促进国民团结，加强国民认同，提高民众凝聚力，造就稳定的国内环境。这种趋势在后冷战时期更加强化。其三，实现军事力量的综合发展。80年代末以前，东盟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国内治安，同各种反政府武装作战，因而军力发展主要偏重陆军，而空军、海军明显被忽视。90年代以来，国内武装斗争基本平息，东盟国家的安全重点从国内转向国外，即防止外敌入侵。因此，军力发展是陆、海、空同时协调发展。其四是促进安全合作。其具体途径与主张是：第一，主张在国际事务中，通过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共同获利解决国际争端，努力促进共同繁荣，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第二，强调提高东盟国家的凝聚力，加强东盟地区安全的地位与作用。1992年1月，东盟第4次首脑会议首次将安全问题列为正式议题，并要求成员国进入新的安全问题合作领域。同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再次讨论了地区
安全问题，并发表了《东盟关于南中国海的宣言》，呼吁有关各方用和平手段而非诉诸武力解决争端，这是东盟首次作为整体对安全问题阐述共同立场，显示了东盟首次作为整体的安全问题上的团结与合作。这种合作主要成果是创立“东盟地区论坛”。该论坛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的官方多边安全机制。东盟创建论坛的近期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东盟的安全利益，长远目标是将论坛扩展成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的机构，建立以东盟为核心的亚太安全体系。
综上所述，中国与东盟国家新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是综合安全。它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威胁安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构成安全的条件是多样的，确保安全的方式与途径也是多样的。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及安全关系前瞻
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中，中国与东盟国家从自身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出发，以新的安全观为指导，对自身的安全战略予以调整。中国安全战略调整的主要表现是：一是强调经济安全的基础地位，以经济发展、经济安全确保国家综合安全；二是坚持质量建军原则，加强国防现代化，实行积极防御战略；三是在不结盟的原则下，进行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的相互信任。
东盟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一是创立东盟地区论坛，加强东盟区域内及区域外的安全合作；二是推行大东盟战略，增强集体防御能力；三是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使之相互制约；四是调整战略重点，加强国防现代化。建军重点由陆军为主转向以海空军为主，军事防御重点由陆地转向海洋，战略指导思想由防内转向防外；五是突出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
根据中国与东盟国家新的安全理论和安全战略，为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的走势，笔者认为其主流是和平与合作，但是，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中存在的敏感问题将使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历经曲折。
和平与合作对双方来说是必需的。我国和东盟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双方在21世纪的主要任务仍是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进步，促进经济繁荣，增强综合国力，并以此为基础，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实现这一目标，双方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与良好的周边环境。
和平与合作对双方来说也是可能的。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关系全面发展。同时，双方一再表示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在这种基础上，1997年12月，在中国与东盟首脑会晤时，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为此，双方又一次“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有关各方同意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良好协商和谈判解决南海争议。”（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7日。）这为21世纪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良好的安全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21世纪我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关系中仍存在一些敏感的、复杂的遗留问题。这主要是边界问题、南海岛屿主权问题、台湾问题、华人华侨问题、“中国威胁论”等。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当，将会严重影响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关系及其他方面的关系。例如南海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虽然自古以来南沙群岛就是中国领土，而目前东盟部分国家已非法占领我国南沙群岛许多岛屿，非法开发附近石油资源。他们在这一问题还联手合作，共同对付我国，并主张将南沙问题国际化。东盟国家这些所作所为给我国造成了巨大压力，使我国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以武力收回这些被占岛屿，将使我国在政治、经济方面付出沉重代价，周边环境恶化，美、日乘机插手，我国在国际上会陷于四面树敌的困难、被动局面。如果坚持和平解决，有关国家不会把已经抢占到手的利益拱手相让。如果仅仅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解决南沙问题，我国权益将受到重大损失。虽然我国是该公约的签字国，当时是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对200海里领域主权的情况下签字的。“但这部法律对我解决南沙争端是不利的”，“按照这部法律，我国南海的面积将损失2/3。”（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编：《南沙问题研究资料》（内部资料），第321页。）如果用综合方案解决这一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又必将予以拒绝。所以，和平解决南沙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