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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民族服饰的“族徽”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形成了以集体为主导的思维方式和集体思维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艺术，形成了各个民族的文化模式。而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艺术（包括传统民族服饰），“对于群体的作用，很重要的一条，是凝聚族人的精神，吸引族人心理的向心力，以形成集体的团结、统一、秩序，增强集体为生存而拼搏的战斗力”。①而民族传统服饰艺术，其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之一，也在于它对族人的凝聚力，也就是它的“族徽”作用。一个民族的富有特色的传统服饰，对于别的民族，它是一种区别的标志，而对于本民族，它却是互相认同的旗帜，结成整体的纽带。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类历史的遗传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模式，这种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本能”。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这种凝聚力，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弱小的民族，怎么能够在强族如林的条件下，走过那漫长的、艰苦的历史过程并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而成为现代民族。
在我国各兄弟民族中，传统服饰的族徽作用是十分典型的，它或表现在各种不同的服装款式上，或表现在独具一格的图案花纹上，或表现在五花八门的头饰、佩饰、首饰、服饰工艺上。各具特色的传统服饰早已同各自的民族形象融为一体，成为该民族重要的形象特征。如：蒙古族的蒙古袍与蒙古靴，满族的旗袍，朝鲜族的长裙，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兽皮衣，赫哲族的鱼皮衣，维吾尔族的袷袢与绣花帽，回族的白帽，哈萨克族的缀羽毛的女帽与白色男毡帽，裕固族的尖顶女帽及头面，苗族的交领绣花衣与百褶裙，彝族的披毡与宽脚裤，藏族的藏袍与氆氇围腰（即“帮垫”），傣族的发髻与长统裙，纳西族的羊皮披背，景颇族的织花和长筒裙，黎族的织锦筒裙，傈僳族的珠珠帽等等，都成了各民族的鲜明标志。
有些地区，往往有几个兄弟民族交叉居住，长期以来，他们相以为邻。其传统服饰大同小异，在外面人眼里极易混淆，是不是其族徽作用就消失了呢？其实不然，不论它们多么雷同，本族人仍可从其衣裙的长度、装饰图案以及发型等方面的差异，一眼便可识别其族属。
比如，我国有不少兄弟民族是以大襟衣为传统女上装的。大襟衣是由满族旗袍演变发展而来的。半个多世纪来，大襟衣已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而今，流行各地区、各民族中的大襟衣，虽是同源同款，但并不千篇一律，而是千变万化，各具风采，都表现了每个民族各自鲜明的个性。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的大襟衣也各有特色。先以大襟衣的发源地东北为例：满族的旗袍，两侧下摆开衩，不系腰带；蒙古族长袍一般不开衩，但着装时却要系腰带；达斡尔族女袍下摆较宽，不开衩也不系腰带……。总的说来，北方各民族的大襟衣较为宽大，而且装饰花纹图案较少。而南方各民族的大襟衣，则大都比较瘦小，但由于十分讲究绣花等各种装饰工艺，更使大襟衣呈现出千姿百态。如：川南古蔺的苗族男子大襟长袍就不同别处的大襟衣，它长至踝部，两侧开衩至腰间，穿时系一条绣花宽腰带，将大襟外翻，使白里露出宛如半边西装领。特别是它缀有半尺高的苗族特有的绣花披领。云南澜沧地区的拉祜族女袍，长及脚面，两侧开衩高至腰际，衣领、衽边、开衩等处均喜装饰以各色几何形小布块镶拼成的、十分醒目的精美图案；大襟上又嵌以数排银泡泡等，使其具有浓郁的云南民族特色，而云南彝族的大襟衣则大都较短，但绣工考究，花样繁多，或绣或挑，饰满各种彝族传统图案，仅楚雄州就有十几种，完全是另一种艺术风格。
广西的三江及贵州的从江、榕江等地的苗族与侗族传统女装，均为青色土布交领半长衣，细褶百褶裙，很难区别；贵州安顺镇宁南部的苗族与布依族妇女传统衣裙，也非常相近，外地人根本无法区别它们是不同的民族服饰，但当地人却能轻而易举地加以区别。贵州的壮族女装，尽管有的同苗族相近，有的与侗族略同，却都有壮族自己的风格。再如云南怒江州碧江、福贡的傈僳族与怒族的传统女装，从头饰到上衣、长裙，似乎并无差别。当我们问到当地妇女，这两个民族女装有何不同时，她们指着头上的珠珠帽上的一根根串珠说“傈僳族这里是红的，怒族这里是白的”……。看来，这两个民族传统女装的区别，仅仅在于那头饰上几条珠链的颜色。云南德宏州的傣族、阿昌族，其女装相近，但只要我们认真观察便发现：傣族女上衣使用布扣，而阿昌族却用银币式的钮扣。傣族与阿昌族妇女虽然都喜观在头上插花，可是傣族妇女的插花只限于未婚妇女，她们兴插塑料花或鲜花，花要插在发髻上，而阿昌族妇女不论老少，都兴插花，这花要用那种桃红色平绒做的扁平菊花，而且必须插在额部。西双版纳等地的布朗族妇女衣裙与傣族亦大体一致，唯其发式各不相同。新疆的哈萨克族同柯尔克孜族的服饰也大同小异。大都是上穿对襟坎肩、下穿大褶裙式连衣裙，但她们的头饰却各具特色，以少女服饰为例：哈萨克族少女戴平顶圆帽，帽顶要装饰一簇猫头鹰羽毛；而柯尔克孜族姑娘的礼帽顶上一般不缀羽毛，而喜欢定一束缨络等饰物。这些事实说明：从整体上看，我国各民族传统服饰均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就连那些长期相互为邻、交叉居住的兄弟民族，其服饰十分接近，其差别细微到外界人无法察觉的程度，他们各自的特点也是十分清楚的。
值得注意的是，族徽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不同民族的传统服饰上，而且在一个支系较多的大民族的内部，其各支系的服饰，也常常表现出很强的支系特点的。这大约是因为今天的支系，便是昨天的氏族、部落。在遥远的古代，今天不同支系的祖先，由于地理的或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原因，在服饰的制作与使用上不同，各自传承至今，诸支系的传统服饰，自然不会完全雷同。象苗、彝、藏、瑶、黎等兄弟民族，其传统服饰就都表现出很强的支系特点。
苗族有上百个支系，每个支系的传统服饰都有浓郁的特色。贵州黔东南各县，往往是同一个县的苗族服饰，有几个支系便有几种类型。台江县城郊的苗族妇女着藏青色百褶裙，长至脚面，盛装上衣绣花精美，光彩照人；而几十里外的岩板、巫脚等山村的苗族女裙则不足一尺长，上衣也很少绣花。黔东南州诸县苗族妇女，大都穿交领半长衣、百褶裙；贵州中部安顺地区的镇宁县江龙区的苗族妇女，则喜着窄袖短上衣，下穿织花长统裙；贵阳花溪、安顺等地的有些苗族妇女，兴穿套头装（“旗帜服”）；而黔西北威宁、赫章一带的苗族，不论男女都着麻布长衣，上缀大幅绣花披肩，女裙为浅色蜡染大褶裙……。
有些兄弟民族，其不同支系的传统服饰，往往是衣裙款式大体相近，但头饰、裹褙、披风、围腰以及绣花图案等等装饰各具风采。比如，云南的彝族女性，身上佩戴圆形裹褙的，就是大理州巍山、弥渡一带的姑娘；穿一张完整的黑色山羊皮，一定来自无量山下的南涧山区；假若，姑娘背后左侧佩挂的既不是裹褙，也不是羊皮，而是一块绣制精美的方形火草披风，无疑是楚雄州的，而且是武定县猫街或禄丰县中村一带的姑娘。左侧挎一长方形羊皮背披的姑娘，家乡一定在路南县的老圭山下。德昂族的红、黑、花三个支系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妇女统裙下端花纹颜色各异。西藏珞巴族的一些部落盛行文面，各部落均有各自不同的图案。据苏龙部落传说，他们是太阳的后代，当初太阳为便于辨其子孙，便在他们的脸上刺以不同的记号。虽然文面具有一定的原始宗教含义，但其最直接的目的，却在于：容易辨认本部落的人。②
笔者认为，一个民族为加强其内部的凝聚力，使族人更加亲密无间，生死与共，能够对付各种艰难困苦，使自己的群体生存、发展，会采用各种有效手段和机会来实现这一目的，每个成员都坚持穿用老祖先传下来的传统服饰，就是强化这种感情与观念的有效手段之一。而这种传承至今、历久不衰的传统服饰，正是一个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为民族生存、发展而艰苦奋斗的那种顽强的斗争精神的物化。它是一种群体意识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集体表象。在任何时候都突出自己的特点，强调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这正是族徽的灵魂所在。在苗族、阿昌等民族中有一种说法，人死时必须穿民族服装，否则，老祖先就不认你是本族人。
二、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试图从某些代表性的民族传统纹样、图案及比较典型的装饰等方面加以说明。
（一）有很多典型纹样、图案，在传统民族服饰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们是该民族（或支系）的代表纹样或图案，是这些民族或支系某种特定观念的反映，自有其深刻的内涵。
贵州丹寨的部分苗族（俗称“白领”苗）传统女装的衣领背后，衣袖等特定部位上，均饰有螺旋形蜡染花纹，苗语称“窝妥”。此种花纹图案的形制、大小、数目及排列位置等，都是老祖先传下来的，决不因人因地而改变，具有严格的规定性。这种女装，虽然都是由数以千计的苗族妇女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用不同的技法独自绘制的，却达到惊人的一致，仿佛是同一部机器印制出来的。此图案已成为这一苗族支系的标志。究其原因，说法不一，其一说它是老祖先最早创造的纹样，保存它是为怀念和尊重祖先。其二说它是为了纪念牛，此纹样仿自牛头的旋纹。喜欢使用牛头纹的，大都是历史上的农耕民族。与此相似的是贵州镇宁、普定等县的布依族女装，在其衣袖及长裙的下摆等处，也都饰有二方连续的蜡染图案，其基本纹样亦均为十分精致的螺旋纹。据说，此纹样是模拟一种药草（郎鸡草）的嫩苔，因为它曾医好一位重病缠身的美丽姑娘。这纹样的布局与组合与苗族的旋纹有明显的不同，它可作为布依族的代表纹样。
新疆巴旦木纹被称为维吾尔族的“族花”，有极强的民族特点，广泛应用于维吾尔族的服饰艺术等各种民间工艺品中，如绣花帽、墙围、花布等等。此基本纹样取材于新疆盛产的巴旦木果核，经世世代代的提炼、加工、美化而传承至今。它之所以深受维吾尔族人民的喜爱而成为本民族的代表纹样。其含意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它形似新月，是伊斯兰文化的标志，是力量与坚贞不屈的象征；另一说它具有很高的医药价值。据调查，在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的三大维吾尔医院中，有60%的药中都有巴旦木果核。此果核的主要功能是：治疗高血压、神经衰弱、皮肤过敏、气管炎及小儿佝偻病等常见病。总之，在当地人心目中，它有除灾去病的奇效。而驰名天下深受维吾尔族妇女喜爱的艾得丽斯锦，其纹样风格独特，有很强的动感和韵律感。其来历，一种说法是讲古代维吾尔族先民信奉萨满教，崇拜神树、水神的原始宗教意识的反映，其纹样是由树枝、水纹演变而来的。也有人认为，此纹是巴达木果核、水、梳子及民族乐器的变形纹。笔者曾在美国旧金山“假日”旅馆和床罩上看到过艾得丽斯锦纹样，可见，这种风格独特的优美纹样早已打破国界，落户于大洋彼岸，受到洋人的青睐。新疆的于田、民丰、且末一带的维吾尔族妇女的长袍前襟两侧各镶补七条十分醒目的横向排列的天兰色条形图案，据说，此种上装原为古代先民狩猎、打仗时的箭服，而其图案，则是由箭袋演变而来的。
鹿角纹是东北大兴安岭山区鄂温克族非常喜受的传统纹样之一。据调查，包括鹿角纹在内的兽角纹几乎占了他们所用纹样总数的一半左右，其形式变化多达几十种。达翰尔族学者苏日台认为，这种装饰纹样来自两种观念意识，一是鹿角的生长与脱离同大自然的季节更替联在一起的。猎民以此来掌握不同季节的更替以确定狩猎周期，此法与中原地区古代农业民族的“物候历法”相一致。二是猎民把鹿角神化，认为它是鹿的灵魂之所在，产生了崇拜心理。所以，在狩猎民族的装饰艺术中，鹿角纹独占鳌头。③四川金沙江畔的布拖、普格等地的彝族，其传统女上装多装饰以粗犷醒目的羊角纹（彝语称“约拉夫什”）。这里彝民历来以牧羊为业，至今仍坚持这一古老传统。羊角纹成为他们最喜爱的纹样是很自然的。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我国北方草原上的牧业民族——哈萨克族喜在服饰及床上用品上挑绣以精美的对马图案。这种图案最早曾见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织锦。它证明对马图源远流长，是数千年来草原文化观念的积淀。
云南纳西族妇女羊皮披肩以“披星戴月”的特殊造型闻名遐迩。据一位纳西族学者分析，披肩上的七星、日月等装饰图案，是来自对日、月、星宿的崇拜。这图案在纳西族妇女的心里可护身避邪、带来温暖，成了保佑妇女平安的护身符。而这披肩则是纳西族宗教、文化及审美观念得到较高层次发展之后的产物，也是纳西先民由游牧转入农耕后的产物。它继承了纳西先民崇拜日、月、星宿的传统，概括、集中了东巴文化对日、月、星宿的赞美。
（二）有些兄弟民族，在服饰图案上反映出对重大历史变迁的一种朦胧的记忆，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其传统服饰上的某些图案成了无文字的“史书”。如图案丰富而考究的苗族传统服饰上，有被苗族专家学者称之为“写在身上的历史”。例如有不少花纹图案都反映了苗族历史上的大迁徙。苗族祖先曾居住在黄河流域，后来才从北方迁到南方的。贵州的赫章、威宁一带的“大花”苗，据传说当初迁徙时，老祖先是骑着马走在前面的，于是把马褥子上的图案绣进了披肩。他们的披肩大，花纹粗犷，基本纹样大都是交叉着的两支箭，据称这样组成的图案可以刀枪不入。而分布在贵州赫章、纳雍、水城等地的“小花”苗，据传说，当时迁徙时，老祖先（“大花苗”祖先的弟弟）步行走在后边，他十分留恋故土，便把田园、树林、天上的星星、水里的田螺等都绣到披肩上。“小花苗”披肩较小，上面挑满各种精美几何花纹。而他们的传统蜡染女裙上的红、黑两色花纹象征天地，中部的三道黄、蓝、绿色带状装饰，则代表黄河、长江和北方平原。四川的古蔺、叙永、筠连一带的苗族女裙上，也有黄河、长江一类装饰纹样。都留下了古代先民大迁移的痕迹。土家族织锦上的传统纹样中，也有取材于历史的，如“土王五颗印”等等。这些装饰纹样与图案。毕竟不是文字，而是艺术，它所反映的不可能是具体的史实，只能是世代相传的族人对自己历史重要片断、历史事件一种模糊的记忆。
还有些兄弟民族，其服饰上的某些传统图案，简直就是一幅幅对民俗活动的生动描绘。如云南武定等县的彝族盛装女裤的裤脚上喜绣人形纹。不仅纹样独特，其装饰部位也别开生面，别处极为少见。这是以挑花手法挑成的二方连续人体变形纹。此纹样为手牵手正在跳舞的女性（穿裙）群体形象。由于十字挑花的针法的限制，它形象夸张、简洁、明快，极富生活情趣。这正是取材于彝族传统民间舞蹈——打歌的场面。而海南黎族妇女新嫁衣的织花筒裙上的婚礼图，更为精彩动人。上面有热闹的送亲、迎亲、新娘坐轿、众人抬轿子、吹喇叭等形象，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土家族织绵“西兰卡普”上的“迎亲图”也极为热闹、生动，与黎家的婚礼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种种，是兄弟民族人民热爱生活、憧憬幸福的心理写照。各民族以自己特有的视角与审美情趣着意表现生的欢乐，蕴含着人们对民族兴旺、繁荣的强烈愿望。在这里，艺术与悲观无缘。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祝愿生命繁荣，以生命繁荣为最高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与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有不少民族地区，人们把族人对生命繁荣这一审美理想的刻意追求，突出地表现为：把精力倾注在童装上，人们把民族的繁荣兴旺全寄托在儿童的身上。在我国南方的苗、侗、水、瑶、白等兄弟民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母亲们常常是调动各种工艺手段，把背儿袋，这母亲身上的摇篮，精心绣制装饰得五彩缤纷，令人赞叹。这些背儿袋大都是兄弟民族著名的高档次的刺绣精品。
（三）有些兄弟民族在传统服饰装饰的图案中，喜欢用某些特定的动、植物或日、月星辰等变形纹作为代表纹样，或佩戴摸拟某种动物形象的头饰，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与该民族的图腾崇拜或自然崇拜有密切关系。
在贵州的黔西北、云南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彝族妇女喜穿大襟长袍。其盛装长袍的下摆，要缀以用白布条或白线盘绕而成的三组（两侧、中间各一组）螺纹，各成组合图案，精致而醒目。据彝族学者讲，白色螺纹，彝语称“木普木古鲁”，意为“天父”；底色呈现出的黑色螺纹，彝语称“米莫米啊哪”，意为“地母”。又讲这组合图案是虎头变形纹，它们是彝族崇虎宇宙观的反映。而苗族服饰上的龙、蝶等图案，同彝族服饰上的虎图案一样，大都与古老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关系。贵州黔东南的台江、凯里、雷山、剑河等县，苗族妇女盛装上的龙图案，运用广泛，而且位置显赫，对于龙在人们的心目中，颇有敬仰之意。黎族的女装，有些地区以龙、水牛、芭蕉等古老图腾性质的物象为图案。这些图案曾是同一血缘集团的标志，也是支系群体的象征。西藏珞巴族地区，人们喜戴蛇形手镯，认为戴它可以护身。有关专家认为，珞巴族认为蛇与自己有某种血缘联系，所以崇拜蛇。④
综上所述，这些绣在服饰上的各种精致图案，作为艺术，它们精美异常，绮丽多姿，其中不乏传世珍品，确实是穿在身上的艺术。但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它不单单是为了美而创造出来的，而是各有其深刻的内涵。尽管包括它的制作者在内的许多人，可能还一时讲不清楚其含义是什么，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它是一种积淀丰厚、以集体无意识传承方式作下来的文化，而且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族人为民族的繁荣、兴旺而团结、奋进。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三、男女服饰的演变及差异
一般地说，传统女装总是保留着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不大容易受外界影响而改变；男子装束较易变化，而且越来越简便。不论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从全国55个兄弟民族的全局来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比如，苗、藏、瑶、彝、侗、哈尼、傣、黎等兄弟民族，其传统女装千姿百态、各显风采，而传统男装则不过几种而已。而且，当今都市流行的各类时装正在迅速地取代昔日男子身上的传统装束。
原因究竟在哪里？这是在考察民族服饰时，我们司空见惯而又没有认真考虑答案的老问题。笔者认为，原因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的社会分工使广大妇女分担家务劳动，男子则从事野外的田间（或渔猎）劳动。所以，从劳作环境看，女装可以多一些装饰，可以复杂一点，可以多绣些花草图案，而简捷、轻便的装束更适合于野外、田间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男子。
2、妇女是家务劳动的主要力量，是传统民族服饰制作者。从头到脚，全家人的每件服饰都是她们一针一线缝制的。她们是民族传统服饰艺术的创作者。传统服饰艺术是女性的艺术，只有妇女才更有机会在自己的服饰上显露才华，施展自己的聪明智慧，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造，使蕴藏在她们之中的潜在的艺术创造力与对美的追求得以充分发挥。由此，那些年轻姑娘们会因此而赢得社会尤其是小伙子们的赞赏和爱慕，她们也能够而且乐意把更多的心血倾注于自己的服饰制作上来。
3、由于社会分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男子活动范围大、视野宽，与外界接触多，接受外界影响一般地说，比妇女要多、要快，表现在服饰上，较易于接受外界新的流行服装。所以，在服装的变化、改进上，男子总是走在前面。人们往往看到，当寨子里大多数妇女还穿着老辈人传下来的土布衣裙时，有些小伙子却兴高彩烈地穿着牛仔服在众人面前夸耀。随着妇女地位的变化，这一点正在逐步改变。那些经济发展快、现代化程度高的民族地区，尤其如此。
4、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与婚俗密切相关的原因。在民族地区，人们习惯凭自己所熟悉的传统服饰找到本族人。一种历史上形成的自然的亲近感，把同族人维系在一起。这种纯朴的民族感情和古老的观念，及极力保持本民族的血统“纯净”的思想，产生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不同民族或不同支系的男女青年不通婚。如广西金秀的瑶族支系“花篮”瑶，从前严禁与外族、外支系通婚。贵州的壮族，姑娘不外嫁。而贵州土著仡佬族各支系间的不通婚姻，早在清代《贵州通志》上就有明确记载。在那些地方，青年在恋爱找朋友时，小伙子首先注意的是必须找到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姑娘。每逢传统的民族节日，在那些社交场所，要想在万头攒动的人海中准确地识别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姑娘，最直观、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她的穿着打扮。而姑娘们则个个身穿特色鲜明的传统盛装，打扮得花枝招展，以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本族小伙子关注的目光，等待着意中人。从这层意义上讲，女青年穿不穿传统服装，其结果大不一样。因为她们处于婚恋活动的被动地位，一般要等着小伙子来主动找她，所以，如果她不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就会失去结交伴侣的良机，不管她的衣服多么漂亮、人多么俊俏，本民族或同支系的小伙子都不会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不予理睬。在这里，小伙子穿什么服装并不重要。因为一般地说，双方接触，一经交谈，女方便会知道其民族与支系。
四、关于几种特殊的佩饰
在兄弟民族的传统服饰中，有些佩饰十分特殊，这类佩饰往往只流行在一个民族或其中的一个支系中，而在别处则是很难看到的。比如，流行于苗族地区的装饰性很强的披领，彝族地区的裹褙、披风等等。
绣花披领实际上是一种缩小了的披肩，在苗族传统服饰中，是一种常见的佩饰，尤以苗语西部方言区为普遍。这种饰品是全身的重要装饰部位，不但造型别致，而且图案考究、绣工精致，十分引人注目。人们常常把它看成一种单纯的装饰品。如贵州的望谟、安龙，云南的丘北等县的苗族女装，其后披领的形状大小，酷似海军服的披肩，真象是出于同一个设计师之手。云南丘北一带的女装披领稍大些。有些地方的上衣则只有后翻领，象贵州的镇宁县江龙区的苗族女上衣，其后领正中，只有一块约3公分见方的图案，均有很强的装饰性。
这些披领（或披肩）的作用是否仅在于装饰与美化？不然。它们至少还有两种实际功能：首先是它们有加固上衣的作用，使之不易于缝合处撕开；有些地方的上衣，其缝合线刚好在衣背的正中，上面定上这块披领，会牢牢将两部分固定起来，这同鄂温克猎民皮袍开衩处的装饰图案有防止皮衣开裂的作用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它在早期曾是一种主要用来抗寒的大披肩，后来成了一种遗留。当时，只有大披肩才能抵御北方或山区的严寒（如现在贵州威宁、赫章一带的“大花苗”披肩，它由左右两扇缝缀而成，是用毛、麻线混织的，十分厚实，宛如两片薄毛毯从双肩披到臀部）。后来随着其先民的逐渐南迁，气候渐暖，大披肩就变成小披肩；有的又将小披肩缩小、简化成一种美化服饰的装饰品。从服饰演变的一般规律看，任何一种服饰，开初大都从实用开始，美化是后来的事情。
云南一些地区彝族妇女盛装服饰的毡裹褙及火草披风，也是别具一格的传统服饰品。如果说，苗族披肩还同服装连为一体、是上衣的一部分，那么，彝族的这种佩饰却已完全同服装分开，似乎可有可无，游离于服饰之外。
裹褙是一种直径约30公分的园形毡料饰品，由两条花带系着挂在身后垂于腰际，是大理州巍山县东山、弥渡县西山一带彝族妇女盛装时不可或缺的服饰品，不论老少，人人皆戴。巍山的裹褙尚保留着早期的古朴风格：不包布面，直接在白毡面上用黑、红等彩线绣以简洁、明快的齿轮形或矩形图案。弥渡县的裹褙，工艺考究，以青布作面，上绣满色彩艳丽的各种团花图案。外地人很难想到它的用处，大都以为这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装饰品。尽管它有很强的装饰性，但它仍然是很实用的：一是它挂在身后可护腰抗寒；二是彝族多居山上，历来交通不便，背背篓成为重要的运输手段，妇女是爬山背篓的主力，背负重物时，把裹褙垫在背后，可防止磨损皮肉，也免受许多痛苦。可以设想，最早的裹褙，决不会有后来这般精致、漂亮的造型，而是简单、粗糙得多。
楚雄州的武定、禄丰、元谋等地有的彝族支系中，姑娘们在盛装打扮时，背后左侧都要挂一块绣花精致的火草披风，说“披风”有些夸张，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块长不过1尺5寸、宽约1尺的长方形火草布。只是经姑娘们刻意装饰，它已被绣得花团锦簇，成为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其实际作用，装饰之外，也与披肩裹褙差不多。关于火草布的原始形态，我们无法知道，根据上述事例推测，它一定是一种有较强防寒性能的大披风，不会有这么多绣花的。
早期的服饰，由于种种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审美观念的局限，人们首先想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实用，是抗寒护身，而不是美观。这应该是一条规律。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还参考了向零、翁家烈编：《夜郎故地上的女性》，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张承原、方华著：《德宏风采》，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注释：
①杨学芹、安琪：《民间美术概论》，第113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②李坚尚、刘芳贤：《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第175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③鄂·苏日台：《北方狩猎民族的原始艺术》第3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李坚尚、刘芳贤：《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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